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看到的光绪皇帝“密诏”，来源不一：一是杨锐之子杨庆昶缴呈的第一诏，即《光绪大事汇编》卷九所载；二是报刊上登出的两道“密诏”全文，如《新闻报》《字林西报》《台湾日日新报》；三是罗惇曧之由王式通、赵熙“录以见示”的；四是康有为、梁启超记述的，如《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奉诏求救文》《致英国驻华公使照会》[14]《戊戌政变记》《康南海先生墨迹》。

在这四类中，罗惇曧所录第一诏来自杨庆昶所缴呈，文字稍异（见后），第二诏或据报刊传抄。至于报章所载，最早刊登的《新闻报》，前有康有为的信件，日本外务省档案和《台湾日日新报》也是附在康有为《奉诏求救文》之后。那么，两通“密诏”的来源，实际是两个：一是杨锐之子，一是康、梁。前者只有一道，后者则有两谕。

这两道“密诏”，第一道由杨锐之子缴呈都察院，赵炳麟据以录入，这时慈禧、光绪刚死不久，在他的呈文中，述及手诏“令其珍藏”及杨锐“复奏大纲”的经过[15]，自有根据，赵炳麟据以录出，当为可靠。两诏全文之用中文刊出，则最早为1898年10月19日的《新闻报》。这样，要探索“密诏”的真伪及其演变，就得首辑赵炳麟所录和《新闻报》刊出的“密诏”。今先论第一诏：

第一，诏文据赵炳麟所录为：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罗惇曧《宾退随笔》即源自杨锐之子所缴[16]。

第二，第一次密诏，据《新闻报》1898年10月19日《国事续闻》二十六所载则为：

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日本外务省档案《奉诏求救文》后所附，“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下加“而用通达英勇之士”，后面“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下增“及”字。1898年10月25日《台湾日日新报》作“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在“今朕位几不保”下，作“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与诸同志”，其余与《奉诏求救文》所附相同。

《致英国驻华公使照会》作“而用英勇之士”，下为“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

《戊戌政变记》第二篇《戊戌废立详记》所附，则为“而太后不以为然”作“而皇太后不以为然”，下面也作“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可与诸同志”。

《康南海先生墨迹》抄录此诏，作“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与《台湾日日新报》同。又“而用通达英勇之士”，则添加于右侧。

此外，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则“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作“而用通达少年之士”，下作“汝与康有为等同心设法相救”。

根据上述，第一次“密诏”来源不一，内容有异，除杨庆昶所缴外，余几都出康、梁之手，而文字也有不同。

杨庆昶所缴“密诏”（下简称“杨本”），既有源由，语气亦合。而出自康、梁的“密诏”（下简称“康本”），则与之不同。主要差异是：

第一，“杨本”是“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感到自己“权力实有未足”，既想改变旧法，而又不敢“有拂圣意”，从而颁诏，嘱“妥速筹商”。词意婉转，内容近实。而“康本”则一开始就从“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着眼。“杨本”只说如果“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则“朕位且不能保”；“康本”则作“今朕位几不保”，语气大有差别。

第二，“杨本”作“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而“康本”初刊时作“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查“密诏”交杨锐传出，谕中“尔”应指杨锐，不应再有“杨锐”之名；下面为林旭、刘光第、谭嗣同三人，则传谕军机四卿，原无康有为之名。“康本”在《新闻报》初刊时，“尔”作“汝”，说是“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云云，变为“密诏”是交给康有为的了，后来且写成“汝康有为……”，把康有为的名字都写上去了，显然，中经窜改[17]。

照此说来，“杨本”和“康本”的不同在于：“杨本”只说变法危机，嘱军机四卿想出既能“转危为安”，又不“有拂圣意”的“良策”，而“康本”则明言“朕位几不保”，嘱“设法相救”（“设法相救”四字，即为“杨本”所无）。“杨本”的“尔”指杨锐，谕交四卿，“康本”的“汝”指康有为，后来且径添康名[18]。显然，“杨本”是真诏，而“康本”则经改窜。它不是一般传抄错误，而是另缮重写；不是稍有增删，而是改易谕意。关键之处是“设法相救”和把“密诏”说成是写给康有为的。

至于光绪皇帝的第二道“密诏”，在《新闻报》最早时作：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台湾日日新报》为“汝可迅速出外”，“将来更效驰驱”下增“共建大业”四字。

《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戊戌政变记》《宾退随笔》有首三句，下与《台湾日日新报》同。

日本外务省档案则作“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下有“共建大业”[19]。

《康南海先生墨迹》中“共建大业”四字则添加于右侧[20]。

第二道“密诏”是给康有为的，与第一诏之另有杨庆昶缴呈之本不同，它既乏原件，又只有康有为一个来源，无法判定是“真诏”。但即就康有为历次所说，也有不同。如最初只有“汝可速出外”，后来在《奉诏求救文》下加了“国求救”三字，意义就大不相同。至少可说“国求救”三字是初刊没有，后来出现的，“共建大业”四字也值得怀疑[21]。

照此说来，两道“密诏”，均有改篡。其关键之处，除表示写给康有为外，是在“设法相救”“出外国求救”处。第二诏加上“国求救”三字，又是在《奉诏求救文》后添加上去，为“奉诏”“出外国求救”张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