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明代时的欧洲，是文艺复兴时期；明朝灭亡的1644年，伽利略已经去世两年，牛顿刚刚两岁。对比同时期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思想的鼎革，明朝的中国是同步的，而同时期中国的科技文化乃至生产力，依然遥遥领先当时的世界。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在世界都享有盛誉。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一些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晚明时中国民间私营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当英国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算巨富时，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数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明代中后期，农产品呈现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商业化趋势。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由于大半甚至八九成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成为粮食进口区，其它一些地方则靠供给粮食成为商品粮食出口区。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当时桑、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步，常思患粮食不足……区域内调剂甚繁。但整个区域仍有不足，须由湖北，江西，安徽运入，所谓“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一般粮食作物的种植，主要有稻、麦、粟、粱、黍、菽等多种谷类；某些本来可以自给的区域，由于手工业的发展，非农业人口的剧增，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使本地生产粮食不能满足需求，因而每年需从外地输入大量粮食。

与此同时，商人逐渐发展，社会地位也得到提高。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的作用不断扩大，商人对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地位不断提高。当时的四民观排列已是：士、商、农、工，士、商为社会上层阶层，农工为社会下层阶层。特别是在商人势力比较强的地区，出现了商人已在四民中排列在前的社会现象。这使得一些原来重农轻商的封建士大夫也开始热衷于商业活动。一些儒生士子在“竞事商贩”潮流的影响下，弃儒经商。不少地主缙绅逐步将资金投向工商业，“富者缩资而趋末”，以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为名号的商帮亦逐渐形成，并在一定地区和行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人口转为工商业者的数量急增。

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都市的规模、人口城市化状况和市场化程度自然有很大发展。16世纪的欧洲城市规模较小，1519年至1558年时期，拥有2万至3万人口即可称为“大城市”。从城市规模和人口比例看，晚明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反倒稍高一些。据伊懋可的数据，中国城市人口在明朝末年占到总人口的6%至7.5%。据曹树基的估计，1630年时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8%。同时，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也造成了区域民众心态的转变，进而汇成一股汹涌的拜金思潮，冲击着晚明传统社会。

在元朝时期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已然为全欧洲展现了一幅繁华中国的幻境后，三百多年后的欧洲传教士们，为欧洲人带回了一个更真实，其文化、教育、政治制度、经济水准、繁华程度，都更让欧洲人艳羡不已的中国。明朝时期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曾德昭是耶稣会士，他在返回欧洲途中完成了《大中国志》，其中有以下记载：“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绝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在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像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如果我们查看总户籍簿，其中只登录纳税人口，而不记载妇女儿童、太监、文武教师（人数几乎无穷），共有5805万5180人。（引者注：明末中国人口至少在两亿以上，应该接近三亿。这也可以和曾德昭此处记载相印证，5千多万人口不包括女性、儿童以及一些特殊阶层，所以接近三亿应该是保守的估计。）”“他们最喜欢的欧洲工艺品是我们的钟，但现在他们已生产很好的桌钟，并能生产类似的小钟，价钱和我们的相当。其中一些东西，如在我们这儿生产，价钱会十分昂贵。”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也说中国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

传教士来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这一时期也是“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开始。当时来华传教的西方教士有数百人之多，他们无形中充当了东西方文明交流史上的桥梁角色。不但为中国带来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成果，欧洲数学，天文，水利，制造业的尖端成就发现，在这一时期起源源不断传入中国。同时，明朝中后期，是中国自成体系的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艺术，哲学乃至科学，也同样产生了突破性进展。这一切被西方传教士带回欧洲后，对欧洲17—18世纪的文化流变乃至社会思潮，都产生过更加深远的影响。

在这许多传教士中对后世影响较大者有沙勿略、罗明坚、利玛窦等，而其中最杰出的就是利玛窦，他被称为“西方汉学之父”。利玛窦1552年（嘉靖二十九年）出生在意大利马尔凯州，也就是在这一年葡萄牙传教士沙勿略带着与中国大陆咫尺天涯的遗憾溘然长逝。三十年后，利玛窦沿着沙勿略的足迹来到中国。在到达中国之前，利玛窦已经接触了多年的东方文明，他在越南，印度，日本等地先后生活了四年。而在更早的时候，他就是意大利当地知名的青年学者，他的老师就是彼时意大利著名数学家克拉乌，比起刻苦的罗明坚，利玛窦自幼就是个天资聪明的人，他在意大利当地，就学会了希腊语和意大利语。

万历十年（1582年），他与罗明坚一起在广东肇庆传教，并很快与肇庆知府搞好了关系，被批准择地居住和修建教堂。但当地士绅百姓与他们存在隔阂，称他们为“番僧”，不时发生矛盾冲突，有人甚至往他们的房屋上扔石头。为缓解当地百姓的敌对情绪，利玛窦等穿起中国式的大褂长袍，决定暂时不谈宗教，并出重金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介绍中国情况，讲解经书，以便与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他们又用西方科学技术、新奇的西洋方物等吸引中国人，博取当地民众的好感。他们积极学习中国文化，将天主教义融合进中国的古代经籍之中，从《中庸》、《诗经》、《周易》、《尚书》等书中摘取有关“天”和“帝”的条目，比作西方天主教义中的天主。为吸引中国人目光，利玛窦还公开展览西方先进的机械制造产品和科技成果，如钟表、三棱镜、圣母像、地图等。为迎合中国人“中国是中央帝国”的观念，利玛窦还改变了世界地图在西方的原始面貌，使中国刚好位于地图中央。这些引起了中国人的浓厚兴趣，利玛窦的住宅门庭若市。他利用在国内所学的知识，致力于制造天球仪、地球仪，成为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者。

此后，利玛窦又在南昌、南京传教游历十多年，他的汉语越来越纯熟，中国的民俗也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了他，他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利玛窦听从了中国朋友的忠告，换上儒装，一边学习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一边接近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如徐光启等人。他颂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糅合中西方两种哲学观念，并用先进的科技产品敲开了贵族、官员们的大门。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为了传教利玛窦再次向北京进发，不但顺利抵达北京还获得万历皇帝的好感，被允许在北京长期居住，明政府每隔四个月给他们发一次津贴。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3月，利玛窦因病在北京去世，万历皇帝还为他在阜城门外拨了一块墓地。

晚年的利玛窦除了传教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著书译书，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他在北京和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这是一本奠定现代中国数学教育的著作。他又与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这是西方数学家克拉维斯的经典数学著作。如熊三拔，邓若涵，汤若望，郭居静等具有深厚科学造诣的传教士，也经他介绍，进入中国主流知识阶层。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上，他确是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值得一提的是，利玛窦传播西方学术思想的初衷，是为了帮助传教。但中国士大夫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热情，却最终让他吃惊。在他早期传教韶州的日记里，他曾感叹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科学方面的交流”。但晚年他寓居北京的日记里，却惊讶的赞叹“中国士大夫对科学的热情，可以用饥渴来形容”。彼时明朝已是末世，国家危机严重，学术领域里，“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思潮盛行，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希望用实用的学术知识来挽救江山社稷，这也是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得到知识分子们普遍欢迎的重要原因。

利玛窦等传教士的更大贡献，是“东学西渐”。利玛窦作为西方汉学的先驱，他促成了西方汉学的兴起，甚至引发了之后持续西方百年的“中国热”。中国的哲学，历史，文化，以及造纸，印刷，农艺，数学，饲养等先进文化，都被他们不遗余力翻译到西方。早在万历二十一年（1592年），利玛窦就把他翻译出的《四书》托人带回意大利，拉丁文版的《四书》问世后，在欧洲引起轰动。利玛窦去世十六年后，另一位传教士金尼阁完成了他的心愿，将《五经》也翻译成为拉丁文。中国儒家文化的传入，在彼时西方知识界引起了剧烈地震。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评价说：“中国儒家文化极有权威，远在希腊哲学之上。”莱布尼兹成立的柏林学派，从此将中国哲学作为核心研究课题。而利玛窦在欧洲影响最大的著作，却是他在中国用拉丁文写的日记，后被金尼阁整理成《利玛窦中国札记》，在这本日记里，利玛窦全方位的介绍了中国的社会风貌，经济情况，文明程度，书中展现的繁华、文明、富足、开放的中国社会，让无数欧洲人心向往之。在17—18两个世纪里，这是欧洲最畅销的图书。

中国的远洋航海——郑和七下西洋

明代被称之为中国航海家的时代，明代初期我国在航海技术上继续保持着世界先进水平。郑和与哥伦布的航行都发生在15世纪，前者在世纪初，后者则在世纪末。无疑，郑和的远航在世界航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回族，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郑和约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出生。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父亲与祖父都曾朝拜过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熟悉远方异域、海外各国的情况。从父亲与祖父的言谈中，年少的郑和已对外界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而父亲为人刚直不阿、乐善好施、不图回报的秉性也在郑和的头脑中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明朝统一云南战争后，郑和被带到南京，作了宦官，后被分到北平，在燕王府服役。郑和在燕王府期间，因为学习刻苦、聪明伶俐、才智过人、勤劳谨慎，取得了燕王的信任。在长达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中，郑和跟随朱棣出生入死，建立了许多战功，显示出突出的才能。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后，赐他“郑”姓，又将其升迁为内官监太监，由于郑和又名“三保”，所以人们也叫他“三保太监”。郑和姿貌才智，在内侍当中无人可比，是领航远洋的最佳人选。

于是，在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将近30年的时间里，郑和先后七次率船队经南海进入印度洋，抵达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波斯湾和非洲东海岸。当时，只有中国人才有这样的技术条件和能力组织如此大规模的远程航海。在80多年后，葡萄牙人迪亚士（1450—1500）才绕过非洲，从大西洋进入了印度洋。郑和远航的顺利进行，表明了当时造船与航海技术的成就。郑和的远航不仅在时间上早，船队大，而且在航海技术上也是较为先进的。这些先进技术包括航海时使用的罗盘、计程法、测深器、牵星板以及航海图的绘制，等等。郑和下西洋所率船队最多时有2.7万多人，分乘船只多达200多艘，长度超过100米的大船就有40至60艘。而且组织严密，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当年哥伦布航行大西洋时只有88人，乘3只长约19米的小船。达·伽马也只有4只船，船员148人。郑和的远航在世界航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在与外国人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郑和也使用了武力，但他更多地还是赢得了朋友。

因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显示明代“天朝大国”的国威，而不是为了经济往来，更不是为了侵略和征伐。郑和出使时，每到一国，就实行“封敕”“赏赐”等活动，经济贸易也贯彻“厚往薄来”的原则，以显示中华帝国之大度和自尊。尽管也带回了不计其数的外邦宝物，但郑和之行花费大，收益少，对中国经济发展促进不大。但令国人通过郑和航海更确切地了解了海洋和世界，南方各省沿海地区开始向东南亚移民。

明朝科技“四大名著”

明中叶以后，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下，一些先进人物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他们讲求实际，祟尚真知，主张经世致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和优秀的科技著作。李时珍（1518—1593）、徐霞客（1586—1641）、徐光启（1562—1633）、宋应星（1587—清初）是这一时期科学家最杰出的代表。

李时珍遍访各地，采拾标本，收集验方，有时还对动物进行剖视，进行类似药理学的实验，完成了共有52卷的《本草纲目》。在这部巨著中共叙述药物1892种（其中植物药1000多种，其余为动物药和矿物药），书后还附有处方11096条。李时珍在书中生动地描述了药用生物的形态、产地、采集和栽培方法，还精确地论述了蒸馏法及其历史以及水银、碘、高岭土等在医疗中的用途，纠正了前人的某些错误，对世界医药学和生物学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曾经引用《本草纲目》中关于金鱼颜色形成的史料来说明动物的人工选择。李时珍在逆境中经过了20余年的辛勤工作，在许多人的热情帮助下，于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一书。当该书于1596年在南京出版时，他已与世长辞了。该书先流传到日本，在日本曾翻刻9次，17世纪后传到欧洲，在欧洲先后有德、法、英、俄、拉丁文的译本和节译本。

徐霞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地理学家之一，江苏江阴人。他从小就读了很多书，最使他感兴趣的是记载山川、名胜和旅行的书籍。他很早就下决心摈弃科举入仕的道路。从21岁至54岁去世前一年为止，他用几乎毕生的精力，历尽艰辛，到祖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他以游记的形式记述了他考山观水所得到的地理知识，特别是关于溶岩、河道的考察结果。他对因高度、纬度不同而产生的气候差异及其对动植物生态与分布的影响等，都做了很好的论述。李约瑟对《徐霞客游记》评价说：“徐霞客的游记并不像17世纪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20世纪野外勘察家所写的考察记录。”

徐光启是明末又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上海人。在20岁到40岁期间，他先后以秀才和举人的资历在家乡及广东、广西等地教书。这为他日后进行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后考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与当时同在北京的耶稣传教士利玛窦成为好友，共同研究天文、历法、数学、地学、水利等，并与利玛窦等共同翻译了许多科学著作。徐光启在科学研究中，除天文、历算外，用力最勤的是农业。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完成了《农政全书》一书，这是一部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之大成的学术著作，全书分60卷，包括了从政、水利、农事、树艺、农器、桑蚕、牧养等项目，搜集了有关农业政策和农业生产技术等各方面的知识。书中既有对前人的概括，又有自己的见解和评论。如他主张治水与治田相结合，提倡培养良种，以及先试种，有成效后再行推广等，这些主张都颇有见地。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当时世界上有关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最宝贵的百科全书之一。在这部著作中包含着生物“种性随水土而分”的自然哲学观点，记载了一斤水银可得朱砂17.5两的经验事实，说明了增多部分是“借硫质而生”。但这部书在基本内容上则是描述生产经验的实用科学著作。《天工开物》计18篇，其篇名都是当时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部门，涉及到农作物种植、养蚕缫丝和织造印染、粮食加工、制盐、制糖、制陶、金属冶炼、车船制造、铸造与锻造、煤炭开采、硫磺和石灰石生产、造纸、榨油、焊接加工、兵器、制曲和珠玉采集等各方面。每一方面又依具体工艺和产品分为若干细目加以论述，且图文并茂，既详尽又生动。《天工开物》刊行后，很快传到日本，自1869年有了法文摘译本后，又译成德、日、英多种文字，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