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到台湾不久，曾致书原《时务报》经理汪康年，告以在台情况。提到“文士在此者，以法院长水尾晚翠、报馆主笔籾山逸、督府小吏馆森某为最”[10]。籾山逸即籾山衣洲，他和水尾晚翠都是玉山吟社社员，章氏也参加唱和，馆森某即馆森鸿（子渐）。他们“以文字订交”，来往甚密，或者因学术研究上有近似处，或者因这些日本友人中如馆森鸿表彰日本明治维新人物，“叙述中兴诸贤”，有一定共同点，从而诗文酬酢，彼此相善。

台湾在甲午战后，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章太炎对台湾人民的生活和遭遇甚为关注。他认为台湾本来是“闽南之大屿”，是东南富饶之地，“天下称其膏腴，惜乎濒于仆遫之野”[11]。“各物踊贵，几倍沪上”，以为“台人砦窳，耕渔梓匠，一切厌为”[12]。提出学习西方讲求农学之书，讲求农事，刻印农书。又以为“出郭即淡水港，何患无鱼”，应“自开池沼”[13]，“垂纶渔钓”[14]，“稍忍劳苦”，改善生活。又赞助在台湾设立藏书楼，“取于和汉者各半”。这样，“视乎土宜，因乎民俗”，可以“操剂量而致之中和”[15]。他又认为台湾学校中均习日文，认为不能专教语言文字，不能“徒从事于口耳觚牍之间而勿覃思”，不能只习其“文”，而不能“译其义”[16]。他居台不久，但考察台湾风土人情，关怀民生疾苦，希望“台民之孟晋逮群，异时必有超轶乎大陆者”[17]。

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旅台期间，从发表在《台湾日日新报》的论文中，可以清楚看出他对戊戌变法失败的惋惜，对康、梁流亡的同情，对慈禧为首的后党的仇恨。他的思想并未超越维新改革的范畴，然而却比戊戌变法前进了一步，也有和康、梁不一致之处。

这里，就章太炎对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对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以至对满洲贵族统治，对正将掀起的革命潮流等问题的态度试做分析：

第一，认为慈禧太后不是“晚节之堕”，而是“天性”残害；对破坏维新运动的清朝官吏，也予以愤怒指斥。

章太炎专门写了《书清慈禧太后事》说：“革政之狱，世或以斩断果贼，腭眙于慈禧太后，谓其始仁恕而终阴鸷，岂晚节之堕耶？”认为“女戎召祸，残害不辜，自古以然，而慈禧太后之恶直丑正，尤其天性然也”。他列举咸丰末年的“肃顺之诛”，以至戊戌六君子的“同日伏尸市曹”，“康有为虽脱，亦几几不能自免”。“岂女主任事，则其祸必至于是耶？抑慈禧太后之志，则可谓始终不渝，而非其堕于晚节也已”[18]。至于“侦获逋臣”，更是“穿窬草窃之行”，“以清室之文母，为异国之荆卿，事果可成，受盗贼之名何害。吾特恐纪纲整饬之国，徼巡警柝，皆不若中国之疏。狙击未成，而身先受盗贼之戮，辞所连染，则且以长信詹事为渠魁，其为邻国观笑，岂有既哉。……如有为者，其亦慎所进止，以保万民倚赖之身哉！”[19]尽情讥刺，指责慈禧。

对插足改良派，转而出卖改良派的袁世凯，他写了一则《俳谐录》，以鸵鸟为喻，加以挖苦。说是非洲沙漠有大鸟曰鸵鸟，“栖之以丛囿，豢之以珍饵，清泉浴之，凄风播之，则驯狎依人，不施衔辔，而可以服乘，虽驾盐车载囊橐惟所命”。支鸟鹊笑之曰：“吾巢于榛棘之间，……以意进止，不受人役伈伈”而“以子之高材高足”，却“甘为人服乘，载重而不怒，出跨下而不耻，伈伈伣伣，惟鞭箠是惧者何也？”鸵鸟应之曰：是效橐驼之所为，“既得其饵而又窃其重”，“一受服乘而利吾身”。因此，“虽长策在前，利錣在后，奚恶矣”。鸵鸟终感愧忸，“不可以见亚非利加之凡鸟矣”。于是“振翮而去，至乎支那，化形于河洛之间，为汉冀州牧本初（袁绍）之裔，果得大将”。“冀州牧本初之裔”，就是隐指袁世凯。

对“赞助”强学会，遥控《时务报》的张之洞也予以揭露。这时，日本报纸说“支那改革，推刘坤一、张之洞为领袖”，章氏认为这是“党碑误凿”。张之洞是“外托维新，而其志不过养交持宠”，政变发生，张之洞“反倒戈新党，凡七发密电至京，诰谀长信，无所不至”。写了《劝学篇》以“欺世盗名”，认为“其学术高则为翰苑清流，下则为应试好手而已。乃既盗文学之称，遂抗颜以经济自诩，而所成卒至如是”[20]。

第二，对康、梁等改良派的遭遇表示同情，寓书慰藉，怀念“夙好”。

政变发生，章氏即写《祭维新六贤文》。文称“上相秉威，狼弧枉矢。以翼文母，机深结闭”，表明对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专制横暴极为仇恨。“王母虎尾，孰云敢履？惟我六贤，直言以抵”，表达了对“六君子”被杀的无比愤慨。他本想“设奠黄浦”，但“遍访船步及湖南会馆”，都不知谭嗣同灵柩所在，“斯举不果”[21]。到达台湾后，寄书康有为，贻诗抒怀，“老泪长门掬，深情故剑知”，“有行黔墨突，无涕吊湘累”[22]。两地相思，眷念“逋客”。一月中旬，康有为对章氏的“拳拳持正义，又辱书教之”，认为是“识之绝出寻常而爱之深”，并“切望捧手得尽怀抱，驰骋欧美”，“相与扶之”，“救此沦胥”[23]。章太炎接到“工部报书”，“不啻百金良药”，特将原信登在《台湾日日新报》，并加说明。

章太炎和梁启超也是书信不断。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章太炎表示支持，并把新撰诗文寄去发表。梁启超认为，应以“译述政书为第一义”，章太炎以为“哲学家言高，语进步退化之义”，也“未始不急”[24]。又录《艾如张》诗以赠，题为《泰风一首寄赠卓如》，可见他对康、梁无比依恋，不胜缱绻。

政变后，康有为把光绪皇帝的“密诏”露布，引起封建官僚的不满和一些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震惊，章氏撰《答学究》以驳，说是“今祸患之端，始于官邻，卒于金虎掖庭之上，而罪人在焉，讨之犹可，况数其罪乎？”“数其忮恶，斥其**昏，人臣之分也，虽邻国闻之，亦以为人臣之分也，夫何经常之论之可执乎？”认为康有为“内不容于谗构，奉身而出，语稍卓诡，而见诋于俗儒乡愿”，是“志节才行之士”，对康有为等维新志士深表同情。

抨击慈禧，同情康、梁，对清政府究竟采取什么态度？革命还是“革政”？显然章太炎这时还没有越出“革政”的范畴。

本来，政变前，章太炎就提出“以革政挽革命”。他心目中的革命是“变郊号，柴社稷”；而“革政”则是“礼秀民，聚俊才”[25]。流亡日本，尽管抨击慈禧，但主要是针对慈禧等顽固派摧残新政，制造党狱、“侦获逋臣”，还没有意识到彻底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尽管对康、梁表示同情，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孕育较早，经历维新新政的破灭后，他的“革政”思想较政变前又有发展。

首先，章太炎是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主张“革政”的。他认为外患日急，国势日蹙，主要危险是帝俄，而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却是亲俄的。帝俄强占旅顺、大连，侵犯满洲贵族的“故土”，又包藏祸心，鲸吞蚕食，他说：“观于旅顺、胶州之举，措黄海以北，其趋于俄、德也明矣。……支那自宫禁之变，贤才坑屠，王化陵迟，宇内鱼烂，将使蓟丘之上，满人不亡，而夏子之胄亡矣。”[26]满洲贵族统治腐败衰朽，不能不“革政”。

其次，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的论文，也不乏反满词句：称“余年十六七，则诵古文历史，慕辛弃疾为人”；“今年已三十一矣，会遭党锢，日窜台北，其志则以访延平郑氏之遗迹”；示与满洲贵族“不共戴天，不共履后土”。然而，对光绪的“变法失志见囚”，“犹为之愤痛者”，因为光绪“固满洲之令主”，而“其志亦为齐州，而未尝有私于北虏”，所以“痛其幽禁，而为之感慨不平”[27]。由于光绪支持康、梁变法，所以可称为“共主”。他的同情光绪，是为了他赞助维新。不过，他不称光绪，而称之为“爱新觉罗第十一”，满汉之间，仍有鸿沟。

在他的论文中，对满洲贵族的政治腐朽、经济榨取也多所揭露。例如，满洲“入关以来，以近京五百里民地圈给八旗，而田之者皆汉人，秋冬输租，以庄头主其事，而此数十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游民，乃安坐而有之”。“乃者索伦东海诸部蚕食于俄罗斯，为八旗子弟者，宜以屯田兼兵事为汉人纾生计，为国家效死力”。对“虚郡国仓廪”以养“八旗之民”[28]，游惰啖食，不劳而获，极为愤慨。甚至以为曾国藩等汉族官僚，当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不以此时建号金陵，而俯首下心，以事辫发之孱胡”，是“昧于大义，而为中国遗无穷之患”，指斥曾国藩、左宗棠等是“甘以通侯宰相臣仆异类”，连曾静都不如。这些汉族官僚，“上者忠君念重，而爱国之情轻”，“下者保宠之愿深，而立名之志减”，对汉族地主阶级的“俯首下心”以事满洲贵族，又加鄙视[29]。

如果说章太炎反对“臣仆异类”，有着反对满洲贵族的民族意识，那么他在旅居台湾期间是否已经由“革政”转向革命了呢？还是没有。除上面谈到章太炎当时的政治态度没有越出改良范畴外，还可从他对孙中山、康有为的态度来看。

甲午战争时，孙中山组织了兴中会，酝酿起义。1897年，章太炎任职《时务报》，在报纸上看到孙中山在英国被捕，曾问梁启超“孙逸仙何如人？”梁说：“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太炎即“心甚壮之”[30]，“窃幸吾道不孤”[31]。政变后，清政府通缉康、梁，章太炎以孙中山伦敦蒙难为喻，说：“往者龚照瑗之于孙文，尝有是举矣，而卒为英人所迫胁，索之生还。夫孙文以医药小技，鼓动黔、粤之民，一旦果能揭竿而起，其有益于中国与否尚未可知，而英人已护之如是。今有为柄用，百日之政，粲然见于记载，中外贤哲，莫不喁喁想望风采，其与夫孙文者，岂舆薪秋毫之比哉。”[32]把康、梁视为“国士”，而对孙中山发动的起义活动，还存怀疑。他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更说：“东人言及公名，肃然起敬，而谬者或以逸仙并称，则妄矣。”[33]还以孙中山与汪康年并称为“谬”。只是等到由台赴日，与孙中山相晤，“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浴血之意”，才认为是“卓识”。“相与谈排满方略，极为相得”[34]。可见，旅台期间章太炎的思想尚未由“革政”转向革命。

既不满清朝统治，又同情康、梁；既孕有民族思想，又没有转向革命。章太炎又将怎样“革政”呢？他提出了“客帝”“分镇”的课题。认为满洲贵族入主中国，是客帝，中国的“共主”，应为“仲尼之世胄”。说是只要清朝皇帝承认过去民族压迫的错误，拥护孔子后裔做中国的“虚君”，自己退居为齐桓、晋文般的霸主，发愤自强，那么反满情绪可以平息，可以防止“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他在文章中，不但也谈“素王”，还引《中候》和《春秋繁露》[35]，说明他还未摆脱康、梁的思想影响。这种“客帝”的论调，也是章太炎后来所说“纪孔保皇”的表露。这点，他自己也不否认，说：“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36]。

“分镇”，也是章太炎在民族危机严重、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改良设想。认为藩镇“政不己操，而位不久假”，所以“勿能跋扈”。政变危急之际，“犹赖有数镇稍自奋厉，是以扶危而定倾”。因此，不能削弱藩镇，而“甘心于白种之陵藉”。中国如果“无文武自将之主，而澌灭几至于尽”，所以削藩镇，是“天下之至私”，它只能“行媚白人”。同时，重藩镇和立宪政并不矛盾，“板**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并举明治维新以为例，“若皇德贞观，廓夷旧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患自擅”[37]。此后，进而指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38]，可知章氏是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拟议“分镇”的。他反对满洲贵族的昏庸衰朽、丧权辱国，但对汉族地主阶级还有幻想。还想汉族地方督抚“扶危而定倾”，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完成“尊攘”大业。那么，他向往的还是“明治维新”式的“革政”。只是到了义和团运动以后，他才“鉴言之莠”，进行“匡谬”[39]。

然而，章太炎提出“客帝”，又缅怀“彼瀛国之既俘，永历鲁监国之既坠，而支那旷数百年而无君也，如之何其可也”。反满的民族意识，却与康、梁的“忠君保皇”有别。提出“分镇”，而“借权”的还是汉族地方督抚，又以曾国藩“俯首下心，以事辫发之孱胡”为“失机”，满汉之间，还有界限。这样，在此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的情况下，促使他和“尊清者”划清界限，走上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