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辨》序

曾闻有康氏《新学伪经考》，甲午六月，吾友鹿岛网曳以沽贩差人上海，因托购一本，得而翻之，服其见出人意表也。然余闻先人说，夙知《周礼》《左传》《孝经》及《古文尚书》等为西汉伪托，今又何论。后阅《说文》，大有所疑。李斯得志在始皇十年，其死则二世二年，间三十年，其变古籀，作秦篆，当在此间。而同时程邈作隶，汉以后依之。然则李之所作，何人读之，何书用之，其可征之后世者，不过一二碑本耳。况于隶之字原，多出古文乎？康氏曰：古字三千，刘歆伪字六千，余谓《仓颉篇》三千字，以篆记之，又且不能无疑也。

此书一阅，致之瓮江先生，先生受读数月，自朱见返，复致之成斋先生。先生之门有庄原子，作此辨，亦能读古书者。初，余获此书时，会与清国搆衅，故赍来之后，忽禁通航，事颇奇合。今兹戊戌，康氏避难我国，更复奇。而瓮江先生及庄原子今则为泉客，唯其不奇吁矣！记以遗后昆。

明治三十一年九月念一

大槻修如电年五十又四

近有妄人康祖诒著《新学伪经考》一书，以为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作，因谓“六经虽罹秦焚，未尝亡缺，其言亡缺，出歆伪说。凡《史记》中言古文、载古文说者，皆歆所窜入。《汉书》则歆撰之恣其虚伪，而班固取之也”。先是，刘逢禄著《春秋左氏考证》，谓左氏书法出歆窜入。康则广而大之，举诸经传入之一网中，遂言歆以其学夺孔子正统，许慎、郑玄辈皆为所幻惑。从斯以来，训诂形声之学遍天下而大道灭矣。其言妄诞，不足与辩。但恐近日学者猖狂恃气，务弃斥旧说，抵诃前人，以为学者能事。令若辈读斯书，必有雷同附和、妄腾口说者，则贻患不鲜也。乃为之辨，以示初学。大抵康说凭空臆决，不多具证，验其所援引，往往误读本书，疑所不当疑。今订其所误，祛其疑而说之，缪戾自见，不必深论难也。康又举经说同异，以扬今文、抑古文。夫两汉诸儒，各持门户，互有得失，学者宜虚心平气，舍短取长，党同伐异，最当戒慎。而康举经说之得失，多不足决经本真赝，故略而不辨。

辨秦焚六经未尝亡缺

康曰：“后世六经亡缺，归罪秦焚。秦始皇遂婴弥天之罪。不知此刘歆之伪说也。歆欲伪作诸经，不谓诸经残缺，则无以为作伪窜入之地，窥有秦焚之间，故一举而归之。一则曰书缺简脱；一则曰学残文缺；又曰秦焚《诗》《书》，六艺从此缺焉；又曰秦焚《诗》《书》，书散亡益多。”云云。“皆假校书之权为之也”。（卷一，五叶。）

“六经残缺之说”，出《史记》《汉书》，《史记》决不有歆窜入，《汉书》亦非歆所作（辨并见下）。以为歆伪说者，诬也。使歆果作此说，则当时学者闻数百年未闻之说，曾无一人疑而辨之者，何也？虽曰“假校书之权”，岂能然乎？

康曰：“焚书之令，但烧民间之书。若博士所职，则《诗》《书》百家自存。”云云。“《史记》别白而言之曰：‘非博士所职，藏者悉烧。’则博士所职，保守珍重，未尝焚烧，文至明也。又云‘若欲有学，以吏为师’，吏即博士也。然则欲学《诗》《书》六艺者，诣博士受业则可矣。实欲重京师而抑郡国，强干弱支之计耳”。（卷一，五叶。）

又曰：“《秦始皇本纪》云：‘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徐广曰：‘一无“法令”二字。以《李斯传》考之，云：‘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无“法令”二字。’”云云。“然则‘法令’二字，为刘歆所窜乱者可见矣。徐广所见，犹是史公原本”。（卷一，七叶。）

又曰：“秦焚《诗》《书》，博士之职不焚。是《诗》《书》，博士之专职。秦博士如叔孙通有儒生弟子百余人，诸生不习《诗》《书》，何为复作博士。”（卷一，六叶。）

又曰：“博士所职六经之本具存。七十博士之弟子，当有数百，则有数百本《诗》《书》矣。此为‘六经’‘监本’不缺者一。”（卷一，十七叶。）

秦但烧民间之书，博士所职则自存，此言诚然。然博士所藏烬于楚人一炬，而天下无复完本，则亡经之罪固当归之政、斯。且焚书之事，源于博士淳于越。是封建而非郡县，以激成李斯之怒，故有挟书之律、偶语之禁，其意在禁儒术，非强京师弱郡国之计也。安有使博士传《诗》《书》之事乎？秦时博士掌通古今，以备顾问、参计议，与汉世五经博士专门教授者不同。其弟子亦练习国家故事典礼，以故叔孙生弟子百人共起朝仪可见已。《始皇本纪》“法令”二字，有者为是，即无此字，其意自明。上文曰：“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是士之所学，当世法令，而非《诗》《书》古训，灼然明白矣。其称博士为吏，亦非所闻也。

康曰：“萧何收丞相御史府之图书。丞相府图书即李斯所领之图书也。斯知六艺之归，何收其府图书。六艺何从亡缺。”（卷一，十叶。）

又曰：“丞相所藏，李斯所遗，此为六经‘官本’不缺者二。御史所掌，张苍所守，此为六经‘中秘本’不缺者三。”（卷一，十七叶。）

李斯从荀卿，亦学六经者，然师死而遂倍之，安尊六经而藏之？且焚书之议，明言博士官所职，则不藏于丞相、御史之府明矣。张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如淳曰：“方，版也。”谓书事在版上者也。是御史所掌，则吏胥文书，非《诗》《书》六经也。且苍虽得《春秋左氏传》献之，不必献《诗》《书》六经也。《史记》曰：“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以上节文）是可见何所收图籍文书，非《诗》《书》六经也。而博士所藏诸经亡于此时，亦可知矣。

康曰：“孔子之书藏于庙，自子思至汉，凡二百余年不绝。”云云。“史迁读孔氏书，又尝观其藏书之庙堂。及车服礼器，又讲业其都，未尝言及孔庙所藏之六经有缺脱。而叹息痛恨之”。（卷一，十二叶。）

又曰：“孔子世传，六经本不缺者四。”（卷一，十七叶。）

按《史记》云：“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以上）唯言书耳，必非六经。果六经，则已诣守尉烧之矣。

康曰“《儒林传》言”云云，“高帝围鲁，诸儒讲诵习礼乐不绝。又言”云云。“汉兴，诸儒修其经艺”云云。“所云‘讲诵’，所云‘经艺’，皆孔子相传之本”。（卷一，十一叶。）

又曰：“齐鲁诸生，六经读本不缺者五。”（卷一，十七叶。）

鲁中诸儒，讲诵、习礼乐，不必执书诵之。汉兴，诸儒修其经艺，即浮丘伯传《诗》、伏生传《书》是也。非有孔子相传之本。假令有之，已不免秦焚，安能存乎？

康曰：“李斯再传为贾谊，贾祛一传为贾山，皆儒林渊源可考者。”云云。“贾祛、吴公传六经读本不缺者六”。（卷一，十七叶。）

《汉书》：“以贾山祖父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山受学祛，所言涉猎书记，不能为醇儒。”（以上）不言贾祛传六经完本也。《史记》：“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以上）亦不言李斯传六经完本也。

康曰：“藏书之禁，仅四年，不焚之刑，仅城且〔旦〕，则天下藏本必甚多，若伏生、申公之伦，天下六经读本不缺者七。”（卷一，十七叶）。

自战国时，诸侯力政，除去典籍，儒术之绌既久矣。而秦法峻急，天下孰敢犯禁触法者，是必无之事也。

康曰：“经文简约，古者专经在讽诵，不徒在竹帛，则口传本不缺者八。”（卷一，十七叶。）

诸经有传于口授者，若《诗经》、若《公》《穀》《春秋》是也。然以此为六经不缺之证，则不可。且康谓《书》止廿八篇，《礼》止十六篇，故曰“经文简约”。其实《书》百篇、《礼》五十六卷，岂所口授能传乎？

辨河间、鲁共得古文出刘歆伪说

鲁共王坏孔子旧宅，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河间献王得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汉书》载之，而《史记》不载，康以为刘歆伪说。

康曰：“古文诸伪经，皆托于河间献王、鲁共王。以史迁考之，寥寥仅尔。若有搜遗经之功，立博士之典，史迁尊信六艺，岂容遗忽？若谓其未见，则《左氏》乃其精熟援引者。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不容不见矣。此为无古文之存案。”（卷二，五叶。）

天下遗文古事，毕集太史公，史传、谱谍之类则然，若经籍，则不必然。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艺文志》注，如淳引之）据之，藏书之府不独太史所管领，则史迁亦当有未见矣。《左氏》则献于张苍，不与壁中诸经涉也。史迁时，古文未立学官，河间虽立博士，唯以教授国中，其传不广，史迁未详得其事，以故略而不载，无足怪也。且史迁略而班固补之者亦多，如贾谊《治安策》、董生《天人对》皆是也。此皆出刘歆伪作乎？

康曰：“据《艺文志》《刘歆传》《河间献王传》，古文《礼》《礼记》，共王与献王同得，而皆不言二家所得之异同。岂残缺之余，诸本杂出，而篇章、文字不谋而合，岂有此理？其为虚诞，即此已可断。”（卷四，六叶。）

又曰：“即使献王在武帝初，共王在武帝末，相距数十年，则献王之古文《尚书》应大行，何以山东诸儒未尝有之？俟共王得书后而孔安国乃传之哉？其自相矛盾，作伪日劳，抑可概见。”（同）

共王坏宅得书，在景帝时（《艺文志》云“武帝末者”，误）。盖其真本入中秘，其写本或留在孔氏，或传至河间，河间所得与共王所出本，非有二本也。河间立《毛诗》《左氏》博士，不立《尚书》《逸礼》等博士，则得书而未读也。至孔安国，乃读其《尚书》，以起其家。其事之先后，可求而得。《汉书》所叙，未尝矛盾也。

康曰，“《艺文志》又言：‘《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是古文《礼》，淹中又得，淹中及孔氏所得，与‘十七篇’同一相似，同一多三十九篇，不谋而同，绝无殊异。焚余之书，数本杂出，而整齐划一如是，虽欺童蒙，其谁信之？”（卷四，七叶。）二本同出于鲁，其同源可知。篇数之同，无以怪也。

按壁中所出经传，与河间所得，《汉书》志、传所言，详略互见，今作表示于下：

辨刘歆窜改《史记》

康谓《史记》多为刘歆所窜改，凡《史记》中言古文者八条，《诗》《书》六条，《礼》二条，《易》三条，《春秋》九条，皆以为窜改。又引赵翼《廿二史札记》，以证《史记》多经后人窜补。然至歆为窜入，则无一征验。但引《后汉书》注及《史通》载歆续《史记》之事。然续集不足以为窜改之证，且二书所言，疑据《西京杂记》为说，恐不足信。

康曰：“当成帝时，东平王宇以叔父之尊，上疏求《太史公书》，朝廷不与，则外人见者绝少。其唯刘歆肆行窜入至易也。”（卷二，三十七叶。）

按《汉书·司马迁传》曰：“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以上）据之，宣帝时既传于世矣。其东平王求而不与者，自有说。按《汉书》，东平王初通奸犯法，久之，与太后不相得，元帝敕谕王及太后，又敕傅相曰：“自今以来，非五经之正术，敢以游猎非礼道王者，辄以名闻。”成帝时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遂不与”。（以上节文）是知王之求者，非唯求之，乃请读之耳。不能以此为外人少见之证也。

《五帝本纪》曰：“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康曰：“《史记·五帝本纪》依《五帝德》《帝系》而作。古文如《周官》《左传》《国语》，则添出伏羲、神农、少昊，与《史记》大相违谬。何为忽以古文为‘近是’，得无自相矛盾乎？其添设之迹，不攻自破。”（卷二，廿三叶。）

按司马贞注此曰：“古文，即《帝德》《帝系》二书也。”（以上）此解可通。凡言古文者有三，一谓“壁中经本”，二谓“壁经字体”，三谓“先秦旧书”。史公所称古文，多谓“先秦旧书”。康见“古文”二字，辄认为“壁中经本”，故致不通也。此外所引七条皆同，其误不悉辨也。

《十二诸侯年表》曰：“鲁君子左丘明。”云云。康曰：“《儒林传》述《春秋》有《公羊》《穀梁》，而无《左氏》，史迁征引《左氏》至多，如其传经，安有不叙？此为辨今古学真伪之铁案。”云云。“歆以《史记·儒林传》彰著，难于窜乱，故旁窜于《十二诸侯年表》，以为《左传》之证”。（卷二，三十一叶。）

康又曰：“或疑诸经古文不列学官，以《儒林传》从功令，依博士叙之，其不列学官者，自不能及。释之曰：若古文为真，古文《逸书》亦不列学官。而《儒林传》已言之。同为不列学官，于古文《逸书》则详之，于《毛诗》《逸礼》《周官》《左传》则略之，岂情理乎？此可一言断也。”（卷二，十三叶。）

又曰：“《儒林传》虽粹然完书，然云：秦时焚书。”云云。“又云：孔氏有古文《尚书》。”云云。“又云：《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云云。“此三条是刘歆窜乱以惑人者”。（卷二，十八叶。）

又曰：“难者曰‘《儒林传》全篇粹完，若歆能窜入，则歆为《毛诗》《逸礼》《周官》《费易》《左传》何不并窜之？’释之曰……”云云。“《儒林传》人人共读，若骤窜群经之名，诸儒骤起，按旧本而力争，则其伪更易露。唯略为点缀一二语，使无大迹，非唯不攻，且足为其征助。”（卷二，二十二叶。）

史迁于《春秋》宗《公羊》，故其采《左氏》唯取事实，不取经义。《儒林传》主于叙经术，《年表》主于叙史事，故不载予彼而载于此，亦史迁之微意尔。不得疑为窜入也。《儒林传》又不载《毛诗》《逸礼》《周官》者，《逸礼》《周官》未有读之者，《毛诗》虽河间立博士，史迁未闻其说，故不载。其载《逸书》者，史迁从安国问古文说，其作《商本纪》，具载《逸书·汤诰》一篇，故特载之，亦无所容疑也。康既云“《史记》外人见者绝少，故刘歆肆行窜入”，此又云“《儒林传》人人共读”，“《儒林传》彰著，难于窜乱”，何其辞之游邪？

辨刘歆造《汉书》

康曰：“葛洪《西京杂记》谓，‘《汉书》本刘歆作，班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刘知幾《史通·正史篇》亦谓，‘刘歆续《太史公书》，即作《汉书》也’。盖葛洪去汉不远，犹见《汉书》旧本，乃知《汉书》实出于歆，故皆为古学之伪说。听其颠倒杜撰，无之不可。其第一事，则伪造河间得书、共王坏壁也。”（卷四，一叶。）

康欲抹杀《汉书》中古文事实，而不得其计，偶得《西京杂记》之说，遂喜而采之。然《西京杂记》之为伪书，已有定论，康岂不知？唯取其利于己耳。今揭《班固传》以辨其妄，《传》曰：“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注曰：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卫、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固以彪所继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以上节文）据之，则彪先有《后传》数十篇之著，固又积二十余年之功，其书方成。若但取刘歆所造，则何由要如此之岁月邪？是可见《西京杂记》之妄也。假令刘歆续《史记》，亦续太初以后耳，必不补《史记》所有纪传，且所谓“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者，乃彪、固所不取也。

辨刘歆伪作经传

康谓刘歆伪作古文经、传，其目如左：

《易》费氏经二篇 《尚书》古文经二十九篇

《毛诗》二十九卷《礼》十七篇

《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古二十一篇

《孝经》古孔氏一篇（以上依今文作之）

《易》序卦传、杂卦传《尚书》逸篇十六篇

《尚书序》一篇《逸礼》三十九篇

《周官经》六篇《易费氏章句》

《易费氏分野》《毛诗故训传》三十卷

《明堂阴阳》三十三篇《明堂阴阳说》五篇

《周官传》四篇《乐记》二十三篇

《王禹记》二十四篇（有名无书）

《春秋左氏传》三十卷（别《国语》为之）

《左氏微》二篇《邹氏传》十一卷

《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孔氏孝经古文说》一篇

《尔雅》三卷《小雅》一篇

《古今字》一卷《八体六技》

何其伙也。而康云歆伪撰由于总校书之任，故得托名中书。今据《汉书》，考校书始末，曰：“成帝河平三年，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等校理秘书，歆与焉。每一书已，向辄录而奏之。绥和元年，向卒（据卒后十三岁王氏代汉之文推之）。二年，哀帝初立，王莽时为大司马，举歆为侍中，诏歆卒父业。歆于是作《七略》奏之。”（以上节文）上文所出诸书，除《易费氏经》及《分野》《章句》之外，并载在《七略》，果令歆伪作，则奏《七略》时既已成书，其下手当在成帝时。是时，向犹在，歆虽湛靖有谋，恐不能瞒欺其父也。是可以决无伪作之事矣。康又推歆伪作之本意，曰“篡夺孔学”。曰“翼成莽业”，今按《汉书》云：“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大司空师丹大怒，奏歆改乱旧章，歆惧诛，求外出（师丹，绥和二年十月为大司空，建平元年十月免）。哀帝崩，王莽持政，乃以歆为右曹太中大夫。”（以上节文）由是言之，歆欲与博士讲论古今同异，而博士不肯置对，是今学家之杜塞古学，而非歆之倾排今学也。故歆移书深以为憾，陈其立古文之意曰：“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又曰：“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是歆之意，实在广道术，非必欲倾排今学，况于篡夺孔子之学乎？且歆移书之时，莽未有逆谋，康亦自知其不通，又为其说曰：“歆始伪造经传之时，未有附莽之志。遭逢莽篡，固点窜其伪经，以近媚之。”夫歆欲立古文诸博士，已见其书矣，安得从后点窜之？且自歆复用，至莽居摄，中间仅五年耳，而其四年已有更公卿大夫元士官名位次之事，则不得不谓歆点窜在两三年中，虽以歆博见强志，过绝于人，决非得为之事也。是歆伪作本意，已无可推论焉。盖歆其人，非有远大谋虑，唯自恃才力，汲汲成名，始入秘府，得见古书，乃欲治博士未治之学，是以专攻《左氏传》，研究《逸书》《逸礼》。及其父卒，年少气锐，即欲建立古文，责让博士，已而惧罪外出，幸获王莽推挽，复得使用，于是依附曲从，唯恐失之。故居摄篡位之谋，非由歆出也。《莽传》曰：“甄丰、刘歆、王舜，为莽腹心，倡道在位，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兄子，皆丰等所共谋，而丰、舜、歆亦受其赐，并富贵矣，非复欲令莽居摄也。居摄之萌，出于泉陵侯刘庆、前辉光谢嚣、长安令田终术。莽羽翼已成，意欲称摄，丰等承顺其意，莽辄复封舜、歆两子及丰孙，丰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满，又实畏汉宗室、天下豪杰，而疏远欲进者，并作符命，莽遂据以即真。舜、歆内惧而已，丰素刚强，莽觉其不悦，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以上节文）此可以见矣。故歆之于古文、于王莽，皆非若康之说也。康于所谓伪作诸经，各有考证，今举其最妄者辨于下。

《易》

康谓《序卦》《说卦》，歆所伪窜。其云《费氏经》亦出伪托。按《易》不经秦焚，与壁中诸经不相关系，但由《费氏经》与古文同一语，遂诬为歆伪作，然无证验，不须与辨也。康又以《说卦》为京、焦学者伪托。

康曰：“至《说卦》《序卦》《杂卦》三篇，《隋志》以为后得。盖本《论衡·正说篇》。河内后得《逸易》之事，《法言·问神篇》，《易》损其一也。虽蠢知阙焉。则西汉前《易》无《说卦》可知。杨雄、王充尝见西汉博士旧本，故知之。《说卦》与孟、京《卦气图》合，其出汉时伪托无疑。”（卷三，七叶。）

按《隋书》云：“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以上）“三”字必“一”字之误。盖本《论衡》，但其定为《说卦》，则别有所受也。《论衡》曰：“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以上）言“下示博士”，则施、孟、梁邱诸家，集而论之，以为真本也。其不出京、焦学者伪作，明矣！是引《论衡》，不足以为伪作证，其引《法言》，则又大误矣。其云“《易》损其一也”者，假设之辞。“一”者，谓一卦，非阙一篇之意。康之不善读书如此！

《尚书》

康曰：“伏生所传二十八篇。伏生，故秦博士。秦焚书，非博士所职悉焚。则博士所职不焚。然则伏生之书，为孔子所传之全经确矣！”（卷三上，十一叶。）

秦所不焚者，博士所职官本耳。伏生虽为博士，其家所藏，则自不能免。

康曰：“孔子定《书》二十八篇，传在伏生，纯备无缺，故博士之说，皆以为备。”云云。“《尚书大传》引孔子曰：‘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云云。“孔子总揽全经，提揭大义，果有百篇，则百篇中尚有《帝告》《仲虺之诰》《汤诰》《康王之诰》。《尚书大传》又引《揜诰》，何孔子不称十《诰》而称五《诰》乎？何所称诸篇，又绝无一篇在二十八篇之外者乎？”（卷十，三十二叶。）

窃疑《大传》所引孔子之言，止于上文，填填正立而已，是故以下欧阳、夏侯辈推其意而附益之耳。故据二十九篇而言（康谓六《誓》当作五《誓》，非也），无一及逸篇也。刘歆时，博士以《尚书》为备者，亦谓《书》之可观者，备于此尔，非不知《书》有百篇也。

康曰：“盖孔子制作五经，阴寓改制，苟不关改制之事者，虽详勿录。故《诗》三千篇，而唯取三百五；《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而唯取十六；《诗》《礼》如此，《尚书》可知。”（卷十三，十七叶。）

又曰：“或曰‘孔子有不修之书，固矣。然孟子为孔子嫡传，《礼记》出七十后学，岂所读之书亦非孔书？’曰：不修《春秋》，述于《公羊》，曲引旁称，圣门不废。若以为不修《春秋》，《公羊》能引之；不修《书》《礼记》，孟子不能引之。岂通人之论乎？”（卷十三，十八叶。）

孔子制作五经，阴寓改制，是本《公羊》黜周王鲁之说。以此说《春秋》犹不可通，况于他经乎？《书》者，史也。帝王之文章，焕乎可观者存于此。周室既微，载籍残缺，孔子思存前圣之业，必将广采而周传之，安有阴寓改制，妄行删削邪？若然，则与宋儒定《四书》之见无异，孔子岂其然哉？且果令廿八篇之书，寓孔子制作之意乎？为孔子之徒者，宜保持不失传其本真，不宜传诵其所删诸篇，以淆乱制作之意。今检孟子之书，引《书》凡十七，而在廿八篇中者仅四，其十三皆在逸亡篇，皆称以“《书》云”，不相别白，何其守孔子之道不笃，乃不如西汉博士拒绝《逸书》邪？康以《公羊》引不修《春秋》为例，夫《公羊》引此者，据以明孔子笔削之意耳。与孟子引《书》以辨王霸、黜异端不同也。康以为例，不伦甚矣！

康曰“或难曰”云云，“今考《尚书大传》，有《九共》《帝告》《说命》《太誓》《大战》《嘉禾》《揜诰》《多政》《臩命》九篇，苟非伏生所有，何以引之？答曰”云云。“伏生传授孔经，而兼引他书，亦犹《公羊》引不修《春秋》之例”。（卷十三，十八叶。）

伏生之《书》，称曰“《大传》”，传者，解经之名也。《九共》诸篇，若非孔子所定之经，则伏生何由作《传》解之？其于《说命》、于《太誓》，明言“《传》曰”，是可以定其为孔经也（《大战》《揜诰》《多政》不在百篇之内，是正《书序》今古文之异同也）。武帝时，得《泰誓》，增加一篇，是伏《书》所本，有故直加之。若伏《书》无有，则何博士之妄邪？武帝距伏生不远，其博士为欧阳辈，必不为是妄举也。是伏《书》不止廿八篇之明证。

康曰：“孔子作《书序》之说，自来所无。”云云。“考其所以敢创此说者，盖以《史记·三代世表》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月日，盖其详哉！至于叙《尚书》，则略无年月。’《孔子世家》又云：‘序《书》传。’两文皆有‘序’字，故得影造其说。然考《史记》，所谓‘序’者，不过次序之谓。”云云。“且《世表》所谓‘正时月’者，指《春秋》本经，上下文义相承，则所谓‘略无年月’者，亦指《尚书》本经，无所谓序，明甚”。（卷十三，二十一叶。）

以“序”为次序之义，说亦可通。但所谓“略无年月”者，必据《书序》而言，非据《尚书》本经而言。《尚书》本经非孔子所作，有无年月，不关孔子次序也。若令此字指本经，则唯言《尚书》而足矣，必不下一“叙”字也。

康曰：“孔安国以今文字读古文，纵有‘壁中书’，安国亦仅识二十九篇耳。若何而知为多十余篇。”（卷三上，十三叶。）

段玉裁曰：“今文者，汉所习隶书也。以今文读之者，犹言以今字读之也。凡古云‘读’者，其意不一，讽诵其文曰‘读’，定其难识之字曰‘读’，得其假借之字曰‘读’，抽续其义而推演之曰‘读’。子国于‘壁中书’兼此四者，后人读《史记》《汉书》不察，乃谓以伏生、欧阳《尚书》校《古文尚书》，信如是，则谁不能之，而独让子国起其家欤？”又曰：“壁中所出《尚书》，子国既尽以今字读之，尽得其读，更无余篇矣。刘向《别录》、桓谭《新论》所谓‘五十八篇’是也。”（以上《古文尚书撰异》节文。）

康曰：“兒宽受业于安国，欧阳、大小夏侯学皆出于宽，则皆安国之传也。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则使确有古文，确多十六篇，欧阳、大小夏侯皆传之，则今古文实无异本矣。《儒林传》云：‘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凡此皆今文篇，无一增多篇者。所异者，乃安国古文说耳。然古文所异在字，安国仍读以今文，更无说也。即安国确有其说，亦与兒宽同传，且今考史迁载《尧典》诸篇说，实皆今文以为古文者，妄。”（卷三上，十三叶。）

王鸣盛曰：“安国在当时，实兼今文、古文而通之。其为博士时，自当授弟子以今文，所谓‘禄利之路’然也。至别有好古之士，如马迁、都尉朝方从安国问古文，所谓古文不合时务是也。兒宽初事欧阳生治《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孔安国，以试第次，补廷尉史，此非经学既明，而得禄之验乎？其所受者，乃今文也。”（以上《尚书后传〔案〕》）按王此说，分别安国传授流派，极为明晰，故引以为辨。至史迁所载古文说与今文说异者，段玉裁、孙星衍书详之，今不赘。

康曰：“安国传《书》，至龚胜者八传，至孔光者五传，至赵玄者七传。以今学经八传而至胜，古学经三传而至胡常，即至哀、平世矣。何相去之远乎？”（卷三上，十三叶。）

师弟授受，与父子继承不同，非可以传数多少、论年齿修短也。且胡常受《穀梁》于江博士，江博士之死，在宣帝时，安国三传而至常，无可怪者。常传徐敖，敖传王璜、涂恽，璜、恽正当王莽时。

《毛诗》

康于《毛诗》，举伪作十五条，今举其首五条辨于下。其第六，《史记》无立《毛诗》博士事，辨已见上。第八以下，不过举其三家说异同，论其优劣，故不辨也。

康曰，“《志》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托之自谓，不详其本师。其伪一。”（卷三上，二十叶。）

又曰：“徐整、陆玑述传授源流、支派、姓名，无一同者。”云云，“其伪二”。（同）

又曰：“同一大毛公，一以为河间人，一以为鲁人，则本师籍贯无稽。其伪三。”（卷三上，二十一叶。）

伏生之于《书》，高堂生之于《礼》，皆不详所出。三家《诗》，申公则出荀卿，如辕固生、韩婴则亦不详所出，何独怪于毛公哉？传授源流、本师贯籍，非毛公所述，又非刘歆所说，假令其说不实，亦徐整、陆玑妄言之耳，不与歆相关也。使歆果伪作毛公其人，其于假设传授本籍，亦容易耳，何留此衅隙，容后人纷纷异说邪？

康曰：“《汉书》但称‘毛公’，不著‘大毛公’、‘小毛公’之别，不以为二人。郑玄、徐整、陆玑以‘大毛公’‘小毛公’别为二人，刘、班不知，郑、徐、陆生后二百年，何从知之？则本师歧乱。其伪四。”（卷三上，二十一叶。）

又曰：“《汉书》有‘毛公’而无名，郑玄、徐整以‘毛公’有大、小二人而亦无名，陆玑疏《后汉书·儒林传》，以为毛亨、毛苌矣。夫刘、班、郑、徐之不知，吴、宋人如何知之？”云云，“其伪六”。（卷三上，二十二叶。）

《汉书》所称“毛公”，即小毛公。其不称“大毛公”者，以不录训诂传作者也。康云不以为二人，非也。郑、徐、陆所传，盖《毛诗》学者相承之说。二毛之名，郑盖知之，偶不载谱中耳。且郑《谱》不传其全本，无以考也。郑后班仅三十年余，徐、陆与郑年代相接，范则举陆说耳。

康曰：“《诗》《书》自汉初至西汉末，已八传。而《毛诗》自子夏至西汉末，仅八传。”云云。“若如陆玑说，自孙卿至徐敖，凡五传，阅三百年，亦不足信也”云云，“其伪五。”（卷三上，二十二叶。）

郑云“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则至小毛公，不知其传。小毛公在武帝时，至王莽时，凡百五十年。自小毛公四传至陈侠，为莽讲学大夫，其年代略符也。大毛公以上徐、陆说异，不论可矣。

《礼经》

康曰：“《礼经》十七篇，自西汉诸儒，无以为不全者，余设四证以明之。”（卷三上，二十七叶。）

高堂生所传，明言《士礼》，故言《士礼》备于十七篇则可，言孔子所传之《礼》备于十七篇则不可。西汉诸儒，就十七篇为说，故其所说，自不出《士礼》之外，然未闻有一人疑《逸礼》者也。康所设四证，皆不得肯綮，故不举而辨。

康曰：“《礼经》虽十七篇，而《丧服》为子夏作，故《大戴》附之于末，则孔子所手定者，实十六篇，云十七者，合《丧服传》言之。则高堂生之目，犹《易》上、下二篇外之有《系辞》也。”（卷三上，三十二叶。）

《丧服》有经有传，传为子夏作，经非子夏作也。康诬为传者，固持孔子制作《士礼》之说，以《丧服》通于天子，故强排之经外耳。

康曰：“孔子所以制《礼》仅十七篇，以教万世者。以为内外精粗已足也。”云云。“天子诸侯之礼，非可下达，官司所掌，典至繁重，士民有老死不可得见者，非可举以教人”云云。“孔子穷不得位，于王礼自不能全具，然已有诸记，埤附其间，弥缝其隙，俾后王以推行之，固已举隅使反矣。故十七篇，断自圣心，传为世法。”（卷三上、三十一叶。）

《礼》者，孔子所传，非孔子所制也。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孔子安敢制礼哉？孔子以天纵之圣，当改革之运，其志欲纂周公起东周，故所问之礼，自天子诸侯以达士庶人，无非治国平天下之具。至穷不得志，则传之其徒，其取舍之意，弟子窃记之矣。故知孔子之志，则知其所问，知所问，则知其所传。孔子语颜渊以四代礼乐，岂不传其事而徒言其意乎？天子诸侯之礼，非人人所行，然藏而待用，亦学者之志也。若专守《士礼》而为备，七十子不如是之陋也。后苍推《士礼》致于天子，诚由不传天子之礼，不得已而为之说耳。康则曰，天子诸侯之礼，非可举以教人，故孔子唯制《士礼》以教万世。其说之固陋，出于后苍之上矣。

《礼记》

康曰：“盖七十子后学记，即儒家之书，即《论语》《孝经》亦在其中。孔门相传，无别为一书谓之《礼记》者，但《礼》家先师刺取七十子后学记之，言《礼》者为一册，俾便于考据，如后世之为类书然。”云云。“史迁引宰予问《五帝德》，尚未以为《礼记》，则出之甚后，故大小戴、庆氏各有去取，各有附益，既非孔子制作，亦无关朝廷功令，其篇数盖不可考，但为礼家附记之类书，于‘中秘’亦不涉焉。刘歆知其然，故采《乐记》于公孙尼子；采方士明堂阴阳说，而作《月令》《明堂位》；采诸子杂说，而作《祭法》，并推附于戴氏所传类书中。因七十子后学记，而目为《礼记》，自此始也。”（卷三上，三十五叶。）

《艺文志》于《记》百三十一篇下注曰：“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于王史氏二十一篇下注曰：“七十子后学者，绝不言有名。”七十子后学记之书，康以为书名，可怪也。盖《礼记》亦出壁中，而传布最早。其《五帝德》《帝系姓》，史迁采以作《五帝本纪》，而大、小戴各删取为书。宣、元之后，已行于世，康不得诬为歆伪作。因假设七十子后学记一书以为《礼记》原书，其意与以《国语》为《左传》原书同，皆诬歆之术也。夫《乐记》《明堂阴阳说》等，既行于世，何须采附戴氏记中？且戴氏记，今文家所传授，安容歆窜入乎？

《周官》

康曰“《周官经》六篇”云云，“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卷三上，三十八叶。）

《王莽传》（元始三年）“请考论五经，定取礼正十二女之义”。康曰：“是时歆《周礼》未成，故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之说未出。故犹从今博士说。”（卷六，十叶。）

《七略》之奏，在哀帝时，假令伪撰《周官》，是时已既成书，安有元始三年未成之理乎？且信康说，则歆初伪作群经，意在抑今学，其后作《周官》，意在附成莽业。《周官》已成，乃又点窜前所作群经，以证《周官》。夫《周官》与群经，伪作本意不同，其说之龃龉难合也必矣！点窜既成之文字，必使一一吻合，虽歆不能为也。康之诬，不亦甚乎？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曰：“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云云。“时众儒并出，共排以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康曰：“云‘唯歆独识’，众儒‘以为非是’，事理可明。此为歆作《周官》最易见。其云向著录者，妄耳。”（卷三上，三十九叶。）

按文，众儒之排《周官》，当在成帝时，刘向方校理秘书，歆安得伪作欺父邪？康之引马说，适足证其说之妄耳。

《乐记》

康曰：“歆谓王禹献二十四卷《记》，刘向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而所列即二十三卷记居首。歆所造诸古文，列皆居首，是歆以二十三卷记为主矣。《礼记·乐记正义》谓刘向所校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二十四卷记无所录。《正义》又载二十三卷之目，有《窦公》一篇，《别录》出歆所改窜，窦公其人又即歆所附会者，此尤歆伪二十三卷记之明证。然则王禹二十四卷之记，特歆点缀之，以为烘托之法，犹高氏之《易》，邹、夹之《春秋》耳。其以二十四卷为益微抑扬，尤为可见。是《乐记》出于歆无疑矣。”（卷三上，四十四叶。）

又曰：“刘歆伪撰《乐记》，托之河间献王，又别托为王禹所传，以烘托之。朱晔等之上言、平当之议，盖即授意于歆者。”（卷三上，四十五叶。）

康谓二十三篇《乐记》，歆所伪作，托之河间献王者；王禹记，歆空载其名，始无其书；朱晔之上言，歆授意为之也。按二十三篇《乐记》，《志》不言其所出（《小载〔戴〕记》，《乐记》十一篇，则壁中《礼记》所自有，非采之二十三篇《乐记》也）。河间王所作，即王禹记，非二十三篇《乐记》也。王禹记，臧琳以谓邓展注。《食货志》曰：“《乐语》《乐元语》，河间献王所传。臣瓒引其文，《白虎通》又引《乐元语》，盖皆王禹记文。”（以上《经义杂记》节文）据之，则王禹记非有名无书之本也，康说皆妄矣。又朱晔上言在成帝时，其时歆未有建古文之议，何由伪作，此事实授之晔邪？

《左氏传》

康曰：“《左氏春秋》至歆校秘书时乃见，则向来人间不见，可知歆治《左氏》乃始引传文以解经，则今本《左氏》书法，及此年依经饰《左》缘《左》，为歆改左氏明证。”（卷六，六叶。）

又曰：“盖经传不相附合，疑其说者自来不绝。自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班固为《歆传》云：‘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班为古学者，亦知引传解经由于歆矣。”（卷三上，五十五叶。）

按《刘歆传》云：“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以上）不单言《春秋左氏传》，而言“古文”，则知歆所见，壁中所出，张苍所献，古本也。古本独藏秘阁，其传外间者，今字写之，犹《周官》有故书、今文之别也。故下文云：“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以上）咸所治则今文，故与歆共校古文经传也。《汉书》文意甚明，非言向来人间不见《左传》也。左氏所传，本主事实，虽载书法，亦颇简略，非若公、穀二家句释字解，便于讲说。西汉诸儒不以此说经者，以为义例不备，不能讲说全经也。非左氏书全无书法也。故史迁于其书，颇载其义。至歆推其义例以通全经，寻绎传意，发明经义，于是可传以解经，故云章句、义理备焉。班之言引传解经者，褒歆之功也，非疑之也。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则所谓雷同相从，随声是非，非事实也。

康曰“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穀，公、穀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穀者，以公、穀多虚言，可以实事夺之。人必听实事，而不听虚言也。求之古事，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以《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卷三上，四十八叶。）

又曰：“《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下又云：‘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抒其愤。’凡三言左丘明，俱称《国语》。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同前）

以左氏书法为歆窜入者，出刘逢禄说。其言改《国语》为《左氏传》者，系康创说。其所证，不过《史记》称《国语》，不称《左氏》一事。按《史记》非不称《左氏》，其称者，康以为窜入也。且《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皆云《春秋国语》，《春秋》即《左氏》也。其《自序》及《报任安书》称《国语》，不称《春秋》者，上文有孔子作《春秋》之句，故避相触耳。又《司马迁传》云：“《左氏国语》者，即《春秋传》也。”上文云“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所指甚明。康引以为证，不免矛盾。

《论语》

康曰“自郑康成杂合今古，则今本《论语》必有伪文。如巧言令色足恭”云云“一章，必歆伪窜。又何晏《论语集解》，杂采古今，采孔、马之注，则改包、周之本，用包、周之说，又易孔、马之经。今‘巧言令色’一章，《集解》正引伪《孔安国注》，其为古文《论语》，尤为明确”。（卷三下，二叶。）

以“足恭”一章为窜入，妄言耳。若以《集解》载孔注为证，则《集解》专载孔注之章不唯十数，岂皆齐、鲁所无乎？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以为之注。篇章异同，盖具注之。今郑本亡失，但释文所载，犹为可考。《卫灵公篇》“子曰父在”章云：“《集解》无此章。”郑本有云：“古皆无此章。”《尧曰篇》末章云“《鲁论》无此章，今从《古》”，盖《鲁》《古》两本章异者，唯此而已。（《隋志》云“《古论语》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者，亦非也。）

《孝经》

康曰：“《志》不云古文有孔氏说，而许叔重遣子冲上《说文》书，并上《孝经》孔氏古文说，则歆又伪作孔氏《孝经》古文说。《志》不详之，犹歆有《易费氏章句》《费氏分野》而《志》不叙也。或作于定《七略》后也。”（卷三下，六叶。）

按是不善读《说文》之过也。《说文》，许冲上表曰：“慎又学《孝经》孔氏古文说。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皆口传，官无其说，谨撰具一篇并上。”（以上）《孝经》孔氏古文说者，言壁本《孝经》之说，非言孔安国之《孝经》说也。且言口传，则慎以前未著于书，安有载之《七略》之理哉？

《尔雅》

康曰：“《尔雅》一书，张稚让《上〈广雅〉表》以为周公所作。然刘歆《西京杂记》云，郭伟以谓《尔雅》周公所制。”云云。“按《尔雅》不见于西汉前，突出于歆校书时，《西京杂记》又是歆作，盖亦歆伪撰也。赵岐《孟子题辞》谓文帝时，《尔雅》置博士。考西汉以前，皆无此说，唯歆《移太常书》有孝文诸子传说立学官之说，盖即歆作伪造，以实其《尔雅》之真。及歆与扬雄书称说《尔雅》，尤为歆伪造《尔雅》之明证。歆既伪《毛诗》《周官》，思以证成其说，故伪此书，欲以训诂代正统”。（卷三下，六叶。）

《尔雅》所记，多《周官》之事，其释训诂与《毛诗》合。康已以《毛诗》《周官》为伪作，则又以《尔雅》为伪作，固宜已。知《毛诗》《周官》非伪作，则《尔雅》之非伪作可知矣。康引《西京杂记》，《杂记》乃伪书之著名者，康欲证歆伪作，乃引伪作之书，其可信邪？康云“歆伪此书，欲以训诂代正统”，是康以训诂学为非正统也。康所谓正统，非今文诸家之学乎？岂谓今文诸家之学不由训诂邪？古今语异，必训诂而后知，故汉初经师皆重训诂。史迁以《尚书》作五帝、三代本纪，以训诂字代经文，是有所受也。以今文诸家所著言之，《书》有大、小夏侯解故；《诗》有申公训故，有齐后氏故、齐孙氏故、有韩故；丁将军《易说》，训诂举大谊可以见已。两汉经师虽纯驳不同，无舍训诂说经义者。降至赵宋，学者自贤，以意说经，经术荒芜日甚。迨清乾隆、嘉庆之间，英俊辈出，斯学复盛，殆迈汉京而经义焯然，如日中天。康辈赖其余惠，幸得略读经籍，乃妄言议训诂学，真小人无忌惮者。

辨刘歆作伪字

康曰：“歆为伪经，更为伪字，托之古文，假之征天下通文字诣公车以昭征信。扬雄、班固之伦，果为所欺矣。周、汉所传真字，在《仓颉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其余六千字，皆歆伪字也。”（卷九，九叶。）

又曰：“李斯、赵、胡各自著书，本不相谋，则复字当必多，是并无三千三百字之数矣。西汉六艺群书，当备集矣。此为周、秦相传之正字也。而扬雄、班固所增，凡一百三章，以六十字一章计之，共六千一百八十字，骤增两倍之数。”（卷三下，十六叶。）

壁中诸经之字，有与今文异者，如《仪礼》郑注古文某作某，及《说文》所引经文与今本不同者，皆是也。康既以经为赝本，遂以字为伪作，无足怪也。但言六千字出于刘歆，则妄言骇人矣。《仓颉》三篇，取之史籀，亦所以教学童，盖收日常通用之字耳，必非罔罗六艺群书所载矣。是以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则颇出《仓颉》外矣。言周、汉所传真字，在《仓颉篇》三千三百字，非也。扬雄作《训纂篇》二千四十字，又易《仓颉》复字，合五千三百四十字。班固续扬雄，增七百八十字（仓颉至班固，合六千一百二十字，今言扬雄、班固所增六千—百八十字，误也）。其后贾鲂则增一千二百六十字，许慎则增三千二百三十三字。其以渐增加者，非唯拾前人所遗，亦由文字孳乳寖多也。今字书所载已数万，是非一代一人所造作也。由是言之，《仓颉篇》外六千字，决非刘歆伪作矣。

康曰：“《志》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则非歆之伪体，为周时真字断断也。子思作《中庸》，犹曰今天下书同文，则是自春秋至战国绝无异体异制。”云云。“子思云‘然则孔子之书六经，藏之于孔子之堂，分写于齐、鲁之儒’，皆是”。（卷三下，十八叶。）

康谓籀变为篆，其间曾无古文。古文，刘歆所伪作也。按古文、籀文本非别体，《说文叙》曰：“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以上）言“或异”，则异者少也。故八体举大篆而赅古文，亡新六书，举古文奇字而赅大篆，可以见矣。盖周制尚文，故籀文繁茂，至东迁后，稍趋省易，乃有古文一体。孔子用以书经，亦当时所用也。（言史籀变古文，而孔子复之者，非也。）西周礼乐制度，至孔子时，崩坏错乱，孔子亦有从众之言，然未有大损益，犹谓之“周礼”。况古文于籀文改易不多，且同行天下，固不妨书为同文。但《中庸》所言，谓孔子时也，至战国诸国异形，如秦篆文，即其一也。言“春秋至战国绝无异体”，误矣。

康曰：“歆称萧何律之六体及甄丰之校六书，皆有古文奇字而无籀，其抑之可见。盖秦篆文字出于《史籀篇》，史籀为周之文，而为汉今文之祖，歆之抑之，亦犹言《易》则尊费氏而抑施、孟、梁邱，言《春秋》则右左氏而左公、穀也。”（卷三下，十五叶。）

按歆欲立古文学，非欲废今隶而行古文也。故其移书博士，无一语及之，且史籀者，古文之所出，歆所喜而尊尚，何抑之也。《艺文志》小学十家，首载《史籀》十五篇，次载《八体六技》。八体以大篆为首，即籀文也，何得言抑籀文邪？且秦篆杂取古籀，非专取籀文，但《仓颉篇》中文字多取《史籀》十五篇中字耳。（《说文》所言，未得其详。据《艺文志》则晰。秦篆，程邈所作，非李斯所作，且《仓颉篇》有“幼子承诏”之语，则成于二世时也。）

康曰：“许慎《说文叙》诋今学，谓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盖是汉世实事，自仓颉来，虽有省改，要由迁变，非有人改作也。”（卷三下，二十一叶。）

康谓隶出于篆，篆出于籀。籀盖与仓颉所作不异。故今学家称秦隶书为“仓颉时书”。其回护今学家力矣。然许所述今学家之言，实不然也。许曰：“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以上）依许此说，则今学家实以隶书为仓颉所造字体，不独疑古文，并不信籀、篆，故许之作《说文》叙篆文合以古籀，以祛今隶之妄也。如康说，则今学家明信籀、篆矣。信籀、篆，则何有“马头人、人持十、屈中、止句”之解哉？

明治廿八年十二月东京庄原和稿

[1] 大槻如电：《新学伪经考辨序》，见后。

[2] 根据《新学伪经考辨》末后庄原和附志，撰于“明治廿八年（1895年）十二月”。

[3] 按：此诗，收入梁启超手书《南海先生诗集·明夷阁诗集》，标题改为《日本学者庄原和著〈新学伪经考辨〉，以书寄赠，并承问讯，不意旧著远到鸡林，且有驳辨，益征好学，喜而赋答》。《诗集》所录，与原稿也有异同。如第一首注，《诗集》作“洪右臣给谏良品、朱蓉生侍御一新皆有专书驳辨，日本乃亦有人为之，洵佳语也”。第二首“天遗老夫犹未死”，《诗集》作“天遗老夫犹不死”。第三首“春兰秋菊自芳馨”，《诗集》作“春兰秋菊各芳馨”。

[4] 《安晓峰侍御请毁禁〈新学伪经考〉片》，见《翼教丛编》卷二。安晓峰即安维峻，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劾奏者为余联沅（晋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