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创业者迷信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过去还习惯于在所有制上戴顶“红帽子”[1]，这在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和官本位意识的我国实在不足为奇。

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商”本该“言商”、少谈政治，可这个问题实在难处理。创业和政治离远了要冻着，靠近了会烫着，处理不好就会导致企业失败，甚至永无出头之日，这样的教训很多。

下面以养牛大户葛维连为例，供各位农民创业者借鉴。

养牛养出了“牛状元”

1982年葛维连就开始养牛了。随着牛越养越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人称“牛状元”。到80年代末，他就成为百万富翁。一连四五年，他每年出栏的优质黄牛有两万多头，每年可获毛利120多万元。

那时候时兴“以点带面”的做法，葛维连便自然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8点，从国内外前来参观他养牛的人络绎不绝。到了90年代初，阜阳地区的蒙城、涡阳、利新三个县的养牛业得到蓬勃发展，被称为中国中部地区的养牛“金三角”。作为养牛专业户代表，葛维连光荣地当选为蒙城县政协委员、全国劳动模范。

虽然每天忙于参观接待，可葛维连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安心养牛，所以他的牛照样养得膘肥体壮。因为葛维连深深懂得，这是自己的“看家”本领，是自己的命。如果养牛亏了就是自己亏、赚了也是自己赚，没有人能帮得了自己。

“越来越不听话”的牛状元

抱着这样的朴素感情，葛维连把养牛当作自己的本份，并没有抱着其他幻想。

1995年9月18日，全国第四次畜牧工作会议在阜阳召开。会议的一项安排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要参观阜阳地区的养牛场，葛维连的养牛场也在其中。

事有凑巧的是，当时正是卖牛的黄金季节。为了迎接参观，在开会之前半个月县委领导就要求葛维连不能随便卖牛，否则，牛少了参观起来就不好看了。

俗话说，“女大不中留”。眼看已经成熟的牛当卖而不能卖，葛维连心里的苦处别提了，而外地的农民也不理你官员这一套。当时有来自上海浦东、江苏张家港、江西南昌、海南三亚的人纷纷前来要求买牛，一些宰牛户也上门来要求买牛。在买牛户的再三要求下，葛维连不得不悄悄地卖了24头牛。

没想到，卖牛的第二天县委副书记正好前来顺着牛房检查。虽然在1000多头牛中少24头并不显眼，但因为卖掉的这些牛都是其中个大、体肥、最好看的“杰出牛才”，所以还是很快就被看出来了。于是，在领导的心目中便留下葛维连“越来越不听话”的印象。

为了应付检查，某村本来养牛才100多头，可是上级要求一定要上报225头。所以没办法，在上级来检查时只好以每头牛五元的租金从其它村借过来充数。该村因此获得蒙牛县“养牛五十强村”称号，得奖金800元。可是不久，上级就要求按每头牛60元征收养殖税，村里的农民怨声载道，因为仅此一项就要缴“吹牛皮税”四万多元，给村里背上沉重的负担。

流动产变成了不动产

话说县委副书记临走时表态“咱走着瞧”，倔强的葛维连也不买账，回敬“走着瞧”，这下闯祸了。

葛维连想得很简单：“你当你的书记，我当我的老百姓。我养牛，不是为了迎接什么会。你有会也好，无会也好，反正我跟我们的工人、家属都讲了，我们不管他，我们只讲经济效益。”

话虽这么说，但为了应付检查，葛维连还是不能不“顾全大局”。于是，他又重新花了12万多元买回24头牛，以凑足检查数。由于他当时卖出24头牛只挣了不到10万元，所以，这一来一去还净赔了两万元。

相比之下，赔了这两万元是小事。当时葛维连一共养了1260头牛，其中已经成熟的有400多头，如果把这400多头全部卖出去，经济效益就可以赚回来了。可是这些成熟的牛只要一天不卖、就要蚀一天本，真是急人呐。更何况，当时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最多的时候一天有600人，他整天忙着接待，哪里还顾得上养牛、了解市场呢。

而且从经营角度出发，牛本来是流动资产，现在由于不能卖却变成了不动产。说是不动产实际上还不确切，因为它不像一堆机器那样放在那里不动，而是每天要消耗食物的，每头牛每天的消耗当时就要三元钱。

更糟糕的是，等到会议结束了牛价也开始下跌了，这时候的葛维连进退两难。就像套牢的股票不断地在往下跌，你只能把它捂在手里。

被迫扩大规模和修建别墅

不让卖牛给葛维连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但这还是“小意思”。在这以后，不知哪位领导嫌葛维连的养牛场不够大，于是包办代替、决定为他在307国道边再征一块地，以壮大养牛规模，并且说“这是政治任务，不干不行。”

葛维连当时的养牛场占地十亩，并没有扩大规模的打算。如果规模扩大了，他的这点流动资金就转不过来。所以葛维连并不愿意征这块地。况且，当时那块地的玉米已经长到有一人多高，绿绿的玉米苞已经快要成熟，玉米的主人也不愿意卖哪！

两厢不情愿，并没有影响事情的进程，因为有长官意志摆在那里。一夜之间，乡里派出的联防队员就开着拖拉机强行平了地，由于玉米的主人不愿意卖地，所以还和乡政府派来征地的人打了起来。就这样，为了这块自己不需要的7.25亩地皮，葛维连不得不掏出了34万元。更有意思的是，他还必须另外掏出150元钱，为联防队员赔偿扯烂了的农民的褂子。

有了地以后，当时的阜阳市委书记、后来升任安徽省副省长的贪官王怀忠说：“‘牛状元’致富了，连个别墅都没有，那怎么行？马上盖个别墅，20天就要盖好。”意思是说，他是全国劳动模范、养牛状元，如果还是跟牛住在一起，领导面子无光。

为了他的这句话，当地公安强令农民卖地收庄稼，终于在会议期间中央一位重要领导前来参观之前建起了一幢两层别墅，并且从家具厂赊来两车家具放进葛维连家。

对牛有着深厚感情的葛维连，现在硬要被人拆散这种感情，他可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在盖房的时候，他一次也没去看过。

事后一合计，修建别墅花了16万元、征地34万元，再加上新修的养牛池和为参观者修建的厕所、水泥路，以及新买的家具等，葛维连一共花了上百万元，凭空背上近200万元银行贷款。

牛状元再也“牛”不起来了

被迫扩大规模和修建别墅后，市场上的牛价却越来越低了。为了减少损失，葛维连把剩下的钱建了一个牛肉加工厂，寄希望于东山再起。然而，当时的牛肉加工业普通不景气，再加上缺乏启动资金，所以还没开业就关门了，葛维连终于成了负债累累的穷光蛋。

有人锦上添花，无人雪中送炭。这时候的葛维连再也没有以前那样风光了，县委领导对他的态度也有了180度的大转变，即使看见他也不理他了：“我瞧不起葛维连，他很固执。他那个水平，我看他就不行。他的文化水平不行，实际技术更不行，他养牛都是一般化的。确定他那儿是参观点，一是他养牛规模大一点，另一个因为近（离县城只有一公里），方便参观。”

1996年末，牛价下滑到最低点，这时候葛维连的养牛场再也没有领导过问了。1997年初，葛维连一气之下砸烂了缸，将所有的牛全部赔本清场，做了一次性了结。

葛维连伤心欲绝地说：“我不养了，再也不养牛了。叫你们看去吧，叫你们往上爬吧，我葛维连非常好的路子，你一样一样都给截断了。”

葛维连原先的养牛场，后来不得不借给别人堆放杂物。原先养牛红火时的贷款已陆续到期，累计190万元，由于无力偿还只好宣布破产。

他说：“不是我存心想赖账，可这样的贷款叫我怎么还啊？”他过去还奢想这些贷款都是政府强加给他的，政府应该会出面，可是没想到，省市县领导都只是批字“妥善解决”，最终还是要他来掏钱。不过后来他也想穿了，负债累累反而债多不愁。他说，想通后的他一点儿也不伤心，“天天都想唱歌”。[2]这恐怕就是所谓的“长歌当哭”了吧？

痛定思痛，葛维连消沉了十多年。直到2010年，才在儿子们的建议和帮助下重新开始养鱼，但却挣不了几个钱。直到2013年，他在外面依然还有100多万元债务。[3]

1　最常见的是，明明是私营、个体企业，却要挂靠在国有、集体名下，宁可上缴一点“管理费”，也要寻求一把政治“保护伞”。

2　韩国飚、于林才：《政府包办贷款、别墅全来，先盛后衰养牛状元喊冤》，载《人民日报》，2000年4月14日。

3　蔡鹰扬、苏中强：《王怀忠欲使阜阳成第二个上海，外商一句话就建机场》，载《检察风云》，2013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