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菲茨杰拉德的《崩溃》[1]

“开口总是伴随着某些东西的失去，它再也不会如此深刻地属于你自己了。”（司各林·菲茨杰拉德：《崩溃》，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1940年12月，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写给女儿的最后一封信里是这样收尾的。这封信，恐怕是他给女儿写过的最短的一封了，它就像漂浮于犹豫之海上的一叶小船，风暴即将来临，四周缓慢涌动着阴郁的海水，可小船是空的。不知道这封信是他在哪一天写的，只知道在写完它没多久，离圣诞节还有四天的时候，这位了不起的菲茨杰拉德死于突发的心脏病，留下那部雄心勃勃的未竟之作《末代大亨的情缘》，令所有喜爱他的人惋惜不已。

菲茨杰拉德是个文学天才，也是个日常生活中的天真汉，可以说在正反两方面都很罕见。作为作家，他的成功来得太快，让他一下子被两大腐蚀剂所浸泡——成名并有钱，还迅速地养成了挥霍无度的生活习惯。他和妻子姗达尔不仅挥霍金钱，还挥霍生命。在这一点上他倒是跟他笔下那位著名人物“了不起的盖茨比”颇为神似。盖茨比为了爱情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最后在貌似最接近实现梦想之时却因事情败露又想代人受过而坠入了悲剧的人生终局。菲茨杰拉德则是为了自己深爱的姗达尔违心地去一起酗酒，违心地浪费才华精力去写那些可以赚钱的短篇小说，他知道这样不好，非常有害，但他愿意受着。早在巴黎的时候，他的老朋友海明威就很严肃地提醒过他，姗达尔会毁了他。可是他没办法，他能怎么样呢？他爱她，爱得那么不可理喻。他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在那篇《崩溃》里，他这样写道：

人生之烦扰有多种花样，等察觉到自己已经崩溃，就不是单凭一次打击造成的，那是一种缓期执行。

严格地讲，这本《崩溃》不能算是菲茨杰拉德的“作品”。而应算是他的朋友们跟他共同完成的遗作。埃德蒙·威尔逊、斯泰因、T.S.艾略特、伊迪丝·华顿、多斯·帕索斯、托马斯·沃尔夫，还有约翰·皮尔·毕肖普，他们分别以诗、书信和文章参与完成了此书。他们都是那个时代里文学界杰出的人物。作为理论家的埃德蒙·威尔逊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展现出了深厚的功力。朋友的献诗，菲茨杰拉德的文章，书信（写给友人的、给孩子的，友人赞扬《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鼓励他的，有不同文学意见的），还有友人怀念他的文章。每一个部分都是精心挑选的，都是为了和菲茨杰拉德一道描绘其形象而出现的。每一篇文字的出现都显得那么恰到好处，没有哪个是可有可无的应景的。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威尔逊这样的朋友，就不会有这样的一部作品。菲茨杰拉德泉下有知，应为此感到欣慰。

在老友埃德蒙·威尔逊的眼中，菲茨杰拉德其实更像是个“诗人”，而不只是小说家。所以他在编辑这部《崩溃》时特意用了两首献诗放在了开头和结尾。一首诗是他的《献诗》，另一首则是他们的老友约翰·皮尔·毕肖普的《时光》，都为怀念菲茨杰拉德而作。尽管菲茨杰拉德从未以诗见长，但在威尔逊看来，他是在骨子里都充满了诗情的人，而且，这位“悲伤的主人公是个/热爱掌声却一生茕茕孑立的男人；/他连续几周酗酒，忘记用餐，/‘狂热地工作’，从失败中汲取养分/一种抒情的骄傲；/他为酒馆里所有失声的小流氓/还有那些醉酒者和文盲/发出抒情的声音；/一天午夜他被一个酒友刺杀——/被背叛，是被见不得人的罪孽自我背叛——/然后在小提琴声中淡出舞台。”

属于菲茨杰拉德的那七篇文字，即便现在来看也都是优秀的散文作品。《爵士时代的回声》和《我遗失的城市》敏锐而精准地概括了那个“爵士时代”的精神。尤其是对于身处当下这个时代的我们来说，某些描述甚至会让我们感同身受，尽管我们无缘体会那样一个富裕得令人震惊的年代，但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年轻人早早地就心力交瘁——他们二十一岁就过得又艰难又疲惫，谁都没贡献出什么新东西……”

他一语道破了纽约这座现代国际大都市样板的本质：

在这座城市倾泻给本国的大量娱乐活动背后，只有许多既失落又孤独的人。电影演员的世界与我们自己的世界的相似之处在于，它在纽约，却又不属于纽约。它几乎没有自我，也没有核心……

按理说，这样一本书中绝对不该少了海明威的文字。但显然，编者埃德蒙·威尔逊不能原谅海明威会写那封充满冷漠嘲讽的信，或许在他看来，这样恶毒的信不应是朋友所为，它给菲茨杰拉德那本已脆弱之极的心带来了更为沉重的打击。但威尔逊却收入了菲茨杰拉德写给海明威的一封满是赞颂与友情的信。

作为老朋友，海明威其实就是想让菲茨杰拉德清醒，他知道斯科特并不是江郎才尽，而是还有很多的才华，所以他才要这样狠狠地激他那么一下。没错，斯科特是会被海明威深深地刺激到的，但他并不会真的怪罪他的厄内斯特。他知道这位推崇勇气的老兄在琢磨什么。这样的崩溃，以及其中的懦弱变成文字，在海明威眼中是极不体面的令人恼火的，因为他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写出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菲茨杰拉德。但显然他已不再想辩解什么。他原谅了海明威。或许，将来，在饮弹自尽之前，海明威才有可能理解菲茨杰拉德的崩溃。

在这本《崩溃》里，最为特殊的一个部分，就是菲茨杰拉德写给女儿的那些信。在信里，他仍是明显有些疲惫的，但又保持着足够的耐心与理性。他清楚，可以坦承自己曾经崩溃，但又不能把这种崩溃的状态持续地呈现给女儿，相反，他在强调自己的复活状态之余，更需要的是克制地以理性与反思表达对女儿的关爱。他知道自己跟姗达尔在非理性的状态下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他希望女儿更多地在理性之中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他才会这样告诉女儿：

“你觉得快乐，我很高兴——但我对快乐历来没什么信仰。我也从不信任悲伤。那些是你在舞台、电视或书页上看到的东西，它们从不真正发生在你的生活里。生活中，我只相信对美德的犒赏（按照你的天赋颁发），以及对不履行任务的惩罚，惩罚的代价是双倍的。”谈及文学时他依然眼光犀利、见解独到，“我最早的发现之一便是：一些教诗歌的教授憎恨诗歌，并且根本不知道诗是怎么一回事。……诗歌要么是活在你体内火焰一般的存在——如同音乐之于音乐家或马克思主义之于共产主义者——要么就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种空洞乏味的形式，学究们可以围绕它嗡嗡地展开永无止境的注疏和解释。”

他提醒女儿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原创艺术品，而不是派生出来的。他认为，“今日的许多写作既受损于态度的缺乏，也受损于完全缺乏素材，除了在纯粹的社交生活中积攒起来的那些。通常而言，世界不在海滩上，也不在乡村俱乐部里。”就技术环节而言，他强调，“所有优秀的散文都靠动词来撑起句子。动词使句子流动”。

而关于写作本身，他还忠告女儿：“没有人想成为作家就可以成为作家。如果你有要说的东西，任何你觉得前人没有说过的东西，你必须绝望地感受到它，以至于你能找到前人从未找到的方式去诉说它，直到你要说的内容和你诉说它的方式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仿佛它们孕育于同一时刻……你所感受到和思考过的事物自己会发明一种新风格，当人们在谈论风格时总是对风格的新颖感到吃惊，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谈论的只是风格，但他们谈论的其实是为了表达新观点而作的某种尝试——表达得如此有力，以至于这种尝试便带有了思想本身的原创性。这种工作极其孤独……从莎士比亚到亚伯拉罕·林肯到刚开始有书可读的年代，一切伟大的职业生涯背后都有一种感觉，即生命本质上是一场欺骗，它的境况是失败的境况，而拯救之物不是‘快乐和快感’，而是从挣扎中取得的满足感。”

读到这样的句子时，你会觉得，他的那些话不仅仅是写给女儿看的，还是写给自己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直到死神降临之前，几经崩溃的他始终都没有放弃过挣扎。

[1] 本文所使用《崩溃》中的文字均出自[美]菲茨杰拉德：《崩溃》，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