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康有为将“密诏”改篡，王照又称为“伪作”，引起了人们的怀疑，甚至怀疑光绪曾否有此诏书，而予根本否定的。我认为，这还得具体分析。

第一，光绪皇帝是曾经发下两道“密诏”的。第一通“密诏”交由杨锐带出，宣统元年，杨锐之子缴呈都察院，说明确有其事。又据《谕折汇存》：“三十日，召见军机及崇礼、杨锐。”七月三十日，即第一诏发出之期。第二诏于八月初二日由林旭传出，同日，光绪颁发明谕：“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迟延观望。”[22]“密诏”首言“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明谕饬其迅速离京，“密诏”再予慰勉，合乎情理。再查《谕折汇存》：“八月初二日，召见军机及袁世凯、成勋、周莲、陈春瀛、林旭。”与《康南海自编年谱》“初三日早，暾谷持密诏来”，以及梁启超《南海先生诗集·明夷阁诗集》下“按语”，“第二次乃八月初二日，由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林旭传出者”相合。即袁世凯在八月初三日见谭嗣同持来墨笔所书“密诏”，也说“仿佛亦上之口气”，知“密诏”是确实有的。

第二，王照称之为“伪作”，但他并未说没有“密诏”。政变发生，王照和康有为、梁启超同往日本，在他和犬养毅的笔谈中，就承认有此“密诏”。他说：

皇上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而太后不知，诸逆贼杀军机四卿以灭口，而太后与皇上遂终古不能复合。今虽欲表明皇上密诏之实语，而无证矣。惟袁世凯亦曾见之，而军机之家属亦必有能证者。然荣禄、刚毅谮皇上以拥太后，此时无人敢代皇上剖白作证，天下竟有此不白之事。[23]

这件笔谈，甚为重要，他不但说明确有“密诏”，还说“诸逆贼杀四卿以灭口”。他提到的袁世凯、四卿家属“必有能证者”也有根据。袁世凯《戊戌日记》既有记载，杨锐家属又持以缴呈，可见王照是承认光绪发过“密诏”的。

王照“笔谈”主要说明光绪“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据杨庆昶缴呈第一诏，也言“仰窥皇太后圣意”，对变法“以为过重”，想望能有“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办法。但它恰恰承认有“皇上密诏之实语”。

再看王照所说“伪作”，见后来发表的他和木堂翁（即犬养毅）的笔谈[24]，原文是：

皇上密谕章京谭嗣同等四人，谓朕位今将不保，尔等速为计划，保全朕躬，勿违太后之意云云。此皇上不欲抗太后以取祸之实在情形也。另谕康有为，只令其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无令其举动之文也。……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真密诏，乃康伪作者也。

这里，他还是承认有“密谕”，是有“真密诏”的，而说如今康、梁所传播的，则为伪作，这也是符合事实的。他说“皇上密谕章京谭嗣同等四人”与杨庆昶缴呈第一诏既相一致，上揭《新闻报》最初露布时的第二诏，也只有“迅速出外”，没有“令其举动之文”，即《康南海先生墨迹》在致李提摩太书后抄附密诏，也无“求救”二字。康、梁在政变后传播的“密诏”，是可以称之为“伪作”的。

又查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而在康有为此次来京的时候，都说是奉了光绪皇帝的衣带诏，要他到外国请兵求救的。人问他要密诏看时，他又说临出京时，因某事之必要，已经烧掉了。”康有为连光绪给他的第二诏也拿不出来，增加了人们对光绪要他到“外国请兵求救”的不相信。

康有为将第一诏改为写给他自己的，无非表示他奉有衣带之诏，是“奉诏”的，是能代表光绪旨意的。至于加上“设法相救”“出外国求救”，又是他为政变后流亡海外、保皇复辟做舆论准备，表示“奉诏求救”。

康有为最早在报刊登出“密诏”时，就有了“奉诏求救”的设想。当时，他曾分函中、西各报，要求“遍告天下”。中文报中，《新闻报》说是，“本馆虽用华文，本系西报，故将原函不易一字，并所抄之密谕二道照录于后”。康有为的原信是：

善长大人足下：天祸中国，际此奇变，吕、武临朝，八月五日遂有幽废之事，天地反复，日月失明，天下人民，同心共愤。皇上英明神武，奋发自强，一切新法次第发行，凡我臣庶，额手欢跃。伪临朝贪**昏乱，忌皇上之明断，彼将不得肆其昏**，而一二守旧奸民复环跪泣诉，请其复出（以革怀塔布之故，此事皆荣与怀赞成之者）。天地晦冥，卒致幽废。伪诏征医，势将下毒。今实存亡未卜，诚人神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者也。伪临朝毒我显后，鸩我毅后，忧愤而死我穆宗，今又幽废我皇上，罪大恶极，莫过于此。仆与林、杨、谭、刘四君同受衣带之诏，无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今将密诏呈上，乞登之报中布告天下（中文报不能登，西文报亦可）。皇上上继文宗，帝者之义，以嫡母为母，不以庶母为母，伪临朝在同治则为生母，在皇上则先帝之遗妾。再《春秋》之义，文姜**，不与庄公之念母，生母尚不能念，况以昏乱之宫妾而废神明之天子哉！若更能将此义登之报中（中西文皆可），遍告天下，则燕云三十六州，未必遂无一壮士也。专候近妥，弟某叩首。

信中称慈禧为“伪临朝”，称幽废光绪，“罪大恶极”，提出“无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表示要“奉诏”“出外求救”了。

这时，康有为避居香港，他对香港《中国邮报》记者的谈话中也说：“皇上命我到外洋去为他设法求援，因此我打算立即动身到英国去。英国是以世界上最公正的国家驰名的。……依据我个人的想法，英国如果能利用这个机会支持中国皇帝和维新党，是于他本身有利的，因为这样去做，就无异乎同时也协助了中国人民，而中国人民则会视英国为他们最好的、最可靠的朋友。如若英国不能及时而起，那末西伯利亚铁道一旦竣工，恐怕俄国势力就会在全国各地取得压倒一切的优势。如果英国能协助皇帝复辟，我将毫不踌躇地说，皇帝和维新党的领袖们都不会忘记他的盛情。”[25]说是光绪命他到“外洋去为他设法求援”，表示要动身到英国“求救”了。

接着，康有为发出《奉诏求救文》，首数慈禧“大罪”十条，继言光绪“勤政爱民，大开言路”等“圣明”。末谓：“凡我大夫君子、志士仁人，咸为大清之臣民，其忍戴异姓之**子乎？”“若屈膝以事伪主，甘心而立牝朝，则万国攘臂而仗义，天下裂眦而公愤”。至于康有为自己“过承知遇，毗赞维新，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准备“效申包胥之痛哭，普天洒血，遍地飞霜”，请求“大地数十友邦吊吾丧乱”。下面就附两道“密诏”，说明他是“奉诏求救”。怎样“求救”呢？在第二道“密诏”中加上了“迅速出外国求救”，到哪个外国去“求救”呢？主要目标除上面提到的英国外，还有日本。

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对英国和日本存有幻想，是和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有关的。由于慈禧亲俄，沙俄在华势力的扩大，英国、日本与之有矛盾，曾想支持一个符合英、日利益的政府。康有为等也希望英、日能够扶植维新运动。他们对帝国主义是这样认识的：“联俄则燃眉噬脐，旦夕即成异类；联日以联英，则皮肤之癣，犹可补救于将来。”[26]

早在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等改良派就已向往英、日的“支持”了。他们不止一次地鼓吹与英、日联盟[27]。北京强学会筹组时，英国李提摩太“曾来会”，“并得到英国公使欧格讷很大的鼓励”[28]，“使改良派感到深刻的兴趣”。政变前夕，康有为建议李提摩太担任光绪皇帝顾问，且授意宋伯鲁、杨深秀疏荐，以为“借箸之筹”[29]。这时，日本伊藤博文来华，康有为访诸使署，告以光绪之无权，慈禧之掣肘，顽固守旧大臣之阻挠，并请伊藤博文于觐见慈禧时“剀切陈说”，以使“太后回心转意”[30]。他们对英、日存有幻想。

英、日两国对维新运动也曾表示关注。政变发生，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戴河度假，立即电告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还通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西摩“迫切需要他带着舰队开到大沽”。梁启超的出亡，也是在日本的帮助下潜逃的。

康有为、梁启超在逃亡时，一方面刊发“密诏”，散布“奉诏求救文”，另一方面也展开了“求救”活动。如上所述，康有为在香港即准备“动身到英国去”，并“先告英使署参赞，及上海领事、香港总督，请其电英廷相救”；还谒见英国子爵柏丽斯辉，“请其出力相救”[31]。在康有为未刊稿中，有《致英国驻华公使照会》，内引“密诏”，说是“游走万国，涕泣陈辞”，请求“奏明”英国政府“主持公义，调兵会议，速为救援”[32]。1899年春，在加拿大发表演说：“欲将中国危亡之故，陈说于英女皇前，请英皇能开导中国西太后，令其勿复死心庇俄，以误其国。”[33]到了伦敦，康有为还想“运动”英国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复辟。

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前后，也不忘“求救”。梁启超、王照于1898年9月27日（八月十二日），在大岛军舰中，上书伊藤博文，请他与英美诸公使商议，揭破慈禧“欲弑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若大皇帝有大故，某等各国将下国旗绝邦交，兴问罪之师，代支那讨弑君贼”，并请营救谭嗣同等[34]。康有为也请犬养毅予以“支持”[35]。10月2日，康有为又上书近卫笃麿，说明“受衣带之诏，万里来航，泣血求救”[36]。

康有为把他向英国、日本的“求救”活动，说是“奉诏求救”，因为“密诏”中有他加上的“设法相救”“出外国求救”的字样。

结果，日本政府在清政府的交涉下，不让康有为居留日本。1899年4月3日，康有为终于自横滨渡太平洋赴加拿大。与此同时，英国的态度也已改变，为了保持其既得的侵华利益，转而支持慈禧统治。10月13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在给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的报告中说：“我认为中国的正当变法，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37]对改良派表示不满。19日，索尔兹伯里同日本驻英公使加藤高明谈话时，即认为“不必担心外国利益会因反改革运动（政变）而受到特别的损害，中国的政治将如以往那样发展下去”[38]。英国已无意支持康有为“逐去西后而复扶皇上”。

即使如此，康有为仍旧没有忘记“奉诏求救”。1899年7月20日（六月十三日），他组织保皇会，《保救大清皇帝会例》第一条即称，“此会钦奉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皇上交军机杨锐带出康工部密诏”云云[39]。此后，又托英国公使交李鸿章代递折，说是“臣奉循衣带，仰天痛心。蹈日本而哭庭，走英伦而号救，洒泪以宣圣德，雪涕以厉国民，奔走经年，往还重溟”[40]，特别提到英国、日本，说是“蹈日本”“走英伦”，是实践他的“奉诏求救”。

由于第一道“密诏”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的话语，康有为再加上自己的名字，表示“奉诏”。第二道“密诏”最初发表只有“迅速出外”，这个“出外”，对照当天光绪公开的明诏，是“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出外”，是叫他离开北京，后来康有为却以“出外国求救”，标明“求救”。这样一来，两个“密诏”，就成为“奉诏求救”的根据。

康有为要扶植光绪复辟，排除后党统治，借助于光绪皇帝的“密诏”；为了使“奉诏求救”有“合法”的根据，不惜把“密诏”改篡，而篡入的语句，关键在“奉诏求救”。他在政变后的一系列活动，诸如攻击慈禧“**昏”，表扬光绪“圣德”，散发公开信，组织保皇会，以致奔赴英、日，“运动”干涉内政，都和“密诏”有关。那么，研究政变前夕的帝后党争和政变后康、梁的思想及活动，对探索“密诏”的真相，无疑是有帮助的。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