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逐步展开了大规模的产业升级、搬迁改造和环境治理，北京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众多工业企业因此关停并转，并由此产生了为数众多、类型各异的工业遗产。因此，对于北京工业遗产留存状况的梳理，有必要从探究其类型学的差异开始，以便更明了其性状，为有针对性地进行遗产价值评定与后期保护开发打基础。
根据目前北京地区工业遗产留存的基本情况，我们将其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生产型
生产型工业遗产是指那些产生较早、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至今仍进行规模化生产，保持或部分保持了企业历史风貌、传统工艺设施的工业企业。这些历经百年岁月雕琢、仍旧运转的机械设备、发挥作用的厂房车间，形象生动地展现了近代工业化的艰难历程，是北京工业发展史的重要见证。
由于这类工业遗产本身还在创造物质财富，因而其保护开发具有一定特殊性。虽然这类工业遗产在北京工业遗产总量中所占比例较低，但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教育价值十分丰富，属于不可再生的稀缺性资源，是今后工业遗产保护与开发的重点对象。
从空间分布上看，生产型工业遗产大多分布于北京城近郊，因而较少受到城市拆迁改造的影响而得以幸存至今，如北京牛栏山酒厂、京张铁路等；只有少数企业由于历史原因或行业特殊性而分布在核心城区，如北京胶印厂等。从产业分布上看，该类型遗产多为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污染较少的轻工业企业，涉及一轻工业、二轻工业、食品工业等多个门类，而那些仍旧处于生产状态的污染较为严重，不符合绿色北京发展战略的工业企业会随着北京工业调整的深入而不断关停，如石景山的首钢集团，始建于1919年直至20世纪一直在生产运营的，2010年正式停产。与此同时，更多的生产型工业企业也陆续停产、改建、拆迁。这类企业刚刚停产，其企业物质形态保存的相对完整，加强对这类遗产的科学研究、合理保护，是工业遗产保护的一条捷径，相比那些已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的企业，其整体性较好，因而文化价值相对较高。如果不能及时保护，极易造成此类遗产的破坏消失。对此类遗产的保护可谓亡羊补牢，如果不及时下手，则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以下是尚在生产运转的工业遗产企业：
1.北京牛栏山酒厂（始建于1952年）
清代诗人吴庭祁有诗云：“自古才人千载恨，至今甘醴二锅头。”这两句诗赞美的就是酒中珍品二锅头酒，也常被北京酒友用作借以向外地亲友推荐北京特产的物品。二锅头确是地道的北京特产，早在清代中叶就在京城民间流行开来，并传承至今，而二锅头生产企业中最富声誉的就是如今家喻户晓的“牛栏山二锅头”。
北京牛栏山酒厂坐落在顺义区京密路和潮白河之间的牛栏山镇。此地古代就有烧造白酒的传统，清康熙年间达到鼎盛，其后不断发展，形成了烧锅众多的局面。1952年，牛栏山酒厂在四家老烧锅——公利号、福顺成号、义信号和魁胜号的基础之上公私合营而成。
牛栏山二锅头的制作工艺早在清中叶的“老烧锅”时期已经成熟：“蒸酒使用的是甑锅和釜锅。在甑锅内放入发酵的酒醅，在釜锅内注入凉水。甑锅中的酒醅加热后，变成酒气，遇釜锅的凉水凝聚成酒，用管引出。釜锅内的凉水温度随之升高，就再换一锅凉水，以降低温度，继续使酒气冷凝成酒。不同锅次凉水所冷凝出的酒，香气和口味都有明显区别。用第二锅次凉水冷凝出的酒，是各锅次中质量最好的酒，杂味少、口味醇，因而商家特意单独引接出来售卖，冠以‘二锅头’之名。‘二锅头’，实际上是以蒸馏过程中掐头去尾保持中段的酿造方法而得其名。‘掐头’是指在蒸馏时，将最先从釜锅流出的酒掐掉，‘去尾’是指去掉最后流出来的酒。”[2]可以看出，二锅头的工艺十分讲究，产品也是成品中的最优部分。这样的酒当然质量高，口感好，因此牛栏山二锅头之名才能广为流传，广受欢迎，一直延续至今。
公私合营后的牛栏山酒厂继承和发扬了二百多年来牛栏山的酿酒工艺和酒文化传统，酒厂在兴修新的厂房、生产线的同时，保留了大批1952年建厂时修建的早期酿酒车间，老厂房至今还保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样式，分为甑锅、发酵池、晾床、冷却桶等几大核心区域。其工艺流程则与旧时“老烧锅”颇为相似，“高粱先用开水闷，这个过程称为‘润料’，随后倒进甑锅高温蒸煮，即‘糊化’，随后铺在晾**用刮板机吹凉，加入酒曲之后就可以填进发酵池发酵了。”直径两米多的老甑锅，已经沿用了二三十年，依然“海纳百川”。这样的生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至今从未停歇。也就是说，牛栏山的工艺虽然源自手工业，但是公私合营后在保持原有生产风格的基础上，加进了近代机器工业的生产方式，实为近代工业的企业。
古朴的酿酒车间、沿用数十年的酿酒设备、传承不息的酿酒技艺，积淀了牛栏山酒厂工业遗产的丰富价值，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越显珍贵。“牛栏山”商标于2006年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牛栏山二锅头的传统酿制技艺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产品获得国家“原产地标记保护产品”认定。
为了继承发扬牛栏山悠久的传统酿造技艺，牛栏山酒厂提出“传承链”这一概念，将传统的个体口传言授方式转变成为现代管理制度的现代传承模式。一是组织拜师会，让新入厂的员工拜经验丰富的酿酒老技师为师，学习烧酒技艺，通过老技师的口传言授确保传统技艺的代代传承。二是成功进入师门的徒弟必须遵守“严守本门技法，不得私自外传，不可自减工料，终身不得参与制假贩假”等多项规矩[3]。“传承链”概念的提出为更好地继承和创新“牛栏山”传统酿造技艺打下坚实的基础。2013年，牛栏山酒厂成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4]，为进一步传承和提升二锅头传统技艺提供了更高的平台，也就在发展中更好的实现了保护牛栏山酒厂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工业遗产。
2.北京印钞厂（始建于1908年）
北京印钞厂位于西城区（原宣武区）西南部的白纸坊，东南临右安门，西北临广安门，其前身为清“度支部印刷局”，筹建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这一年，清财政处会同度支部奏称：“发行纸币，宜设印刷官局，办理全国纸币，各项有价证券，各种报、牍、簿、籍印刷事务。”[5]同时奏请利用旧工部制造火药局的旧址作为印刷局的厂址。这表明，清政府财政处和度支部建立这个印刷厂，是为清政府未来的币制改革、发行纸币做准备的，并且力图减少用地费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财政处和度支部的奏请获清廷批准，印刷局的建设启动。建设期间，印刷局帮办陈锦涛主持从美国引进了万能雕刻机、凹印机全套设备，以及石印机、圆盘印码机、照相机等设备，还购置了工业锅炉、发电机等动力设备，并延聘了美国技师做技术指导。1910年，清政府又将邮传部奏设的印刷局并入，增设筑活版课工厂。同年5月，印刷局粗具规模，度支部拟定了印刷局章程26条，同时奏请赋予其印制邮票、车票、盐引等各种官用证券的权力。其中邮票印刷使得多年由外国人控制的总税务司把持的邮票印刷权回归中国人之手。1911年，印刷局首次印制出了钢版凹印钞票“大清银行兑换券”1元、5元、10元、100元四种样币。这是中国最早采用钢版凹印设备印制的钞票，揭开了中国印刷技术新的一页。但辛亥革命爆发后，度支部印刷局印制的大清银行兑换券未能发行便休印了。
中华民国成立后，该局改称财政部印刷局，隶属北京政府财政部。1913年，印刷局购办了切纸机，添置铅印、石印、打印等机件，力图扩大生产。1914年秋，由美国米拉奔建筑公司设计，“一切悉按美京华盛顿印刷局形式办理”[6]，由日商华盛公司包建的主体工房竣工投产。1915年全局建筑完毕，生产纳入正轨。总计全局共占地24.4公顷，设有主工房大楼、机务科工房、活版科工房、印刷完成工房、锅炉房、发电房，以及水塔、泵房、办公用楼、家属区等配套设施，基本上代表了20世纪初世界工业建筑的水准，亦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印钞造币厂。1928年6月，该局改称财政部北平印刷局，隶属国民政府财政部。抗日战争时期，该局被日寇霸占，一度改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印刷局，后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印刷局。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国民政府接收了该局，改组为中央印制厂北平厂。总之，在整个民国时期，该局始终是中国政府最主要的印钞企业之一，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金融秩序整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生产水平也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时间的流逝不断提高，机器设备也逐渐更新。
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2月1日，解放军接管工厂，厂名定为中国人民印刷厂，仅仅用了两天时间就开工印刷出了人民币，当时的口号是“军队打到哪里，人民钞票就供应到哪里”[7]。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第一印刷局、第二印刷局、第三印刷局及华北银行石家庄直属厂的部分职工奉命调来充实工厂，到1949年年底，全厂职工已经从刚刚军管时的426人猛增到5000余人。1950年3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该厂更名为北京人民印刷厂。以后又先后更名为中国近代印刷公司、国营五四一厂、北京人民印刷厂等。1993年，定名为北京印钞厂。2008年3月12日，作为印钞造币行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单位，北京印钞厂更名为“北京印钞有限公司”，并成立北京印钞有限公司董事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0多年间，北京印钞公司先后参与了新中国第一套至第五套人民币和中国银行港币、澳门币的设计与印刷，为保证国家货币的发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该厂还设计、印制了人民币第一张塑料钞票——迎接新世纪纪念钞，成为世界少数几个能够印制塑料钞票的企业。还为北京奥运会印制了奥运历史上首张纪念钞。还设计印制了多种债券、凭证及高级美术画册，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现代化的印钞基地[8]。
如今，北京印钞厂仍位于创建时的原址，但面积扩大了。由于在岁月的流逝中企业的业务量不断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厂历经五次改扩建，厂区总建筑面积已达10万平方米。但包括1914年建成的主工房在内的多处历史建筑依然保存完好，进行结构强化后仍能承担现有生产任务，并已于2008年入选北京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名录。这些建筑的存在是北京近代工业化发展的见证，更是北京宝贵的工业遗迹。
图3-1 财政部印刷局全景
资料来源：张复合：《北京近代建筑史》，20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图3-2 今北京印钞厂正门
图3-3 印钞厂文物标示
北京地区典型的生产型工业遗产还有：始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建厂于1958年的北京益华食品厂（其产品是著名的通三益秋梨膏）；建成于20世纪初的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京张铁路等。
图3-4 京张铁路青龙桥车站远景
图3-5 青龙桥车站近况
图3-6 百年京张铁路至今仍正常运转，北京S2线动车组在青龙桥车站做技术停车
（二）停产搁置型
停产搁置型工业遗产指那些已经停止工业化生产、失去原有效用、但保存相对完好的工业建筑、设施等。它们的停产，多由于近年来北京工业的转型升级而致，但遗址保护相对完好。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在社会各方呼吁下，工业遗产保护力度不断加强，使得宝贵的工业遗产得以保留。也有部分停产搁置型工业遗产是由于自身区位条件较差、改建其他用途价值较低，而无法得到有效开发利用，幸运地保存了下来。这些停产搁置型工业遗产多为集中在旧城区的街道小工厂，或者是远郊区县已经倒闭关停的大批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备战企业和小三线企业。
停产搁置型工业遗产在空间分布上没有严格的规律可言，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有：
1.北京炼焦化学厂（始建于1958年）
北京焦化厂建于1958年，位于北京市东南部垡头边缘，总占地面积约174公顷。焦化厂兴建前，北京燃料结构单一、环境污染严重、能源浪费巨大。为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北京市委决定兴建一座炼焦化学厂，通过煤的气化降低污染，达到能源综合利用、节省燃料的目的。北京焦化厂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台炼焦炉，推出了第一炉焦炭，并第一次将人工煤气通过管道输送到市区，开创了北京燃气化建设的历史。从第一座焦炉投产以来，焦化厂为京东各主要工业企业和北京近一半的家庭提供了近50年的煤气，共为北京输送了商品煤气148亿立方米，替代燃煤2000多万吨。[9]为北京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条件改善做出过积极贡献，也为北京环境的改善做出了贡献，其发展历程是北京辉煌的工业发展史的重要一环。
21世纪以来，随着北京申奥成功、天然气进京以及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焦化厂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产品已经不能适应北京城市建设尤其是环境保护的要求。2000年8月，北京市颁布了《北京市三四环路内工业企业搬迁实施方案》，加快了解决工业企业污染扰民问题的步伐。根据当时的《北京奥运行动计划》，北京焦化厂被列入了重点污染企业，并被要求在2008年前完成拆迁工作，主要设备迁建到河北唐山。按照预定进度，2002年焦化厂逐步减产，2006年7月15日，北京焦化厂在运行了47年后正式熄火。同年，北京市规划委主持了对首钢、焦化厂、798等工业建筑遗产现状的调查分析，对北京工业用地进行了整体规划利用研究[10]。
2007年，北京市国土局收购了焦化厂原址，并纳入政府土地储备，主厂区内的各种建筑物、设备都面临拆除。这一决定在新闻媒体报道后，社会舆论大哗，焦化厂厂区的去留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大批普通市民、“两会”代表委员纷纷建言市政府和有关管理方，建议停止拆除焦化厂，保留工厂原貌，并作为工业遗产加强保护。各界人士认为，北京焦化厂的发展与新中国煤化工业有着紧密的关系，历史上曾创造了商品焦产量第一、自建我国第一座6米34孔大容积焦炉等多个中国焦化工业的“第一”，在技术上也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因而具有较高的工业遗产价值。保护其工业遗存，对于丰富北京城市建设发展史的多样性，记录北京辉煌的工业发展历程，丰富北京的历史文化名城内涵，满足广大市民尤其是老一代工业职工的情感需求，满足市民日益多样的休闲需要，集约利用城市存量资源，都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开展北京焦化厂工业遗产保护，也是在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上做的有益探索。[11]
鉴于社会各方的呼吁和欲求，北京市政府紧急叫停了焦化厂的拆迁工作，并决定转变发展思路，开发和再利用焦化厂蕴含的丰富的工业遗产。2007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文物局联合公布了《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其中包括6项工业遗产。北京焦化厂的1#、2#及1#煤塔名列其中[12]。2008年10月，北京市国土局联合北京市规划委组织了“北京焦化厂工业遗址公园开发再利用”的国际设计竞赛，准备从中选取优秀方案进行实际运作。这一活动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也引发了强烈社会反响[13]。同年，北京规划委组织了“北京焦化厂工业遗址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方案征集”活动，将工业遗迹最为集中和典型的T字形区域规划为工业遗址公园，通过主要的生产工艺流程将这些建筑物串接起来，形成煤之路、焦之路、气之路、化工之路四条特色游览线路，完整展示焦化厂的生产工艺流程和产业风貌特色。工业遗址公园两侧则建开发建设区和地铁车辆段，采用较高强度的开发模式，借助密格网道路系统和开发空间系统，形成灵活的小型开发单元，并对地下空间进行大规模的整体开发，用以平衡公园运转投入[14]。
今后，焦化厂地区将形成一片大规模保障房居住区，同时配套连通地铁7号线的地下商业带，还要建设幼儿园、养老设施等。焦化厂保障房项目在原焦化厂土壤处理的过程中，为了彻底“根除”污染土，清理出了一片巨大的地下空间，其中包括一个400米长、300米宽、18米深的深坑，未来将用于发展地下商业。这一系列规划措施表明，焦化厂的保护利用不仅仅着眼于工业遗产的保护开发，还兼顾了北京市住房紧张的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的要求，特别是兼顾了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综合考虑综合利用工业遗产的典型。
2.北京棉纺织二厂
棉纺织业曾长期是中国民族工业的支柱行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国家曾着力在北京东郊建立了大规模的纺织工业基地，纺织厂、印染厂、针织厂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十分壮观的棉纺织工业生产区。北京的纺织工业由此发展起来，并且一跃成为北京工业的支柱行业，北京由此彻底摘掉了纺织工业薄弱区的帽子。北京棉纺织区的形成，是新中国人民政府解决人民穿衣问题决心和魄力的见证，记录了北京纺织工人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出的极大努力。几十年间，北京纺织行业一直发展迅速，直到改革开放初期，都是北京上缴利税和出口创汇的大户。
20世纪90年代，中国纺织工业开始了纵深调整，北京棉纺织工业按照北京市工业总体布局的要求，开始淡出历史舞台。京东各纺织企业先后进行重组改造，合并为目前的京棉集团，原有厂区被基本拆除完毕，兴建为全新的商业写字楼、高档社区。按照原计划，京棉二厂应于2007年8月完成全部搬迁工作，并在顺义新建厂区。其后因资金不到位、政策不衔接等问题，搬迁工作被搁置下来，旧有厂区也未进行有效开发。这样，京棉二厂得以避免被拆除，成为整个京东纺织城仅存的宝贵工业遗产，也成为北京纺织工业辉煌历史的唯一见证。
图3-7 京棉二厂曾经的生产场景
图3-8 京棉二厂在建设之中
资料来源：《人民画报》，1953（10）。
京棉二厂是新中国第一个采用全套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大型棉纺织厂，企业试生产时，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曾亲自到厂视察。在长期的发展中，该厂曾经为北京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棉纺织业的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北京市政协委员郭栖栗于2008年向北京市建议，利用“纺织城”这个金字招牌，将京棉二厂打造成“时装之都”，在厂房内展示历朝历代民族服饰，以实物的方式让人们了解黄道婆开创的中国棉纺织史，同时还可订做、销售服装，从而实现价值叠加。这样做，不但保护了工业遗迹，也传承了传统工业的精髓，又可带来社会和经济效益。这一倡议受到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也启发了京棉集团的干部职工，开始酝酿利用创意产业的模式开发老厂区[15]。
随着朝阳区CBD——定福庄一带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规划的制定，京棉二厂最终改造翻新成为一座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它的建设借鉴了798、751等老厂房改建的运营经验，又结合了本厂和本地区的特点，建设成为以传媒出版产业为重点的特色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改名为莱锦创意产业园。2011年9月，莱锦创意产业园正式开园，新媒体类、广告类、动漫类等100多家创意企业入驻园区，总共聚集了创意人才近万人，开园4个月就实现了100%的出租率[16]。厂区占地面积约为13万平方米，现建筑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国棉公司特别聘请了国际知名的日本设计师隈研吾前来设计，在充分保留原有建筑特色的前提下，他采用结构分割、天然采光、立体绿化等措施，将旧厂房改造成为庭院式的工作园区。改造之后，纺织企业厂房特有的锯齿形屋顶不仅保留了下来，锯齿形还被用在了园区建筑的各个角落，成为园区特色的标志。在改造利用上，莱锦创意产业园除按照最新建筑规范进行老厂房结构加固外，还将原厂区内砖混结构危房改造成航母工作室，并重新改造了全部市政设施，在提升品质的同时，延长了建筑的使用寿命，进一步增加了其使用价值[17]。
（三）破坏泯灭型
破坏泯灭型工业遗产是目前北京工业遗产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其中相当多数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已经完全消失，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的文化和历史的损失。
1.北京双合盛啤酒厂（始建于1914年）
图3-9 双合盛啤酒厂麦芽塔原貌
图3-10 遭受严重破坏后的双合盛啤酒厂厂区
很多北京人是从啤酒瓶的商标上认识这座极富特点的建筑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上常见的五星全麦啤酒的商标，便是这座造型奇特的建筑——啤酒厂设备塔。这座建于1915年的设备塔看上去是如此醒目，坚实的身姿、极富特点的造型明显区别于那个时代的中式传统建筑，带有明显的西洋建筑风格，又明显区别于古代民居，而带有显著的工业建筑风格。从远处望去，通体呈现灰黑色，颇有几分相似于古老的西方城堡或教堂，其形状又颇似一个硕大的啤酒瓶。有学者这样描述这座建筑的价值：“设备塔反映了啤酒的造酒工艺，上书‘双合盛啤酒厂’几个大字，是啤酒厂的重要标志。”[18]然而，今天即使在互联网上进行搜索，也难以查找到这座老建筑的详细资料了。
北京双合盛啤酒厂为我国民族资本自主投资兴建的第一家啤酒厂，创办于民国初期的1914年，是民初实业救国浪潮的产物之一。“啤酒之发明始于丹麦，嗣后欧美各国，争相效仿，流行日广，我国从前输入之啤酒，多系德日等国之产。每年销数甚巨。”[19]民初，国内尚无国人兴办啤酒厂，但社会上却已经出现了旺盛的消费需求，加之在华外国人的需要，啤酒的市场需求很高，而且处于不断攀升中。在此条件下，旅俄华商张廷阁看准商机，在京投巨资五十万元创办了双合盛啤酒厂。初期的双合盛啤酒厂仅有糖化室一所、烤原料设备一所和酒窖三处，生产条件比较简陋，产量也有限。随着啤酒市场的不断扩大和盈利的增加，厂方又先后于1921年和1930年两次增资扩建，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年产啤酒达到了3000余吨的水平[20]，资本额超过百万，工人一千有余，跻身当时北京规模最大的企业之列。1916年，第一批“五星牌啤酒”问世，酒液清亮透明，泡沫洁白细腻，口味纯正，毫不逊色于进口啤酒，因而一面世就广受消费者欢迎。1926年，“五星牌啤酒”又在工商部的国货展览会上一举夺标，并在巴拿马国际展览会上获奖[21]，从此更是声名鹊起，闻名遐迩。由于双合盛的产品“性质滋味，与外来德国啤酒殊少差异，且定价较廉，以故遍销各地，尤以北平及天津、上海、汉口、济南、青岛、烟台为最大销场，成为我国北方华商所设之唯一啤酒公司”。“欧战时岁占吾国全部之销场，欧战告终，美国及青岛啤酒亦稍有销路，则德国站人啤酒颇有输入者，然此等远道而来之酒运费昂贵，故在北方该厂啤酒仍占有独霸之势。”[22]经过岁月的磨砺和企业不断锐意创新，双合盛啤酒至此已经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啤酒厂，其产品也成为北方市场份额最大的啤酒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双合盛的发展势头依然良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展现了较好的市场竞争力。改革开放后，京城百姓喝啤酒仍然是认“五星双合盛”和“北京啤酒”这两个牌子。因双合盛啤酒厂位于城西的广安门外，北京啤酒则位于城东，两家就以天安门的国旗杆为界，双合盛在城西经营，北京啤酒则在城东销售。两个品牌几乎占据了北京全部的市场份额。以后两厂又致力于联营，成立了联合公司，所联营的厂家于1992年达到42家，年生产啤酒100余万吨。1992年11月30日，北京双合盛五星啤酒集团公司成立，具备了年产18万吨啤酒的生产能力。1995年1月12日，“双合盛”与美国亚洲战略投资公司第一投资公司合资成立了北京亚洲双合盛五星啤酒有限公司。2000年8月又加入了青岛啤酒集团公司，成立了北京五星青岛啤酒有限公司，至2005年年底，公司已经形成年产20万吨啤酒的生产能力，在激烈的北京市啤酒市场竞争中占有了一席之地[23]。
但令人惋惜的是，五星青岛啤酒却再也没有使用“双合盛”的商标，“双合盛”这个曾经响亮的商标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渐渐被人们遗忘，企业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丢失了宝贵的百年品牌，丢失了蕴藏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的老商标。又由于工业遗产保护意识的淡薄和考虑问题的片面性，双合盛在注重传统技艺传承的同时，并没有充分保护好企业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过分看重企业短期经济利益。2005年，双合盛酒厂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搬出经营了80年的广安门厂区，原址被拍卖出售改为住宅用地。企业原有的大批珍贵工业遗产——如建厂时设立的麦芽塔、糖化车间以及众多的机械设备都没有得到妥善保护和保存，都在开发商的推土机下消失殆尽。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座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啤酒厂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这个标志性的啤酒工业建筑永久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企业不但因此失去了文化传承、失去了见证历史的重要载体，北京工业也因此失去了重要的历史见证和文化遗产。
2.清河毛纺厂（始建于1908年）
19世纪60—90年代，一场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拉开了中国近代化和工业化的序幕。以“求富”为目标、以鼓励民间投资为导向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出现了，并且由此带动了民族工业的产生发展。清河毛纺厂正是清政府这一政策的产物。1907年，候选道谭学裴禀呈清政府陆军部，呈请创立溥利呢革有限公司，官商合办，额定资本100万两白银，“分设制造和呢革两厂，专供本国军队之用”，同时，谭学裴还拟具了开办章程和办法。陆军部对此建议非常赞赏，乃上奏清廷，最终获“旨准”。之后，为了支持企业的开办，陆军部拨款50万两白银作为官股入股，并派谭学裴赴外洋考察制造办法和招股事宜[24]。次年，谭学裴赴欧洲考察后归国，他认为“织呢一项，中国毛料甚适军服之用，较欧洲所产尤美”[25]，开始着手工厂的建厂筹备。同年，工厂开工建设。工厂厂址在考虑了纺织业的用水问题后，最终选在了北京西北郊的清河镇，共占地160亩，建设厂房280余间。还从英国进口纱锭4800枚，织机58台。又雇佣工人300余人，以满足工厂的用工需要。1909年，工厂正式建成投产，可月产军呢数千码。但是不到两年，清政府就覆亡了。进入民国后，工厂的丰厚盈利被北洋政府看重，1915年，北洋政府国务卿陆征祥以政事堂名义宣布接收溥利呢革公司，改名为陆军呢革厂，并委派曹锐、何守仁分任总办帮办，溥利呢革公司自此变成了官办，归陆军部所有[26]。这座创办于清末的呢革厂就是北京清河毛纺厂前身，是中国工业化发生后创办并生存下来的最早的毛纺织工厂[27]，也是北京地区最早的现代化纺织企业，更是清末民初远东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新的毛纺织企业。
但是，受民国时期不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影响，以及外商的倾轧等经济原因的影响，该厂在民国时期曾先后数次停产，产权、厂名多次变更，经营十分困难，只是勉强维持而已。1948年12月28日，工厂更名为“北京清河制呢厂”。
北平和平解放后，清河毛纺厂焕发了生机，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49年6月20日，工厂全面开工，1950年就生产呢子558455公斤，比1949年增加了96%[28]，还完成了十万码呢的第一批国家订货；1952年元月，企业投资383万元的6800锭精纺车间正式投入生产，可年生产精纺产品25.9万米。1954年，企业又投资142.6万元改建长毛绒车间，可纺纱2000锭。1956年，投资702万元动工扩建一万锭精纺厂，主要纺织设备由日本进口。1958年3月，投资957.6万元开工兴建绒毯厂，新建厂房28600平方米。1962年，北京清河制呢厂更名为北京清河毛纺厂。资料显示，至此企业已经有厂房13781平方米，纱锭7128枚，织机102台，有老工人为主的职工1700人，主体产品是精纺毛织品、毛线、毛条[29]，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毛纺织业的骨干企业之一。这一时期，清河毛纺厂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经济效益位居全行业前列。
自1962年开始，企业为了扩大生产规模，进行了大范围的厂区建设，部分1908年建厂时的老建筑被拆除了，仅保留溥利呢革公司的2层办公楼，这在今天看来已经十分遗憾了。但这还只是悲剧的刚刚开始，20世纪90年代以后，清河毛纺厂的历史遗迹开始遭遇灭顶之灾。由于市场结构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清河毛纺厂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困难，生产规模日益下降，部分厂区被改造为住宅小区、商业写字楼。2007年12月25日，北京纺织控股公司召开北京清河三羊毛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大会，正式宣布原北京清河毛纺厂、北京制呢厂、北京市毛纺技术开发公司并入北京北毛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成立北京清河羊毛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30]。2008年奥运会前夕，该厂生产环节完全搬迁到平谷马坊地区，企业也改制为中美联合北京制呢有限公司。此后，工厂将部分旧有生产设备捐赠给首都博物馆，其余大多数被当作废品出售。更令人痛心的是，毛纺厂旧厂区内仅存的几处具有百年历史的工业建筑，也被开发商在获悉文物部门将保护毛纺厂旧有建筑的消息之后迅速拆除，曾经立有厂牌的位置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代之而起的是华润集团兴建的橡树湾小区[31]，一座展现北京近代纺织业历史的宝贵工业遗产就这样完全消失了。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笔者李志英曾在中国近代经济史教学中，以案例教学的方式带领学生参观过清河毛纺厂。那时，建于1908年的几座历史建筑尚存，孙中山的题词也保存完好，高挂在由老办公楼改建的厂博物馆中。车间里机器轰鸣，带我们参观的厂方负责人还特别告诉我们，正在运行的机器从20世纪20年代制造的，到近年代制造的都正在使用。今天回想起来，清河毛纺厂不但是北京乃至中国毛纺工业百年发展的历史见证，更是毛纺工业机器设备沿革的见证，将彼称之为毛纺机器设备博物馆并不为过。如果这个包含如此丰富的中国工业历史发展信息的工厂能够保存下来，则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添一生动例证，为教育后人添一活灵活现的历史教科书。但是，如今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辉煌的历史符号早就湮没在历史烟云的深处了。至今每每想起这事，笔者都十分痛心，内心充溢的常常是冰冷的、滴血的痛楚。一座记载了百年老厂世纪变迁的历史遗存，其存在的文化价值、符号价值和历史价值早已经远远超越了其实业价值，仅仅着眼于经济效益的做法显然是十分短视和错误的，这种短视行为造成了不可复制的文物的毁灭，带来的是无法挽救的中华工业文化的损失，这种损失将会在未来中国文化发展和文物保护中不断闪现，令人痛心。
3.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始建于1919年）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32]，官宦史履晋、蒋式瑆、冯恕等具禀农工商部呈请代奏，请求在京城内外创设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33]，是为北京近代民用电力工业之滥觞。京师电灯有限公司最初设厂于前门内顺城街，“向瑞生洋行购买蒸汽炉两座，二百马力横轴汽机两架，三线交流发电机两座，汽机直接电机，共生电力二百五十余基罗滑脱（瓦），可供十六烛光电灯八千余盏。”[34]电厂建成并供电后，广受欢迎，人们深切地体会到了电灯的便捷和清洁，因此电厂建立不久，电力就供不应求，市场需求迅速扩张。面对广大的市场，电厂经营方经股东大会讨论决议后，电厂两次扩大了生产规模。到民国初年，京师已有电灯三万余盏。其后，城市用电量不断增加，工厂又于1919年8月，在北京西郊广宁坟村新建石景山发电分厂，即为北京石景山电厂前身。该厂安装的首台汽轮发电机组容量为2000千瓦，于1921年10月建成，1922年2月通过石景山至前门的北京第一条33千伏输电线路向城区送电[35]。
京师电厂“所购机器，均来自英德，锅炉二十座，系英国拔柏葛公司所造。所用之汽机，为透平机，共十台，共二万六千八百五十三马力，又有发电机十台，为三相星形，共有三百六十三马力，均系英国茂伟、德国西门子所造。总值为五百三十二万余元”[36]。到1936年，城内和石景山两座发电厂总装机容量已达35035千瓦，为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发电厂。日据时期，日伪当局大规模扩建该厂，企图使之成为日伪“精心”构建的京津唐电网的骨干电厂，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景山电厂在保障城市供电、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55年，电厂开始利用苏联技术设备进行企业设备升级，装机达到了10.9万千瓦。改革开放后，北京开始了产业转型，又由于产业升级换代的需要，80年代末，石景山电厂具有60年历史的多座发电机组被爆破拆除，设备送交首钢化炉炼钢。与此同时，石景山发电厂改建为燃煤热电厂：安装了3台20万千瓦供热汽轮发电机组，配备3台670吨每时燃煤锅炉。3台机组分别于1988年、1989年、1990年建成投产。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地区严重缺电，集中供热需求增加，为确保3台机组稳定供热，满足最大供热需求，石热决定扩建一台20万千瓦供热机组，工程于1995年投产。至此，石景山热电厂总装机容量达80万千瓦。当年，石景山发电总厂有火力发电厂3个，水电站4个，燃油汽轮机电站1个，总装机容量为176.6万千瓦，发电量76.4亿千瓦·时，工业年产值达5.66亿元[37]。
进入21世纪，北京开始实施绿色北京的建设战略，石景山热电厂的生产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北京发展的需要，因为石景山热电厂在为北京输送大量光和热的同时，其正在运转的4台机组每天要消耗约万吨燃煤，排出大量粉尘污染大气环境，严重破坏了北京的空气质量，威胁居民的身体健康。为了北京环境保护的大局，2015年春，石景山热电厂内4台发电机组全部关停，2座烟囱都不再有任何烟尘排放。有1993年建厂史的石景山燃煤热电厂至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如今的石景山电厂厂区环境整洁，绿树成荫，但却难觅历史的踪迹，仿佛这里没有发生过那段辉煌的工业发展史。这种状况真切地反映了当今人们保护工业遗产意识的淡薄。
图3-11 1949年时的北京石景山发电厂，时称北平发电所
图3-12 关停前的北京石景山电厂
4.北京丹华火柴公司（始建于1905年）
北京丹华火柴公司由清政府商部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奏请创办，其上清廷的奏折云：“窃为火柴一项来自外洋，销数最旺，上海、汉口、四川皆有华商设立公司抵制洋货，京师都会之地尤宜招商兴办，以塞漏卮。”[38]之后，商部令北京商会各董事筹议此事。北京商会经商议后，决定由分省补用知县温祖筠等牵头筹办。最终，众商决定集股5万两白银在京师设立丹凤火柴公司。商部查看了北京商会的筹办报告后上奏清廷云：“臣等查温祖筠等熟悉商务，家道亦尚殷实，其所请制造火柴意在创兴实业，挽回利权，所拟章程悉照臣部奏定公司律办理，自应准予立案，拨给官股银五千两，以资提倡，并准于京城内外大兴宛平境内专办十年，借免搀夺。”[39]这样，在清廷的大力扶植下，丹凤火柴公司诞生，是为北京地区最早出现的生产引火材料的工厂，厂址设在今东城区永定门外沙子口路。
由于得到了清政府给予的专利权的保护，以及“五城察院各衙门一体保护”[40]的政策支持，丹凤火柴公司的业务发展很快，“自开办以来，销售畅旺，卓著成效”，次年就出现了增资需要，“近公司中人恐原招资本不敷周转，必致局面狭隘，不能与各国火柴公司争衡，因议续招股本五百股，集资推广，已由商部批准立案，并谕令遵照前订招股章程，妥为办理。”[41]
民国以后，丹凤火柴公司遇到了外资火柴公司的强力竞争，发展大受影响。为了与外资火柴公司竞争，1918年[42]，丹凤火柴公司与天津华昌公司合并，改称丹华火柴公司，丹凤火柴厂称为丹华京厂，华昌火柴厂称为丹华津厂。此后，由于资本力量的壮大，公司业务发展迅速，到20世纪30年代丹华火柴公司已经成为华北最大、全国规模第二的火柴企业，资本总额达到150万元[43]，并已发展有三个工厂。除北京、天津的老厂外，公司还在安东开设分厂，并附设锯木部和木场，实现了火柴用木材的自给，不再耗资进口轴木，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益，产品行销华北各地以及京绥、京汉沿线[44]。
图3-13 北京火柴厂的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公私合营，丹华火柴公司北京的工厂更名为北京火柴厂，生产发展势头良好。据原北京火柴厂副厂长贾崇正回忆：“六七十年代是北京火柴厂发展最兴旺的时期，那时候火柴都是定量供应的，需要凭据副食本到商店换购。火柴在市场上来说是供不应求的，北京火柴厂生产多少都不愁销路。那时候，能到全民所有制的北京火柴厂上班儿，是值得炫耀的美差。”贾老先生还说：“当时无论是一线工人、工程师还是管理者，都有很多到国内外进行交流的机会，出国进行技术援助的机会也很多。”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北京火柴厂最后的辉煌，“北京火柴厂有正式员工1000多人，年产火柴最高可达46万件”，但是“打火机、微波炉、电子点火器刚一普及，火柴的市场一下子就萎缩了，企业改革的压力就被分摊到了每一个职工的头上。1993年，北京火柴厂被选定为北京市体制改革的重点单位，最终被迫遣散工人，厂子也转移到了通州区次渠，开始与一家镇办企业合营。原有的1000多位职工全部下岗、自谋生路”[45]。北京火柴厂旧址全部拆除，原貌已经**然无存，变成了主要由原北京火柴厂职工居住的富莱茵花园小区。机器设备运到通州区次渠，但生产已经基本停止，工厂只有正式编制工人不到10人，每年机器也就运转一两个星期，只是为一些宾馆、饭店制作宣传性的广告火柴。工厂的存在就像它的产品一样，只具有象征意义，北京火柴厂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除以上四处遭到破坏的典型性工业遗产外，北京遭到严重破坏的工业遗产还有：始建于1949年、创造了新中国机械工业无数奇迹的北京第一机床厂，开中国市政建设集体供热先河的第一热电厂等。
（四）博物馆保护利用型
在中国的文物保护领域，工业遗产可谓命运多舛，与古代文化遗产、自然文化遗产相比，其价值长期被社会各界所忽略。由于大量的工业遗产没有纳入文物保护范围之内，全国范围内的工业遗产不断遭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威胁。与西方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重视工业遗产保护相比较，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已经滞后近20年，但是，进入21世纪后，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情趣和审美情趣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工业遗迹性博物馆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不少工业遗产因此得到抢救性保护，这类博物馆也成为保护工业遗迹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有效模式之一。
1.北京自来水博物馆
北京自来水博物馆坐落于东直门北大街清水苑社区，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是利用京城历史上第一座水厂——东直门水厂原汽机房的旧址修建而成。1908年，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农工商部大臣溥颋、熙彦、杨士琦上奏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奏请“筹办京师自来水”设施，称“京师自来水一事于卫生、消防关系最要”，“有益民生”。于是，1908年成为北京自来水事业的肇始之年，北京的第一家自来水厂“北京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今东直门清水苑小区）开工，清末著名的北方实业家周学熙成了“京师自来水公司”的第一任“总理”（董事长）。
为修建博物馆，北京自来水集团共投资400多万元，聘请专业公司进行设计修建。博物馆内共陈列各种与水有关的实物130件、模型及沙盘34件、图片110幅，全方位地反映北京自来水90多年的发展历史。自来水博物馆还专门开辟了一个展区，用于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北京自来水事业的蓬勃发展历程。一百年后，这座百年历史的自来水厂依然存于世间，成为一座花园式水厂（北京水源一厂）和“北京自来水博物馆”。
2.龙徽葡萄酒博物馆
北京龙徽酿酒有限公司的前身是1910年法国圣母天主教会沈蕴璞修士创建的葡萄酒厂，聘请法国人里格拉为酿酒师，生产法国风格的红、白葡萄酒，年产量仅为5～6吨。1946年，注册为“北京上义洋酒厂”，正式向外出售葡萄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酒厂收归国有。1959年2月，北京市政府将其更名为“北京葡萄酒厂”并迁址于燕京八景之一的玉泉山东南，并注册了“中华”品牌，首创了许多世界或国内独有的新产品，力求切合中国消费口味、消费水准和消费需求，因此产品面世后就广受欢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1987年3月17日酒厂改建为“北京龙徽酿酒有限公司”。
北京龙徽葡萄酒博物馆是北京首家葡萄酒博物馆，坐落在龙徽公司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地下酒窖内，是北京市唯一一家讲述北京葡萄酒百年文化及历史发展的葡萄酒博物馆，也是北京市工业旅游示范点之一。该博物馆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有关京城葡萄酒酿制的珍贵的工业遗产，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这里的每一件展品、每一张照片、每一瓶葡萄酒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见证着中国葡萄酒发展的历史与进程。
总体看，除以上四种基本类型外，北京工业遗产还有综合保护利用型、文化创意园利用型等其他类型，不少已实现了较好的保存开发，其中的具体保护案例还将在第六章北京工业遗产保护开发的对策研究中结合保护对策问题详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