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由于战争的需求和国家的直接推动，工场手工业的大型生产得到推广，这对于俄国工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俄国的工场手工业在17世纪前就已经产生，社会分工在17世纪也已初现端倪。尽管如此，在彼得一世改革之前，俄国的工场手工业总体来说规模小，产量低，设备落后，大量的物资都依赖进口。而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特别是一些具有战略性的行业企业和具有国防意义的工业的建立，为俄国的军事崛起和独立发展，起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这些关键行业的建立和发展，正是俄国跻身大国的基础。

一、官办工业生产的兴起

彼得一世时期官办大型工业企业的兴起主要是为了满足开战情况下的紧迫需求。这些跟战争紧密相关的工业企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国防意义，而为了打赢战争，俄国不仅要自己兴办一批大型工场，还需要树立较高的行业水准。17世纪遗留下来的小工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这些需求。俄国充分发挥其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封建所有权，并广泛利用了过去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技术人员，从17世纪9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从18世纪初开始，迅速地建设起官办大型工场，而与战场消耗最大的枪炮直接相关的冶金行业，自然首先得到了发展。

官办冶金工场在乌拉尔、卡累利阿发展地尤为迅猛。这是因为前一时期由俄国企业家和外国企业家在图拉-卡西拉、莫斯科等地建立，主要是为完成国家订货的大型水力工场（炼铁场和金属加工场）时，俄国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技术积累，在这些工场里，使用了先进技术，并采取了劳动分工。后来在17世纪90年代图拉和莫斯科附近地区还建立了一些炼铁场和造枪场。一些有经验的工匠从这些炼铁、造枪、造炮的工场被调到了乌拉尔，同时，图拉和莫斯科水力工场的先进技术也被带到了乌拉尔。乌拉尔矿石丰富，森林茂密，一直以来使用手工炉的小冶金业就很发达。在北方战争的推动下，乌拉尔迅速发展成为彼得一世时代最大的冶金工业区。

1701年，涅维扬斯基工场和卡缅斯基工场开工，这是乌拉尔的第一批官办冶金工场。1702年建成了乌克图斯基官办工场，1704年又建成了阿拉帕耶夫斯基官办工场。这些工场的技术和产量较过去都有较大提高，在欧洲范围内也属于先进行列。从乌拉尔工场通往水路渡口的大道上，满载生铁及大炮、炮弹、炸弹的大车络绎不绝。

因为乌拉尔的工场距离前线很远，于是俄国政府不得不同时也在西北部建设工场。虽然这里的矿石比不上乌拉尔地区，但毕竟距离战场和波罗的海都比较近。1702—1707年，俄国政府在乌斯秋日纳附近建立了乌斯秋日纳工场，在别洛泽尔斯克边区建立了特尔别茨基工场，在卡累利阿建立了彼得罗夫斯基工场，彼得罗夫斯基工场是这里最大的工场。另外在洛索辛卡河流入奥涅加湖的入口处，建立了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工场、波维涅茨基工场和康切泽尔斯基工场。政府在南方也兴建了官办工场，比较大的是沃罗涅什省的利佩茨克官办工场和库兹明官办工场。在其他地区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工场的规模都不是很大。例如，在奥洛涅茨冶金区的一些官办工场，则组织生产刃钢、普通钢材、铁板、铁丝及其他铁制品。

北方战争的需要加速了俄国冶金工业的发展进程，国家在很短的时期内便拥有了11座大型官办工场。其中乌拉尔的官办工场由于地理条件优越，产量最高。如卡缅斯基工场，在其建立后的最初几年就已经熔炼出几万普特铁，如1704年，其熔铁量为5.65万普特。而卡累利阿的彼得罗夫斯基工场，4座炼铁炉连续不断地生产，在1715年铁的最高生产能力也就达到3.35万普特。从此，工业企业的新形式和技术方法开始向东——向西伯利亚传播。老冶金工业区，如图拉冶金工业区和奥洛涅茨冶金工业区则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战争结束后这些官办炼铁场逐渐开始向出口制造发展。于是，像叶卡捷琳堡冶金和金属加工场这样的巨型工场被建立起来并被投入使用。这座工场与乌拉尔的那些企业不同，那些企业通常只进行熔铁和锤击冲压，而在叶卡捷琳堡工厂，则有各式各样的车间，用来制造铁丝、白铁、刃钢、普通钢材、切分铁等。

在这个时期，铜的开采和加工作为新行业也逐步展开。17世纪，俄国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尝试遭到了失败，只搞清了铜矿产地。在17—18世纪之交，政府在喀山省维亚特卡河上组建了第一座“铜”场，为后来俄国的铜矿开采和加工奠定了基础。政府在卡累利阿地区建立的官办炼铜场还比较成功，稍后，在康切泽尔斯基制铁场附设了炼铜车间。18世纪20年代，在萨兰河上又出现了一座新的官办炼铜工场。乌拉尔的建场活动则更大一些，俄国政府先是在昆古尔附近建立了炼铜厂，之后在乌克图斯基铁工场内建立了炼铜车间。很快，俄国政府加强了建设活动，在乌拉尔又建立了5座官办炼铜工场。此后，俄国铜的产量显著增加。到1724年，纯铜产量为9336普特，1725年为5533普特。这些官办工场出产的铜主要运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造币场。

贵金属开采这一新行业也在官方推动下有所进展。1704年，政府建成了设有专门熔炉的官办采银工场，次年开始采银。然而，采银活动开展得很慢，政府每年得到开采量仅为1.5～11普特，但总算为以后贵金属的开采奠定了基础。

由于战争的需求，国家对火药的生产也不得不重视起来。以前政府所需的火药主要靠私人小工场的场主兜售供应，而在彼得大帝时代，由于需求激增则建立了官方的大规模的火药场。这种工场在彼得堡就有3座，其中有2座在奥赫塔。1721年，在这2座火药工场工作的有125人。另外，莫斯科郊区也建立了火药场。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地区硝的蕴藏量极大，因此政府对这里的火药生产非常重视。在北方战争开始后，政府下令从乌克兰取得的所有的硝都必须运往莫斯科，并且千方百计鼓励乌克兰当地的制硝手工业。于是，在一些富裕的哥萨克上层人物的领导下建立的制硝企业，成为国防用硝的主要供应商。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北方战争的需要，圣彼得堡及其附近地区逐渐成长为大型的军事工业中心。而海军部造船场和生产各种武器的兵工场的建立，奠定了圣彼得堡大型工业联合企业形成的基础。海军部造船场于1704年由彼得大帝下令建立，这带动了周边一系列为造船场服务的新行业和小企业的创立，如水力锯木作坊、砖场、“树脂场”、特种形制木板场等。在国家的支持下，造船场的成长非常迅速。1712年前，这里只能建造不大的船只——帆桨大船、帆桨快艇和快艇；从1712年起，这里便开始每年都建造大型船舰，直至建造三桅巡洋舰。1706—1725年，海军部造船场总共建造了不下59艘船舰和200只以上的小船，这些船只都被编入了波罗的海舰队。而造船场的工人在1711年有4700人，1715年则达到了1万人，足以说明这一企业在当时所达到的规模。战后，该造船场开始转型，从1724年起，该造船场还为新出现的捕鲸业制造船只。

俄国在其他地方也建有造船场，一些建于海军部造船场之前，比如沃罗涅什、塔夫罗夫，以及莫斯科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造船场。北方战争开始后，在奥洛涅茨和卡累利阿的夏西河上也出现了造船厂，各省的农民和工匠也被政府派来这里工作。

圣彼得堡兵工场的规模也很大。它兴建于1711—1713年，起初是为了生产大炮而建立，因此也叫作“炮场”，由于从莫斯科、图拉等地调来了大批工匠，这里由37人逐步增长到有近200名工匠和各类技术工人的规模。在场里有承担基本生产任务的各式各样的作坊：打铁作坊、钳工作坊、车工作坊、炮架作坊、木工作坊。这个复杂的联合企业所在的区域现今被命名为铸造大街，这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该区在当时的意义。恢复建设炮场是彼得一世强兵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但是俄国的炼铜业在原料供应方面显然不如炼铁业，为了铸造铜炮，就连教堂和修道院的铜钟也会被征用。

1721年，在圣彼得堡郊区又建成了当时最大的谢斯特罗列茨克兵工场，该工场人达到600多人。此外，1712年在图拉也建立了兵工场。

于是，在战争需求的推动下，据不完全统计，18世纪的头25年中，俄国兵工厂制造了25万支火枪、5万支手枪和3500门大炮。

轻工业大型企业也是以生产军需品的官办企业为主，比如风帆手工工场、制绳场，还有提供军装的呢子、麻布手工工场，为军事部门生产军鞋、背带、武装带、背囊和皮带提供材料的皮革场等。因为彼得一世时代之前的纺织手工工场一座都没能保存下来。纺织业所包括的麻布帆布工业、毛呢工业和丝绸工业得以重新振兴，莫斯科凭借其有利条件，建立了一大批官办手工工场，如1696年建立的哈莫夫工场、1707年的亚麻桌布工场（后转让给私人）、1705年开办的制呢场（后转让给私人）等。这些工场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其中生产大型风帆的哈莫夫场，到1719年已经有300多台织布机，工匠和工人则有1362人。在官办企业的带动下，到18世纪20年代，俄国纺织手工工场总数达到40座，其中近24座在莫斯科。于是莫斯科逐渐成为俄国的纺织工业中心，并且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

除与军事相关的企业外，其他一些新兴行业也是先由国家出资开办，比如由建筑公署和海军部所属的官办水泥场。另外一些则是混合企业或“外资”企业，比如1718年雇有外国工匠的壁纸场，1719年外国公司建立的韦斯托夫制糖场。在制糖场，不仅是工匠，就连制糖原料和设备都是由外国订购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造币场。单从在技术方面讲，俄国的制币工作获得了许多成就。这一时期莫斯科有3家造币场，其中2座是旧有的，新建的卡达舍夫斯基造币场建立于1701年。在彼得一世统治末期，圣彼得堡也开办了一家铸币场。货币首次被铸成正圆形。从前是把银条切成块，压薄、打戳，均用手工操作，现在则全部使用由铁或铜制成的造币冲床，而且压印也用螺旋器进行。俄国货币制度在当时来讲是相当先进、完善的，因为它是十进位制，即货币基本单位的相互比例是1∶10∶100。直到18世纪末期，法国和美国才出现十进位币制，而传播到其他国家就更晚了。

这些大型官办工场的建立，虽然远未具有近代工业的意义，但它们为俄国在军事上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为俄国赢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能，而且为俄国独立自主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工场大都拥有西方最先进的技术，使得俄国的国防工业和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有了世界先进水平，并迫使俄国为提高工匠素质而进行了普及各类教育的尝试。

二、开展地质勘探

为了建设冶炼工场，满足战争需求，矿藏的勘探工作大力开展起来。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俄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地质勘探，这项工作大大丰富了国家矿藏的资料，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建设。这项工作由国家专门机关直接推动，各地方也积极给予配合。可以说，正是地质勘探工作的进展直接推动了俄国工场的建设。

1696年，上图里耶军政长官德·普罗塔西耶夫曾奉命在辖区寻找铁矿，一年后他给莫斯科递交了报告和磁铁矿、涅伊瓦河矿石的标本，这些标本还被送往国外请专家分析，最终确定乌拉尔的铁“成色最好”，于是决定在涅伊瓦河畔立即建设了工场。

随后的几年，全国各个地区都对铁矿和铜矿进行了大力勘察。矿物的勘察工作主要由采矿衙门领导，在这个衙门存在期间（1700—1711），它勘察了俄国欧洲部分的121个矿床，其他人员也广泛参与到这一行动中。事实上有关矿藏的讯息其实主要还是依靠当地农民和铁匠来获得，如喀山县的铜矿、著名的古梅舍夫铜矿、乌拉尔山东坡的铜矿、丘索瓦亚河下游沃尔奇亚山脚下的磁铁矿、托木斯克地区丰富的铜矿和银矿等都是由当地农民率先发现的。这些发现成为彼得一世兴建新工场的基础。另外，对石油的勘探也已经开始，在远征波斯期间，彼得一世还命令丘什金将军在占领巴库之后对所有油井进行登记。

为了满足北方战争对火药的需求，国家对硫黄的勘探和开采也给予了特别的重视，1700年就在谢尔基耶夫斯克的老矿床附近建立了国家工场，1709年在萨马拉附近又发现了质量很好的新矿，于是这里的工场也迅速建立了起来。同时，彼得一世也大力推动了煤矿的勘探工作。俄国的主要煤田——顿涅茨煤田、莫斯科附近煤田和库兹涅茨煤田就是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发现的，但是碍于当时的技术所限，很多煤矿都没能及时开采。

三、扶植私人企业

官办工业对私人企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国家也对私人企业的开办采取了大力扶植的政策，不少官办大型企业在后来直接转给了私人经营。当然，为了满足扩军备战的紧迫需求，政府曾为了利用私人资金，采取过一些强制性的措施促使私人办场。例如，在1696—1698年政府曾下令，规定拥有100户以上的地主组建造船“公司”。但这些所谓的“公司”大都是临时性的，具有应付差事的性质。

与官办企业不同，受资金、能力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私人兴办企业、工场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轻工业方面。私人纺织手工工场的建设在18世纪20年代中期才开始兴起，这些工场主不仅有商人，还有宫廷官员。而其他工场的建立要早一些，工场主主要是国家的显要官员，例如：亚·丹·缅希科夫于1714年在克里亚兹玛河上建立了帆布“工厂”；御前机要秘书阿·瓦·马卡罗夫于1717年同缅希科夫、阿普拉克辛、沙菲罗夫和托尔斯泰合伙建立了丝绸手工工场；马卡罗夫还于1718年建设了第一家制造呢子和粗呢的私人手工工场。

政府的扶植，对私人企业的兴办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18世纪20年代已经成为俄国纺织工业中心的莫斯科，最大的私人手工工场——塔梅斯麻布手工工场，原先就为官办企业，是由政府转交私人经营的。该工场有336台织布机和761名工人。同样由官方转交给私人经营的莫斯科制呢场在1724年则拥有155台织呢机，工人数量达到了1016人。18世纪20年代中期起，乌克兰北部诸县也逐渐成为纺织工场手工业的重要地区。

总体说来，纺织业中靠私人资金建立起来的大型手工工场为数不多，大多数纺织手工工场的织机数量为8～12台，工人为20～30人。就技术而言，虽然出现了机械化的设备，但基本上还是手工式的，同欧洲处于同等水平。彼得一世下令密切关注新发明的机器和工具，一旦发明便予以订购，然而这种新机器当时不论俄国还是西方都很少有。

私人冶金工场在彼得一世时期也开始兴办起来。彼得一世在位期间，国内大约新建立了16座私人水力工场，它们集中在图拉和乌拉尔地区，加上17世纪就出现的纳雷什金的4座工场和梅列尔的2座工场，彼得一世时代共有22座私人工场开业。这些工场大多数既是铸铁厂，也是制铁场。在这些私人工场主中，杰米多夫家族首屈一指，拥有8座工场，规模可以和政府的工场相抗衡。特别是乌拉尔地区的涅维扬斯基工场和上塔吉尔工场，其产量已经相当惊人。18世纪20年代，在杰米多夫家的涅维扬斯基工场，有4座炼铁炉和7台锻锤，每年的炼铁量在10.58万～20.13万普特；上塔吉尔工场有2座炼铁炉，年产量在2.6万～9.6万普特之间。另外，佩列亚斯拉夫尔县的留明家族的针厂制造的针也比较有名，不仅在国内市场出售，而且还远销到波斯及其他遥远的地方。

18世纪20年代俄国私人金属工业的产量规模

但是在炼铜方面，私人资本的作用是不大的，因为铜的开采和加工在彼得一世时期刚刚开展起来，因此这一时期铜的供应几乎全靠官办企业。私人炼铜工场，全俄只有杰米多夫开设的维伊斯基工场和斯特罗甘诺夫设立的塔曼斯基工场2座。

在官办工场企业的带动下，规模较小的私人手工业也获得了发展。在圣彼得堡这个造船业中心，相继成立了“造船业行会”“帆桨大船业行会”“舰艇行会”“罗盘业行会”“船台结构、小船和舢板业行会”。虽然每个行会成员数量并不多，但这些行会的存在，说明出现了新的行业。由于城市工业制品的需求量增长，较大的手工业作坊也开始增多。例如，莫斯科有的金银绦带制造工匠能有5～7个雇佣工人，莫斯科郊区有2家玻璃“工场”，其中一家有6名工匠、1名工人和1名学徒，产品既在当地销售也销往国外。

据记载，在1695年，全俄罗斯仅有21家工场。而在这位大帝去世之际，已经开工的俄国企业已经有250家。大多数企业产生在冶金工业，占31%，纺织产业则占到18.4%。纺织行业中，就产量而言，制呢手工工场占第一位，这主要得益于国家的需求，而丝织手工工场则从一开始就为自由市场而生产。

总体看来，彼得一世时代的工场半数是靠国家资金，半数是靠私人资本兴建起来的。起初，国家在冶金和纺织工业中都占主导作用，后来国家逐渐将精力主要集中在冶金工业和军事工业上，私人产业开始在纺织工业中起主要作用。加之为吸引私人资本，大多数官办轻工业手工工场也被转移到私人手中，到彼得一世统治末期，私人工场手工业在轻工业占据了主要地位。

然而不得不说，这一时期俄国大生产的意义仍然还是有限的。广大居民的生活需求依旧像从前一样，主要靠遍及各地的小手工业和家庭作坊的产品来满足。这些手工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它们的数量上，而且还表现在旧有行业的进一步专业化和新行业的出现上。商品货币关系对全国居民的影响越来越大，促使小手工业进一步脱离农业。然而，尽管小手工业者的人数有扩大的趋势，但这时俄国小手工业的规模还是很小的，在城市里也是如此，往往不使用雇佣劳动。根据官方计算，手工业者的年平均收入为3～5卢布，即使是莫斯科的手工业，也是本小利薄。而国家的扶植和教化也将小手工业和各式作坊囊括在内。例如，1716年俄国政府在莫斯科组织了推广新技术的“讲习所”，目的就是让工匠学会生产“新式”皮革。外地城市的工匠也被轮流派往莫斯科，学完后负责向各地推广。从1719—1720年，库尔斯克、卡尔戈波尔、索利卡姆斯克、秋明等地都逐渐采用了这种制革新方法。另外，政府还通过一些行政命令，如禁止用焦油制革的旧方法、禁止窄面麻布的生产等来指导小手工业发展。

四、工业重商主义政策

俄国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对当时俄国工业发展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为了尽快将战争急需的工场建立起来，彼得不惜采取“国家温室”式的培育方法，这就必然少不了国家的干预，进而使一些官办工场甚至具有了国家机关的性质。而当彼得在附加各种条件的情况下把官办工场转让给私人时，这种影响便不可避免地扩散到私人工场、企业中。当然，这种转让亦是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典型做法，后来俄国政府还允许私人自愿接收官办手工工场。

1719年，俄国政府颁布了“矿业优惠规定”和“工场手工业委员会规程”这两项法令，规定了工业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两个文件为私人企业家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矿业优惠规定中声明，将不会从工业家及其继承人那里剥夺他们所开设的手工工场，这一声明具有重大意义。但同时，规定中也附有条件，即手工工场应当进行生产活动，而且它的生产必须符合国家规定，否则仍可能将被没收。而在17世纪，通常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由于某种极其重要的原因或者本人无力经营的情况下才实行没收。

为了解决战争消耗的燃眉之急，矿业优惠规定破天荒地宣布了“开矿自由”原则，为非贵族出身的企业家铺平了开矿的道路。法令指出，世袭大地主的权力仅限于地面，而地下宝藏为君主所有，君主允许在“一切地方，无论是自己或是他人的土地上，寻找、熔化、冶炼和提纯任何金属……”不过世袭大地主仍有在自己领地上建筑工场的优先权，但如果他“不能或不愿”这样做，那么任何人，“不分职位和身份的高低”，都可以建设企业，这样的企业家会被划拨一定范围建设矿场。该规定还宣布，黑色冶金企业有销售产品的自由，政府只保留对有色金属和贵金属开采的优先权。

工场手工业委员会规程也令轻工业工场主处于特别优待的地位，工业家们不再受地方行政部门管辖，而由专门组织机构——矿务委员会和工场手工业委员会管理，即只接受这些部门的审判，而且还摆脱了服役和接受军队驻扎的义务。虽然这些规定具有积极意义，但在一个实行封建农奴制的君主国家里，这些企业家们受到的限制依旧不少。例如，开办企业要得到工场手工业委员会的批准，委员会将首先审查申请者的“家底和身份”，从而可能驳回出身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家底不厚的人的申请。

为了呵护国内工业的起步和发展，1724年俄国颁布了关税保护政策，为俄国工业产品同进口商品竞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政府还要求各部门“尽可能使用”俄国手工工场制品，并首先对供应陆海军军装的国家机构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政府对俄国新生的行业很重视，给予了新行业企业家最大的优惠。首先就是给予他们销售产品的专利权，例如，政府曾经答应工场主萨韦洛夫和托米林家族，“除他们工场所加工的布匹外，任何人、任何地方不得买卖其他布匹”。政府还给少数一些私人企业提供物质和技术上的帮助，尤其是阿普拉克辛公司。这家公司不仅得到了政府的巨额资助，还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场地及昂贵的原材料。同时，政府还免除了工商业者的一些民政勤务。

在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方面，彼得一世最大的贡献应当是移风易俗，破除俄国传统中上层社会对工商从业者的歧视。彼得一世在各类谕旨中不断宣传从事工业和手工业对国家的益处，一再强调任何人从事这类事业丝毫无损于名誉，是光荣的，就跟担任国家公职和求学一样是为国效力。在某种程度上，彼得一世把这些工场主的工作与为国家服役等量齐观，甚至对前者更为重视。他把官办工场以优惠条件出让给私人时，不惜带有强迫性质，就是期望贵族们在获利的同时能对开办工场产生兴趣。就是在这样的努力下，俄国贵族的态度终于发生了改变，很多高官显贵都成了工场主、工业企业家，还和普通商人开始了合作。于是，在彼得一世时代，与高官显贵并驾齐驱的不再是旧时的波雅尔世袭大贵族，而是拥有织布机和炼铁炉的新贵族了。

然而由于俄国仍是农奴制的天下，俄国的重商主义在这种体制下难免大打“折扣”，家长式作风无处不在，超经济强迫手段也屡见不鲜。强迫私人建立公司、入股等举措在起初被认为是合理的，出现了“如不愿意，强迫参加”的指令，甚至有卫戍部队押解“股东”来莫斯科入股的奇景。

五、农奴制下的工业

在国家的推动下，俄国的工业生产取得了一定的发展，18世纪20年代中期起，官铁逐渐成为出口商品，主要是运往英国。1726年，经圣彼得堡出口的铁有55100普特。虽然俄国麻布也成为出口商品，丝绸和制呢业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就其几十年的历史而言，在质量上还不能与英法那些拥有上百年制造历史的制造业相比。

由于俄国实行农奴制度，在俄国的大型工场中，特别是官办工场，虽然雇佣工人、熟练工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多数工场的主要劳动力或者说数量最多的劳动力却是农奴。这是俄国工业发展在经济体制基础上与西方的主要差异。虽然17世纪就存在将大批的国有农民（实际上也是农奴，不过具有双重属性）被划拨给官办工场的做法，但在彼得一世时期更为广泛，乌拉尔一些官办工场甚至配备有25000名国有农民，由此出现了一个新的农民等级——领有农。1702—1703年，2500名农奴被划拨给了杰米多夫的涅维扬斯基工场。到1724年年底，仅拨给私营和官办冶金企业的男性农奴就有54000人。

在俄国的农奴制下，工场很难实现主要依靠自由劳动力来发展，于是一些在农奴制国家发展近代工业的特有现象逐一涌现出来。工场主们并不拥有自由雇佣工匠和工人的权力，法律禁止农民，特别是地主农民被雇佣，而当时的农民和农奴男丁占到俄国男性纳税总人数的96.9%[6]。可以想象企业工场主能够合法雇佣的城市人口规模是多么的小，加之工场的工作条件也不好，这都限制了工场规模特别是私营工场规模的扩大。更何况1715年起，彼得一世颁布了一系列诏令追索逃亡农民，其中包括在手工工场工作的公民，也要归还给地主。这些诏令不仅使私营企业损失了人手，官办工场也是如此。农奴制的压迫加剧，实行人头税进行人口登记增加农奴人口，以及对农民流动的限制都是18世纪20年代出现工人短缺现象的原因。

为此，彼得一世于1721年1月颁布了一道诏令，规定允许贵族阶级和商人为其工场购置村庄，条件是村庄永不脱离该工场。于是，在俄国又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即工场主只能连同工场一起出卖其所购买的农奴。因为对附带有居民的土地的占有权在18世纪已经成为贵族独享的一项特权，将工场主所购买的农奴附属于工场算是打了一个“擦边球”。更何况，1722年参政院明确规定，商人不得拥有村庄。同时，1722年政府迫于商人们的请求，还规定工场主们在沙皇远征波斯归来之前可暂不交出逃亡农奴。这种立法的左右摇摆，再次表现出贵族地主与新萌生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

另外，工场中国有农民和被购买的农奴是有区别的，因为农奴是企业主的私人财产，劳动可以完全用之于生产，而国有农民仍具有国有性质，是国家的农奴，在工场只干一定份额或一定期限的活，但他们之间的区别往往会被打破。工匠和工人的人头税也被免除，成为工场的附属物，这也是彼得一世时期农民农奴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即使是被雇佣的工人或工匠，其雇佣的意义也与资本主义时期不同，受雇者通常要立下特殊保证书，如此一来便几乎没有可能提前离开，一旦提前离开则会被捉回，受到惩罚。

同时，俄国此段时期制造业的发展，以及大型工业企业的初创并非建立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无论是小手工业主还是工商业企业主的原始积累，依靠的都不是农业，而是商业。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首先在于克服国家的落后性，大工业的建设就以巩固国防为主要目的，其次才是社会的需求。

无论如何，从客观的角度讲，得益于彼得一世对工商业仅次于军队的关注度，俄国在发展工商业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亦不亚于军事改革。俄国军队终于用上了本国制造的枪炮火器，穿上了自制的军装，海军也拥有了本国制造的大型船舰，彼得去世时留下的16000多门大炮（这个数目还不包括舰上大炮）见证着俄国于彼得一世时期在工业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需要强调的是，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具有军工性质的工业企业的建立让俄国几乎全部的军需物资都实现了自给，这对于俄国打赢战争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整个欧洲，恐怕只有俄国能够做到。正是彼得一世在这些方面的建设和努力，让俄国的战争得以支撑20余年，终于迎来胜利的那一刻，因此可以说，这些工业企业存在的军事意义，远远大于商业意义。

[1] 旧俄重量单位，1佐洛特尼克约合4.26克。

[2] 旧俄容量单位，1维德罗约等于12.3升。

[3] 例如，1713年政府规定，允许根据地主的申诉用鞭子惩罚农民，于是国家的警察机关就有责任执行地主的判决，实际上这种惩罚通常都由世袭领地当局自行实施。

[4] 独院农民类似于小地主，是曾经保卫过国家南方边境的下级军职人员的后代，他们很久以来就享有地块的封建领地权。他们之中极少数会拥有一两个农奴，绝大多数一个农奴也没有。

[5] 1俄亩约等于1.09公顷或16.35亩。

[6] 根据1720年第一次男性人口普查的资料计算，乌克兰、爱斯特兰、利夫兰和不缴纳人头税的伏尔加河中下游左岸及西伯利亚的一些民族未计算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