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看，只有实实在在的消费和服务才能达到目的；对外出口及贸易顺差过大，除了“纸上富贵”外，并不会起到前者的作用。也就是说，扩大内需比刺激外需在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方面的作用更大。

遗憾的是，伴随着我国外汇储备飞速增长态势，从总体上看，我国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速度很慢，表现在国民消费占总消费比重不断下降，政府消费占总消费比重不断上升。

从具体数据看，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民间消费占GDP比重高达69%，而现在只有35%左右；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占GDP比重1952年时为16%，而现在则上升到30%，翻了一番。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消费占GDP比重直线下降和政府开支占GDP比重直线上升这两种趋势，无论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还是现在改革开放时期，都一贯如此[1]。

例如在1978年，我国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3亿个城镇居民当年可支配收入。要知道，当时的政府是“全能政府”，城里人的工作、教育、医疗、退休、养老和住房等全都是由国家包办的。1994年我国财政收入就下降到相当于1.5亿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这实际上表明，此时政府规模已经减少了一半。1995年进行的税收体制改革大大提高了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已经上升到相当于3.7亿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超过1978年的水平。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大幅度增加投资，更是使得这一比重继续向上攀升。

再换个角度以农民收入为参照物。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财政收入相当于8.5亿个农民当年的纯收入，1996年时只相当于3.8亿个农民纯收入，2007年时又攀升到12.3亿个农民当年的纯收入，超过全国农民总数。

政府以这样高的速度把国民收入中的主要部分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方面是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在国内增发货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使得包括城镇居民和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的消费总水平出现相对下降。

读者也许会说，政府财政收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是现代政府常用的转移支付手段，即所谓的“二次分配”。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如果财政预算不能实行彻底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操作，这种“二次分配”就必然会扭曲上述功能。

例如，政府投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投向国有经济和国家主导型经济的，它们主要是重工业而不是民生行业。归根到底，这是制度激励措施决定的。如果这部分投资由老百姓来决定怎么用，一定会把更高的比重安排在消费品和服务品而不是工业品生产上。不用说，后者所安排的产业结构更合理，更有助于拉动内需和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从横向对比看，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重是10.4%，而我国在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所花费的总开支只有GDP的2.4%。当年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相当于GDP的5.4%，而我国不到3%。所以，盲目相信政府开支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不去具体考证它的合理性和实施路径，根本没有说服力。

那么，怎样来改变这种局面呢？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认为，关键是要做到两点：一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直接约束征税权、政府管制权，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透明监督。二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注入国民权益基金，把原来虚的“全民所有”做实，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同时，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进行自由交易。

从目前看，我国外贸出口占GDP比重高达40%左右，这种外向型经济导向不可能长久继续下去，否则受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影响过大，总有一天会给我国经济造成致命伤。更不用说，由于受美元贬值影响，这种资源出口并没有什么好处可言，已经深深步入美元陷阱。

有鉴于此，我国必须及早采取对策。在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尽快把经济增长动力从外需转为内需。这方面要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3方面：

一是谨慎使用货币紧缩政策。

只有在外部经济失衡导致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时，才能把货币紧缩政策作为临时政策来操作；并且即使这样也要有保有压，决不能进行全面紧缩，以防因为内外全面紧缩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

要知道，既然外需经济增长靠不住，那就要大力培育内需市场。培育内需市场，必须通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实现，避免货币紧缩政策把它扼杀在摇篮中。

二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内需市场的推动主要靠中低收入人群，只有想方设法改善收入分配结构，降低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提高劳动者收入占GDP比重，才能保护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消费能力。

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提高民营企业职工和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适当限制垄断性行业和企业管理层的收入增长水平，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从具体数据看，我国国民储蓄率虽然居高不下，比例高达40%左右，但从结构分类看，主要是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在不断上升，居民储蓄率总体是呈下降趋势的（从1992年的21.08%下降到2003年的18.11%）。在这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在这同期，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从69.23%下降到62.68%；企业收入分配比重从11.59%上升到15.47%；政府收入分配比重从19.22%上升到21.83%[2]。

换句话说，我国一定要扭转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局面，才能为拉动内需奠定良好基础。

三是要加快向公共财政转型过渡。

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增加公共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性支出，提高养老金、失业救济金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扩大农村消费性补贴覆盖范围，让人民群众乐于消费，敢于消费。

只有做到这一点，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才能促使他们压缩防御性储蓄，把钱拿出来用于消费。这样既提高了生活水平，又拉动了内需经济，能够彻底避免出口导向型经济下那种自己勒紧裤腰带却白白把钱送给别人用的畸形状态。

所以，如果政府仅仅是口头鼓励百姓消费，实际上宁可把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放在美元陷阱里耗损贬值，也不去购买大宗商品放在那里保值增值，或者分发给百姓消费，这说明百姓和政府一样“不敢消费”，生活质量必定上不去。

[1]陈志武：《国富如何变民富》，同舟共进杂志，2011年第2期。下同。

[2]张纯威：《美元本位、美元环流与美元陷阱》，国际金融研究杂志，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