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发展迅速，时代巨轮不断前进，一个人的思想也时有变化，或者拉车向前，或者逆流而动。判断章太炎和孙中山的关系，还得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准绳，按照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加以科学剖析。

章太炎是在中日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走出书斋，参加政治活动的。最初，他赞成维新变法；政变发生后，还和“尊清者游”，对改良主义者表示同情。他开始听到孙中山的名字，是1897年春在上海担任《时务报》编辑时，“因阅西报，知伦敦使馆有逮捕孙逸仙事，因问梁启超：‘孙逸仙何如人？’梁云：‘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听后“心甚壮之”[1]。1899年6月，他由台湾“渡日本”，经过梁启超介绍，“始识孙中山于横滨旅次，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2]。7月17日（六月初十日）《致汪康年书》中谈到初晤后的感受：“兴公（指孙中山）亦在横滨，自署中山樵，尝一见之。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浴血之意，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3]既誉“卓识”，又未深信，但心目中已对孙中山留下了印象。

1900年，义和团运动掀起，八国联军入侵，慈禧一伙的卖国主义原形暴露无遗，章太炎受到极大震动，从维新梦中醒了起来。7月，在上海召开的“国会”上，他激烈反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接着，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向改良派展开斗争，1901年，在东京《国民报》发表《正仇满论》，尖锐批判梁启超：“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

1902年2月（正月），章太炎再次被追捕，流亡日本，初住横滨，后入东京。起初感到梁启超“专以昌明文化自任，中山则急欲发难”，“中山欲以革命之名招之，必不可致”，从而因其“交嫌”，欲为“调和”[4]。接着，偕秦力山往谒孙中山，自称：“时中山之名已盛，其寓处在横滨，余辈常自东京至横滨，中山亦常由横滨至东京，互相往来，革命之机渐熟。”[5]“逸仙导余入中和堂，奏军乐，延义从百余人会饮，酬酢极欢。自是始定交”[6]。在孙中山的启发下，他们共同商讨“开国的典章制度”和中国的土地赋税以至建都问题，《訄书》重印本的《相宅》和《定版籍》中，就记录了他俩当时的讨论情况。章太炎还在孙中山的赞助下，准备在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反对清朝的反动统治。当在东京为日本军警阻止，改在横滨补行纪念式时，章太炎宣读纪念辞，孙中山担任主席，“倡言各敬章先生一杯，凡七十余杯殆尽”[7]。这年，章、孙“定交”，关系很大，直到十年以后，龃龉渐深，章太炎仍追怀往事，不胜缱绻：“同盟之好，未之敢忘。昔在对阳（日本对阳馆），相知最夙，秦力山所以诏我者，其敢弃捐。”[8]

1903年6月，章太炎因宣传革命，被监禁于上海西牢。他在狱中，参预筹组光复会。三年出狱，孙中山特派同盟会代表至沪迎章赴日，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从《民报》第七号起（1906年9月5日出版），到二十四号（1908年10月10日出版，中间另增《天讨》一册），他一直坚守《民报》阵地，中间虽一度以脑病辞职，仍挥笔不辍，时有论议。

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了不少政论，基本上是宣扬同盟会的革命纲领的。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中强调“扫除腥膻，建立民国”[9]，《演说辞》说：“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华民国，不怕不立。”[10]由章太炎手撰，以“军政府”名义发表的《讨满洲檄》，更明确指出：“自盟而后，当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渝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11]尽管他的文章有着狭隘民族主义，渗有“国粹”“宗教”等消极因素，但他宣传革命的大方向还是对的。他没有“早已反孙”，而是由于和孙中山“定交”，加入同盟会，从而论战文章，针锋相对，“所向披靡，令人神旺”，成为他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以上可说是章、孙关系的第一时期，章太炎由改良到革命，由和孙中山相识到“定交”，由入狱到主持《民报》，由筹组光复会到参加同盟会，这是他一生中的光荣岁月。他当时之所以影响大、功绩显，应该说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有关。

1908年《民报》封禁前后，章、孙关系起了变化。还在1907年3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请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在离日前得到日本政府和股票商铃木久五郎馈金一万五千元，以二千元留为《民报》经费，余款悉充军费，遭到章太炎的非议。1908年10月，日本政府与清政府勾结，下令封禁《民报》，章太炎向日本内务省交涉无效，《民报》停刊，章亦离职。此后，孙中山派人秘密续刊《民报》，名为巴黎发行，实在日本印刷，章太炎又闹派别纠纷，斥之为“伪《民报》”。接着，陶成章到南洋筹款，和同盟会争夺地盘，又重组光复会，章、陶任正副会长，对孙中山发动攻击。

武昌起义胜利，章太炎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错误口号，主张解散同盟会，并和一些旧立宪党人在一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聘任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他不肯和孙中山合作，不愿长驻南京，返回上海。2月中旬，在讨论建都问题时，章太炎主张建都北京，拆了孙中山、黄兴的台。5月，黄兴条陈国民捐和劝办国民银行办法，章又以为“勒迫必自之生”，加以反对。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上台，他幻想袁世凯能“厉精法治”，“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12]。中华民国联合会与一些小政团合并，改组为统一党，以后更与民社等并为共和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逐渐变成袁世凯手里的驯服工具。

袁世凯给了章太炎一个总统府高等顾问的空衔，不久又委任其为东三省筹边使，调出北京。章太炎兴致勃勃地跑到东北去“兴办实业”。没有多久，宋教仁被刺，血的教训使他震醒起来，对袁世凯不信任了，但是依靠谁去对付这个掌握兵权的军阀呢？他想到的还是清朝旧军官、民国新军阀黎元洪，章太炎遂跑到武昌，去找这个清朝的湖北新军协统、当时的副总统，结果不得要领。于是由鄂赴京，由京来沪，而他早先提议在东北筹设实业银行的借款，财政部长梁士诒不肯盖章。章太炎“实业计划”落空，感到“大抵政府之与我辈，忌疾甚深，骂亦阻挠，不骂亦阻挠”，于是决计“辞差”，“奉身而退”[13]。

1913年7月，孙中山、黄兴举兵武力讨袁，章太炎却不信赖，说什么“讨袁者亦非其人”[14]。他既骂袁世凯“用心阴鸷，正与西太后大同”，又骂孙中山“与项城一丘之貉”[15]。“谓宜双退袁与孙、黄，改建贤哲，仆则承命”[16]。8月，“冒危入京师”，为袁世凯幽禁，直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才被释放。

以上可说是章、孙关系的第二时期，章太炎由非议孙中山到重组光复会，由“同盟旧人”到和立宪党人沆瀣一气，由反对孙中山到为袁世凯利用，这是他“渐趋颓唐”的关键时刻。他的倒退，不能说与暌离孙中山，闹分裂活动无关。

1916年6月，章太炎由京南返。这时孙中山也在上海，曾两电黎元洪“规复约法，尊重国会”；章太炎也认为“约法、国会，本民国固有之物，为袁氏所摧残”[17]，主张维护。此后，他多次和孙中山一起参加会议：7月11日，出席黄兴为准备北上两院议员举行的饯行宴会；7月15日，出席驻沪粤籍议员的欢迎会；7月28日，出席孙中山招待中日两国人士的宴会。他大都“起立发言”，基本主张与孙中山尚相契合。8月，章太炎南赴肇庆，“视云阶”（岑春煊），更“出游南洋群岛，岁晚始归”。孙中山又致电黎元洪，认为章太炎“硕学卓识，不畏强御，古之良史，无以过之，为事择人，窃谓最当”，推举章为国史馆长[18]。

1917年3月，段祺瑞召集督军团在北京开会，商讨对德宣战。5月7日，国会讨论参战案；10日，段祺瑞组织“公民请愿团”等，包围国会，殴辱议员。章太炎与孙中山两次联名致电黎元洪，要求严惩“伪公民犯法乱纪之人”，“严惩暴徒主名”，“勿令势要从旁掣肘”[19]。6月7日，张勋率兵北上，与段派集议，电黎“调停须先解散国会”，孙、章联电陆荣廷等南方各省督军、省长，指出：“调停战争之人，即主张复辟之人；拥护元首之人，即主张废立之人。”“叛人秉政，则共和遗民必无噍类矣”[20]。又联名致电陈炯明：“国会为民国之命脉，调和乃绥寇之资粮。”“今者群益鸱张，叛形已著，黄陂（黎元洪）与之讲解，实同降伏”[21]。

7月1日，张勋复辟。3日，章太炎和海军总长程璧光等“集议孙公邸中”，“协议扫穴犁庭计划”[22]。接着，与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乘海琛舰由上海启程赴广州，于7月17日抵粤，当有人询以讨逆计划时，章即答以“余此次偕孙中山来粤，所抱之希望极大”，“讨逆之举，即为护法而起，惟不违法之人而后可以讨逆”[23]。永丰、同安、豫章三舰抵达黄埔，孙、章一起前往迎迓。广东各界开欢迎海军大会，孙中山、程璧光到会，章亦参加。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章太炎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大元帅就职宣言》就是章太炎起草的。《宣言》中说：“民国根本，扫地无余，犹幸共和大义，浃于人心，举国同声，誓歼元恶。”誓“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24]。此后，因护法军政府中派系斗争激烈，章“欲西行”，孙中山劝以“不当先去以失人望”，章太炎表示愿为军政府争取外援，到云南联络唐继尧。当他抵达昆明后，和孙中山函电往返，孙中山希望章太炎“时慰箴言”，劝唐继尧“即日宣布就元帅职”，“分兵东下”；章也多次向唐进言，促唐东下，但“唐终托故不出”。这段时间，章太炎是基本上追随孙中山，赞成护法的。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人民革命运动日渐发展，章太炎的思想逆转了，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1920年11月，湖南通电“湘省自治”，章太炎随即在北京《益世报》发表《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认为“宜虚置中央政府”，“军政则分于各省督军”[25]。接着，又主张使“地方权重而中央权轻”，“各省自治为第一步，联省自治为第二步，联省政府为第三步”，还“必须以本省人充军民长官”[26]。这种“联省自治”说，和孙中山的统一主张背道而驰。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章太炎以为“非法”，并以“联省自治不可反对为献”[27]。不久，孙中山决定北伐，章太炎担心“出湖南”要影响他心目中的“自治模范”。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章太炎和褚辅成联名电请孙中山“惠然来沪，赐以教言”[28]。8月1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次日发表宣言，重申决心为共和而斗争，章太炎又“不肯先见”[29]。

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和平统一宣言》，章太炎以为“统一利害，久处南方者自知。若谓借此以缓最高问题，则亦非计”[30]。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分析和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错误的、反动的政治流派，包括“联省自治派”，宣告取消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又系统讲述三民主义，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主张。10月，决定应冯玉祥的电邀，“即日北上”。章太炎对改组后的国民党很是不满，在国民党右派冯自由等的怂恿下，发出《护党救国宣言》，“冀以同盟旧人，重行集合团体”。不久，冯自由组织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章太炎也组织了辛亥革命同志俱乐部，再次背离孙中山，进而反对共产党。

不过，孙中山北上时，章太炎还“入谒为别，及孙公在宛平不预”，又“手疏医方”，嘱但焘“致之左右”[31]。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逝世，章太炎参加商讨治丧事宜，“主张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为纪念孙公之功勋起见，应由家属及人民以礼行葬，待正式政府成立，再追予国葬，以符孙公生前主张”[32]。并发表谈话，“三民主义为先生所首创”，“先生做事，抱定奋斗精神，坚苦卓绝，确为吾党健者”[33]。4月12日，上海举行追悼孙中山大会，壁间悬有章太炎的挽联：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

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武关无故入盟秦。[34]

挽联尚有微词，而《祭孙公文》则称，“天生我公，为世铃铎，调律专壹，吐辞为矱”，颇为称誉。可知章太炎在孙中山逝世时，还没有“余恨犹在”“放言谩骂”。

以上可说是章、孙关系的第三时期，章太炎由参加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到西行联络唐继尧，由“联省自治”到反对孙中山的统一主张，由反对改组后的国民党到另组辛亥同志俱乐部。思想急剧倒退，“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了。

章太炎和孙中山的关系，大体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