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辫”，又表示章太炎的反对“奉戴光绪”，倾向革命。

章太炎的倾向革命，是在东渡日本回国以后，“以勤王、光复议论不合，退而毁弃毛发以自表”[18]的。

章太炎较早孕有民族主义思想，《来书》中说：“鄙人束发读书，始见《东华录》，即深疾满洲，誓以犁庭扫闾为事。”《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还引“扬州之屠”“江阴之屠”，以示不忘“枕戈之耻”。但“割辫”前仍和“尊清者游”，他又是怎样断然“割辫”的呢？1899年6月10日，章太炎从台湾基隆出发。14日，“步上神户”，17日，“发大津趋名古屋”。[19]在日本与孙中山相晤，受其启发，自称：“自台湾渡日本，时梁启超设《清议报》于横滨，余于梁座中始得见孙中山，由梁介绍也。越二三月，余回上海。”[20]冯自由记：“己亥夏间，钱恂任日学生监督，梁启超时办《清议报》，均有书约章赴日，章应其请，先后寄寓横滨《清议报》及东京钱寓、梁寓，由梁介绍，始识孙中山于横滨旅次，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21]又说：孙中山与章氏等谈及土地问题时，说他“对于欧美之经济学说，最服膺美人亨利·佐治（Henry George）之单税论”，认为“此种方法最适宜于我国社会经济之改革”[22]。

章太炎在日本时初晤孙中山，影响很大。本来，章太炎虽早知孙中山其人，却未见面。1897年，章太炎在上海，“因阅西报，知伦敦使馆有逮捕孙逸仙事，因问梁启超：‘孙逸仙何如人？’梁云：‘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氏‘心甚壮之’”[23]。他又说：“是时上海报载广东人孙文于英国伦敦为中国公使捕获，英相为之担保释放。余因询于梁氏，梁曰：‘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余曰：‘果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之优劣也。’”[24]但当时对孙中山还是了解不深，即便在政变发生、避居台湾时，还错误地认为孙中山不能与《时务报》馆经理汪康年“并称”[25]。但甫抵日本，和孙中山相晤，情况就不同了，他们“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1899年7月17日（六月初十日），他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兴公亦在横滨，自署中山樵，尝一见之，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浴血之意，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26]虽尚有微词，仍誉为“卓识”，可见他这次和孙中山初晤，留下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解辫发》最早登在《中国旬报》，登出时，还有章太炎的《来书》和《请严拒满蒙人入会说》。《中国旬报》又是兴中会在香港所办，由陈少白“承刊”。《来书》谓：“去岁流离，于□□君座中，得望风采，先生天人也。”又说：“数年以来，闻先生名，乃知海外自有夷吾，廓清华夏，非斯莫属。”对之期望甚殷，那么，《来书》是写给谁的呢？□□又是谁？查《来书》寄于1900年，“去岁流离”宜指1899年“流离”日本。这时，孙中山、陈少白都在日本，陈少白主持《中国旬报》，有人认为《来书》寄给陈少白，但我以为还是指孙中山为宜。因为：一是《来书》谓“于□□君座中，得望风采”，章太炎是在梁启超座中获见孙中山的，上揭《口授少年事迹》言其事，□□应指梁启超；二是《来书》谓“数年以来，闻先生名”，章太炎恰恰在1897年就听到孙中山伦敦遇难事；三是《来书》对收信人甚为钦伟，誉为“天人”，章太炎当时给汪康年的信也称孙中山有“卓识”。章太炎一般不轻易谀人，似不会誉陈少白为“天人”。那么，章的《来书》写给孙中山，寄交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主办的《中国旬报》，就非同一般“来书”。

《中国旬报》在刊登《来书》和所附两文后，还附志说明：“章君炳麟，余杭人也，蕴结孤愤，发为罪言，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隶此野蛮政府之下，迫而思及前明，耿耿寸心，当已屡碎矣。君以此稿封寄前来，求登诸报。世之深于世味者，读此文，当有短其过激否耶？本馆哀君之苦衷，用应其请，刊而揭之，俾此文之是非，得天下读者之公断，此则本馆之私意已。本馆志。”对章太炎的《来书》和附件极为重视，并立即刊登，予以高度评价。

照此说来，章太炎的“割辫与绝”，倾向革命，是受到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启发的。

问题是，章太炎自日本回国以后，在《五洲时事汇编》发表的《翼教丛编书后》，在《亚东时报》发表的《今古文辨义》[27]，对康有为仍为辩释，仍表同情。他在1899年冬付梓的《訄书》原刊本，也有《客帝》《分镇》等篇目，其他“合群明分”“议院议官”等也有改良倾向。还以为日本明治维新“西邻不敢侮”[28]，提出“发愤为天下雄，则百稔而不仆；怠惰苟安，则不及五稔而亦仆。吾所议者，为发愤之客帝言也，非为怠惰苟安者言也”[29]。幻想能有“发愤之客帝”，“登荐贤辅，变革故法，使卒越劲，使民果毅，使吏精廉强力，以御白人之侮”。《訄书》原刊本的主要倾向又是改良的。

然而，在他主张“革政”、改良的同时，从小孕育的民族主义思想又不时流露。例如，指责清政府“炫不加赋以示恩”，而“举岁藉以饷群胡”；少数满洲贵族“蚀蠹”重敛，而“不能折冲以庇黔首”[30]；运用“大酋”等贬词来讥讽清朝皇帝。尽管他这时主要主张不根本动摇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良，而不是推翻清朝政府，但他对满洲贵族统治的疾恨，自有超出康、梁之处。

既不满清朝统治，又同情康、梁；既为康、梁辩释，又受孙中山启发；既孕有民族思想，又没有转向革命：章太炎的思想是复杂的。他在这样矛盾的心理中，提出了“客帝”和“分镇”的课题，所谓“客帝”，即满洲贵族入主中国，是“客帝”，中国的“共主”应是“仲尼之世胄”；只要清朝皇帝承认孔子的统绪，发愤图强，那么反满情绪可以平息。所谓“分镇”，即不能削弱藩镇，“而甘心于白种之陵藉”；藩镇如“稍自奋厉”，还可“扶危而定倾”，对汉族地方督抚存有幻想。

“客帝”“分镇”，是章太炎“割辫”前思想矛盾的产物，是在民族危亡时的“权宜”之策。是因为“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以是为神州大诟”，而提出“客帝”的；是因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而提出“分镇”的。“客帝”终究不是中国的“共主”，“分镇”还是借重汉族地方督抚。从“客帝”“分镇”的政治倾向来说，是发愤改革，“扶危定倾”；而“客帝”“分镇”的内涵，又存在着汉满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日急，清政府卖国原形日露的情况下，章太炎的思想急遽变化，反清意识又转主导，从而撰文明志，“割辫与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