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自己早年在巴黎的生活的时候，谈到了与海明威的那次相遇。那天他在大街上发现了自己当时的偶像——欧内斯特·海明威。在潮水般的行人中，他看到海明威时，人已走远了。他聚拢双手在嘴边，大声叫道：“大师——！”海明威回过头来，显然知道这喊声指向的是自己，就冲这个年轻人挥挥手，高声道：“再见了，我的朋友！”通过这个多少显得有些煽情的场景，马尔克斯其实想要表达的，是自己后来对海明威那种巅峰之后的孤独的理解与领悟。

对于作家这个注定孤独的行当，马尔克斯比他的前辈海明威要清醒，也没那么天真好胜。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如何理解作家这个行当及其成功的时候，他引用登山运动员作为例子，认为写作跟登山运动一样是个孤独的工作，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人能帮得了你，而当你成功地攀登到顶峰之后，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体面地下来，然后再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他跟海明威的经历确实有些相似之处，都在巴黎当过记者，在未出名前生活得很是艰辛，后来都成为著名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且代表作之后的一些作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都跟卡斯特罗是好朋友……所以尽管他深知海明威长篇小说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仍旧愿意著文为这位孤独的前辈、为那本备受批评和嘲弄的《过河入林》辩护，在他看来，那些不遗余力挖苦海明威江郎才尽的批评家们，根本就没有看懂海明威对孤独的深刻领悟与表述。

“孤独”这个主题，始终都在缠绕着他。它既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我想起了我们一起从奎尔纳瓦卡去阿卡普尔科旅行的那天加西亚·马尔克斯讲过的这句名言：‘我们大家在写同一本拉丁美洲小说：我写哥伦比亚的一章，你写墨西哥的一章，胡利奥·科塔萨尔写阿根廷的一章，何塞·多诺索写智利的一章，阿莱霍·卡彭铁尔写古巴的一章……’”[2]实际上马尔克斯很清楚，作家并不是书写历史的人。他没有富恩特斯那么浪漫，他是个现实主义者，尽管西方批评家们给他以及他的文学战友们冠以“魔幻”的名头，但在他眼里，现实是残酷的，而不是魔幻的，残酷的拉丁美洲历史，除了饱经苦难的拉美人民自己，还有谁会真正关心呢？所以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使用了《拉丁美洲的孤独》作为标题。“那些有良知的欧洲人，当然也有居心不良的人，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起来自拉丁美洲神话般的消息，关注起那个广阔土地上富有幻想的男人和富有历史感的女人，他们生活节俭的程度可同神话故事相媲美。”随后，他道出了那句看似简单其实异常沉重的话：“我们从未得到过片刻的安宁……”他轻易地戳破了西方人猎奇式的错觉与误解。

“两次令人怀疑、而又永远无法澄清的空中遇难，使一位性格豪爽的总统和一位恢复了民族尊严的民主军人丧生。爆发过五次战争和十六次政变，出现过一个魔鬼式的独裁者，他以上帝的名义对当代的拉丁美洲实行了第一次种族灭绝。……两千万拉美儿童，未满两周岁就夭折了。这个数字比1970年以来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因遭迫害而失踪的人数约有十二万……无数被捕的孕妇，在阿根廷的监狱里分娩，但随后便不知道孩子的下落和身份。……有的被军事当局送进孤儿院。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全大陆有二十万男女英勇牺牲。十多万人死于中美洲三个任意杀人的小国：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如果这个比例数用之美国，便相当于四年内有一百六十万人暴卒。智利这个以好客闻名的国家，竟有一百万人外逃，即占智利人口的百分之十。乌拉圭历来被认为是本大陆最文明的国家，在这个只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小国里，每五个公民中便有一人被放逐。1979年以来，萨尔瓦多的内战，几乎每二十分钟就迫使一人逃难。如果把拉丁美洲所有的流亡者和难民合在一起，便可组成一个比挪威人口还要多的国家。”

在颁奖盛会上搬弄这些残酷数据，多少会令那些挂着绅士式微笑的欧洲人扫兴，似乎也跟这场年终的文学盛宴扯不上什么关系，然而，这个孤独固执的现实主义者并不就此罢手：“我甚至这样认为，正是拉丁美洲这个非同寻常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它的文学表现形式，博得了瑞典学院的重视。这非同寻常的现实并非写在纸上，而是与我们共存的，并且造成我们每时每刻的大量死亡，同时它也成为永不枯竭的、充满不幸与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而我这个流浪和思乡的哥伦比亚人，只不过是一个被命运圈定的数码而已。诗人和乞丐，音乐家和预言家，武士和恶棍，总之，我们，一切隶属于这个非同寻常的现实的人，很少需要求助于想像力。因为对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常规手段来让人们相信我们生活的现实。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感到孤独的症结所在。”

残酷的现实是无法令人乐观的，他知道，面对这样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巨大而沉重的孤独，文学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出于作家的责任感，他曾表达过对拉丁美洲未来的信心，“……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我们的回答是生活下去。任何洪水猛兽、瘟疫、饥馑、动乱，甚至数百年的战争，都不能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优势。”他甚至还表达了对某种未来乌托邦社会的期待与憧憬。但是现实终归是现实，拉丁美洲的孤独仍在继续着，直到今天，他的祖国哥伦比亚仍然不时处在内战的边缘。他的悲观情绪，不管在小说里，还是在他的内心深处，都远比他的乐观言论更为真实。

功成名就的事实并没有缓解马尔克斯的孤独。当他的作品在拉丁美洲几个国家同时出版并以数以百万计的印数发行的时候，他的孤独感不但没能有所减轻，反而变得更为强烈了。他并不是个喜欢矫情和自命清高的人，他知道作为一个作家如果作品根本没有市场那是令人尴尬而痛苦的，但是，如果他的作品像热狗一样大量出售的话，那么作品本身的真实性也就必然被淹没掉了，他的孤独产物，他对孤独的拉丁美洲的解读的产物，变成了时尚产品，会有多少人能从孤独的角度上认真而耐心地去解读它呢？这是另一种更难以言说的尴尬。他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时隔多年，想想看，除了“爆炸文学”“魔幻现实主义”，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样的名头，对于《百年孤独》的记忆还有多少是属于真实范畴的？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马尔克斯，在历经这么多年之后，估计知音并没有增加多少。我们不难看到，那些热衷名利的作家们、天真的文学爱好者们反复谈论的，不过是那个令人惊讶的开头句子，不过是那些所谓“魔幻”的手法，有几个人会去关注他的孤独以及他对孤独的抗争、会有意识地回过头来关注自身所处的严峻现实呢？现在，直到生命的终点，他再也没写出超越《百年孤独》的作品来，尽管他从未放弃过努力，哪怕是疾病缠身。然而，作为“孤独”的祭司，他的孤独之曲，似乎从未终止过。

[1] 本文所使用《诺贝尔文学奖文库：授奖词与受奖演说卷（下）》中的文字均出自赵平凡：《诺贝尔文学奖文库：授奖词与授奖演说卷（下）》，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2] 叶廷芳：《外国名家随笔金库》下卷，451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