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机器大工业生产是显著区别于农业生产的一种生产形态，那么，它的固态表现就必然会明显区别于农业生产的固态表现，在本质上也会有明显不同，由此工业生产就会有自己特有的表征。这种特有的固态表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朴实无华、简单实用的表现形式。

古代社会的生产是手工业生产，其时代的政治特征是专制统治盛行。因此，统治阶级可以利用政权的力量驱使大量劳动力去从事某种生产，以满足自己无度的奢华需要。在统治阶级的强力管制下，这种生产可以实现数量众多的劳动者集中从事某一种生产，加之农业生产崇尚的精耕细作，从而为精雕细刻、慢功细活式的手工业生产提供了物质的和思想的条件。又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高层的动向是低层的导向，民间的生产也因此追求精细化。

例如，古代的家具生产，其家具的基本架构在几千年间虽然有所变化，然而并非革命性的变化，生产工具也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发展。变化最大的是家具的外在雕饰，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同样崇尚雕饰的风格。虽然东西方的审美观不太一样，家具雕饰的风格也各有特点，但其花纹雕饰之繁细复杂是共通的，并且都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加剧。在中国，这种雕饰的繁复在清代达到顶峰，明代家具虽有雕饰，但崇尚简洁明快的家具风格至清代已经扫**一空，无论民间还是皇家的家具演变成了精雕细刻、花纹繁复到极端的手工艺品。

图1-5 清代家具

图1-5为清代家具，与明代相比，雕饰成为家具审美的主要成分，家具的整体架构、结构风格均没有太大的变化，变化的只是附加在上面的雕饰，雕饰越多越繁复，则家具越美，越有价值。市场上家具的区别主要在于其花纹雕饰的不同，而不在于家具风格结构的不同。

图1-6 欧洲古典家具

古代房屋建筑的风格同样如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建筑民居时，除了注重房屋居住的坚固性和舒适性外，也都非常重视建筑的外在雕饰和内部装饰，房屋建设过程中附加了大量的手工艺劳动。虽然大多数贫困百姓的居所只能遮风挡雨，但是，社会主流文化指向、社会财富运用的指向都是明确的，是持肯定和赞赏态度的。由此就导致了即使是民房，在他的能力可以负担的时候，也会追求精细的建筑风格，追求附加了大量手工劳动并呈现了大量手工艺艺术的房屋建筑。

图1-7 法国古典建筑

图1-8 四川阆中中国古代建筑样式的民居

而现代工业社会的建筑工艺则完全不一样，无论建造家具还是建筑房屋，它的终极追求都是实效性，都是最大限度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适应高效快捷的社会节奏的需要，而不仅仅是其外在的美丽和张扬。

近代以来的工业生产追求的是高效性和高收益，并呈现了激烈的社会竞争，这使得人们在建筑房屋时，无论是工业生产建筑还是民居建筑，都不是特别重视复杂手工艺的呈现，而是重视房屋建设的标准化和生产的适应性，最终还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利润最大化。如果生产中过分重视房屋的艺术性，则必然要消耗大量生产成本和生产时间，最终将影响核心产品的生产效率，而如果主要产品的生产受影响的话，则企业的生存就必然要产生问题，甚至被激烈竞争的市场所淘汰。所以，近代以来的建筑特别是工业建筑通常呈现出简约实用的标准化风格。如图1-9所示，以及前文已经呈现的图1-1和图1-2。

图1-9 现代工业建筑

其二，简单背后蕴含的复杂劳动与高科技发展。

尽管工业革命导致了工业生产用房、工业生产用具的朴素化，但是简朴平实背后蕴藏的是惊人的创造力和辉煌的科技进步。在工业社会，古代社会闻所未闻的技术发明纷纷涌现，蒸汽机、纺织机、各种工作母机、高科技运输工具——火车、汽车、轮船乃至飞机也纷纷问世。这些机械的产生是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产物，也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在这些科学技术面前，人们不经过长时间的相关学科的训练和长时间的研究，不可能发明这些技术，即使是简单的学习吸收运用已有的科技成果也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典型地显示了这一点。洋务派举办军事工业后，逐渐认识到了西方科技进步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为此，他们继承了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最初的致力于引进坚船利炮，逐渐转向注重学习西方的科技。李鸿章提出：“西法兼博大深奥之理，苦于语言文字不同，将欲因端竟委，穷流溯源，舍翻书读书无善策。”[60]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总办冯焌光说：“枪炮火药与轮船相维系，翻书与制造相表里，皆系今日要图，不可偏废。”[61]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中国工业化的早期，洋务派也已经认识到科技与制造是互为表里的，缺少了科技，制造就没有了灵魂，剩下的就只是一堆徒有其表的钢铁组合和只能照猫画虎的工匠。为此，洋务派于1867年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开办了翻译馆，聘请西人指导中国士人共同翻译西书。到了清末，翻译馆共出西书约200种，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科技类书籍，特别是兵工方面的书籍数量很大，占了绝大部分。其余政治、经济、历史类的书籍仅20种，勉强占到了十分之一。这样的数字对比既反映了洋务派的选择，也反映了洋务派的认识。对此，思想家梁启超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62]。也就是说，译西书是国家的自强之本，没有了西书的翻译，也就没有了科技引进的灵魂，从而也就无法摆脱落后的局面，因此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翻译馆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近代机器生产的出现和发展是科技发展的结果，是人类智慧高度进步的结晶。机器不但需要人的创造和指挥，机器进一步的发展也需要科技发展的支撑，离开了有创造力的人、离开了飞速进步的科技，先进机器也会变得落后，也无法赶上时代的潮流。机器又是人操作的，近代科技发展的程度不仅仅在于其发明时的先进性和学习理解的困难，还在于其运用的难度上。一般来讲，要想操作复杂的机器，不经过长时间的培训和实习，是不可能熟练运用的，即使是工业时代认为技术含量最低的纺纱，也需要经过三个月的岗前培训才能熟练上岗。所以，貌似平庸简单的近代机器工业背后蕴含的是农业时代远远不能比拟的复杂的科学技术的支撑。可以这样说，农业时代的复杂是浮在表面上的，工业时代的科技是蕴含在内里的，是更高级的人类智慧的结晶。

近代工业的上述表征，导致了当工业社会逐渐成为历史过往的时候，其遗产就具有了明显区别于古代农业社会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

第一，它的外表不那么耀眼，不那么引人注目，保护难度很大。

工业社会的生产性质决定了它崇尚的是简洁、快速、高效和不事雕琢，其辉煌过后的遗存自然也是不事铺张的、不耀眼的和朴实无华的。工业生产用的厂房与设备，譬如工业生产的流水线、各种机器、储藏原料和产品的仓库、道路交通设施、供应动力的储气罐、高炉设施以及各种管道等，由于其适应生产需要的中心指向，往往看起来简单、划一、单调，根本无法同古代的文化遗存（如皇宫、寺庙、家宅甚至乡间民居）相比。其外表的简陋、色彩的单调，往往无法引人注意，也就很难使人们把它们上升到文化艺术品的高度来欣赏，或者说人们很难把它们看作有文化内涵的艺术品，更有甚者是将其鄙夷为毫无文化和艺术价值的弃物。在西方国家，工业遗产甚至一度被认为是粗笨、丑陋、肮脏的象征，在城市建设中被纳入拆除之列，必欲令其在视野中尽快消失而后快。例如，在德国，人们曾经致力于拆除甚至毁灭倒闭、废弃的厂矿，认为这是城市的污点乃至耻辱。在这个拆除过程中，很多宝贵的工业化时代的代表建筑和物品烟消云散。中国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大量工业遗产被当成累赘拆除，有的甚至是在相关学者的大声疾呼中化为尘土的。

第二，内在科技文化价值含量高，但难以被普通民众了解，甚至非相关学科的学者对此也不甚了解。

工业遗产不但包括工业厂房等外在建筑，还包括工业生产赖以进行的、根本区别于农业生产的生产流水线、各种机器、仪表等生产工具，这些生产工具都是科技发展的结晶，其科技含量之高，需要经过长期学习并接受过专门训练的工人操作。这样，普通民众，包括并非专业出身的其他学科学者就很难理解其中的奥秘，难以欣赏工业遗产的科技含量和对人类科技发展的贡献，也就不容易了解其内在的美和历史文化遗产价值。

另外，工业科技的发展还留下了大量图纸、工业生产流程、操作规范等纸本文献，其自身的纯科学性、纯学术性就更加明显了，也就更难被普通民众接受。通常人们会认为这仅仅是技术资料，而不被上升到工业文化遗产的高度来认识。

第三，工业遗产具有整体性特性，单独保护其中一部分将失去其丰富的内涵，损失完整性。

工业生产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也不能是独立的，任何一个企业乃至一个行业的运转和发展，都需要其他行业的同步运转，需要交通运输、通信电力、矿山开采等行业的同步进步，都需要整个社会经济的进步和配合。即使从一个企业的内部来看，其发展也不是单纯的孤立的。一个企业的发展除了建设生产车间以容纳机器生产外，还需要建设仓库以容纳原材料和产品，需要建设厂内的交通运输体系以利于原材料和产品的快速运转，大型的企业甚至需要建设码头、购买轮船、建设铁路、购买机车等运输工具和设施，以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例如，钢铁厂内部的铁路运输，矿山井下的巷道运输等。另外，由于工厂内集聚了大量工人，工人的就餐场地、休息场地、女工哺乳室、卫生洗浴设备等也是必要的设施，有不少企业还要建设工人住宅，以保证工人的居住和能够按时到岗。

例如，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化工企业——永久黄集团，其内部的各种设施就特别齐全。早在永久黄集团的第一个工厂——久大精盐公司建立时，厂方就把工人的健康和环境卫生问题放在了重要位置。厂内建有大厨房、大饭厅，工人理发、洗澡完全免费。还建有“俱乐部、图书馆、合作社、武术、球队、戏剧社”等，聘有专人指导，以便丰富工人的业余生活，保证工人的身心健康。建厂的同时建设了医院，聘请“医师、药剂师、助产等人员专负其责”[63]。20世纪30年代初，永久黄集团创办人范旭东在南京卸甲甸筹建硫酸铔厂时，更加重视职工的身心健康问题。厂内专门设立了卫生室，负责全厂人员的医疗保健和环境卫生的管理。卫生室制订有详细的工作计划，要按月向厂方汇报工作，并在厂刊《海王》上刊载，接受全厂员工的监督。卫生室的工作月报极其详细，包括卫生室的人员安排，各种规章制度及其执行情况；各种传染病的防治，新进厂工人的体检，生病工人的诊疗、病假修养；环境卫生的整治等。

下面是1936年6月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硫酸铔厂卫生室工作月报中有关环境卫生的汇报：

本厂地处乡村，一切环境均较城市为良，并请有专任卫生稽查员指导之。全厂面积一千五百三十二亩，共有员工一千七百余人，雇佣清洁夫十八人，全厂面积除稻田等约七百亩外，平均清洁夫一人管理地亩四十六亩，员工百人有清洁夫一人负担清洁事项，此种比例数，较津厂卫生队为佳，但本厂正在建设，废物产生比任何处为多，且各处厕所之清洁，工人饭厅地面之扫除，与工作地饮水之供给，均由清洁夫负责，故工作繁多，颇紧张也。全厂有关卫生环境之设备，列表于后：

续表

续表

本月环境卫生工作可分项述之：

1.地面清洁——本厂地面清洁，由清洁夫十一名扫除之。其扫除区域共分四区：大纬路之北各地为一区，大纬路以南、大经路之东为二区，在该二路西南之地，以南一路分三四两区。清洁夫之分配：计一区三人，二区二人，三区三人，四区四人，全厂逐日产生垃圾，自本月十六日起至二十日止，共计一四七五六立方尺，平均每日九八四立方尺，垃圾之处置，因其物质不一而异，可分填坑，掩埋两种，其他可利用之垃圾，如碎路、锯木、煤屑等物，则另堆聚，以待机利用。

2.饭水——本厂饮水来源，可分江与深水两种，深水井共有四座，其深度由三百立方尺至九百立方尺不等，水质多矿物质，水之细菌测验，经京市卫生事务所数次检查，均无大肠菌群发现，但因井水含矿物质太多，厂内员工多喜欢饮用江水，本室为安全起见，用漂白粉液消毒之。

3.厕所管理——本厕所分职员、工友两种。职员厕所均为抽水马桶。工人厕所则有永久临时之别，永久者为长坑水冲式。临时者为旧式粪坑，二者共有粪坑一一五个。现在内外工人共一千六百余人，平均每十三人应用粪坑一处，适合标准数量也。工人厕所每日由本室清洁夫洗刷四次。

4.灭蚊工作——本厂地址，原为水田，池塘特多，又加附件村落环境不佳，最易孳生蚊子。本室成立以来，灭蚊工作每日派员分别散油，平均每池每周有二次散油之机会。现时厂内蚊虫比城内为少，据一般观察，均谓本年厂内蚊子实较往年为少，足证灭蚊成效也。

5.灭蝇工作——厂内共有储粪处十九处，均为产蝇之地。本室前采用氰化钠消毒，现厂中石灰甚多，改用石灰消毒，经过甚佳。[64]

从上面这个汇报中可以看出，硫酸铔厂对职工的卫生健康可谓关怀备至，从饮食到饮水，都有严格周到的安排和把关。为了职工的身体健康，甚至专门饲养奶牛供应牛奶，还有豆浆供应。防病消毒、粪便垃圾、道路清洁等事务的管理也十分周到严格，体现了精密的管理思想和高标准的环境卫生要求。这种精细化管理，是永久黄集团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要表现永久黄的工业遗产价值，这类设施显然是不能忽略的，否则不能完整体现永久黄的管理制度和企业精神。

由于大生产特有的工人集中生产作业的缘故，管理方出于节约时间从而节约成本的考虑，以及特殊生产必须有单独就餐空间的需要，民国时期的很多工厂还要求工人在厂内就餐。为此，不少工厂开辟了工人就餐的食堂。例如，1930年天津社会局组织对天津火柴业调查时，曾详细描述了天津华昌火柴公司食堂的情况，“饭厅组织，系由厂方派职员一人，与工会干事一人，共同管理厨房一切事项。饭厅共计五间，中间置方桌1张，两旁设置长形桌6桌，长凳共计22条，每桌七八人，所用煤炭，由厂供给。工人用饭时，须凭大小牌入饭厅，按时更换，以免无知识之工友乱入饭厅，如有遗失，预为声明，另行补发。每人每月伙食定为4元2角，余由厂方津贴每人大洋5角，倘再遇不足时，须由公司补足之。凡不加入伙食之工人，可在厂方购买洋面项下每月领津贴5角，每日两餐均食洋面馒头及米粥、菜汤等。尚有工徒饭厅一处，全由厂方包办，分为甲、乙两班，新工人始进厂时，做活甚少，须由公司备办伙食，在工徒工作之件数内，酌扣工资半数，如工作能力日渐提高，出品数目时时进步，即改为甲班，每月扣饭洋2元2角6分5厘。日食两餐，均用玉米面及白菜汤，如不足时，全由厂方补足之。”[65]由上述调查的描述可以看出，华昌火柴厂的食堂还是比较有规模的，而且管理颇为精细，正式工人和徒工分开就餐。

工厂设置食堂显然与工业生产的高效率和整体性有关。一个工厂内的各个工序必须同时动工，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否则成系统的生产线就无法维持，就会产生窝工和停工待料的问题，而工人集体就餐显然保证了生产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另外，工人在工厂就餐还节省了浪费在路途上的时间，有利于更好的从事生产。当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厂方办食堂也有资本家进一步剥削工人的考虑，前文华昌公司工人在厂就餐两次，需向厂方缴纳饭费4元2角，平均每餐2元1角，而工人的工资平均仅为10.37元[66]，如果再加上工人下班后进食的另一餐，则工人的饭费会高达6.3元，占月收入的三分之二。如果是工资仅为6～7元[67]的低收入工人，则仅在厂吃饭一项就已经耗尽了全部收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建设时期，一方面继承了民国时期工厂办食堂、哺乳室、卫生室的传统，另一方面则由于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单位包管一切，工厂内的各种设施更加齐全，食堂、医务所、哺乳室、托儿所、幼儿园等附属设施是必不可少的设备，了解这些设施的存在是理解那个时期工业生产发展和特点的重要一环。因而这些设施自然也就是工业遗产的一部分。如果在保护工业遗产的时候仅仅保留与生产有关的各种遗存，显然是不全面，是不能展现工业时代的完整风貌的，也是不利于深入理解和深入研究工业遗产的。例如，曾经普遍存在的工厂食堂，在农业时代是不存在的，因为农业社会一家一户的生产并无办食堂之必要，其小私有制的特性也导致无法开办食堂。今天，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分散办公乃至居家办公已经成为现实，食堂的领地也缩小了，只在高校和某些大机关还保留有公共食堂，可以说，公共食堂在当代已经成为稀罕物。这就更彰显了工业化时代工厂食堂等工业生产附属设施的独特性和珍贵性。

图1-10 废弃的工厂厂房

面1-10至图1-12三幅照片，是位于北京房山石花洞森林公园内的原北京军区汽车修理厂遗址的照片。这个工厂在20世纪90年代划归地方，归属于燕京汽车厂，成为该厂的一分厂。不久该厂停产，2010年以后改建为养老院。虽然该厂已经改建，但是工厂的原有格局仍然保留着，其中食堂就是工厂构成的重要部分。从照片可以看出，食堂建筑风格属于典型的工业建筑，为大敞式、广空间建筑，可以容纳较多工人就餐，能够满足工厂内工人就餐的需要。工人就近就餐，省去了出外就餐浪费在路上的时间，也使工人少了自带午餐麻烦，从而有利于工人生产的专注度和生产效率。食堂还给就餐的工人、职员提供了交流的场所和空间，对于信息的互通、人们的交往都有极大效益。因此，这样的食堂是工厂生产的重要一环。

图1-11 废弃厂房内景

图1-12 废弃的工厂食堂

第四，工业遗产具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特性。

工业遗产的最显著标志是它所具有的、与农业社会完全不同的广大厂房和高耸的烟筒，各种生产线和各种机器，以及运输和通信设备——火车、铁路、轮船、码头、电报机、电报房等。当人们开始认识到工业遗产的文化和历史价值的时候，最初意识到这是一段历史见证的时候，首先注意到的就是这些形象迥异的建筑和机器，至于其中的精神文化内涵则很少关注。当前，社会各界提倡的工业旅游也主要关注的是利用其物质遗存做文化开发和商业开发。

图1-13 废弃厂房内尚存的职业道德规范

其实，工业遗产简单、粗陋的外表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诉求。唯物史观认为，存在决定思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精神和思想，独特的精神和思想建构反过来又推动了经济的进步。工业生产的高度科技化，高度的创新竞争，高度的人群聚集和思想碰撞必然催生不同于农业社会的思想文化，必然会产生璀璨的人类思想文化之花。

工业生产是巨量人群的聚集，非一家一姓的聚集，亦非一地一族的聚集，这就打破了农业社会的血族界限和地域界限。不同人群的碰撞和结合，带来不同地域的不同观念和不同习俗的碰撞，又引起了观念的极大变化，行业意识、职业意识、技术意识等不同于以往农业社会的社会意识产生了。工业生产的统一性和高效性，又引起纪律观念、时间观念的变化，产生集体观念、协调观念。又由于工业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性、工业企业竞争的激烈性，创新意识、革新意识等观念意识也就产生发展起来了。

近代以来，在中国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工人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和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领导和先锋作用，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观念逐渐产生并付诸行动。北京地区就曾爆发过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和特有组织纪律。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生产建立在一穷二白这个特定的基础上，增产节约是生产奉行的重要原则之一，节约意识、反对浪费的观念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显著效果。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性质决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安全生产意识空前加强，并逐渐凝聚为一种人人接受的思想意识，成为一种工业文化。

上述种种观念意识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驱动工业社会不断进步、驱动工业生产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这些丰富的文化内涵的存在表明，工业遗产不但是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业遗产是两种属性兼而有之的文化遗产。

但是，迄今为止，对于上述工业遗产的非物质文化因素研究极少，现有的工业遗产研究并不能全面展现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也就不能更快、更好的引起人们对工业遗产的重视，不能引导人们全面地、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不能更好地发挥工业遗产应有的研究价值、教育价值和文化传播价值。

[1] 标准篮球场地的尺寸是长28米，宽15米，等于420平方米。一亩地约为666.67平方米。每个农民耕种的土地是3.27亩，则可换算成2180平方米，比五个篮球场还大。

[2]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2卷，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4] 林子英：《实业革命史》，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

[5] 王章辉、孙娴主编：《工业社会的勃兴》，3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10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7] 王章辉、孙娴主编：《工业社会的勃兴》，2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刘综绪主编：《世界近代史》，13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9] 刘综绪主编：《世界近代史》，13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0] 王章辉、孙娴主编：《工业社会的勃兴》，3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衍生国指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四国。

[12] 货币单位为麦迪森折算的1990年国际元。

[13]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16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5] 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转引自王章辉、孙娴主编：《工业社会的勃兴》，4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洪仁玕：《资政新篇》，见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176～1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7] 左宗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见《左宗棠全集》奏稿二，64页，长沙，岳麓书社，1989。

[18]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李文忠公全书》，11页，光绪乙巳版，奏稿卷24。

[19] 薛福成：《应诏陈言》，见《庸盦全集》，19页，光绪丁亥版，文编卷1。

[20]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李文忠公全书》，25页，光绪乙巳版，奏稿卷24。

[21] 总理衙门清档：《海防档》丙，机器局，4～6页，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年影印本。

[22] 曾国藩：《新造轮船折》，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250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23] 丁日昌：《代李伯相上总署论制造火器书》，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册，9～1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年影印本。

[24] 陈争平、兰日旭：《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程》，11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5]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13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6] 陈争平、兰日旭：《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程》，19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7] 毛泽东：《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2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8] 靳德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266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

[29] 靳德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286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

[30] 陈争平、兰日旭：《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程》，26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31]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光明日报》，2007-10-25。

[33] 王章辉、孙娴主编：《工业社会的勃兴》，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4] 王章辉、孙娴主编：《工业社会的勃兴》，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5] 曾国藩：《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新造轮船折》，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227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36] 《江南制造局记》，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281页。

[37] 《江南制造局记》，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279页。

[38] 曾国藩：《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新造轮船折》，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27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注：炉指炼钢铁的高炉。

[39] 见图1-2。

[40] 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见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近代工业卷（中），72～74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41] 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见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近代工业卷（中），72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42] 夏衍：《包身工》，9～10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

[43] [美]艾米莉·洪尼格：《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3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44] 吴鸥主编：《天津市纺纱业调查报告》，见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近代工业卷（中），642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45] 戴芝瑞：《工业安全问题之研究》，载《新青海》，1936年，第4卷第7期。

[46] 金宝善：《工厂卫生的重要》，载《工业安全卫生展览会特刊》，1936年1月。

[47] 田和卿：《工业安全卫生的真义》，载《机联会刊》，1936年，第143期。

[48] 丁馨伯：《工业安全实施之检讨》，载《机联会刊》，1936年，第143期。

[49] 张夏声：《关于工业安全之吾见》，载《机联会刊》，1936年，第143期。

[50] 戴芝瑞：《工业安全问题之研究》，载《新青海》，1936年，第4卷第7期。

[51] 《暂行工厂通则》，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37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52] 《暂行工厂通则》，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39页。

[53] 《工厂法（1929年12月30日）》，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五”，3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54] 《工厂法（1929年12月30日）》，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五”，43～4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55]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56] 吴贯因：《中国经济史眼》，96～101页，上海，上海联合书店，1930。

[57] [德]汉斯·豪斯威尔：《近代经济史》，1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58]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16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59] 刘永祥：《金城银行——中国近代民营银行的个案研究》，79～8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60]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6，15页，光绪乙巳版。

[61] 总理衙门清档：《海防档》丙，机器局（一），103页，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年影印本。

[62]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23页，上海，中华书局，1941。

[63] 范旭东：《久大三十年》，见赵津主编：《范旭东企业集团历史资料汇编——久大精盐公司专辑》，26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64] 《永利化学工业公司铔厂卫生室六月份工作月报》，载《海王》，第8年，第33期，567～569页。

[65] 吴瓯：《天津市火柴业调查报告》（1931年），见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近代工业卷，5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66] 吴瓯：《天津市火柴业调查报告》（1931年），见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近代工业卷，22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67] 吴瓯：《天津市火柴业调查报告》（1931年），见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近代工业卷，22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