辛亥革命前，章太炎由赞助维新到倾向革命，由援用今文到宣传古文，究竟他在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起了什么作用？又该如何评价？

我认为，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作用，主要在宣传反清、鼓吹革命方面，特别是对思想界影响深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其一定地位。

近代中国，是动**的中国，戊戌、辛亥间，中国面临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严重的民族危机，人民要革命，时代在前进。变法失败，康有为以“维新志士”逋逃海外，光绪皇帝以“诏定国是”被幽禁瀛台，保皇救国，政治改良，自有一些人表示同情。然而，义和团运动的掀起，八国联军的侵入，人民的觉悟提高了，反清的旗帜树立了，章太炎宣称：“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是当时较早由改良转入革命的先进人物。康有为等却“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当时知识界仍“为康、梁邪说所惑，混淆其良知”[21]。《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既出，打击了改良主义，提高了革命思想；“苏报案”发生，狱中坚持斗争，激扬了民族气节；主持《民报》，积极阐扬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旨意，深刻揭露改良派“污邪诈伪”“志在干禄”的丑态，文字锐利，“所向披靡”：章太炎在辛亥时期是有其劳迹的。

问题是，章太炎为什么要运用中国传统儒家经学的形式进行斗争？由于儒家经学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是封建文化的主体。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一些封建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转化，但孔子的偶像依然存在，即使像康有为那样“先进的中国人”，也不断搬用或推衍儒家经籍，传统的儒家学说桎梏很深。这样，章太炎也就用自己的思想去发挥经书里的东西，借经书里的东西去证实自己的思想。你说孔子是“改制”的“神明圣王”，我说孔子是“史家宗主”；你用“三统”“三世”昌言“革政”，我用民族主义鼓吹革命；你说今文经学是孔子“真传”，我说今文学说是“诡诞”“诬妄”。从而粉碎康、梁坚持改良的理论依附，促使知识分子在头脑中消除康、梁影响，而革命潮流也如“黄河伏流，**之势矣”[22]。

章太炎东渡之后，一方面指斥改良派的“竞名死利”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遥相呼应，使“虏廷之自恣必甚，而亡国划类，固可以旦夕俟之”[23]，从政治上加以“箴贬”；另一方面反对今文学说“信神教之款言，疑五史之实录”，认为只是“空穴来风”，所谓“三世”说，也只是“以胸臆度”[24]，从理论上加以驳斥，辞正义严，言而有征。连攻击他的人都说：“枚叔颇为《民报》所欢迎，盖利用其文章，以为金钱主义，销数极旺，亦是好际遇。”[25]那么，章太炎和康有为之间的论战，有时好像是“经学”问题，而实质上却是社会实际问题，反映了他们的不同政治要求和不同见解，在“经学”问题的后面，隐藏着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体系，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服务。他们不是单纯的经学上的学派之争，而是以经学为形式展开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章太炎之所以着力对康、梁改良派进行批判，又是因为康、梁等“鼓其簧舌”，在知识界中仍肆“煽惑”。本来，鼓舞民志，提高觉悟，知识分子是起先锋作用的；而“倾侧扰攘”，附会经训，也会在知识界制造混乱。章太炎认为：“目下言论渐已成熟，以后是实行的时代。但今日实行上有一种魔障，不可不破。因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26]那么，“秀才”就要起制造舆论、宣传鼓动作用，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贡献主要在此。

或者认为，章太炎是“从清朝前期地主阶级反满派中汲取思想，是吕留良、曾静等的继续”。是的，章太炎确实继承了顾炎武以来古文学派的治学方法和经世含义，但也是适应新的时代特点，为排满革命服务。只要看，章太炎这时既钻研了东方的佛教哲学，又渗透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这点就和顾炎武不同。只是由于当时革命派思想上的敌人依附今文，妄图立宪，于是以古文反今文，利用“经学”的形式而已。至于“光复”，也不和吕、曾尽同，他的“民族主义”，主要“排满”，也曾“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27]。他的“光复”，又是“义所任，情所迫”[28]，只要看武昌起义后，各省光复，不还是称为“光复”吗？他的“光复”不正是为反清革命服务吗？

或者认为，章太炎一味反对经今文学派，但今文学派在维新运动是曾经有进步的一面的。似乎反对“有进步的一面”的今文经学，就是落后或反动的了。实际上章太炎利用古文经学反对今文之时，今文经学已不能起它“进步”的作用了，康有为也已逐渐落后于形势了。非但如此，今文经学具有活力，维新运动代表进步趋势之时，章太炎却赞助过康有为，并在自己的论著中一度援用今文说，尽管他是古文经学派。只从学术上的异同、学派中的分歧，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诊断出他的症结所在，只有透过经学的外衣，才能找出它的实质。

当然，章太炎矢志革命，又是依援儒经，“兴起幽情”“感怀前德”，脱离不了儒家经学的羁绊，有着不少封建性的糟粕，有其严重的局限性。这点，也应充分估价，进行必要批判。但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清宣传作用，还是主要的；而且，像他这样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以革命反对改良，以古文反对今文，每为一般人所不能代替。

或者说，这样对章太炎是否评价过高了，他后来和孙中山闹矛盾，重组光复会，埋首书斋，“脱离革命”，又将如何看待？我认为，历史研究贵在实事求是，应该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加以剖析，既不要虚誉溢美，也不要求全责备。如果说评价能够符合实际，那也就没有过高过低之嫌。章太炎在辛亥革命的作用，当然不能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相比拟。孙中山领导了这场革命，而章太炎的作用主要只在宣传反清方面。特别是1909年后，章太炎的政治论文减少，革命意志较前衰退，甚至做了一些对革命事业不利的事。但他爱“中夏”除“外祸”“辟邪辞”[29]之心未尝稍减，没有脱离革命。他和同盟会闹矛盾，使“革命分势”，当然不好；但他的斗争锋芒所向，仍旧是清政府及其追随者。他和同盟会的矛盾，只是内部冲突，而不是“背离同盟”。他在武昌起义前夕，还写了《诛政党》，说各类立宪派是“同为民蠹，一丘之貉”[30]，他反清的革命大方向还是没有变。

然而，也正由于章太炎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很深，使他蒙上一层封建的翳障，不能进一步有所作为，但他在辛亥时期宣传革命的历史作用，还是值得重视的。

本文是在日本朋友的帮助和启发下写出的，特别是《台湾日日新报》，就由近藤邦康教授和阿川修三先生提供。本文写出，又蒙近藤邦康教授随时协助，特此志感。

1983年11月18日

[1] 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见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页，下简称《政论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

[2] 章太炎：《异术》，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55页，下简称《章谱》，中华书局1979年版。

[3]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制言》第25期。

[4]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二十九岁”。

[5] 戊戌政变以后，章太炎在《今古文辨义》和《翼教丛编书后》中，仍认为康、梁在变法时“不失为忠于所事”，还对“经术文奸之士，藉攻击廖士（平）以攻击政党者”加以批驳。在《台湾日日新报》发表的《康氏复书》，章氏自述“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所与论辩的在于“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亦即囿于学术上今古学的异同。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亦即政治方面，却“未尝少异”，政治上还同情康、梁。

[6] 章太炎：《致吴君遂等书》1902年3月18日，见《政论集》162-163页。

[7]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八年，三十五岁”。

[8] 章太炎：《检论·小过》，《政论集》第709页。

[9] 章太炎：《征信论》，《学林》第二册。

[10] 章太炎：《尊史》，《訄书》重印本。

[11] 章太炎：《订孔》，《訄书》重印本。

[12]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1902年7月，见《政论集》167页。

[13] 章太炎：《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訄书》重印本。

[14] 章太炎：《致吴君遂书》，1902年8月8日，《政论集》第172页。

[15] 章太炎：《致吴君遂书》，1902年8月8日，《政论集》第172页。

[16] 章太炎：《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政论集》第243页。

[17] 章太炎：《衡三老》，《政论集》第325页。

[18] 章太炎：《答梦庵》，《政论集》第398页。

[19] 章太炎：《答铁铮》，《民报》第十四号。

[20]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政论集》第276页。

[21] 《生章炳麟与死邹容》，《复报》第四号“批评”栏。

[22] 《生章炳麟与死邹容》，《复报》第四号“批评”栏。

[23] 章太炎：《箴新党论》，《政论集》第343页。

[24] 章太炎：《信史》上、下，《学林》第二册。

[25] 楼思浩：《致汪康年书》，《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上海图书馆藏。

[26] 章太炎：《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政论集》第328页。

[27] 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章谱》第243页。

[28] 章太炎：《官制索隐》，《民报》第十三号。

[29] 《缘起》，《教育今语杂志》第一册。

[30] 章太炎：《诛政党》，《章谱》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