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是基辅公国，又称基辅罗斯，这是广为人知的一段历史。而在当今俄罗斯新出的一些普及性历史书中，似乎已经开始对这段历史有意无意地进行回避，这大概是为了避免在讲述自己国家的历史起源时可能会讲到别的国家去的尴尬。然而，基辅罗斯的历史，一直以来都关系着俄罗斯历史的文明起源。历代莫斯科公国的王公都以身为基辅罗斯的继承者为荣，并为竞争这一继承者的资格而不懈努力。他们经历了浴血的奋斗，最终成就了莫斯科的崛起及沙俄帝国的建立，因而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说到基辅罗斯的起源，就不得不提及俄罗斯人的起源，而二者的起源，至今都是争论不休的谜。有人认为俄罗斯人起源于北欧的大森林之中，有人认为他们起源于欧洲南部的多瑙河，还有人认为他们来自今天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一带。著名的“诺曼起源说”就源自据称是成书于12世纪的，俄国最古老的历史著作《往年纪事》。这部堪称俄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典籍，曾记载着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对瓦兰人的邀请”的故事。当时，俄罗斯人的各个部落彼此争斗不休，于是他们邀请了瓦兰人（或译为瓦良格人、维京人，当时也被称作“罗斯”人）来统治他们：

他们到海外瓦良格人、罗斯人那里去了。这是因为瓦良格人自称是罗斯人的缘故，正如有的人称瑞典人，有的人称诺曼人、盎格鲁人，有的人称哥特人一样，这些人也称作罗斯人。他们就是这样命名的。然后楚德人、斯拉夫人、克里维奇人和维希人对罗斯人说：“我们那里的土地辽阔，物产丰盈，却漫无秩序。请到我们那里去称王，去治理我们吧！”

于是罗斯人从自己的氏族里推举出三兄弟，率领他们所有人来到斯拉夫人这里。长兄留里克坐镇诺夫哥罗德，二弟西涅乌斯坐镇白湖，三弟特鲁渥坐镇伊兹博尔斯克。正是由于这些瓦良格人的缘故，才出现了“罗斯国家”这个名称……

按照这个说法，来自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即“罗斯人”，不仅给这里的人提供了王公，而且还提供了族名。从目前的证据来看，这种说法的附会性和可信性都存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然而，无论是“邀请”还是武力攻占，俄罗斯人事实上都接受了异族精英的统治，二者相互同化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种群——罗斯民族。

现今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同属东斯拉夫人，他们有着共同的起源，即古罗斯人。他们选择了水草茂盛的伏尔加河流域定居，并称伏尔加河为“母亲河”。伏尔加河流域所在的俄罗斯平原亦称东欧平原，它北起北冰洋沿岸，南抵黑海和里海，西起中欧平原，东达乌拉尔山脉。俄罗斯平原纵横数千公里，总面积达400余万平方千米。俄罗斯平原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较大，气候湿润，冬暖夏凉，因此这里并没有像西伯利亚那样的酷寒。俄罗斯平原降水充沛，河流纵横，湖泊点缀其中。俄罗斯平原有一半以上的面积遍布森林，另一半则是森林和草原的混合地带。因此，在欧亚主义者眼中，正是这种森林与草原并存且斗争的独特地理面貌，造就了俄罗斯民族——他们并不是单纯的农民，还是伐木工、放牧人、不同自然经济区域的行商者。他们高大强壮，坚忍顽强，崇尚勇武。

在地理上缺乏天然屏障是影响着俄罗斯的最重要的地理特征之一，东部唯一的屏障乌拉尔山脉偏偏山势不高，要命的是中段低平，反而成为欧亚两洲的通道。这令俄罗斯民族在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异常频繁地受到其他民族的袭扰，难以获得喘息。这应该也是俄罗斯同西欧国家相比，“晚熟”的原因之一。他们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巩固和壮大自己的部族和领地。基辅罗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最终建立起来的。

一、基辅罗斯

基辅公国经常被称作基辅罗斯，兴起于9世纪末，到11世纪初达到鼎盛，12世纪后期走向衰落，1240年被蒙古完全摧毁。基辅公国的兴起伴随着不断的征战，他们一边忙于吞并周围的东斯拉夫部落，逐步扩大自身的地盘，一边还要应付来自草原民族的威胁。据《往年纪事》记载，一支来自东方的，相当原始且凶猛的，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在10世纪下半叶开始持续不断地袭击基辅公国。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各个部族逐渐走向联合，虽然最初他们并没有明确承认基辅的最高权威，但他们拥有了挑战拜占庭帝国的实力。在伊戈尔统治时期（913—945），基辅的权威在东斯拉夫部落的土地上得到扩展，但是这种权威并不稳固，之后每一位新公爵都要为此被迫重复前任的努力。这也意味着，野心会迫使他们不断地与临近的拜占庭帝国或其他地区发生冲突以树立威信。伊戈尔不仅曾由水陆两路大举进攻拜占庭，他更是以发起一场成功的远征而名垂青史。《伊戈尔远征记》这部在俄罗斯家喻户晓的英雄史诗是基辅时期最伟大的代表作之一。随后的女大公，伊戈尔的妻子奥尔加则残酷地镇压了德列夫利安人的起义，纵火焚烧了他们的主要城市，并将城中的居民或变成奴隶或课以重税。她和伊戈尔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继位后，征服了东斯拉夫人的最后一个部落。至此，东斯拉夫的各个部落基本都纳入了基辅罗斯的版图之内。

然而，为生存而忙于征战的基辅罗斯最终走向文明，还是因为接受了拜占庭的基督教。据说罗马帝国东迁到拜占庭建立帝国后，也为频频受到罗斯人的侵扰而头痛，而这一切在罗斯人造访拜占庭，见识到了拜占庭的富饶与文明之后发生了改变。在此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拜占庭因不堪罗斯人的侵扰，主动请他们来参观拜占庭，见识拜占庭的高度文明；另一种说法是基辅大公为选择信仰曾派人去考察各大宗教，而被派出的考察者为拜占庭帝国巨大而华美的宫殿与教堂、庄严肃穆的基督教仪式和高度发达的拜占庭基督教文明所折服，最终选择了拜占庭的基督教。总之，在弗拉基米尔统治时期，基辅与拜占庭帝国乃至西欧的关系，发生了实质上的转变。

弗拉基米尔在俄国历史上是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他对外将加里奇并入罗斯版图，对内平定了部族叛乱，而他最辉煌的是依靠对拜占庭的军事援助和以加入基督教为条件成功迎娶了第一位拜占庭公主，即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由此便有了俄罗斯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罗斯受洗”。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宣布基督教为国教，率众到第聂伯河受洗，皈依基督。自此原本信奉多神教的罗斯人开始自上而下接受基督教。

同一信仰及弗拉基米尔卓有建树的统治开辟了基辅王公与欧洲王室联姻的时代，其中尤以雅罗斯拉夫大公统治时期最为突出，这加强了基辅罗斯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我们应当注意到，基辅罗斯皈依基督教与当时的历史潮流是一致的，大约在同一时期，波罗的海地区及波兰、匈牙利、丹麦、挪威的异教徒都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在整个欧洲迅速传播。从此高度发达的拜占庭文化开始传入文化相对落后的俄罗斯，并渗透进俄罗斯的文化肌体之中。

需要注意的是，罗斯人选择的是基督教世界的东翼，即来自拜占庭的东正教，这成为巩固和发展俄罗斯民族特性和国家认同的一块至关重要的基石。虽然罗马和拜占庭所代表的东西方教会之间的区别在当时还没有后来所具有的那种意义，东西方教会走向分裂也发生在此后的1054年，但罗斯人对拜占庭的忠诚决定了这个国家之后的很大一部分历史。它令俄罗斯不得不一直处于孤立于欧洲其他地区及其拉丁文明的地位上。

“杜马”作为贵族委员会在基辅公国时期就已经存在，并和大公办公厅一起作为基辅公国的主要政治机构，大公在司法和行政方面居于关键地位。与被誉为智者的雅罗斯拉夫大公联系在一起的习惯法《罗斯法典》表明，基辅社会已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在贸易和金融领域。贵族杜马作为基辅大公忠诚的顾问和合作者，还不具有限制王权的明确的法律地位，但却与议会的前身元老院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大公没有与贵族杜马商议就擅作主张，他们会拒绝遵命。另外，基辅公国也形成了具有民主成分的一些政治形式，如“维彻”或市政会议，它类似于西方的各个蛮族王国中自由人的集会。它们通常在集市上举行，就诸如战争与和平、紧急立法等重大问题作出决定，采取一致同意的方式进行决策。

雅罗斯拉夫大公死后（1054年），基辅罗斯便在激烈的王位争夺战和各种内乱起义中缓不过气来。虽然在1113—1125年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大公的统治下基辅曾获得复兴，但是在他统治期间也是一直不停地在打仗。当基辅衰落时，西南和其他几个地区日显重要。统一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著名的公爵罗曼（大概于1197—1205年在位）声名远播，拜占庭寻求与之结盟，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则要给他一顶王冠，但他都拒绝了。这表明，罗斯人的统治者很早就有了独立意识。

二、蒙古入侵

日益衰落的基辅罗斯很快便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蒙古军队来了。梁赞、基辅等地进行了顽强而激烈的抵抗，但却都最终不敌，结果是全城被屠。蒙古征服了整个罗斯，创造了在俄罗斯战争史上保持至今的，唯一的一次入侵者在冬季取得胜利的战例，然后他们将战线推进到了匈牙利平原，甚至到了亚德里亚海。一些学者指出，正是由于蒙古的入侵，才导致了俄罗斯进入了封建割据的状态，并令罗斯人发生了一个重大改变：在语言和种族上分化为三个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东斯拉夫民族，即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但另一些学者指出，这些人口集团间的某些差异由来已久，一个关键因素是，在基辅罗斯衰落后，立陶宛和波兰对罗斯西南和西部地区的“趁乱打劫”。它们在该地区的统治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民族性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其他地区的几个公国名义上臣服于蒙古，其实内部一直征战不休，尤其是特维尔和莫斯科之间争夺罗斯大公即蒙古统治代理人的竞争，延续了几乎两个世纪。处在罗斯西北的诺夫哥罗德，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着抗击欧洲侵略者的历史使命。因在涅瓦河击败瑞典人并打退利沃尼亚骑士团而在俄国历史上被誉为民族英雄，且至今在俄罗斯名人榜上名列前茅的诺夫哥罗德王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蒙古人到达之前，倒是毫不犹豫地与罗斯的其他地区一起臣服于蒙古大汗。这令诺夫哥罗德有幸躲过了蒙古骑兵的铁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也获得了罗斯大公称号，成为蒙古统治罗斯的代理人。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这个为战斗而生的民族其实并不是一味好战，关键时刻能屈能伸，而且人们充分认可了这位大公的作为，他的英名非但没有受损，反而享誉至今。但是，有着自身独特的政治文化传承的诺夫哥罗德最终还是被后来崛起的莫斯科公国吞并。

蒙古对罗斯的统治从13—15世纪大约持续了240年，在此期间统治的有效性则时大时小，但有效控制的时间依然长达一个半世纪，即从1240—1380年，而罗斯正式脱离蒙古的统治还要再延后一个世纪。长期以来，蒙古对俄罗斯历史的作用要么被彻底忽视，要么仅被关注其破坏性或消极性的影响。直到20世纪，在流亡在外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中间兴起的欧亚学派才对这个问题有了彻底地再认识。现今已发展成为俄罗斯主流思潮的欧亚主义思想学说，对蒙古的影响，总的来说做了比较积极的和富有创造性的解读，但对其中的夸大性主张要谨慎对待。蒙古的统治令一些蒙古词汇进入罗斯语言，促进了罗斯的军事力量的提高与战术的进步；蒙古人的财政措施、对罗斯进行的人口普查及其修建的道路为罗斯的中央集权化奠定了一定基础。同时，其统治广大领土的治理观念，想必在这几百年中对俄罗斯未来发展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专制政权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蒙古的统治对俄罗斯历史的破坏性和总体上的消极性也是事实，屠杀令罗斯多座城市沦为空城，蒙古人的横征暴敛也令罗斯人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尤其是蒙古的占领切断了罗斯与拜占庭的联系，也部分切断了它与西方的联系，使得罗斯陷入相对孤立的境地。发达且精细的基辅式生活方式、道德和文化水准也迅速衰落。这一时期，法律规定了新的酷刑，许多王公连字都不识。

同样，相对于基辅，年轻的莫斯科在1237年也被蒙古夷为平地，但由于后来几位王公的励精图治，莫斯科逐渐脱颖而出。尤其是伊凡·卡里达（伊凡一世，“卡里达”意为“钱袋子”）登上大公宝座后，充分发扬莫斯科公爵们富有远见、长于理财和行政管理的传统，小心翼翼地与金帐汗国交往，不仅保住了他的大公之位，还获得了从其他罗斯王公那里代为征收给大汗的贡赋的特权。这一特权为莫斯科最后能够脱颖而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莫斯科正是凭借其充盈的“钱袋子”，购买了更多的土地，拥有了更多的劳动力（从蒙古人手中赎回罗斯囚犯），莫斯科公国的领土面积和人口都获得了飞速增长。与此同时，伊凡·卡里达还劝服罗斯教会的首领、都主教定居在莫斯科，使得莫斯科成为继基辅之后的罗斯宗教中心。由此，莫斯科逐渐成为俄罗斯历史发展舞台上的主角。

三、公国崛起

1341年，伊凡·卡里达去世，他的儿子谢苗已经自称“全罗斯”大公。据说，到14世纪60年代，莫斯科已经发展成为一座人口万余的欧洲大都市。到季米特里大公继位后，蒙古人的不败神话被首次打破。这就是1380年爆发的史诗般的库利科沃战役。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季米特里本人被打得失去知觉，战斗结束后在死人堆中被发现。但以马迈为首的蒙古人最终溃败，与蒙古人结盟的立陶宛人最终也不战而退。季米特里一跃成为领导所有罗斯人反抗蒙古压迫的领袖，被尊称为“顿斯科伊”（俄语意为“顿河王”）。虽然仅仅两年后蒙古人又卷土重来，利用诡计**平了莫斯科，季米特里不得不又承认了蒙古人宗主国的地位，但是作为交换，蒙古大汗也承认了季米特里罗斯大公的地位。季米特里在自己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则致力于领地的恢复与重建，并加强自身在王公中尤其是对特维尔和梁赞公爵的权威。

伴随着金帐汗国的衰落并走向分裂，莫斯科公国也开始走向了独立，尽管阿合马大汗曾三次兴兵讨伐，仍无法阻止这一进程。但是，由金帐汗国分裂出来的克里木汗国、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都在威胁着莫斯科公国的边境安全。尤其是克里木汗国在1475年承认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宗主权，这令俄国驶出黑海的梦想被两个劲敌牢牢钳制。

伊凡三世和随后的瓦西里三世的统治，被视作俄罗斯封建割据时期的结束及新的莫斯科大公国时期的开始，他们二人将莫斯科公国的崛起斗争推向了**。这一崛起的过程也是同立陶宛-罗斯国家竞争基辅遗产合法继承权的过程。成为基辅罗斯国家的继承者，就能合法地成为所有罗斯人及其土地的统治者。

伊凡三世是俄罗斯历史上被称为大帝的三位沙皇之一，是俄罗斯史上的第一位大帝，被称作“伊凡大帝”，同时他也是俄国史上第一位正式使用“沙皇”这一最高头衔的俄国君主（“沙皇”源自罗马的拉丁语“恺撒”，拜占庭的皇帝称号也来自同一词汇）。他统治时期的重要事件之一，就是迎娶了拜占庭公主索菲娅。与其说是这段“浪漫的跨国婚姻”启发了这位俄国君主的帝国梦，不如说是拜占庭的陷落激起了罗斯人建立帝国的野心。

在1472年迎娶拜占庭末代公主索菲娅之后，伊凡三世将拜占庭的双头鹰标志加到了自己家族的圣乔治标志上，并依照拜占庭模式设计出一套复杂的宫廷礼仪。伊凡三世开始使用沙皇和专制君主的头衔，并自诩为基辅全部遗产的合法继承者。在许多文件中，伊凡三世被称为“全罗斯的沙皇”。这些新称呼在当时激起了立陶宛和波兰的强烈不满，他们自然明白这是伊凡三世想要对他们的领土要求合理化。

事实上，伊凡大帝已经在领土兼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除了像前辈那样通过购买扩大领土之外，更漂亮的手笔是吞并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这两个老“冤家”。在1471年莫斯科对诺夫哥罗德的关键一战中，诺夫哥罗德由于统治集团的虚弱，军队表现很差，诺夫哥罗德大主教的军团干脆拒绝与莫斯科大公作战。之前莫斯科大公将莫斯科定位为罗斯宗教中心的举措最终发挥了兵不血刃的功效。此时莫斯科的东正教教会已经摆脱了对拜占庭教会的行政依赖，获得独立。虽然在1439年的佛罗伦萨基督教公会上，拜占庭的主教们为了获得西方支持以抗击土耳其，不得不承认了罗马教皇的至上地位，但罗斯的主教们并未买账。1441年召开的莫斯科主教会议谴责了东西教会的合并，宣布担任罗斯都主教的希腊人伊西多尔为叛教者。1448年，瓦西里二世召集莫斯科主教会议，未经君士坦丁堡允许自行选出了“基辅和全罗斯的都主教”。而1453年拜占庭陷落后，莫斯科作为罗斯宗教中心的地位更加凸显出来。

伊凡三世显然没有被这段美妙的姻缘冲昏头脑，他虽然接受了罗马教皇做媒，迎娶了拜占庭的末代公主，但却拒绝了教皇有关和罗马结盟、夺回君士坦丁堡的建议。教皇允诺他在夺回拜占庭后做那里的基督教皇帝的期许并没能**住他。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想要送给他一个王冠时，他回答：“我们恳求上帝让我们的子孙就像现在这样永远做自己的主人，这样的任命是我们从来没有奢望过的，因而我们现在也不渴求它。”大概正是由此，伊凡三世被誉为第一位代表全民族的罗斯君主。

1480年，伊凡三世和索菲娅决定正式宣布莫斯科大公国独立，不再效忠金帐汗国。虽然俄罗斯人在蒙古人发起的“讨伐”战中没占到什么上风，但是由于阿合马汗的援军迟迟不来，他最终放弃了进攻。俄罗斯最终在金帐汗国的内讧瓦解中获得了独立。而瓦西里三世的统治在很多方面是对其父亲统治的继承与完善。他兼并了剩余的公国，还向喀山汗国施加压力，不断推进自己的边界。

到了伊凡四世统治时期，俄国出现了第一位被加冕的沙皇，专制统治也被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乃至不少学者认为伊凡四世的统治是俄国历史上专制独裁的经典范例。伊凡四世自称专制君主，他强调沙皇在国内的完全的权力，强调他是拥有充分主权，不受制于任何势力的君主。然而，不是他的头衔或思想，而是伊凡的实际行动为他的那些想要拥有独裁权力的后继统治者们开辟了道路，树立了典范。

就伊凡四世本身的人生来说，他的暴戾残忍与其说是个人性格，不如说是他人生中的种种悲剧使然。母亲的突然死亡，波雅尔的专权与侮辱，都对年幼的小沙皇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虐待动物就是伊凡四世性格扭曲的明证。而接下来莫斯科大火所引发的暴乱，自己所钟爱的第一任妻子的横死，应该是最终令伊凡四世心理崩溃的导火索。

但是伊凡四世之所以被称为“伊凡雷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性格暴躁，更重要的原因应当是他行事果决的作风。要知道形容他的“雷电”一词在俄语中并没有什么贬义。伊凡四世为了收回属于自己的权力，13岁便对权臣舒伊斯基下手，手段干净利落。这似乎也注定了伊凡四世会将莫斯科国家君主与大贵族之间的权力拉锯战，在某种程度上做个彻底的了断。

其实伊凡四世在爱妻尚在的所谓“善政期”，做了很多富有创见的、温和的尝试，以处理君主和波雅尔之间的关系。例如，他利用开明贤能的幕僚组建了“重臣拉达”[1]，在1549年召开了第一届缙绅会议，1551年则召开了重要的宗教会议“百章会议”。会议的决议尽最大力量规范了教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调整了教会内部的事务。其中最重要的决定是令教会丧失了未经沙皇许可即可获得更多土地的权力。虽然这一决定未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实施，但对教会在组织方面的统一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伊凡四世还向这个宗教会议提交了新法典，新制度旨在通过以公众参与当地事务的办法来消除中央委派官员的腐败和专断。另外，伊凡四世实行了军事改革，组建了一批常设的半正规军，即射击军。处于伊凡四世统治时期的16世纪中叶，世袭领地和以服役为条件的封地之间的差别已经基本消失，如果不向沙皇服役，基本上没有其他可能获得土地的途径。

在这段时期，对外关系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俄国征服了喀山汗国，攻占了重要港口阿斯特拉罕。俄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也取得了进展，1555年英国人获得了在俄罗斯国内经商的重大特权，不仅不必缴税，还可以实现自我管理。同时，第一个出使英国的俄国使团也带回了一些制药和矿业专家。

然而，由于大贵族曾对伊凡四世的继位人选提出异议，特别是伊凡四世的爱妻于1560年突然去世，令沙皇最终与大贵族决裂。沙皇坚信爱妻是被毒死的，他转而以残酷的方式与大贵族进行斗争。最终沙皇以退为进的“突袭”策略获得了成功，他以退位为要挟，通过了众所周知的“特辖制”，即将莫斯科公国的部分领土划为特辖区，由沙皇全权治理。另外则是获得了处罚作恶者和叛国者的全权，包括必要时处决他们并没收其财产的权力。

特辖区的出现令莫斯科公国出现了两套相互独立的管理体系，特辖区还出现了相应的特辖军，而原来在这些地区拥有世袭领地和传统势力的大贵族则被迁出。沙皇甚至还为俄国册立了一个名义上的新统治者。特辖制实际上就是为了削弱大贵族的势力而设立的，它在事实上开启了伊凡四世恐怖统治的时代，成为一场场屠杀的开端：沙皇对大贵族展开了血腥的大清洗，很多城市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富饶的诺夫哥罗德甚至在1570年被夷为平地。外国的入侵也令俄国的境况雪上加霜。克里木汗国可汗亲率大军攻打莫斯科，虽然没能最终攻下莫斯科，但却摧毁了大片城区，还掳走了10万名俘虏，夺取了大量战利品，接下来莫斯科又遭受了饥荒和瘟疫。1572年，特辖制被废除，但这种恐怖的分割状态至少持续到了1575年。

沙皇终究以血洗大贵族和“背叛者”宣告了自己的胜利。但悲剧并没有结束，1581年，伊凡四世在一次盛怒中不仅令儿媳流产，还失误打死了自己的儿子伊凡太子。伊凡四世最终死于1584年，根据苏联时期的尸检报告显示，他是死于中毒。

从1558年开始一直到1583年，俄罗斯与立陶宛、波兰、瑞典等国进行了长达25年的利沃尼亚战争，虽然在第一阶段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俄国实行特辖制后，国力衰退，终究没能将这些战果巩固下来，反而遭到了惨败。但值得一提的，是伊凡四世统治末期叶尔马克对西伯利亚的征服。1582年，斯特罗加诺家族发动了针对西伯利亚汗国的远征，远征军由哥萨克叶尔马克率领，攻占了汗国的大本营。虽然由于援军未到，叶尔马克最终阵亡，俄国后来仍耗费了数次努力才得以占领这片土地，但这次占领成为俄国控制西西伯利亚的一个有效开端。

在接下来的费奥多尔统治时期，比较重要的事件是1589年在俄罗斯设立了牧首。这是东正教世界的最高神职，俄罗斯教会的级别和地位都得到了提高。虽然教会地位的提高令俄罗斯出现了两位领袖，对世俗政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但幸运的是，教会组织的强化在俄罗斯紧接而至的“动**时代”发挥了正面意义的重大作用。

总之，莫斯科的崛起是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历史学家们已经从几个方面解释了莫斯科崛起的原因。地理因素说和经济因素说都强调了莫斯科所处的有利位置，不仅水陆交通便捷，而且处于有利的中央位置，不易被外敌首先攻击。而最为关键的应当是莫斯科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在莫斯科的分封制中，长子具有绝对优势，莫斯科王公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既是组织者也是所有者，还是统治者；其他公国王公的职能却走向单一化，权力日渐萎缩。统治者全身心的经营也令莫斯科与蒙古人维持了良好的关系，于是莫斯科王公不仅能够稳坐大公之位，还取得了代收贡赋的优差，借此获得了大量土地和人口。当然，莫斯科统治者对教会的重视，极力使得莫斯科成为东正教之都，也令教会成为莫斯科大公“统一俄罗斯”这一政治抱负的有力支持者。最终，莫斯科公国不仅具备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还具备了在那个时代极能鼓舞人心的教会的支持。

四、动**时代

1598年，费奥多尔去世后，由于王室绝嗣且没有继承法，留里克王朝没有了继承人，于是在俄国出现了一段动**不安、纷争不止的历史（1598—1613）。在13个半月的时间里，俄国经历了4位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费奥多尔·戈都诺夫、伪季米特里一世和瓦西里·舒伊斯基。紧接着舒伊斯基的政权也陷入了危机，受到了驻扎在图希诺的所谓伪季米特里二世的挑战。两位统治者在陷入绝境时先后引狼入室，借助了外国的力量。舒伊斯基靠割让领土借来了瑞典的军队，而图希诺的俄罗斯贵族则在伪沙皇被击败逃离后，邀请了波兰国王西吉斯孟德三世的儿子出任俄国沙皇，于是波兰以俄国与瑞典结成反波兰的同盟为借口，公然入侵俄国。事实上，波兰国王西吉斯孟德三世准备自立为俄国沙皇，而瑞典也趁火打劫向莫斯科宣战。这最后的亡国危机最终令俄国内部走向了团结，教会也在这个群龙无首的危急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俄国人民的奋起反抗下，莫斯科最终从异教徒波兰人手中得到了解放。

而接下来是值得纪念的重大时刻。1613年召开了一场以选举沙皇为目的的缙绅会议，组织者肯定了人民在这次反抗外族入侵的斗争中的重大作用，因此参加会议的选举者不仅有教士、波雅尔、贵族、市民，还有国有农民的12名代表。最后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当选为沙皇，于是俄国就这样以选举的形式开创了自己新的王朝统治时代。

历史学家将这次击退外敌入侵的斗争描述为“国家的胜利”，全民参与和拯救政府的经历极大地增强了民族感情，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方面对公共利益与义务的认同感。1612年11月4日（公历）[2]，至今是俄罗斯人民要纪念的重要节日“人民团结日”。俄国人民拯救了自己的信仰和国家。俄国东正教教会作为动乱时期最有效的组织，其特权和威信也获得了增强。

五、王朝新立

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彼得一世的父亲和祖父在统治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改革奠定了基础，为解决一些问题作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总体来说，新王朝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阶段。

米哈伊尔沙皇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稳定了新王朝的生存环境，抵抗了外敌侵略，稳定了俄国的国际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1617年和1618年分别与瑞典和波兰签订了和约。米哈伊尔很好地控制住了他统治期内“稳定”的“主旋律”，甚至当顿河哥萨克在1637—1641年独自占领了亚速要塞并将其献给沙皇之后，缙绅会议中的服役贵族主战以保卫亚速而工商市民代表反对作战的情况下，米哈伊尔权衡利弊最终仍选择了放弃，于是哥萨克也不得不撤离了亚速要塞。

放弃亚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沙皇在财政上遭遇了不小的困难。为此俄国政府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增加财政收入，不仅曾三次向特罗加诺夫家族借钱，在1614年还实行了严苛的特别税种——五税一。

1645年米哈伊尔去世，他16岁的独子继任沙皇。阿列克谢沙皇在任内作出了一些成果，为他的儿子彼得大帝实行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则称阿列克谢为“最仁慈的人，荣耀的俄罗斯灵魂”。

由于财政困境依旧存在，阿列克谢曾尝试采取降低铸币成色的措施，但却引发了通货膨胀和1662年的“铜币暴动”。阿列克谢统治时期最大的一次起义就是1670—1671年斯捷潘·拉辛领导的大起义。在镇压起义的同时，政府也认真采取措施试图改善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以平息民愤。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由缙绅会议负责组织制定的1649年法典。该法典是1550年以来俄国法律的第一次系统化，远远进步于以前的法律，直到1835年才被取代。

1654—1667年俄国和波兰对乌克兰的争夺也对后世影响甚大。1569年以后，这个国家实际上处于波兰而非立陶宛的统治下，乌克兰在起义频发的情况下逐渐转向拥有共同信仰的莫斯科。1654年1月，乌克兰举行了全国军民代表出席的拉达以商议乌克兰臣服波兰、土耳其还是俄国，会议最终决定归顺信仰东正教的俄国沙皇。这一事实显示，当时迫切要求合并的不是俄国政府而是乌克兰人民，虽然现在一些乌克兰历史学家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

俄波争夺乌克兰的战争以1667年签订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而宣告结束，乌克兰被划分为两个部分：第聂伯河左岸（即东乌克兰）归俄国，第聂伯河右岸（即西乌克兰）归波兰。第聂伯河右岸的基辅及其附近地区由俄军占领两年，但实际上被俄国永远占有。俄国收复了斯摩棱斯克、契尔尼哥夫、谢维尔斯克和斯塔罗杜勃等地区。为了捍卫这些收获，俄国还跟瑞典打了一场不分胜负的战争，并与土耳其陷入漫长的冲突。无论如何，罗斯人历史控制区域的收复不仅令俄国在统一大业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而且也使俄国在欧洲战线上少了一个敌人，尽可能地避免了多线作战，甚至还多了一个盟友。

阿列克谢统治后半期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尼康推行教会改革。这次改革造成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影响久远的分裂，尼康将教会权威凌驾于君权之上的努力最终被沙皇挫败。这为世俗政权的稳固，特别是君主权力的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

随后继位的费奥多尔沙皇身体羸弱，资质平庸，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1676—1682）俄国废除了“门阀制”（设立于1475年）。虽然这一举措并没有否定担任公职是贵族的特权，但仍具有重要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个人的才能而不是纯粹依照门第高低来委任官职，这就为日后彼得一世改革的实施进一步扫清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