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语文学方法对《大乘要道密集》和其他同类型文献进行的文本研究依然还处于开始阶段，要对每一个文本逐一进行细致的语文学处理无疑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每一个文本研究的完成总会使我们对藏传密教于西域和汉地传播的历史有新的了解和认识，有时还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发现。迄今为止一个最令人吃惊的发现是：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些文献中的相当一大部分应该并不如我们习常以为的那样是元代的作品，它们实际上应该是明代的翻译作品。这一结论即来自我们对文本的精读和研究，而主要依据是对其中许多部文献的译者“莎南屹啰”之生平年代的重新考虑和认定。

“莎南屹啰”翻译的藏传密教文书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有九部，分量差不多占全书的一半。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和《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两部藏密文献的译者亦是这位“持咒沙门莎南屹啰”。[30]此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八部善本藏传密教法本中也有四部，即《端必瓦成就同生要》《因得啰菩提手印道要》《大手印无字要》和《喜金刚中围内自受灌仪》等是莎南屹啰所译。[31]可见，莎南屹啰曾是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一位非常多产的大译师，他的译文在迄今所能见到的同类文献中所占的比例极大。

这一听起来相当简单的发现对于藏传佛教于汉地传播历史的研究却具有颠覆性的意义。以前，尽管我们知道明代对西番采取多封众建政策，分封了大量的西藏喇嘛为法王、教王和国师，藏传佛教在明代中国应当与在其前朝一样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可是，我们在明代汉文文献中几乎见不到任何有关藏传密法之实际内容的记载，明代士人笔下的番僧和藏传佛教形象依旧非常负面。[34]此前由于没人知道有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存世，所以至今没有人可以对明代藏传佛教传播史做认真和深入的研究。当译师莎南屹啰被确定为明朝人、西天大国师智光和其上师西天班智达俱生吉祥被确定为藏传密法传人，明代藏传佛教史的研究一下子被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突然之间我们拥有了大量可用于研究明代藏传密教史的第一手资料。

确定莎南屹啰为明代译师，也使得我们对《大乘要道密集》的研究不但从最初的对元代藏传佛教历史的研究，扩展到对西夏时代藏传佛教史的研究，而且又一下子跨越到了明代藏传佛教史的研究。按照以前我们习知的史实，曾于明代宫廷中非常活跃的西番喇嘛多为噶玛（哈立麻）噶举派和新兴的格鲁派的僧人，元代几乎居于独尊地位的萨思迦派僧人除了永乐时曾受封为大乘法王外，并没有活跃在明代中国。然而，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这些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特别是莎南屹啰所翻译的这些文献，却多为萨思迦派所传仪轨，这说明明代延续了前朝的传统，萨思迦派所传的密法依然是明代宫廷中最为流行的修法，藏传密教的汉人信徒中当以萨思迦派的信徒居多。

明初大国师智光曾多次奉命出使西番，明初最著名的西番法王、第五世哈立麻巴大宝法王就是由他迎请到明朝宫廷的，这很容易让人以为智光上师或可能与噶举派有较深的渊源。但是，智光国师和俱生吉祥禅师的名字都曾出现在萨思迦派所传的《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和《吉祥上乐中围现证仪》等法本的宗承上师名录中，这说明智光国师当不仅与哈立麻派渊源深厚，他和其上师俱生吉祥更应当是萨思迦派的传人。现存智光翻译的藏传密教仪轨有观音菩萨修习法门九种，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目录中记为《观音密集玄文九种九卷》。[35]它们是：1.《圣观自在菩萨求修》一卷（天竺迦湿弥罗国板的达善世禅师俱生吉祥传）；2.《大悲观音密修现前解》一卷；3.《大悲观音俱生中围》一卷；4.《圣观自在略求修》一卷；5.《青颈大悲观自在菩萨修习要法》一卷；6.《大悲观音求修》一卷（发思巴集）；7.《狮子吼观音求修》一卷；8.《观音菩萨辨梦要门》一卷；9.《大悲观自在常修不共要门》一卷。[36]其中第1种《圣观自在菩萨求修》或译自梵文，但其他各种当译自藏文。其中第6种《大悲观音求修》题后注明“发思巴集”，检《八思巴法王全集》可知，与其题名相对应的文本即是Thugs rje chen po'i sgrub thabs，为集中第140号文书。[37]而可与第7种文书《狮子吼观音求修》对应的同名文献，即藏文Seng ge sgra'i sgrub thabs，也见于《八思巴法王全集》中，为集中第141号文书。[38]这再次证明智光国师与萨思迦派在教法传承上的关系之密切实在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