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和康有为，一个治古文经学，一个借今文议政。学术渊源不同，治学方法不同。章氏在时务报馆与康门弟子共事期间，就发生过争论。他自己也感到“论及学派，辄如冰炭”，视“康党诸大贤”宣传康有为学说，是“病狂语，不值一欪”[40]，又怎会政变失败，同情康、梁，和“纪孔”者游呢？

章太炎对康、梁的同情，主要是对康、梁改良派政治主张的赞成。甲午战后，外侮频仍，国势浸衰，康有为等改良派对封建顽固势力和洋务官僚进行斗争，提出变法图存的主张，代表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的意义。因此，他曾“赠币”强学会，助编《时务报》，在实际行动中进行了维新宣传，甚至在自己的论著中还渗附了某些今文学说。

今文学派的学说，并不排斥其他学派的援用，但作为严守家法的古文学家来说，每每视若鸿沟。章氏自称：“余治经专尚古文，非独不主齐、鲁，虽景伯（贾逵）、康成（郑玄）亦不能阿好也。”“余以为经即古文，孔子即史家宗主”[41]。但当他任职《时务报》前，曾阐述办报宗旨是“驰骋百家”，“引古鉴今”，“证今则不为卮言，陈古则不触时忌”[42]。主张“陈古”以“证今”，“引古”以“鉴今”。并且举了西汉王式以《诗经》三百五篇“谏”昌邑王的故事。只要有助于当时政治改革的说教，即今文经师的援经论政，也可用以“证今”。任职《时务报》后，在《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中，更提到《春秋》公羊学家所鼓吹的“大一统”“通三统”，也提到喜以阴阳灾异议论时政的《齐诗》。为什么呢？他以为“大一统”是“整齐风俗，范围不过”；通三统是“益损政令，九变复贯”和吸收“殊方异俗”的“长技”，“以卫吾一统之教”。也就是说，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殊方异俗”）的“长技”，可资中国借鉴的，可以作为“益损政令”的参考。说明不能“唯旧章之守”，而须“发愤图自强”[43]。又就《齐诗》的“革命”“革政”加以发挥，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礼秀民，聚俊才”，进行“革政”，亦即实施政治改革。可知章太炎的援用《公羊》《齐诗》，旨在阐明变法的必要性。章太炎在戊戌变法时期，政治上同情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运用了今文观点。他治的是古文经学，但在这个时期，对有助于变法宣传的今文经说也不排斥。他所以没有严守“师法”，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实际问题。而依附今文的康有为等，却在这时展开变法维新活动。以挽救民族危机、进行变法图强来说，章氏对康、梁的政治主张表示赞同。

但是，章太炎和康有为等毕竟不是同隶一个学派，他赞助康、梁，也只是由于时代的特点，而不意味学术思想上的“混一”。学术上的争论，又必然涉及维新变法理论根据的探讨。章太炎同意康、梁的改革主张，并不能证明他们之间政治上的完全一致；而学术对立中产生的理论差异，又每易导使他们政治立场的某种分野。今文经说的“诡诞”“恣肆”，毕竟与“朴学”殊科，“古今文经说，余始终不能与彼合也”[44]。这样，便不可避免地与之有所争论。在《时务报》共事时，对“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即以为“造言不经”。那么，章氏虽赞同康有为等进行变法，而对其变法理论却有保留；他和康门共事，而共事中并非没有争论。这些争论，又每每基于学术领域中的理论争论；章氏虽在自己的论著中，一度援用今文经说，也只是为了变法的需要，而未放弃他古文学派的根本立场。

戊戌政变前，章太炎尽管和康门争论，却未公开决裂，对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变法主张又是赞同，并且延伸到政变以后一段时间，对康、梁仍表同情，寓书慰藉，赋诗示意。章太炎留居台湾时期，正是对康、梁政治上仍表同情之际。

章太炎对学派不同的康、梁同情，当时已有人提出异议，他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个说明，就登在1899年1月13日的《台湾日日新报》上。由于这是论述章氏早期思想极重要的素材，过去未曾为人注意，因此将原文引录如下：

这里，章太炎回答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自述“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论学”，指古、今文学说不同；“行谊政术”，指维新改革，变法图强。还引朱熹、叶适为例，说明学术上虽如“冰炭”，但政治上却不含糊。所以自己虽如东汉时范升、陈元之争《左传》，至今仍旧“相昵”。

第二，自述和康、梁“论学”之殊，“所与论辩”的，在于“《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亦即囿于学术上今古学的异同，师法渊源的殊别；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亦即政治方面，却“未尝少异”。

第三，自述1898年春在武昌和张之洞幕僚的争议。据《自定年谱》，张之洞“不憙公羊家，有以余语告者，之洞属余为书驳难”，因而赴鄂。当梁鼎芬等以康氏异同就章“评骘”，并对康氏诋毁时，章太炎即“抗唇力争”。在《艾如张董逃歌序》中也说：“张之洞始为《劝学篇》，以激忠爱，摧横议，就余咨度”。章氏即言，“忠爱则易耳，其俟诸革命以后”，而使“闻者皆怒”[45]。

第四，自述政变以后仍与康有为等“相昵”，而对梁鼎芬之流的“丧其所守”则加讥刺。从而指出“学无所谓异同，徒有邪正枉直”。还是主要从政治上着眼的。

照此说来，章太炎在旅台期间，自述“行谊政术”与康有为等相合，他对康有为等是同情的。过去，他和康门在学派问题上有过争论，当时他怀疑的是“改制”的夸诞外衣，而赞同的则是“改制”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现在，康、梁遭“侦捕”，自己也出亡，在今文、古文的传授得失、治学途径上“始终不能与彼合”，至于政治上还是同情康、梁的[46]。

章太炎对康、梁的同情，是政治上的同情，是对康、梁变法维新事业的肯定。他在戊戌前后，思想上还停滞在“革政”阶段。他自己还没有划清革命和改良的界线，当然不可能“忠告康、梁，劝其脱离清室”。

当然，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孕育较早的。等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面目日露，跟随社会历史的发展，章太炎终由改良走向革命，和康、梁也终告决裂了。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

[1]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十四章《壬寅支那亡国纪念会》。

[2] 章太炎在台湾期间的诗文资料，蒙日本岛田虔次教授、近藤邦康教授，泷泽诚先生提供。《台湾日日新报》则是日本阿川修三先生发现，近藤邦康教授复制见赠的。本文能够撰成，得到他们的帮助，书此志感。

[3] 《清议报》所载章氏诗文，大都在《台湾日日新报》登过，如《祭维新六贤文》《答学究》《客帝论》，见上表。另有《儒冠》（第二十册）、《安昌谣》（第二十六册）、《梁园客》（同上）、《杂感》（第二十八册）、《西归留别中东诸君子》（同上），都是诗。文章载《清议报》的尚有《儒术真论》（第二十三至三十四册），其中《视天论》也在《台湾日日新报》刊出。

[4] 章太炎：《照井氏遗书序》，见关仪一郎编：《日本儒林丛书》第六卷所收照井一宅《庄子解》卷首，昭和四年本。

[5] 《拙存园丛稿》八卷三册，大正八年（己未八月）铅字排印线装本，馆森鸿撰。中有章氏序文和在馆森鸿文章后的一些跋语。

[6] 章氏在台曾将《訄书》交给馆森鸿看，《儒术真论序》谓章将文稿五十首见示，查《訄书》初定，即为五十篇，当指此。又馆森鸿《送章枚叔序》更称，读其《訄书》，认为“议论驱迈，骨采雄丽，其说时务，最精最警，而往往证我维新事例以讥切时政”，对之十分推服，见《拙存园丛稿》卷一第10页。

[7] 文澜：《章太炎寓台轶事》，台北《“中央日报”》1952年7月29日。

[8] 章太炎：《游西京记》，《亚东时报》第十七期，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八日出版，署名“菿汉阁主”。

[9]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三二第10页。

[10] 章太炎：《致汪康年书》三，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上海图书馆藏，下同。

[11] 章太炎：《刻包氏齐民四术第二十五卷序》，《台湾日日新报》，见上表，下同。

[12] 章太炎：《致汪康年书》三。

[13] 章太炎：《致汪康年书》三。

[14] 章太炎：《谆劝垂纶》。

[15] 章太炎：《台湾设书藏议》。

[16] 章太炎：《论学校不宜专校语言文字》。

[17] 章太炎：《台湾设书藏议》。

[18] 章太炎：《书清慈禧太后事》。

[19] 章太炎：《清廷侦获逋臣论》。

[20] 章太炎：《党碑误凿》。

[21] 章太炎：《答梁卓如书》。

[22] 章太炎：《台北旅馆书怀寄呈南海先生》，《清议报》第八册，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出版。

[23] 章太炎：《康氏复书》。

[24] 章太炎：《答梁卓如书》。

[25] 章太炎：《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时务报》第十九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一日。

[26] 章太炎：《论亚东三十年之形势》。

[27] 章太炎：《正疆论》。

[28] 章太炎：《论清旗田》。

[29] 章太炎：《失机论》。

[30]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第二十五期《太炎先生纪念专号》。

[31] 章太炎：《致陶亚魂柳亚庐书》，《复报》第五号。

[32] 章太炎：《致汪康年书》四，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七日。

[33] 章太炎：《致汪康年书》五，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十日。

[34]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十四章《壬寅支那亡国纪念会》。

[35] 章太炎：《客帝论》，相继在《台湾日日新报》《清议报》发表，收入《訄书》原刻本第二十九。

[36] 章太炎：《客帝匡谬》，《訄书》重印本“前录”。

[37] 章太炎：《藩镇论》，《五洲时事汇编》第四册，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出版，查同年九月初八日《致汪康年书》，将《藩镇论》寄交汪康年转交，这时他由日返国不久，当较早写成。

[38] 章太炎：《分镇》，《訄书》原刊本第三十一。

[39] 章太炎：《分镇匡谬》，《訄书》重印本“前录”。

[40] 章太炎：《致谭献书》，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复堂日记续录》钱基博跋记。

[41]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稿本。

[42] 章太炎：《致汪康年书》一，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43] 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时务报》第十八册，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44]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三年，三十岁”。

[45] 见《太炎文录》卷二。

[46] 章氏后来又撰《今古文辨义》，对康、梁仍寓保全，见《亚东时报》第十八号，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另有《翼教丛编书后》，谓：“说经之是非，与其行事，固不必同。”以为康在变法时，“不失为忠于所事”，对苏舆等诋击维新，“处心果何如耶”加以批判。此文发表在《五洲时事汇编》第三册，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日出版。据《致汪康年书》六，此文投交沈小沂，而信则写于八月三十日。《今古文辨义》更对“经术文奸之士，借攻击廖士（平），以攻击政党者”，认为是“埳井之鼋”，旨意与《翼教丛编书后》同，撰时应近。那么，章氏在1899年由日本返国后，对康、梁尚表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