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和章太炎都是辛亥革命以后由日本回到国内的，但一个是饮恨以返，一个是载誉而归。

章太炎回国返沪，当时报纸特发《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社论：

章太炎，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正气不灭，发为国光，文字成功日，全球革命潮，呜呼盛已！一国之亡，不亡于爱国男儿，文人学士之心，以发挥大义，存系统于书简，则其国必有光复之一日。故英雄可间世而有，文豪不可间世而无，留残碑于荒野，存正朔于空山，祖国得有今日，文豪之力也。今章太炎已回国返沪矣，记者谨述数语以表欢迎之忱，惟望我同胞奉之为新中国之卢骚。[35]

誉之为“鼓吹革命之文豪”。而康有为呢？去国时是一个进步的维新运动领袖，回国时却是一个顽固保守的人了。袁世凯邀请他去北京作为反动政权的点缀。康有为没有答应，移居上海，办《不忍》杂志，言：“睹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忍也；哀国土之沦丧，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堕落，吾不能忍也；嗟纪纲之亡绝，吾不能忍也；视政治之窳败，吾不能忍也；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见法律之**，吾不能忍也；睹政党之争乱，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惧国命之分亡，吾不能忍也。”而“莫敢忘斯世也，愿言拯之”[36]。究竟是什么使他这样“不能忍”呢？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旧的东西终将覆灭。究竟又将如何“拯之”呢？“以孔子为国教，配享天坛”，图谋封建势力复辟。一个进步的人，后来落后了。

康有为和章太炎返国时的政治态度不一，毁誉不一，又和他们这几年的流亡生涯有关。

章太炎在戊戌政变后，“避祸”台湾，流亡日本。他看到甲午战后中国民族灾难的深重，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是深深痛恨的，认为“支那宫禁之变，贤才坑屠，王化陵迟，宇内鱼烂，将使蓟丘之上，满人不亡，而夏子之胄亡矣”[37]。满洲贵族统治腐败衰朽，不能不“革政”。又认为政变危急之际，“犹赖有数镇稍自奋厉，是以扶危而定倾”。因此，不能削弱藩镇，而“甘心于白种之凌藉”。中国如果“无文武自将之主，而澌灭几至于尽”，所以削藩镇，是“天下之至私”，它只能“行媚白人”。同时，重藩镇和立宪政并不矛盾。“板**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并举日本为例，“若皇德贞观，廓夷旧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为日本之萨、长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患自擅”[38]。此后，进而指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39]。那时，他还是向往“明治维新”式的“革政”。只是到义和团运动以后，才“鉴言之莠”，进行“匡谬”[40]。

章太炎提出“分镇”，而“借权”的还是汉族地方督抚，又以曾国藩“俯首下心，以事辫发之孱胡”为“失机”，满、汉之间，还有界限。这样，在此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的情况下，促使他和“尊清者”划清界限，走上革命道路。

1902年章太炎第二次流亡日本时，和孙中山“定交”，渐由“革政”转入革命。并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表示坚决反对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民今方殆，寐而占梦……觉悟思之，毁我室者，宁待欧美”。“哀我汉民，宜台宜隶。鞭棰之不免，而欲参与政权；小丑之不制，而期扞御皙族，不其忸乎？”不推翻清政府，是不能挽救民族危亡的。次年，他被逮入狱。不久，孙中山发表《敬告同乡书》，号召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限，说：“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41]。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等到章太炎出狱赴日，革命已为时代主流，章太炎也跟随时代步伐，“入同盟会，编辑《民报》”。由上可知，他第一次赴日，还主张“革政”；第二次赴日，转入革命；第三次赴日，参加革命组织，主编革命派的机关报了。

康有为也是处在这个时代，但他第一次流亡日本时，一方面刊发光绪皇帝的“密诏”，散布“奉诏求救”文，一方面展开了求救活动。他曾请犬养毅予以“支柱”[42]，还上书近卫笃麿，说明“受衣带之诏，万里来航，泣血求救”[43]。结果，日本政府在清政府的交涉下，不让康有为居住日本。1899年4月3日，康有为终于自横滨渡太平洋赴加拿大，于7月20日，筹创保皇会，在会例中指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即以“忠君爱国为宗旨”。应该说，当一些人对光绪还存幻想的情况下，揭露清廷积弱，控诉慈禧“训政”，拥护改革变法的皇帝，反对顽固守旧的慈禧，还曾起过影响。

没有多久，国内发生了义和团运动，恰恰慈禧、荣禄利用过义和团，八国联军又乘机武装干涉，保皇会认为这是反击后党，“决救皇上”的大好时机，酝酿“讨贼勤王”。结果，实际活动的唐才常在汉口事泄失败，演成自立军悲剧。此后，康有为和他所领导的保皇会，斗争锋芒渐由针对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顽固派转向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保光绪皇帝转为保清朝封建政府。等到康有为第三次流亡日本时，清政府正组织皇族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康有为对奕劻并不信任，一些保皇会成员在海外制造舆论，散布揭帖，警告奕劻：“若不即开国会，则为举国公敌，为卖国大贼。”[44]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康有为听到消息，“忧心如焚”，仍持“革命必无成”之说，他和梁启超都想“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还想“乘此以建奇功”[45]。自我陶醉地说：“人知革之无成，士大夫皆思吾党而归心。”“他日国会开时，吾党终为一大政党，革党亦自知无人才，不能为治也”[46]。

然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保皇会已无皇可保了，但康有为仍不甘心，草写《摄政王逊位为总统说》，又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企图挂一个“共和”的假招牌，仍旧恢复清朝的统治。说什么“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立宪国之立君主，实为奇妙之暗共和国”，而“满族亦祖黄帝”，还需由清朝复辟。保皇会已逆潮流而动，流亡在日本的康有为这时也已沉沦了。

照此说来，康有为和章太炎都是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通过“政变”血的教训，章太炎对当权的清政府逐渐抛除幻想；康有为则“忠君保皇”，凝滞不前。但历史是前进的，时代是发展的，章太炎在三次流亡中，由“革政”走向革命，跟上了形势；康有为在1911年再度流亡日本时，则已暌离了时代。终于，一个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业绩，一个却由“先进的中国人”日趋倒退。这当然和他们的社会地位、个人经历有关，但也不能说不和他们接受的传统思想无关。例如：章太炎从小孕育民族主义思想，后来又汲取顾炎武“复兴”的古文经学中的民族主义内容；康有为则推演今文经学“递嬗渐进”的说解，反对根本地变革。由于这个问题牵涉较广，也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也就不再赘述了。

[1] 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国之部《光绪二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太后ノ崩御袁世凯ノ免官》，机密18号，编号500057。并经日本驻香港二等领事上野季二郎抄呈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

[2] 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国之部《光绪二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太后ノ崩御袁世凯ノ免官》，兵库县兵发秘489号报告；又甲秘第157号，警视总监西山志澄报告，编号500087。

[3] 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国之部《光绪二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太后ノ崩御袁世凯ノ免官》，11月5日副岛种臣上鸠山外务次官函，编号5100092—5100093。

[4] 《将去日本，示从亡诸子梁任甫、韩树园、徐君勉、罗孝高、罗伯雅、梁万理》，见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第39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5] 日本外务省档案《内务大臣西乡从道上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函》。又，1899年10月19日兵库县知事之通牒，机密送第35号，编号500167—500169。

[6] 康有为于6月11日抵神户，见日本兵库县知事报告，明治四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发，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国之部《革命党关系》第五卷一门六类一项4121，编号450429号。

[7] 见《南海先生诗集》卷十二《憩园诗集》。

[8]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

[9] 日本兵库县知事报告，明治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兵发秘第390号，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国之部《革命党关系》第五卷一门六类一项，编号450456。

[10] 康有为：《致徐勤密书》，《民立报》1911年12月27、28日，见《康有为政论集》第649页。

[11] 章太炎：《游西京记》，《亚东时报》第十七号，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八日出版，署名“菿汉阁主”。

[12] 兵库县知事大森钟一上外务大臣报告，明治三十三年六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国之部《革命党关系》兵发秘字第200号，机密受1366号。

[13] 兵库县知事大森钟一上外务大臣报告，明治三十三年六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国之部《革命党关系》兵发秘第185号，机密受1373号。

[14] 警视总监大浦兼武上外务大臣报告，明治三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国之部《革命党关系》兵发甲秘112号，机密受1561号。

[15] 警视总监大浦兼武上外务大臣报告，明治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国之部《革命党关系》兵发甲秘113号，机密受1390号。

[16] 警视总监大浦兼武上外务大臣报告，明治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国之部《革命党关系》兵发甲秘183号，机密受19817号，惟据六浦孟武报告为：“本日（17日）午前6时由新桥出发，与清国留学生监督钱恂同时返国。”

[17] 警视总监大浦兼武上外务大臣报告，明治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国之部《革命党关系》兵发甲秘183号，机密受19817号，惟据六浦孟武报告为：“本日（17日）午前6时由新桥出发，与清国留学生监督钱恂同时返国。”

[18] 章太炎：《致吴君遂书》四，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130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9] 章太炎：《致吴君遂书》五，《章太炎年谱长编》第130页。

[20] 章太炎：《致吴君遂书》七，《章太炎年谱长编》第137页。

[21] 民意：《纪七月十五日欢迎章炳麟枚叔先生事》，《民报》第6号。

[22] 《民报》第十号。

[23] 冯自由：《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

[24]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康有为到日本》第148页，林启彦等译，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

[25]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康有为到日本》第148页，林启彦等译，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

[26] 见《关于光绪皇帝“密诏”诸问题》。

[27]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见《制言》第二十五期。章氏又云：“余因询孙于梁氏。梁曰：‘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余曰：‘孙果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之优劣也。’”见《民国光复》，载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40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28]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集第十四章《壬寅支那亡国纪念会》；又见《革命逸史》二集第36页。

[29] 见《章太炎政论选集》第92页。

[30] 《致吴君遂书》五第131页。

[31]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

[32]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八年，三十五岁”。

[33] 章太炎：《复孙中山书》，1912年1月，《大中华》第二卷第十二期。

[34]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六号。

[35] 《民立报》1911年11月16日。

[36] 康有为：《不忍杂志序》，《不忍》第一册，《康有为政论集》第769页。

[37] 章太炎：《论亚东三十年之形势》，《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29日。

[38] 章太炎：《藩镇论》，《五洲时事汇编》第四册，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出版。查同年旧历九月初八日《致汪康年书》，将此文寄汪康年转发，这时他由日返国不久，当较早写成。

[39] 章太炎：《分镇》，《訄书》原刊本第三十一。

[40] 章太炎：《分镇匡谬》，《訄书》重印本“前录”。

[41] 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3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42] 康有为与犬养毅笔谈记录，共二纸，日本冈山县木堂纪念馆藏。

[43] 《近卫笃麿日》记第二卷第184-185页，鹿岛研究所出版社，昭和四十三年四月版。

[44] 《奕劻卖国揭帖》，宣统三年，抄件，上海市文物保管会藏。

[45] 梁启超：《致徐勤书》，宣统三年九月八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康有为：《致徐勤密书》，《民立报》1911年10月26日。

[46] 康有为：《致兖孟、慧儒书》，辛亥十一月九日，手迹，广州中山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