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是俞樾的学生，俞樾又是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传下来的清代著名的“汉学”大师。章氏闻其余绪，“学益精审”，以“私淑”首先宣扬古文经籍的刘歆（子骏）自居，早年撰著《春秋左传读》，就是驳难清代经今文学者刘逢禄的。

1894年，中日战争发生。次年，《马关条约》签订。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政府的腐败，激起了人民的愤怒。康有为等运用今文“微言”，宣扬变法维新。章太炎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撰《时务报》《经世报》和《实学报》，基本上赞成维新变法。指出中国应该“发愤图自强”，“不能惟旧章之守”，主张“以革政挽革命”。

章太炎和康门弟子共事不久，但他在这时的论文中，却有沾染今文学说的迹象。如《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说：“是故整齐风俗，范围不过，若是曰大一统；益损政令，九变复贯，若是曰通三统。通三统者，虽殊方异俗，苟有长技则取之。”“吾闻《齐诗》五际之言曰：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革政。……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1]《异术》说：“三统迭建，王各自为政。仲尼以春王正月莫络之，而损益备矣。”[2]“通三统”是《春秋》公羊家言，《齐诗》传者喜以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它们都是今文经说。

今文学派的学说，并不排斥其他学派的援用；但作为严守家法的古文学派来说，每每视若鸿沟。章太炎后来诋击康、梁，批驳今文，自称：“余治经专尚古文，非独不主齐、鲁，虽景伯（贾逵）、康成（郑玄）亦不能阿好也。”[3]和他所学异途并为他后来所深诋的今文学说，在维新运动时期一度援用，原因何在？且先看他是怎样阐释这些经说，旨在说明什么？

章太炎以为“大一统”是“整齐风俗，范围不过”；“通三统”是“益损政令，九变复贯”，和吸收“殊方异俗”的“长技”，“以卫吾一统之教”。也就是说，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殊方异俗）的“长技”，可资中国“借镜”的，可以作为改变成法（益损政令）的参考。例用举办“有益于黄人”的学会以说明“修内政”、行“新制度”的必要，说明不能“惟旧章之守”，而需“发愤图自强”。又就《齐诗》五际“革命”“革政”加以推衍，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礼秀民，聚俊才”，进行“革政”，亦即实现政治改革。那么，他援用《公羊》《齐诗》，旨在阐明变法的必要性。章太炎在戊戌变法时期，政治上同情资产阶级改良派，参加了他们宣传刊物的编辑，并在自己的文章中，运用了今文观点。

章太炎之所以在政治上同情资产阶级改良派，以至在自己的论著中渗附了某些今文学说，这是因为甲午战后，外侮频仍，国势浸衰，康有为等提出救亡图强，代表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赋有进步意义。章太炎对康、梁的同情，主要是对这种政治主张的同情，从挽救民族危亡、进行变法图强来说，他们这时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章太炎和康有为等毕竟不是同隶一个学派，他赞助康、梁，也只是由于时代的特点，而不意味学术思想上的混一。他同意康、梁改革的主张，并不能证明他们政治上的完全一致；而学术对立中产生的理论差异，又每易导致他们政治上的某种分野。今文经说的“诡诞”“恣肆”，毕竟与“朴学”殊科，“论及学派，辄如冰炭”，“然古今文经说，余始终不能与彼合也”[4]。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争论，每每基于学术领域上的理论争论，且未公开决裂；对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变法主张，又多赞同，并且延伸到“政变”以后[5]：还是主要从政治上着眼。章太炎怀疑的是“改制”的夸诞外衣，而赞同的则是“改制”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基于后者，他和康、梁暂未分裂；基于前者，跟随社会历史的发展，他和康、梁终告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