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确立专制体制的过程中，彼得大帝对俄国教会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俄国教会在当时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拥有着巨大影响力。虽然牧首尼康意图将教权凌驾于君权之上的宗教改革运动最终失败，但是牧首制（或译作“宗主教制”）毕竟仍旧存在。这种情形说明俄国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即在国家之中有两位国家元首，世俗的和精神信仰上的。因而彼得一世确立其专制统治的改革不可能不触及教会的利益，不仅是因为在上层教士中建立一个不依赖于国家的强大教会的思想，即尼康思想仍旧活跃，还因为教会掌握着巨大的财富和土地，而这些财富正是应对战争和国家建设所急需的。更何况改革的顺利推行，必须要得到教会的配合才能深入下去。总而言之，这一切都要求彼得一世必须掌控教会。

一、控制教会的资产

彼得一世控制教会所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剥夺教会对收入的支配权，通过削弱它的经济基础，迫使教会逐步融入彼得一世的专制帝国体系。要知道在俄国，教会不单单是精神世界的主宰者，而且还是俄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在17世纪时，尽管俄国就对教会占有地产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但它所拥有的地产数量仍在不断增加，虽然增加的速度放缓，却一直延续到彼得一世改革之初。与1653—1654年的数字比较，1718年都主教和高级神职人员世袭领地的农户数增加了近40%（共有28823户，增加了11500户）。教会世袭领地增加了26%（131家教堂共拥有农户112855户，增加了29806户）。尽管这种增加是因为采用了更为准确的统计方式，以及自然增长的结果，但总的来说，它证明18世纪初期宗教界的经济实力不但没有丝毫消减，反而明显增长了。教会衙门承认，即使是从1701年起教会的部分土地转让给了贵族，但到了1722年受其管辖的农民仍占全国农民的1/5，教会财力可见一斑。

彼得一世不会放任教会占有如此多的利益，不过与其他领域的改革作风相比，他对教会还算客气，手段较为温和。最初他只打算强制所有富有的修道院出钱出物资助国家，但教会并不配合，于是彼得一世决定确立国家对教会支出的监督权。1696年，政府责令都主教、大主教、主教、修士大司祭和修道院院长们“如无陛下署名的诏令”，不得作出任何不符预算税额的官款开支。由于两次远征亚速而亏空的国家金库急需补充，从1697年开始，政府颁发了一系列禁止神职人员支钱建造新楼的命令，同时要求教会对钱粮收支作出精确的统计，并将相应文本呈交莫斯科以便进行监督。后来又禁止教会建造新教堂，禁止给拥有世袭领地的修士大司祭、修道院长和神甫发放薪俸。根据1699年和1700年的诏令，沙皇废除了教会从前所享有的财政特权，同时使之转而有利于国家，修道院购买和交换土地的权利也被禁止。内务府还被责成监督上述诏令的执行情况。但是，这些措施仅是部分地解决了把教会收入用于国家需要的问题，于是彼得一世直接看上了教会的不动产。彼得的理由也非常正当，因为这些教士们全都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不仅没有依靠自己的劳动去资助需要帮助的人，反而需要用他人的劳动来供养自己。1700年，坚决反对革新的牧首阿德里安去世，这给政府创造了改革教会行政机关，特别是将教会财产管理权移交到国家手里的大好机会。彼得一世有意让牧首职位长期空缺，以削弱这一职位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同时恢复了教会衙门。彼得一世将教会所拥有的世袭领地交由教会衙门打理，这实际上剥夺了教会对其世袭领地收入的支配权，大大削弱了教会的经济基础。这样一来，此消彼长，政府的财政困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一举两得。这就为彼得一世进一步削弱教会的政治影响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复设教会衙门

削弱教会经济基础的改革与教会组织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是相互依托的。在牧首阿德里安去世后，阿·亚·库尔巴托夫建议彼得一世暂缓挑选新的牧首，改为任命一名高级神职人员和数名修道士共同来管理教会。库尔巴托夫还建议设立一个“征收和保护官款的特别司法衙门”，来管理修道院和高级神职人员的领地，沙皇采纳了库尔巴托夫的建议。在此后的20多年里教会一直处在一个“代理牧首”的管理之下，颇富才干的梁赞都主教斯捷凡·亚沃尔斯基被沙皇任命担任这个新职位。同时，沙皇还撤销了一个教会的中央机关——牧首职官部。

一些学者认为，彼得一世选择斯捷凡担任代理牧首是因为斯捷凡是教会改革的温和支持者。有的学者则认为，斯捷凡在暗地里是拥护牧首制的，是教会改革的反对者，他赞同绝不能让世俗政权干预教会事务的观点，只是他不敢公开地去领导教会的反对派。也正是因为这样彼得一世才不再信任他，在这位代理牧首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进行了教会的改革。无论如何，斯捷凡并没有公开地对抗彼得一世的改革，即使他曾发表过一些不当言论，但还是马上公开对沙皇表示了歉意。事实上，他对沙皇削弱教会的权利多少有些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彼得一世没有让这位代理牧首参与改革的原因，可能只是彼得一世决定要架空牧首的这个位置，哪怕只是他的临时代理。沙皇亲自同其他主教一起共同解决教会管理的重大问题，把他们轮流召到莫斯科来参加“圣洁会议”。同时，代理牧首作为临时代理，其权力则“名正言顺”地受到了限制。

为了方便管理，尽快取代牧首的位置，沙皇甚至临时恢复了教会衙门（作为次一级的中央主管部门）。1701年1月24日，恢复教会衙门的诏令被颁布，领导它的不是宗教界人士，而是世俗人士、阿斯特拉罕前军政长官大贵族伊·阿·穆辛-普希金。牧首和高级神职人员们的房子以及教会的不动产，则交由教会衙门管理。

教会衙门作为国家的中央机关，它不仅负责管辖宗教机关的世袭领地，还要贯彻执行政府的各项教会改革计划。该衙门的工作，首先是给高级神甫院和修道院指派大量御前大臣、大贵族和官员，以登记教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世袭领地上的每一农户都要登记入册，同时要说明属于该农户的土地数量、应缴的代役租总额等信息。待国家搞清楚教会的财产状况后，教会的地产被分为两类：一种是“固定”世袭领地，即其收入用于教会需求的领地；另一种是收入要上缴教会衙门的“固定范围之外”的世袭领地。“固定范围之外”的世袭领地，由教会衙门的代理人或教会旧有部门作为管理者而非占有者来进行管理；另一点改变就是，这类世袭领地被交给军职人员经营，收取代役租。如此一来，1701—1711年，国家从教会世袭领地获得的收入为100多万卢布。

彼得一世采取这些措施，剥夺了修道院对其领地收入的支配权，迫使教会在失去经济基础的情况下不得不依附于世俗政权。这样一来，国家的财政难题得以缓解，同时留给代理牧首的就只剩下领导宗教事务的权力，而事实上，他在这方面也并不是有充分权力的主管人。

教会衙门对教会的管理方面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教会衙门对每个教堂的修道士和仆从的数量都给予了固定性的规定，接受神职也被限制起来，没有教会衙门的准许不得私自执行。1724年1月31日的诏令毫不忌讳地宣布，“大部分修道士实际上都是寄生虫，因为游手好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所以才出现如此多的流言蜚语和分裂行为，以及捣乱者”“修道士的一切都是现成的，站在自己该劳动的地方，而劳动的实际上却只是自由民……是否在努力攻读圣书，理解教义呢？一点也没有。据说是在祈祷，有时大家都祈祷……这对社会究竟有何益处？有一句古老谚语道出了真理：无论对上帝还是对人们均无益处。大部分人是因为逃避人头税和由于懒惰才来这里白吃饭的”。

彼得一世看不惯教士们吃白食、做“寄生虫”，可不是光说说而已。一部分神甫、教职人员甚至真被这位沙皇派到军团和国家各种工作岗位上去供职。“非贵族出身的和父母并非清白的”教士则必须学习手艺，特别是学习纺织。

由于战争时期财政困难，彼得一世不惜动用教会珍藏的一些珍贵物品，甚至一些教会建筑物也被用于军事和民政需要，许多教堂的大钟都被熔毁制成大炮。教会的一些粮食和资金储备被没收，部分银餐具和圣像上的贵重装饰品也没能幸免。为了防止神甫们的反对活动，沙皇政府规定，禁止在神甫单人房间里存放纸和墨水，只准在公共食堂内写信，而且修道院长必须在场。或许正是因为彼得一世如此对待教会，才会出现诋毁他“不是基督徒，是僭位者”等诸如此类的流言。

另外，教会所担负的一些社会责任也丝毫没有被减轻，反而在教会衙门的统一管理下被加强了，并被政府做了硬性指派和规定。首先教会衙门要对国家普及教育的政策给予支持，于是从前垄断教育的教会不仅被剥夺了办教育的“特权”，而且被赋予了开办、资助学校的职责。而且它要负责的不仅是旧式的教会学校（如扎伊孔诺斯帕斯学校、基辅学校等），甚至还有新式世俗学校（4所“外国人”主持的学校）。教会衙门命令教区当局，用来自世袭领地的收入筹办学校。同时，不令人意外地，与文化教育事业相关的印刷厂也被划归教会衙门领导（出钱）。此外，养老院也全部交给了教会衙门照管。1721年莫斯科有养老院93所，其中住有1411人。然而彼得一世认为这样远远不够，于是教会衙门责成各教堂不分级别都要修建养老院。而要送到养老院养老的，首先是退役士兵，然后是残疾人，年迈老人和病人。由于战事不断，需要被照料、进养老院的人明显增多，政府捉襟见肘之下不得不借助教会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难题。就这样，教会在彼得一世的革新大潮之下，被迫被构建入彼得一世的帝国体系，成了彼得一世开动战争机器的“财务保障”和“后勤集团”。

事实上，教会对国家的支持远不止于此。莫斯科军医院及附属于它的一所培养医生的学校，也都靠教会世袭领地的资金维持。同时，教会衙门还是一个司法机关。神甫、衙门官员、教会的农民、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印刷所工作人员，以及乞丐和在养老院养老的人的案件，都归教会衙门管辖，它还负责审理其他人对神职人员及其管理部门人员的一切起诉。

彼得一世的行政改革也对教会衙门的处境产生了影响，随着参政院成立，俄国教会的权力进一步受到限制。这种世俗政权经常干预宗教事务管理的结果就是，这种干预越来越“理所当然”，甚至不告知牧首代理人，就连修改圣经也不通过牧首代理人，而通过教会衙门来进行。包括1708—1710年的省制改革在内，对教会衙门的活动也发生过重大影响。行政机关在执行参政院关于征收全省所有地区的人头税的指令时，也征收教会和教会土地上的人头税。教会衙门试图维护它的自主权，但也只争取到一条关于禁止军政长官和省政委员会委员进入其世袭领地的诏令。中央各个委员会的成立，对教会衙门的工作影响更大。1720年，教会衙门最终被撤销，它的主要职权被移交给了度支委员会和税务委员会，教会衙门的司法事务则被移交司法委员会负责。不久，其修道院事务就被移交给1721年成立的管理教会的最高国家机关——正教院处理。

1720年，彼得一世也撤销了关于将教会世袭领地交由教会衙门管理的决定。1720年还重新规定，“由教会衙门管理的教会世袭领地和一切税收，仍交给各教堂、修道院，并令修士大司祭和修道院院长按照以前办法对它们进行管理。而关于教会取代教会衙门从世袭领地征税等事宜的办法，则由税务委员会研究并草拟诏令”。

很快，在牧首制被废止、正教院成立的1721年2月14日，正教院又向彼得一世申请，收回了管理修道院世袭领地和所有税收的权利。1721年2月14日，即正教院创立之日，正教院向彼得一世呈递了一份报告，其中除了别的一些问题外还问道：“牧首、高级神职人员和教会的那些以往由教会衙门征税和行使权利的世袭领地，现在是否都由正教院一家管理？（因为它们由于世俗管理者的掠夺而变得一贫如洗）……是否应在《宗教规程》中规定，这个管理工作应由正教院负责？”彼得一世在这一节中加了批示：“照此办理。”在这一问题上放弃从前政策的做法可以这样解释，在宗教权利变为专制政体的附庸和正教院成为国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之后，修道院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没有从前那样尖锐了。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管理权移交给了正教院，但是从世袭领地所获收入仍然要上缴国库。

彼得一世着手改组教会管理机关，不仅是出于充分利用教会物质资源的需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由于彼得一世对教会采取的政策较为严厉，教会的怨气不小，敌视他的人自然很多。政府的反对派正是在这一圈子中形成的，这在皇太子阿列克谢的案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审讯时，皇太子承认，即使成为教士，他也能令自己在彼得一世死后称帝：“一旦父皇驾崩，我将示意高级神甫，高级神甫将示意教区神甫，而神甫又将示意教民，那时他们即便不愿意，也会立我为皇。”政府考虑到神职人员阵营中政敌们的影响力和势力，清楚地知道他们手中最有力的斗争工具就是牧首制。取消这一制度，将会在镇压神职人员反对派的行动中事半功倍，进而消除教会的政治影响。

三、设立正教院

即使是在18世纪，彼得一世要想搞废除牧首制、教会管理体制改革这样的大事，也需要理论准备并营造舆论的支持。在这一时期，俄国宗教界最著名的活动家是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他知识渊博，文学才能非凡，热烈赞同改革，这使他成为18世纪初俄国专制政体思想最全面的表达者。从1718年起，普罗科波维奇成了彼得一世在实现教会管理机关改革方面最亲密的助手。他在彼得一世的交代和帮助下，撰写了许多文章和政治论文。普罗科波维奇在这些文章当中制定出了一套完备而又严整的理论体系，并得到了官方的肯定，被作为代表官方观点的政治理论。他所撰写的《君主意志的真理》和《宗教规程》，均被作为解释专制君主权力本质的国家法令而给予通过。

其中，于1721年1月25日被批准的《宗教规程》中的宣言和绪论值得特别注意，它们具有特殊意义，实质上是论战性的文献，其矛头直指牧首制的捍卫者，阐述了俄国君主对教会的权力。在这些内容中，沙皇不仅被称为是“正教信仰和教区的神圣教会”的保护者，而且还被认为是俄国东正教的“最高牧师”。在《宗教规程》中，专门阐明了成立新的最高机关——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原因。如果说在实行牧首制时保留了教会的自主权，那么现在宗教行政机关在国家机构总体系中则处于从属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牧首的称谓已被取消，委员会中宗教界的成员成了官吏，类似于其他各委员会的委员。教会和神职人员在一切事务中都处于依附专制国家的从属地位，只有那些与教会的教义和教规有关的事务除外。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委员，除按教会职称级别进行一般的宣誓外，还要按本人在委员会内官职地位的高低进行效忠皇上的特殊宣誓。首先，规程论证了在国家一切机关体制中，实行委员会制原则的优越性。它强调，就连君主也会经常就国家事务同亲信们商量讨论，这样委员会内就会更少一些偏见、奸诈和贿赂行为；委员会制“能最自由地进行公正的裁决：因为不像一长制的领导者那样怕惹强者生气……”其次，规程直言不讳地说出了教会的一长制管理之所以会危及国家的最本质的原因：对牧首享有的荣誉和光荣感到吃惊的普通人民会想，“这第二个皇上同专制君主势均力敌，或许还胜过他，神职人员组成的是又一个更好的国家……”规程对保留牧首的显赫职位的危险性做了一番解释后，最后指出，失去荣耀与“尊号”的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是一个无害的职位。“委员会主席这名字本身并不值得骄傲，它什么也不能表明，仅表示是主席而已；因此他自己甚至不会把自己想得很高，下面任何人也不会把他看得很高”，老百姓会“完全放弃想让神职人员帮助自己进行暴动的希望”。

1721年2月14日，彼得一世颁布诏令，将计划成立的宗教委员会改名为“正教院”，这让它至少在名称上不再那么像国家下属机关。正教院的成员（也像其他委员会一样）由11名高级神职人员组成，包括主席1人、副主席2人、委员4人、助理委员4人，后来则扩展到12名。前牧首临时代理者，梁赞都主教斯捷凡·亚沃尔斯基被任命为主席，诺夫哥罗德大主教费奥多西·亚诺夫斯基为第一副主席，普斯科夫大主教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为第二副主席。1722年又设立正教院总检察官的职位，领导教会监察机构，即所谓的宗教裁判所。这个总检察官的职位由世俗官员担任，作为世俗政权的代表，在正教院中发挥领导作用，其职责是担保这个组织以完全合法和正确的方式开展工作。这样一来，俄国东正教教会的管理便处在了政府的监督、领导之下。

正教院作为管理东正教教会事务的最高国家管理机关，可任命所有神职人员，解释教义，管理传教活动，领导反对旧教派和各种“异端邪说”的斗争，经管布道事务。在司法方面，正教院负责审理神职人员背弃信仰、犯婚姻罪及其他某些罪行的案件。于是，彼得一世用正教院取代了原来的牧首，牧首制被正式废除。同时，这项安排与东正教教会内部广泛实行的地方自治原则并不冲突，也得到了大主教们的认可。

正教院作为最高宗教机关，认为自己直接管理世袭领地不方便，便请求政府恢复教会衙门。这一请求获得批准，教会衙门重新建立。于是管理世袭领地的权力被重新交给1721年被恢复的教会衙门。该衙门由过去的莫斯科副省长瓦·谢·叶尔绍夫法官领导。但需要注意的是，1721—1724年期间的教会衙门已经不是最高级别的政府机关，它从属于正教院，是次一级的中央主管部门，只是代表正教院进行工作。同时，它还从属于参政院和税务委员会。1725年，教会衙门正式易名为正教院财务办事处。

正教院一成立就竭力试图把宗教机构的世袭领地重新纳入它的管辖之下，虽然得到了沙皇的允准，但他们得到的仅仅是管理权，收入仍要上缴国库。根据彼得一世的批复，从前由教会衙门管辖的教会机构的所有世袭领地，交由正教院管理，正教院负责向税务委员会和度支委员会缴纳全部要求增加的税款。这说明，政府在对待教会土地产权方面，本质上并未发生改变。正教院几次努力，想争取政府批准将世袭领地及其收入像从前一样都交还给神甫们，但几次尝试均未奏效。因而，改组后的教会衙门和后来的税务办事处实质上是税务委员会的分局，只是表面上同正教院发生联系。不久后，在税务办事处改组成为从属于参政院的独立中央机关——经济委员会后，这一表面联系也中止了。

从此，彼得一世通过对教会的改革有效控制了教会的组织、财产和政策，令俄国教会最高管理机关被政府正式“收编”，作为世俗中央政府机关的一个职能部门，被纳入了专制国家体系之下。这也就是说，俄国的教会从此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与此同时，彼得一世也保持了教会在信仰上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即沙皇并不打算在信仰问题上做最高权威。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莫斯科公国时期尚有两个至高无上的领袖——沙皇和牧首，而从彼得一世时期开始，只剩下一个毫无争议的领袖，那就是沙皇。

四、拉拢分裂教派

在俄国历史上，东正教陆续分裂出不少教派，它们世代相传，有的至今仍存在。在彼得一世时代，与官方教派持不同宗教观点的分裂教派主要是旧礼仪派。旧礼仪派，即17世纪尼康改革时期形成的，以阿瓦库姆为首的分裂教派。他们后来有不少人参加过拉辛起义、索洛维茨修道院起义、1682年莫斯科射击军起义，此后虽然进入低潮期，但始终是一股顽强的势力。而旧礼仪派中又分出一系列派别，比如教堂派、反教堂派[2]等，而反教堂派中又分裂出救世主派、菲立普派、逃亡派等。其他分裂教派还有鞭身派、阉割派等。

分裂教派特别是旧礼仪派及其各个组织的历史表明，它们的活动与发展受到国内移民、城市增加、资产阶级关系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他们的迁移定居点变成城市型的大村镇，信徒的聚点也被强制分开。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这类进步现象使得旧礼仪派中各种流派之间和个别宗教团体内部发生了分歧。旧礼仪派中资产阶级化的上层逐渐放弃了激进立场，倾向于向同处统治地位的教会和政府妥协，而普通群众仍持不妥协立场。在旧礼仪派运动开展的各大地区，维格湖畔、斯塔罗杜布、下哥罗德边疆区、顿河流域及其他地方，各种思潮的斗争风起云涌。

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旧礼仪派组织集中在国内各边疆区，因为逃跑者都奔赴那里，而且社会经济的新形式在那里比在中部地区能够得到更为自由的发展。18世纪上半叶，旧礼仪派发展的主要地区是扎奥涅日耶、伏尔加河流域中部、白俄罗斯和北乌克兰森林区及顿河草原。在北部地带大多是反教堂派，而在中部地区和南方，则是教堂派占优势。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旧礼仪派中的这两个派别划分得更为清楚。

反教堂派认为，可以不按照教会通常的规矩确立教会教阶，所以这个教派能够在逃亡居民大量聚集的北方一些地区得以优先传播绝非偶然。坐落在经维格湖入白海的维加河上的普里奥涅日耶东北部的维格荒郊修道院，在旧礼仪派反教堂派团体中声势最大。这个团体的活动非常引人注目，它所从事的一些经济活动实际上响应了彼得一世的改革政策。特别是它经营大宗粮食交易，并且向圣彼得堡供应粮食，这对国家来说是一件极重要的事。它还在邻近的卡尔戈波尔县，买进或租赁了大面积耕地，靠转售粮食获得收入，这种商业流通活动在维格人的经济活动中占首位。荒郊修道院还出售鱼类和毛皮获取大量资金，维格企业主的足迹甚至到达新地岛和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此外，荒郊修道院还建设了图书馆，兴办了数所学校，设立了各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于是，彼得一世政府几乎没有对它进行迫害，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它的经济和商业活动，使它合法化，甚至给它提供优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18世纪头25年，由安德烈·杰尼索夫和谢苗·杰尼索夫兄弟俩领导的维格社一直处于极盛时期。俄国各个角落，凡居住有旧礼仪派教徒之处，维格荒郊修道院都与它们建立了业务关系。社团头目们不知疲倦地著述工作，使维格社成为公认的反教堂派的领导者，它不仅在旧礼仪派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名声远扬奥洛涅茨边疆区之外。

由于在奥洛涅茨修建有几座制铁厂，维格社团领导安德烈·杰尼索夫接到指示，要让所有分裂派教徒去工厂做工，要他们服从领导，并尽他们所能协助工厂。为此，政府给予他们居住在维格荒郊修道院的权力和按旧版圣经做礼拜的自由。社团领导安德烈·杰尼索夫向彼得一世进贡并上书说，他们与管辖奥洛涅茨的缅希科夫和管理制铁厂的弗·亨宁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711年，缅希科夫下令，禁止在信仰方面侮辱和压制安德烈·杰尼索夫和维格人。只要旧礼仪派对专制制度不搞反抗活动，专制政权对他们就采取宽容态度。但是，旧礼仪派布道仍是被禁止的。

另外，由于彼得一世所采取的民族和边区政策，非俄罗斯地主的基督化政策日益加强。未受洗礼的封建主拥有接受过洗礼的农民甚至会被没收领地，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基督教在边区的地位，加上彼得一世拉拢分裂教派的措施，使得俄国在边区的统治进一步稳固下来。

彼得大帝的宗教政策深受其政治理念的影响。在这位大帝看来，出家的修道士无论什么派别都是逃避责任的、无用的废物，于是他采取种种政策，强制他们为国家利益出力。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在这样的观念下，彼得一世比莫斯科公国的前任大公们更能容忍其他教派，并且总体来说对新教比对天主教更宽容，而且彼得一世并不敌视旧信仰派等分裂教派，对配合改革的旧礼仪派教徒予以很大的宽容。然而事实却是，旧礼仪派是彼得一世改革的反对者，理由是彼得一世的改革榨取了民众的血汗。因此，彼得一世对他们的态度从早期的宽容转变为限制和惩罚，1716年2月8日沙皇政府颁布诏令，国家征收所有旧礼仪派教徒双倍的赋税。

尽管如此，彼得一世时代国家对旧礼仪派的政策仍比17世纪要宽容。这种做法也符合彼得一世所一贯信奉的实用主义原则。这说明在这个俄国急需建设的时代，只要这些分裂教派教徒的行为不太过分，并肯为国家劳动并多缴税，沙皇可以对他们采取容忍态度。比如在冶金工作中，在供应西部各地粮食的工作中，政府便使用了缴纳双倍税费的旧礼仪派教徒。沙皇的诏令还规定，旧礼仪派教徒必须要进行登记。然而，“自愿”登记为“分裂教派”的人数量并不多，即使有，也往往带有某种目的：这些人认为，缴纳了更多的税后他们便可以安宁地待在“分裂教派”中，并能为其教派从事宣传活动。

与此同时，政府也注意到，旧礼仪派对政府的改革工作持尖锐谴责和激烈反对的态度。就其组成而言，旧礼仪派团体大多为农民团体，他们宣讲的信教道理，不同于官方教会，往往能把农民和市民鼓动起来。因此，当时反封建的人民斗争，经常以各种宗教派别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分裂派教徒参加这一时期所有反封建运动的事实，这证明了恩格斯就16世纪各种宗教战争所说的一段话：“如果说这许多次政治斗争在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么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容易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释。”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部分旧礼仪派支持者身上突出存在的反动性。这些人主要是由改组后的宗教系统中无法安身的神职人员和从前的射击兵、工商业者阶层中的个别代表构成。他们的利益因彼得一世的改革而受损，所以他们选择了投入分裂派并鼓动民众造反来反对他。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彼得一世时期，旧礼仪派教徒仍旧没有真正的公民权，包括没有被推选担任公职人员的权利，按他们的教规所举行的婚礼，也被认为是无效的。他们往往会因为脱离官方教会而受到公开的侮辱。在大量罚款的威胁下，分裂教派的教徒被迫穿着荒诞可笑的服装：围嘴，敞怀外衣，饰有项链的单排扣无领男衣，红呢子做的、上胶的、遮住后脑勺的、立领的本色粗呢上衣。

总体说来，彼得一世的宗教改革在较大程度上触动了教会高层及其管理机关，对其地方管理机关触动较小。改革仅使教区管理机关做了不大的变更。教区的领袖不仅继续是该教区的全权主宰者，也是他所管辖范围内的立法者。尽管彼得一世迫使神甫们为国家服务，并剥夺了教会的部分收入，但对贫困教区的教士的补助还是有所增加。这就说明彼得一世的宗教改革并未走向极端，彼得一世最终维护了教会在信仰上的权威性和相对独立性，这一点也得到了证明。同时国家对教会组织的政策，无论是在迫使教会服从最高世俗政权方面，还是在对分裂派采取较缓和的政策方面，都表现出了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俄国走向世俗化的性质。

彼得一世通过对教会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彻底终结了教会首脑与国家元首平起平坐的时代，令权势极大的东正教教会不得不顺从国家意志，履行将国家秩序“神圣化”的使命，从而成为封建农奴制国家专制秩序的忠实维护者。

[1] 例如：一个步兵卫戍团的给养每年需要16200卢布，按人头税每人74戈比计算，该团管区应有21892个纳税人；一个步兵掷弹兵团每年需要37795卢布，于是该区应有51075个纳税人；一个野战骑兵团的供给费每年需要44945卢布，因此该区需要60737个纳税人；等等。

[2] 反教堂派，又可译作“无修士派”，俄国正教分裂派之一，他们不承认教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