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后的谈判中，情形果然好转，进展顺畅，不久，双方就利息、期限、偿还方式很快达成一致。

德麦利做梦也不会知道这一切都是胡雪岩的精心安排，把他这个所谓中国通收拾得服服帖帖。

胡雪岩为助左帅西征，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计达1870万两。从1867年（同治六年）到1881年（光绪七年）在左宗棠西征经费报销案中，已付出利息428.18万两（其中包括别的短期零星的贷款利息），而1877年（光绪三年）的借款还有3年息金要付，1879年（光绪五年）的借款还有1年息金要付，如此算来，贴赔的利息至少要占借款总数的一半。这的确是惊人的高利贷！因此，西征借款当时很受人非议，上海《申报》发表题为《贷国债说》的评论文章，指出：以海关收入为抵押，举借这样数额大、利息高的洋债，“此为中国古今未有之创局，然失利亦无有甚于此者。夫泰西诸国之贷债也，其息大率每年百两之五、六两耳，今中国乃竟倍其数而付之，且必责关票以为凭，暂解燃眉之急，顿忘剜肉之悲，重利让之他邦，贫名播于邻国”，简直是“饮鸩止渴”。汪康年《庄谐选录》也揭露：“左文襄西征时，苦军饷无所出，乃令胡为贷于某银行，以七厘行息。……其实此款即由银行印刷银票，贷诸华人，以四厘行息，三厘则银行与胡各分其半也。”书中还讲到某年外国银行办事人员回国，香港各界洋人为他们饯行，正坐间，忽然有一人站起来发问：“诸君今日饯某，为公事乎？为私情乎？”众答：“自然是为公事。”那人不紧不慢地言道：“那胡雪岩为左大人经办借款，曾告诉我四厘行息，我昨获见其合同底稿，乃是七厘行息，却是为何？”办事人员都神情懊恼，哑口无语，众人失色退席。1879年（光绪五年），正在出使欧洲英、法、俄等国的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1839～1890年）11月15日（十月初二日）阅读从上海寄到驻地的《申报》和函牌牍，英国人葛德立来访，两人交谈多时，讲到胡雪岩代借洋款，洋人得利息八厘，而胡雪岩开报公项则一分五厘，曾纪泽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奸商明目张胆以牟公私之利如此其厚也，垄断而登，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而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今则声势日隆，方见委任。左相，大臣也，而瞻徇挟私如此，良可慨已。”这是把左宗棠和胡雪岩一块儿责骂了。

高利息借洋债，算算经济账当然是划不来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贷款，何以秣马厉兵？在各省协饷积欠成巨、频催罔茫的情况下，左宗棠为免悬军待饷，争取速赴戎机，不得不吞下被政敌攻讦为“仰鼻息于外人”的苦果，息借外债，虽然代价大了一点，但终究保证了新疆仍在中国版图之内，总的来讲，是值得的。

西征军由于得到军火、军饷接济，士气倍增，于1876年8月～11月（光绪二年六月～九月），夺回乌鲁木齐及其附近地区，收复北疆大部。1879年（光绪三年）春，光复吐鲁番、托克逊等南疆八城。5月，阿古柏死，结束了在新疆10多年的野蛮统治。

对胡雪岩为西征借款，左宗棠曾给予高度评价，1878年3月27日（光绪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在给谭钟麟的信中写道：“弟饷事全赖东南协解，论采运转输之劳，雪岩、苦农之功伟矣。至无中生有，绝处逢生，则雪岩之功，实一时无两。”认为胡雪岩筹饷、筹运的劳绩实与前线擎旗杀敌者无异。同年4月22日（三月二十日），左宗棠在致谭钟麟的信中又讲道：“然就筹饷而言，弟不能得于各省方面者，仅得之于雪岩。平心而论，设无此君，则前敌诸公亦将何所措乎？”

左宗棠对胡雪岩的高度评价，从侧面反映了胡雪岩在对待洋人的务实态度和做法的巨大成功。

§§§51　心在高处，手在实处

胡雪岩经商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