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城里人创业不同的是，农民创业更注重家族观念，所以在农村，你能看到家族企业更多，有的整个村镇的骨干企业乃至所有企业的老板都是亲朋好友关系。究其原因在于，当初创业时他们有更多的家族优势可供利用。仔细考察发现，几乎每个农民家庭这方面都有一些优势，只不过或多或少、程度不同罢了。

农民创业好好利用这种优势，会大大缩短进入市场进程、降低投资风险，甚至可以说水到渠成。

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凭借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关系或亲缘关系，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迅速集聚人才，拓展社会网络，在短时间内就完成原始资本积累。

二是家族内部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家长制领导的权威性，能够大大缩短决策过程，提高企业凝聚力和执行力。这样，整个企业运营成本和代理成本就大大降低了。

三是家族成员之间相互了解、彼此信任，以及经营权和所有权高度统一，使得企业监控成本大大降低，真正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例如，刘氏家族的成功创业史就是典型一例。

1982年，陈育新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时就告诉母亲，一定要回乡当农民、发展养殖业。母亲不忍心地说，农村这么苦，你当了十多年农民还没当够吗？后来，他被分配到县农业局当技术员，但心里依然念念不忘着要自己创业。

1982年的一个星期天，他和在某军工企业计算机室工作的老大刘永言、从事电子设备设计的老二刘永行、在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任教的老三刘永好，兄弟四人一起开了个家庭会议，决定全部辞职一起回乡搞实业。

他们的理由是，四个人全都是大学生，这就是他们最大的资本。事实也是如此，当时他们变卖了所有的财产如手表、自行车等，也才只筹集到1000元钱。后来，他们正是靠这1000元首先开发出了一套鹌鹑养殖繁育技术，摸索出了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再用鱼粉养鹌鹑的生态循环养殖法。

到1988年时，四兄弟创办的新津县育新良种场的鹌鹑年产量已达15万只，成为远近闻名的养殖大户。很快，他们又带动当地农民创办了专业化鹌鹑养殖业基地，到1993年时鹌鹑年产量300万只，产值超过1亿元，成为国内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1]

现在，刘氏家族的新希望集团早已蜚声海内外，2012年末集团拥有子公司800家，员工超过8万人（其中一半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年销售额753.81亿元，总资产超过400亿元（其中农牧业占72%），并且带动450万农民走上了致富道路。[2]

刘氏创业成功的经验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家族优势。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二人同心，其利（锋利）断金（金属）”，意思是说，只要兄弟齐心协力，就会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

再看沿海侨乡，多数人都有亲朋好友在海外，这时利用海外资金和渠道来进行创业，就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成功之路。与此同时，当然如果要赴海外进行投资也会方便得多，这就是现在时髦的境外投资、国际投资，说穿了就是去国外投资，通过资本的跨国运动去赚外国人的钱。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理由当然多种多样，但对农民创业者来说，最简单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自己有这方面的优势，甚至早就熟门熟路，比较容易进入这个领域；二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求低成本扩张，能够避开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提高成功率。

尤其是这几年全球经济形势都不景气，如果你手中握有大量的现金或其他资源，或者能够筹集和调动到这些资源，遇到恰当的机会，就很容易通过收购、兼并等资产重组实现梦想。

所要注意的是，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相比风险更大，有些陷阱可以说防不胜防，所以要尽量使用知识产权、无形资产投资，少投现金。说穿了，到国外去投资，外国人的钱也不是那么好赚的。更由于人生地不熟，对法律政策、人文历史等方面两眼一抹黑，投资风险显而易见。

从整体上看，我国目前在海外拥有1.82万亿美元净资产，位居全球第一，可是投资净收益却是负的。也就是说，总体上是亏的，2012年亏了574亿美元，2011年更是高达853亿美元，从2004至2012年的九年中有六年是亏的。相比之下，日本、德国也是全球主要海外净债权国，可是从2004年开始它们两个国家的海外投资净收益都是正的，即都是赚钱的，这就是我们的区别。[3]所以，考虑到农民创业的实力相对不足，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尽量参加集群式投资模式来扬长避短，而不是单打独斗。

例如，截至2012年7月，我国已在13个国家开工建设了1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并且已经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其中有9个合作区通过了我国商务部和财政部的确认考核，相对可靠。[4]这些所谓的境外经贸合作区，说穿了就是我国国内的“外商企业投资区”。这些经贸合作区最先都是由“走出去”的大型龙头企业首创的，一开始也只是供该企业使用的生产和贸易基地，后来才慢慢发展成具有制造、物流、贸易等多功能的综合性园区，然后成规模地吸引我国生产企业进入该园区。

根据国家商务部的规划，自从2006年11月我国第一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巴基斯坦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成立后，最终将在境外建立50个经贸合作区，国家对每个园区都将给予2亿到3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支持，以及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中长期贷款。

不用说，农民创业的对外投资如果能优先考虑进入这样的经贸合作区，就不仅能享受到一系列我国政府的优惠政策，同样也会有助于发展目标国的相关产业。因为这样的经贸合作区在设立之初，都是由两国共同商定建设的，符合所在国产业发展方向。

换句话说就是，在这样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发展，既能享受到“走出去”的各种优势，又能形成上下游配套的产业集群，还能提高环境安全、企业利益维护等保障，又何乐不为呢？

不但如此，在其他国家开辟新的境外经济合作区，这本身也能成为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具体途径之一。

例如，江苏某农民企业就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建立了东方工业园区，离首都不到40公里，规划面积五平方公里，很快就吸引了水泥制造、钢管生产、彩钢板生产、纺织服装、建材机械、金属加工、皮革深加工等企业进园。凡是进入该园区的企业都可以享受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最突出的是，这里生产的产品可以免税进入23国东南亚共同市场，纺织服装产品出口到欧美国家也不要缴纳关税，竞争优势显而易见。[5]

农民创业如果能把这种家族优势和集群优势结合起来，就好比把家乡的乡镇企业全部搬到了国外，能够起到如虎添翼的效果。

1　《中国最富家族回归农村创业史》，阿里巴巴网，2012年5月4日。

2　《2012中国民企500强发布，沙钢华为苏宁列前三》，新浪财经，2012年8月30日。

3　唐玮：《中国海外净资产1.82万亿美元，净收益却频频为负》，载《华夏时报》，2013年5月3日。

4　林浩：《中国加快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助企业“走出去”》，中国新闻社，2012年9月24日。

5　邵生余：《跨国投资，正是难得好时机》，载《新华日报》，2009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