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汇率偏低会扩大贸易顺差，首先看汇率是什么。

通俗地说，汇率就是两国货币进行交换的价格。这两个国家的货币之所以要交换，是因为它们对对方货币背后的资源有现实需求。有需求才会产生交换，有交换才会产生比价。

正常情况下，只有我国对别国资源有需求，同时对方对我国资源也同样有需求，双方才需要进行交换。在交换商品的同时，必定会涉及到货币的收付，这样就产生了汇率。

这里的汇率（货币比价）高低，关键是看对对方资源的渴求程度。如果对方的资源是我迫切所需，并且这种资源存量不多，那么我愿意付出的价格就高；如果对方的这种资源铺天盖地，我方虽然缺少，这时候我方付出的价格也不可能太高。这完全符合“物以稀为贵，多则滥”的原理。

话题扩大一些：如果我方什么都不缺，即使对方提出向我方购买某种商品，我方也可以置之不理，因为我不稀罕“钱”（不需要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任何东西，因为什么都不缺），决不会听从对方的花言巧语就把对方需要的商品老老实实地运过去，换回一堆什么用也没有的纸币或我方不需要的物品来。

也可以是相反：如果我方很希望得到对方的某种商品，就可以多出一些钱给对方；为了筹集购买这些物品所需资金，我方可以拚命压低产品出口价格（压低汇率），把我方本来供国内消费的资源输出到对方。

这样，从整个国家角度看，这种压低汇率实际上就意味着我国国内的资源过分减少了。如果走向极端，就是国内所有物资都出口到国外去了，只剩下一大堆钱。可是这时候因为没有相对应的物资可供购买，这些钱什么也买不到。

通货膨胀的原理就在这里：过多货币追逐过少商品，于是什么东西都在涨。出口的商品越多（贸易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规模越大，国内通货膨胀就越严重。这时候怎么办？其实很简单：让汇率自主反映国际市场行情，就一切回到正常。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教授在海外有“美元杀手”之誉。他从1997年起就发表文章，认为我国积累的外汇储备其实质是穷国存钱并以极低的成本借给富国使用，这与我国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要知道，当时我国的外汇储备还只有1000亿美元，他就明确提出这一点，比大多数经济学家超前近10年。遗憾的是，他的观点并没有被政府采纳。

在他看来，通过扭曲了的汇率追求贸易顺差并积累外汇储备，必须坚决反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去后，他马上呼吁人民币尽快回归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让市场因素在人民币汇率上发挥作用。接下来看到，2005年7月21日我国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在消除我国经济结构失衡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余永定从2006年开始关注全球经济失衡，他发现这时候的美国债务负担就已经难以为继。如果说，这一观点在当时还不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可，那么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就有目共睹了。具体数据是，当时的美国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已接近90%，接下来必然会上升到100%以上。为此他多次警告：全球债务危机风险大幅度提高，美元贬值必将出现[1]。

汇率偏低必然会扩大贸易顺差和畸形增加外汇储备，所以尽量放开外汇管制，让汇率来自动调节进出口贸易，把外汇储备规模自动调整到合适水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相对而言，目前我国分散外汇储备的可选方案并不多，藏汇于民的操作性也不强（说句不好听的话，藏汇于民的实质只不过是把美元陷阱从政府头上转移到普通百姓身上而已）。所以，最理想的途径是通过市场化外汇体制，让我国从“世界主产区”变成“产销平衡区”。

外汇储备降低了，出口规模减少了，并没什么可怕。因为实际上这意味着减少了的这部分出口过去是服务其他国家的，现在变成服务于本国人民，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总比本国人民享受不到这样的服务，看着一大堆纸币在那里贬值实惠得多。

有读者也许会说，放开外汇管制是不是违背汇率稳定的基本原则呢？关于这个问题，应当有一个正确认识。

具体地说是，保持汇率稳定理所当然，但这种汇率稳定不能理解为僵化汇率体制。真正应该稳定的汇率是实际有效汇率，不是名义汇率。在美元不断贬值背景下，并不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不变就算是稳定汇率，更重要的是看实际有效汇率有没有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趋势是什么，以及变化幅度大小。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汇率在我国对外经济中发挥真实杠杆作用，为对外贸易创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既避免人民币升值综合症，也避免人民币贬值综合症。

尤其是在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升值背景下，我国更应当看清这一实质，不去为稳定人民币名义汇率白费劲，这种努力必然是出力不讨好。从这个角度看，稳定国内物价应当与稳定人民币汇率结合起来统筹考虑。道理很简单：国内外物价比值的上升，意味着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上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名义汇率升值压力。相反，如果国内外物价比值下降，则会反过来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

[1]黄益平：《“美元杀手”的思想轨迹》，新世纪周刊，2010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