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俄国军事行动和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夺取出海口。于是，俄国为争夺波罗的海同瑞典交战，为争夺亚速海和黑海沿岸地区则对土耳其用武。而如果说俄国在里海地区的争夺，也是为了争夺出海口，就有些牵强，里海毕竟是内陆湖。但这些军事行动的根本目标还是一样的，都是受到当时盛行于西方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夺取财富，令国家财富增加为最终目的。出海口可以极大地推动贸易的发展，而里海和东北亚本身则是各类资源丰富的地区，更何况这些领土的夺取还符合俄国国土防御的核心利益。同时，我们应当能看到，同在波罗的海的争霸战相比，俄国在这些地区的争夺有着更为强烈的殖民色彩，因为这些地区周边的大国，虽然昔日风光无限，却都已走向衰落，在军事方面还都处于冷兵器时代。如果说争夺里海还有稳定边疆的考虑，那么俄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蚕食，虽然并非政府行为，但已经是**裸的殖民掠夺行径，当其进犯清朝边疆时，遭到了清王朝的坚决抗击，于是俄国在东北亚殖民的脚步不得不停歇了。
一、里海之争
出于疆土防御的考量，俄国不得不将占领里海沿岸地区和确立对邻近土地的保护权视为它在东南方向的首要任务。俄国东南部是草原和沙漠交替的开阔地带，很少有山峦起伏，几乎无任何天然屏障可供防守，非常容易遭到袭扰。而俄国东南部的邻居主要是依附于波斯或土耳其的游牧民族。对于这些人来说，打家劫舍就是他们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于是俄国城市经常遭到袭击。这些游牧民族武装焚烧村庄，毁坏庄稼，抢夺牲畜，屠杀无辜居民，或将他们变为奴隶。于是俄国的南方边境连年处于战乱状态。游牧民族武装虽然对南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重大损失，但并不足以对俄国的领土完整造成严重威胁。但是，如果是同俄国有共同边界的沙赫波斯和土耳其入侵，形势就会截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迅速结束边境战争，加强东南地区的国防成为当务之急。
更何况，里海沿岸有着丰富的物产资源。我们可以想象，当彼得一世跟瑞典大战打得国库亏空时，当听到锡尔河和阿姆河一带有金砂矿床时该多么兴奋，而且那里还有铜矿，高加索山区有铅和银的矿藏，阿塞拜疆更有石油产地。里海沿岸地区很早就是通商要地，高加索、波斯和中亚对国外市场提供大量的生丝、棉花、羊毛、染料、水果、酒和香料，以及贵重饰物、丝织品和棉织品等。里海西岸和南岸优良的港湾也不少，如阿普歇伦海峡、巴库湾、恩泽利湾和阿斯特拉巴德湾。其中阿普歇伦海峡和巴库湾海水很深，拥有良好的锚地和可靠的地标，不缺淡水，还可长年避风。更令彼得一世心动的是，他从旅行家那里得知，中亚沙漠和群山的另一端是富饶的印度。这一切都令彼得一世不知疲倦地投入到对里海沿岸地区的争夺中。
18世纪初，俄国已经占领了从捷列克河到亚伊克河的里海北岸。里海东部沿岸被土库曼游牧人占领，他们分别隶属于卡尔梅克汗、希瓦汗和波斯沙赫。而阿姆河沿岸土地则被乌兹别克的封建主占有，他们联合成立了两个势力很大的汗国，即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西岸和南岸依然在波斯手中。同时欧洲的殖民主义强国已先行一步，控制了里海沿岸各国的商品贸易。波斯贸易的绝大部分被巴塔维亚公司的荷兰人、孟买公司的英国人和果阿公司的葡萄牙人所垄断。
俄国争夺里海沿岸的意图其实很明确，就是要取代欧洲殖民者，让自己成为欧洲同中亚之间贸易联系的中转站。1715年，以阿·彼·沃伦斯基为首的外交使团奉命出使波斯，于是在1717年缔结了俄波贸易条约，并在波斯设立了俄国领事馆。俄国还派专人去调查俄国同印度建立直接贸易或通过波斯与印度进行间接贸易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俄国政府的努力下，俄国的水路交通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俄国的沃洛茨克运河、伊尔门湖河水系和伏尔加河就形成了接连不断的水路，俄国的两大海港圣彼得堡和阿斯特拉罕已经贯通。一旦俄国占领了里海沿岸，那么波罗的海和里海就能够连接起来，俄国巩固边防的政治目标和拓展贸易的经济目标就能够同时实现。
于是俄国在里海东部积极行动起来，主要计划是派出“考察队”探查当地实情，期望利用中亚各国封建势力内讧和可汗政权不稳的局势，采取扶植代理人的方式染指中亚。因为几年前希瓦汗国曾经向彼得一世求援，希望他帮忙镇压国内不听话的部落，并以臣服俄国作为回报。但是由于彼得一世在欧洲的战事正酣，无暇东顾，当时并未给予答复。而今彼得一世意图对其邀约作出迟到的承诺，以俄国的永久保护和世袭汗位作为希瓦汗国归附俄国的条件。而如果可汗反悔，俄国则将使用重炮将希瓦汗国夷为平地。“考察队”由拥有穆斯林背景的阿·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公爵率领。
在彼得一世时期，俄国向境外，特别是中亚和东方地区派出了许多这样以科学考察为名的殖民先遣队，他们在获得大量关于当地水文地理、物产矿藏、地质风貌及风土民情等信息的同时，或为俄国进一步的殖民占领活动做准备，或直接进行武力占领。而切尔卡斯基的“考察队”更是异常显眼，调配了大批的陆军和海军部队，包括3个步兵团，2个哥萨克团，1个龙骑兵队，1个鞑靼兵队和70艘各种类型的海船，人员总数达5000人，分明就是一支远征军。切尔卡斯基的任务其实就是占领里海东岸原阿姆河口附近的港湾（在克拉斯诺沃茨克湾附近），在那里营建一座能容纳1000人的要塞，以此迫使希瓦汗臣服俄国，并促使布哈拉汗同俄国建立友好关系。另外，切尔卡斯基还肩负探查中亚一带的金矿、彻底查明通往印度的水路等一系列任务。1716年9月，俄国开始了行动，但“考察队”被希瓦汗的军队用计策分割击破，最后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在里海东岸刚刚建立的要塞。
这次失败让俄国不得不改变策略。武力“考察”的计划被暂时搁置，俄国转而计划采取较为温和的武力侦察和外交手段。俄国向布哈拉汗派遣了使者，希望布哈拉汗与俄国缔结一个军事防御盟约。这个目的虽然在彼得一世在位期间没能达成，但是俄国却也获得了不少有关当地资源和政治形势的一手资料。
于是俄国逐渐了解了中亚资源富庶却常年内战的实情。波斯政权在没落，里海沿岸本地大封建主和波斯沙赫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压迫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是宗教上的。在沙赫统治的波斯，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波斯封建主占据了统治地位。可是在波斯统治的领地上，民族和宗教信仰情况比较复杂。在高加索住有达吉斯坦人，他们是逊尼派教徒；在外高加索住有阿塞拜疆人，他们既有什叶派教徒也有逊尼派教徒。此外还有亚美尼亚人和信奉基督教的格鲁吉亚人，以及在坎大哈和赫拉特的阿富汗逊尼派教徒。虽然当时俄国非常想利用他们之间的争执“趁火打劫”，却放心不下同样有此野心的土耳其。
俄国政府早在1714年就了解到，土耳其竭力想要在卡巴尔达和北达吉斯坦确立统治。事实上土耳其的目标是波斯的全部高加索领地——东亚美尼亚、东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达吉斯坦。而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绝不允许土耳其在卡巴尔达和里海西岸立足。于是，对里海沿岸地区的争夺还是绕不开土耳其，再次演变成为俄土之间的争夺。
1720—1721年，库尔德斯坦、卢里斯坦和俾路支相继爆发了起义。此时起来反对沙赫的达吉斯坦的封建主主动表示愿意臣服于土耳其的统治。坎大哈的吉利扎伊人的首领米尔-马哈茂德见到波斯政权的极度虚弱，攻入波斯腹地。1722年，米尔-马哈茂德打败了沙赫的军队，占领了波斯京城伊斯法罕，并自称为沙赫，侯赛因被推翻。土耳其趁机拉拢马哈茂德，并以依附土耳其苏丹为条件，为新沙赫提供军援，以助其控制波斯。
双方的对峙被打破了，俄国认为土耳其的举动已经威胁到了自身的利益。于是俄国政府积极地与当地大封建主密切接触，最终得到亚美尼亚甘扎萨尔斯克的牧首耶萨伊和卡尔特利国王瓦赫坦六世的支持，愿意为沙皇效忠。卡巴尔达、达吉斯坦各公爵也表示愿意归顺俄国。俄国政府之所以特别关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是有原因的，因为从土耳其边境到里海沿岸最短的道路要经过这里。
1722年夏，俄国海陆军开始在里海沿岸集结。由于俄国政府不得不分派重兵防范土耳其的侵袭，所以无法全力出动远征波斯。这一次仍旧是彼得大帝亲征，他统领的里海区舰队拥有80艘海船和许多小船，步兵和骑兵约5万人。1722年5月13日，远征波斯的大军离开莫斯科，随行的还有政府和军队要员，如彼·安·托尔斯泰、费·马·阿普拉克辛等。
俄军的首要目标是占领杰尔宾特、巴库和舍马哈。俄军计划独立占领杰尔宾特和巴库，而舍马哈则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部队可能的援助下夺取。三路人马约定在舍马哈地区会合，之后联合远征埃里温和第比利斯。然而，占领杰尔宾特的俄军很快就陷入了困境。1722年8月末到9月初，俄国的区舰队遭到覆灭，加之军中疾病的流行，于是俄军被迫放弃了远征。瓦赫坦六世和耶萨伊牧首在甘贾城下驻扎了两月之久才得知俄军败退的消息，他们只得率部各自返回自己的常驻地。
而土耳其则继续向高加索方面推进，攻占了格鲁吉亚西部和亚美尼亚西部，占据了有利的位置。与土耳其相比，俄国方面则有着里海和高加索山脉这些阻挡，在战略上不占优势。
俄国政府是绝不甘心将里海沿岸的控制权拱手让人的。俄国改变战术，不再派出大股陆军出征，转而依靠海军舰队灵活机动地进行小规模行动，在1722—1723年就相继攻占了吉良的行政中心列什特城，以及巴库和萨利亚内。其中俄军尤为重视夺取巴库，一旦占领巴库，俄国就能在里海沿岸站稳脚跟。
此外，为了阻止土耳其的脚步，俄国转变战略，积极争取与波斯结盟，并许诺为波斯反对阿富汗人提供军事援助。于是俄国和波斯在1723年9月12日签订了圣彼得堡条约。条约确定了俄军已经占领的波斯领土划归俄国所有：“沙赫陛下将杰尔宾特和巴库两城及其周围整个地区、里海沿岸地区，以及吉良、马赞达兰和阿斯特拉巴德让予全俄皇帝陛下管辖。上述地区自今日起永远归全俄皇帝陛下所有，并划入陛下国家版图……”这样一来，里海西岸和南岸地区将全部归属俄国。
根据条约，俄国也将为波斯抗击阿富汗人提供援助，从而也间接地为土耳其实行侵略政策设置了障碍。圣彼得堡条约的签订令君士坦丁堡激愤异常。土耳其宣称，既然俄国将援助波斯“反对一切敌人”，那么自然也包括土耳其，俄国同土耳其帝国缔结的永久和约已被俄方撕毁。
然而，虽然沙赫政府没有批准这一出卖国土的圣彼得堡条约，但是它完全忽视了另一种危险。俄土关系虽然一度十分紧张，但在瓜分别人的领土方面，商量的余地总是有的，动真格的反而会令双方得不偿失。1724年6月12日，俄国和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签订了条约。依照该条约，格鲁吉亚、埃里温州、大不里士州、卡兹温州及新成立的舍马哈汗国仍属土耳其管辖。但是，除条约规定的特殊情况外，土耳其无权派军进入舍马哈汗国，在舍马哈构筑工事。俄国根据1723年圣彼得堡条约获得的所有城市和州，即里海西岸及南岸地区仍归俄国所有。
于是两个入侵者就这样私自划定了土耳其和俄国在外高加索的地盘。双方还约定，如果波斯沙赫不同意给他们割让土地，就共同“平叛”，把他赶下台，扶植“更合适的波斯人登基”。
君士坦丁堡条约令俄国以较小的代价便得偿所愿。依照条约，土耳其承认里海沿岸诸州归属俄国，并放弃了征服波斯的打算。而俄国政府也不得不采取实质性的让步，承认外高加索几乎所有东部地区归属土耳其。然而，这一让步只是临时性的。虽然缔结了君士坦丁堡条约，但俄国一直没有放弃援助和保护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想法。1724年3月，在俄国使节的游说下，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同甘贾的阿塞拜疆人签订了军事互助及一起臣服于俄国沙皇的条约。
但是，不得不说俄国部队在里海沿岸所取得的胜利是不牢靠的。这种非法的殖民侵略必将遭到当地民族的奋起反抗。果然，到了18世纪30年代，俄国不得不将里海沿岸诸州归还波斯。
二、远东扩张
16—17世纪，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的归并，给俄国政府在亚洲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新的课题。当俄国不断扩张的强劲势头到达远东黑龙江北部支流附近，与一个国土同样广阔却拥有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遭遇时，俄国殖民的脚步终于被遏止住了。俄国殖民者的强盗举动和蚕食领土的行为得到了清政府的强硬回击，终于促使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1689年），这是西方国家同中国缔结的第一个条约。该条约划定了两国东段边界，确定了“永敦睦谊”的原则。它虽然被视作一个平等条约，但事实上清政府对俄国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就连俄国自己也认为，条约的签订是俄国的重大胜利。彼得一世对签订该条约的费·阿·戈洛文大加赞赏，并委以重任，在1699年把自己设立的最高荣誉勋章圣安德烈勋章亲自颁给了他。俄国不仅得到了远东大片的土地，得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还获得了定期向北京派出商队同中国通商的权利。这种直接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打压了从事中俄中间贸易的中亚商人，给俄国商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因为中国商品在俄国享有盛誉，特别是各种织物。此后，中俄间贸易往来不绝。
清政府之所以急于与俄国媾和，主要是顾虑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会与沙俄联合，形成边防大患。因此不惜以让步陷厄鲁特于孤立的境地。其实我们知道，俄国自己也是无暇东顾，俄国两大集团的宫廷内斗正处于关键阶段，更何况由于交通不便等障碍，俄国从来也没有把东方视作国家军事行动的战略重点，彼得一世后来也是将解决俄国在波罗的海的出海口问题作为了国家奋斗的目标。因此，当准噶尔布舒克塔汗在1690—1691年向俄国提出结盟的要求时，俄国做到了恪守尼布楚条约的条款。但俄国并没有彻底放弃对他们的暗中扶持。
俄国对东方的兴趣，主要源自于贸易，而这种兴趣也是受到英国的启发。17世纪初，英国正积极谋求对华陆路贸易的可能性，为此多次向已经将西伯利亚纳入自己版图的俄国政府征求过境许可。俄国人不仅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还决定自己掌握与中国贸易的主动权，借以提升在欧洲的地位。在这一背景下，俄国首先由地方政府于1618年派出了探路团队即彼特林使团。虽然彼特林使团一行并未能见到大明万历皇帝，但是却带回了一张中国地图及万历皇帝的国书。但是由于语言不通，直到1675年才由俄国另一抵京使节斯帕法里设法请人译出。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在1692年还有伊兹布兰特·义杰斯使团来华。这次义杰斯带回的关于中国市场潜力的详细报告，促使俄国政府下决心从1698年开始同遥远的东方大国进行国家贸易，并把私商纳入国家贸易的轨道，受国家的制约和管理。
俄国商人除了通过尼布楚经商之外，还通过准噶尔地区同中国市场进行大宗贸易。同中国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使俄国政府和俄国商人获得巨额收入。从1699—1717年，共有7个大商队经伊尔库茨克来到北京。此外，大量商人还到乌尔加做生意。只1706年一年，曾当过A．菲拉季耶夫家管事的大商人П.胡佳科夫就向中国送去了价值20万卢布的官货。1719—1721年，常去北京的近卫军大尉勒·伊兹马伊洛夫还经常为宫廷贵胄从北京采购中国手工艺品，包括中国油漆家具、瓷器、中国糊墙纸等。
在俄国政府看来，尼布楚条约虽然只规定西伯利亚归属俄国，但同时提供了把堪察加归并俄国的可能性，同时，条约的签订也不意味着俄国就彻底放弃了它在东南边疆的“积极”政策。17世纪90年代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俄国政府对流窜在外的准噶尔残部实行所谓坚定的“亲善”政策，多次支持准噶尔发动叛乱，这引起了清政府的强烈不满。这些被清军打散的蒙古残部多次试图迁徙到俄国境内，为此，中俄外交上的摩擦一直没有停止。于是，俄国政府再次倡议举行外交谈判。
1719年，勒·伊兹马伊洛夫以特命全权大使身份出使中国，然而俄国的目的却只是争取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商业大城市设立俄国的常驻代表机构，并取得俄国商人在华自由贸易的许可。事实上，尽管清政府对俄国暗中支持准噶尔的一些作为颇为不满，但却已经给予了俄国许多特权。这里说的不仅是与中国通商的特权，实际上俄国已经最先在中国的北京拥有了自己的常驻代表机构。
1685—1686年两次雅克萨战争后，清政府收纳了一部分俄国战俘、投诚的俄国士兵及其家属。这批人被自愿送至北京，受到康熙帝的优待，甚至还默许他们拥有了自己的礼拜堂。清政府尊重这些俄国人的宗教信仰，并允许他们拥有自己教堂的消息传到俄国，立即引起沙皇彼得一世的重视。当时的俄国正面临北方强邻瑞典的挑战，还要与奥斯曼土耳其周旋，国内又在实行大规模的改革，这一切都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这“使他自然而然地重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流域广袤而富饶的土地，重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居民，以及同大宗毛皮进口国——中国的贸易”。于是彼得一世多次想办法与北京的东正教徒取得联系，并竭力保住北京东正教堂这个窗口以寻找机会打开局面。例如，每次俄国商队来华，都有传教士随行以加强和北京东正教徒的联系。1702年3月，俄国还以北京的传教士列昂节夫年迈为由公开要求更换北京的传教士，但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许可。1715年，俄国以允许清廷使团过境前往土尔扈特部为交换条件，促成俄国商队及第一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被派往北京。此后这个名为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机构便一直存在[2]，一直到俄国在北京拥有了正式使馆，它的功能才开始被替代。而且早在1708年，康熙帝便亲自筹建了同文馆的前身——俄罗斯文馆来学习俄语。
但是，俄国对此并不满足。他们进一步要求清政府允许俄商在华自由贸易并在各地设立代表处，保守的清政府断然不会同意这种要求，只答应俄国使者罗·朗格在北京做短暂停留，同时还提出在俄国和中国外蒙之间划界的问题。因此，1725年，斯·勒·弗拉季斯拉维奇-拉古津斯基又奉命以特使和全权大臣身份出使中国，以解决同中国政府的一切争端。谈判的中心议题是有关同蒙古确定边界的问题。1727—1728年，拉古津斯基同中国特使的会谈最终解决了中俄之间的整个边界问题，订立了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的条款，这便是恰克图条约。根据恰克图条约的条款确立了中俄两国之间的“永久的和平”。今后的越境者必须归还给对方。俄国商队还得到了3年去北京一次的权利。条约确定了两个边境贸易地点：一处是在尼布楚附近的库克多博-祖鲁海图，一处即在恰克图。由于祖鲁海图地处偏远，不久，各条商路经过的最方便的恰克图就成为18—19世纪上半叶俄华贸易的中枢。
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俄国在远东的政策令其以极微小的代价获得了大量收益：不仅确认了既有的殖民成果，稳定了边境的形势，还创造了中俄贸易的良好前景。1689年在尼布楚取得的成果最终通过1728年缔结的恰克图条约进一步巩固了下来，并确定了以后100多年中俄两国的相互关系。可以说俄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在当时保守的中国开创了若干个先例。特别是相对其他欧洲国家来讲，俄国后发先至，在清政府的都城站住了脚：东正教传教士团在北京的驻地成为俄国刺探中国，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这令俄国在与中国后来的外交中占尽了先机。
总而言之，彼得一世时代，俄国通过北方战争历史性地解决了俄国的出海口问题，并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确立了俄国在黑海、里海沿岸（中亚）和东北亚的存在，正是这些重大成就奠定了俄罗斯帝国崛起和成长的基础。特别是彼得一世率领俄国果断放弃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周旋，转身积极征战欧洲，对俄国而言意义非常重大。这场“虎口夺食”展示了一个新兴国家的力量，自此俄国不仅成为欧洲的临海国家，而且还代替了瑞典，成为欧洲列强的一员。试想，如果不是彼得一世下定决心跻身欧洲列强，拼全国之力而战，令俄国的地位在一系列国际条约中得到确认，那么保守落后的俄国恐怕就前途堪虞了，它很有可能真像西方学者莱布尼茨所预言的那样沦为西欧列强所分享的“大餐”。然而，这是一场极其危险的赌博。俄国的斗争意志稍有懈怠，就会输掉战争，那么俄国将更快地陷入被瓜分的境地。而支持彼得一世战斗直到迎来胜利的，正是彼得一世在国内所展开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1] 俄制长度单位，1俄里约等于1.0668千米。
[2] 1728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国取得了定期向北京派遣传教士团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