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千年古都重新回到人民手中，曾经濒临崩溃的北京工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人民政权以发展生产、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生活为宗旨大力开展发展生产的工作。不断推进企业的民主改革，当家做主的工人阶级迸发出空前的劳动热情，众多老企业重新焕发了生机，为之后更大规模、更加系统全面的工业化浪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北京在和平解放伊始就系统接管了全市44家官僚资本企业，建立起最早的一批全民所有制工业厂矿，随后中央在京机关、部队又先后移交近300个生产企业纳入北京地方国营工业系统，这些企业构成了恢复时期北京工业发展的骨干，通过企业民主改革与职工政治教育，广泛开展群众性生产运动，激发了广大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健全计划管理和经济核算制度，提升了企业经济效益和运行效率。对于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北京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及时调整政策，利用它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限制其不利方面，采取加工订货、收购报销、提供贷款等措施加以扶持，通过减免税赋的方式引导民间资本流向工业生产，使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得到稳步发展，进而繁荣了首都经济，充盈了市场。此外，北京市在领导建设地方工业的进程中，积极动员，群策群力，发挥了重要领导职能。一方面，为工业建设选配了大量得力干部，由富于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区县级以上干部担任主要工业企业负责人，加强党政领导；另一方面，市属各部门想方设法从有限的物质资源中给予工业建设以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140]。

因此，从北京和平解放到1952年年底，北京工业经济出现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北京工业职工队伍增长近一倍，由1948年年底的8万余人增长至17万人，工业总产值由1.05亿元增长至8.3亿元，增长近8倍，北京市主要工业品产量均取得很大提升，均超过近代以来的历史最高产量，1952年全市生铁产量34.2万吨，原煤产量220万吨，发电量达2.8亿千瓦·时，水泥20万吨[141]。然而这一时期，北京市的工业投资却是十分有限，直接生产性投资仅6413万元，新建千人以上的工业企业仅1个，即新华印刷厂，生产的迅速恢复发展主要得益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正确的管理引导[142]。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北京工业的持续发展，为当代北京工业化起步奠定了初步物质基础，积累了工业运行管理的重要经验，培养了北京工业系统的干部职工队伍，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也必须承认，这一时期北京工业的发展还停留在较低水平，工业弱小、落后的面貌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工业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十分低下，绝大多数北京工业产品都是技术含量不大的简单加工，多数产业不具备从原料生产到成品制造的生产能力；现代工业占北京城市工业的比重亟待提高，195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中有35%由手工业产生，工业企业中的大多数生产过程仍然依靠手工操作，石景山钢铁厂1.3万名职工中，手工搬运工人即占到了四分之一。第二，工业产业结构相对失衡，日用消费品生产占到了全部工业产值的60%以上，纺织、食品、服装均占全部工业产值的10%以上，钢铁、煤炭等基础工业部门虽有所发展，但在全市工业中所占比重不升反降。第三，工业生产投入不足，前期发展基本依靠挖掘既有生产潜力，缺乏设备更新和技术储备，电力、水泥等企业生产设备已处于满负荷运转，设备损耗严重，已无增产可能。第四，在工业所有制结构变化方面，国营工业占全市工业比重没有显著增长，个别年份国营工业的增速甚至低于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国营工业在工业化建设中的示范带动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此外，工业人口占全市人口的比例仍仅为3%，较1948年仅增长了1个百分点[143]。

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依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北京制定了“由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的转变”的战略目标，基本任务是在充分发挥原有企业潜力的基础上，优先发展重工业，有计划地建立新厂。这一战略决策在北京城市发展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将发展工业、建设工业化城市作为北京的发展目标与城市定位，开启了北京现代工业化发展的新纪元。

有必要指出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现代经济、环保理念的深化普及，在今天看来，50年前由政府部门做出的将北京发展为以重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城市的战略决策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从经济发展的资源优化整合、区位条件等角度分析，该决策都存在部分非科学、非理性的成分。但对于任何问题的分析都必须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政策的形成与实践与苏联模式、斯大林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和教条主义的影响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被时人更多的等价为工业化，具体就是以钢铁、煤炭、机械等为主的传统机器大工业，而且严峻的国际形势也迫使中国政府必须将尽快强国的战略考虑放在首位。可以说，这一政策有很强的历史必然性与客观合理性，并充分彰显了处于一穷二白境地下的中国人民急于摆脱经济落后面貌，建设工业化强国的迫切心情与美好愿望。

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一五”计划时期，北京地区累计完成工业投资9.5亿元，超过了近代北京工业化80年的投资总和，全市新建工业企业41个，改扩建工业项目329个[144]。北京产生了电子、通信等新兴工业门类，填补了国内空白，纺织、建材、印刷、电力、机械工业得到加强，工业结构趋于合理，部分工业行业的产品产量已跃居全国前列，由于北京电子管厂等三大电子元器件工厂的建立，使北京成为全国电子工业的中心，投资1.3亿元的东郊三大纺织厂拥有23.4万枚纱锭和7000多台织布机，北京迅速成长为国内新兴的棉纺织工业基地[145]。在工业布局方面，初步形成了东郊十里堡棉纺织工业区、东北郊酒仙桥无线电工业区、东南郊垡头机械、化工工业区和西郊衙门口重型工业区四大工业聚集区。在工业管理方面，北京对各国营厂矿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生产改革，建章立制，强化涵盖计划管理、技术管理、经济核算在内的科学管理，克服生产冗乱现象，使生产步入正轨，同时高度重视工业企业的群众工作，坚持政治挂帅，配合政治运动开展，掀起生产**。

截至1957年年底，北京地区工业总产值突破23亿元，比“一五”计划开始前的1952年增长了1.7倍，年均增长22%，工业超过商业与服务业成为北京城市经济的主导产业，三大产业结构比例从2∶4（弱）∶4（强）转变为1∶5∶4，北京向着生产性的大工业城市发展方向快速迈进[146]。1958年至1960年，北京地区工业连续三年高速增长，工业总产值增至86亿元，年均增长近70%，工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比重增至76.8%[147]。

1958年，北京经济建设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伴随着“大跃进”的时代浪潮，这一时期工业基础建设规模较“一五”期间有了更为迅猛的增长，工业建设的核心是：“要在充分利用和适当发挥现有工业的生产潜力的基础上，进行扩建、改建和适当的新建。”[148]期间先后兴建工业项目800余个，如重型机器厂、特殊钢厂、化工二厂、制药厂、手表厂、橡胶厂、搪瓷厂纷纷拔地而起。华北重要的能源基地“京西矿务局”完成了旧井改造，原煤采掘、运输完全实现了机械化；电力工业方面，兴建了中国第一座大型热电厂，在永定河流域实现了水电梯级开发，建立了华北地区装机最大的水电机组；冶金工业方面，扩建了石景山钢铁公司，建立了炼钢车间，使石景山钢铁公司真正成为一座钢铁联合企业，摆脱了数十年来产铁无钢的尴尬境地；汽车工业逐渐由简单修造向配件、组装生产迈进；化学工业则从无到有，填补了一系列空白，城市东南郊以化肥、农药、燃料为主要产品的化工区初具规模；“一五”时期开始兴建的东郊十里堡一带的棉纺织工业区也建成投产。至此，一个涉及冶金、机械、建材、纺织、轻工、化工、电子、仪表等诸多门类的现代化工业基地雏形已经显现。

“一五”“二五”十年间，北京工业投资共计34.9亿元，占全市总投资的三分之一以上，相当于近代北京80年间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40倍。[149]在这短短的十年间，北京经历了一场惊天巨变，由一座破败消费城市一跃成为全国主要工业中心之一。1962年北京市工业总产值已达42亿元，相当于1949年的26.7倍，年均增长28.8%，其中重工业年均递增32.2%。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55%上升为92%。[150]这种转变与发展，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是时人难以想象的——工业的振兴一方面展现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带动全国工业发展起到了引导示范作用，也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斗志；另一方面改变了北京长久以来工业品完全依靠外埠供给的格局，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为城市更新改造提供了宝贵资金，为国家建设提供了物质积累；此外，也为展现新中国、新北京形象提供了重要窗口，有利于对外宣传工作的开展。

“二五”计划结束后，北京工业坚持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稳步发展，到“**”爆发前的1965年，北京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战略任务，实现了由落后消费城市到现代生产城市的历史性转变。初步建成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在全国工业中占有相当分量，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从1949—1965年的十七年时间，是近代以来北京工业发展最为迅速，奠定工业化坚实基础的关键历史时期。北京工业化建设主要成就包括：

第一，工业持续较快增长，工业经济增速不仅居于国内大中城市前列，甚至超过了世界历史上各国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最快增速。工业经济占全市经济的比重逐步上升，工业规模与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工业体系建设与工业布局趋于完善。许多工业部门和工业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粗到精，成倍地、成十倍地增长起来。工业对城市发展的能动作用也逐步显现，到1963年全市地方工业上缴利润已超过1949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地方财政工业收入占全市财政总收入的40%以上，占全部企业收入的75%以上。[151]

第二，装备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工业品产量与质量协调增长。北京地区日用工业品曾严重依赖外埠输入。经过1949年以后的持续发展，到1964年，日用工业品的本地自给率已到70%，大量优质工业品还远销国内外市场，工业年出口创汇近5000万美元。北京工业还填补了我国工业的大量空白，北京研制生产出全国第一台大型压路机、第一台联合收割机、第一辆无轨电车、第一台自动机床、第一台内燃机车、第一辆国产轿车、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为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152]。

第三，在努力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北京工业积极支援国内其他省市工业化建设，并开始承担工业建设援外任务，逐步成为国家工业化的坚强堡垒。北京电子工业在全国处于先行地位，为支援其他地区电子工业建设，北京曾向全国各地成建制输出企业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3500多人[153]，为兄弟企业提供人员培训，给予生产、技术、管理全面援助。北京机电工业系统先后将十余个技术先进、效益良好的新建工业企业内迁到西北地区。北京电力工业系统先后支援京外单位优秀干部职工近2000人[154]。北京建材工业、轻工业系统先后组织力量参与朝鲜、蒙古、越南等国的工业项目援建，建设成效得到了受援国的高度肯定[155]。

1966年，“**”爆发，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对正常的工业生产产生了巨大影响，加之全国工业战略方针的调整，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被以备战为核心的三线建设和地方五小工业替代[156]。受此影响，北京工业在“**”时期新办了为数众多的街道工厂、校办企业。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大工业项目是在京西南燕山地区兴建了中国规模最大的天然气、石油冶炼基地和石油化工基地。从1967年起，数十万建设大军，不畏匮乏的物质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舍身忘我艰苦创业，在极为困苦的条件下先后建成东方红炼油及向阳、胜利、曙光、东风、前进、长征等一批石化企业，而今这些带有浓重时代特色的企业仍在为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默默做着奉献。

到改革开放前的1979年，北京工业企业发展到3746个，工业总产值达到213.4亿元，其中重工业产值比例达63.7%，仅次于辽宁省。随着工业规模、产值的不断跃升，北京工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内部结构不合理、轻重失衡、粗放型增长与管理滞后造成的经济效益问题，环境污染与工业“三废”引起的城市环境生态安全问题，工业规模过大造成的煤炭、供水紧张的资源问题都不断困扰着北京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向前发展，当代北京工业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