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起过影响的历史人物，为什么他会“中途弃捐”，越跑越远呢？这是有他的阶级根源的。毛主席指出：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

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52]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章太炎，在当时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中，是受传统的封建文化影响较深的一个，即使在他的“光荣岁月”里，所写文章也总掺杂一些封建糟粕，以致辛亥革命以后，很快与封建势力相妥协。他返国不久，在《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中就说：“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53]依恋旧制度，说什么“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54]。主张中央“特建都察院”，“限制元首”，地方“废省存道”，而对代议民主制则表示反对；主张“限制田产”，又以“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为“大悖乎理”[55]。在用人问题上，以为“同盟会人材乏绝，清流不归”[56]，反对“政党内阁”，提出“取清时南方督抚有材名者以充阁员之选”[57]。说什么“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主张“循旧贯”，用“老吏”[58]。幻想袁世凯、黎元洪这两个“老吏”，“左提右挈，中国当不致沦亡”[59]。因此，辛亥后和立宪“老吏”沆瀣一气，而对同盟会屡起攻击，并不是偶然的。

等到袁世凯狰狞面目已露，帝制野心日炽，章太炎以为，“若为久远计，凡一政党，非有实业为中坚，即有侠士为后应，无此即不足以自树。非实业则费用不给，而政府得以利用之矣；非侠士则气势不壮，而政府得以威喝之矣”[60]。“实业”，指资本家；“侠士”，指会党首领和军人。那么，章太炎想去依靠的，还是以资本家为中坚，会党首领与军人为后应的军阀政客。正是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他跑到武昌，去找自以为“人望多属”的黎元洪，并多方为黎元洪制造舆论，不惜为之涂脂抹粉。以为总统改选，“大抵仍宜推举黄陂，必不肯任，然后求之西林”。“黄陂之廉让，可望责任内阁；西林之果毅，可望廓清贪邪”[61]。黎元洪也好，岑春煊也好，都是清朝旧官僚、民国新军阀，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章太炎，对这些人寄予厚望，他已彷徨歧途了。

孙中山以大局为重，对章太炎一直“奖掖”、尊重，在对待汉冶萍借款和举办国民捐问题上，既坦率说明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困难，又考虑了章太炎的意见。但原则则仍坚持，如参议院讨论建都地点时，孙中山即咨交该院复议，仍主南京。然而，章太炎却囿于偏见，自视过高，认为“孙君长于论议，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62]。甚至认为自己“鼓吹之功，必贤于中山远矣”；“中山本无人提挈，介绍中山令与学士相合者，实自弟始”[63]。孙中山是注意到群众的反清斗争的，而章太炎关心的则是“学士”。因此，辛亥革命前他注目文字宣传，而不满于孙中山搞武装斗争。此后，更是“既离民众，渐入颓唐”。

然而，革命潮流是滚滚向前的，历史的发展也不断予章太炎以深重的教训。孙中山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章太炎却故步自封，停留在原有岗位上，以致一度参加护法战争，不久就“欲西行”了。此后，五四运动爆发，工农运动兴起，孙中山主张“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64]，接受无产阶级的帮助，改组了国民党。章太炎则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更感格格不入，一会儿游说吴佩孚“联省自治足以阻共产”[65]，一会儿应孙传芳之“聘”，到南京做什么“修订礼制会会长”。夤缘于军阀之门，“晦气也夹屁股跟到”。

孙中山和章太炎，一个谦虚宏伟，不断前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由拉车前进的好身手，倒退为“拉车屁股向后”。一个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一个则每为论者所不满。历史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领导，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只有像孙中山那样，“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接受无产阶级的帮助和领导，才能在民主革命中有所作为，而不致被历史所淘汰。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1]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第二十五期。后来章太炎又说：“丁酉，入时务报馆，闻孙逸仙亦倡是说（按指‘遂满之志’），窃幸吾道不孤，而尚不能不迷于对山（指康有为）之妄语。”（《致陶亚魂柳亚庐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91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下简称为《政论集》。）又说：“余因询孙于梁氏。梁曰：‘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余曰：‘孙果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之优劣也。’”（《民国光复》，见《政论集》第840页）。

[2]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集第十四章《壬寅支那亡国纪念会》；又见《革命逸史》二集第36页。

[3] 《政论集》第92页。

[4] 1902年3月18日《致吴君遂书》，《政论集》第162-163页。

[5]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

[6]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八年，三十五岁”。

[7] 冯自由：《华侨开国革命史》三“日本之部”八《横滨支那亡国纪念会》。

[8] 1912年1月《复孙中山书》，《大中华》二卷第十二期。

[9] 《政论集》第326页。

[10] 《政论集》第330页。

[11] 《民报》临时增刊《天讨》，收入《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

[12] 1912年3月《致袁世凯论治术书》，《政论集》第584页。

[13] 1913年6月21日《致伯中书四》，《政论集》第655页。

[14] 1913年7月26日《致伯中书九》，《政论集》第666页。

[15] 1913年7月3日《致伯中书八》，《政论集》第661页。

[16] 1913年7月26日《致伯中书九》，《政论集》第666页。

[17] 1916年7月3日在浙江国会议员欢迎会上讲话，《中华新报》1916年7月4日。

[18] 《中华新报》1916年12月14日。

[19] 《时报》1917年5月12、14日。

[20] 《时报》1917年6月10日。

[21] 《时报》1917年6月10日。

[22] 《时报》1917年7月4日。

[23] 《时报》1917年7月28日。

[24] 《政论集》第744-745页。

[25] 《政论集》第752-753页。

[26] 《申报》1921年1月6日。

[27]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华民国十年，五十四岁”。

[28] 《申报》1922年6月26日。

[29] 《申报》1922年9月2日。

[30] 1923年1月21日《致李根源书六》。

[31] 但焘：《章先生别传》，《制言》第二十五期。

[32] 《申报》1925年3月14日。

[33] 《中山丛书》附志《中山逝世后中外各界之评论》。

[34] 《申报》1925年4月12日。挽联又见《菿汉大师连语》，载《制言》第二十五期。

[35]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93页。

[36] 孙中山：《致吴稚晖书》，见胡汉民：《总理全集》第四集《遗墨》第66-67页。

[37]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35页。

[38] 1912年3月《致张继于右任书》，《政论集》第587页。

[39] 《民立报》1912年1月17日。

[40] 《民立报》1912年1月20日。

[41] 《民立报》1912年9月12日。

[42] 《政论集》第622页。

[43] 1912年1月《复孙中山书》。

[44] 《政论集》第756页。

[45] 《复曹锟吴佩孚电》，《申报》1922年5月29日。

[46] 《申报》1922年8月30日。

[47] 《申报》1922年9月2日。

[48] 1923年7月29日《致李根源书二三》。

[49] 1923年8月16日《致李根源书二六》。

[50] 1923年8月26日《致李根源书二八》。

[51] 1923年8月16日《致李根源书二六》。

[52]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3] 《政论集》第532页。

[54] 《大共和日报发刊辞》，《政论集》第537页。

[55] 《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政论集》第533页。

[56] 1912年6月《上大总统书》，《政论集》第612页。

[57] 《民立报》1912年6月25日。

[58] 《内阁进退论》，《政论集》第609页。

[59] 1912年8月7日《致江西统一党支部函》，《政论集》第620页。

[60] 1913年8月27日《致伯中书十四》，《政论集》第677页。

[61] 1913年7月3日《致伯中书八》，《政论集》第661页。

[62] 《宣言四》，《政论集》第527页。

[63] 1912年12月23日《致王揖唐书》。

[64]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宣言》，《民国日报》1923年1月1日增刊。

[65] 《申报》1925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