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以理持家，对洋人采取强势态度。认为一个国家断不可有退缩怯让之心，免得洋人得寸进尺。这一派人以气节胜。但在实际事情上仍然难以行通，因为中西实力差别太大，凡逢交战，吃亏的尽是老百姓。

这两路人都是站在帝国的立场上看洋人，所以可以说都是“隔”了一层的做法。

另外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多，逐渐与洋人合为一家，一方面借了洋人讨一己私利，一方面借了洋人为中国做上一点好事。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买办商人以及与洋人交涉较多的沿海地区官僚。

对于洋人的不同理解，必然产生政治见解上的不同。与胡雪岩有关的，在早期，薛焕、何桂清、王有龄见解接近。利用洋人的态度，这与曾国藩等的反感态度相对，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摩擦。利用洋人，这是薛、何、王的态度，表示担忧和反对，这是曾国藩的态度。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薛、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也是受惠者。

到了中期，曾国藩、左宗棠观点开始变化。左宗棠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和欣赏，进而积极地要开风气之先，胡雪岩之洋人观得以有了依托。

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从来都紧紧依靠官府。从王有龄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他西北平叛成功。由于帮助官府有功，胡雪岩得以使自己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品，从杭州做到外国。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他从事商业所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放任和保护，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处处受滞阻，他的商业投入也必然过大。而且由于投入太大和消耗太多，他的经营也不可能形成如此大的气候。

可以看出，胡雪岩对那个时代的时事时局有独到的把握和应对，这也直接决定着胡雪岩事业的巨大成功。

§§§24　相同的机遇只有一次

胡雪岩经商兵法

胡雪岩商业上巨大的成功，他的机遇意识起了重要的作用。

商场上确实特别讲究机会，一个生意人在商场上是否能够获得绝大的成功，要看客观形势是否提供了让他成功的一次性机遇，而具体到一笔生意的运作是否能够成功，也要看机会。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尽可能在合适的时间、适合的地点，再选以合适的方式去办那件可办的事情，我们才有把握办成那件事情。

《孙子兵法》认为抓机术，就在于分清敌我双方的情况，然后，加以不断的调解，才能把机遇变成自己成功的跳板。没有这种本领，就会被对手所胜。

把机遇变成手中的金戒指，是胡雪岩的智能之所在。

机遇只有一次，准确地说，相同的机遇只有一次。

这一点胡雪岩有极其深刻的感受，所以他说：“什么事都要讲机会，明明一定办得到的事，阴错阳差，叫你不能如愿。”所以胡雪岩对机遇的一次性极有认识，他十分注重抓住生意场上稍纵即逝的一次性的机遇，从不让财源与自己擦肩而去。

有一次，胡雪岩与朋友古应春聊天，谈起一桩早该办而却一直没有机会去办的往事，就发了一番很有意味的感叹。他说有许多事情该办而没有办成，其实并不是不想去办或没有想好如何去办，而只是没有让你去办这件事的机会。想到了但可惜“不是辰光不对，就是地点不对”，终于没法去办。“譬如半夜里醒过来，在枕头上想到了，总不能马上起来办这件事，这是辰光不对；再譬如在船上想到了，也不能马上回去办，这是地点不对。凡是这种时候、这种地方想到了，总觉得日子还长，一定可以了却心愿。想是这样想，想过忘记，等于不想。到后来日子一长，这件事想起来，也是无动于衷了。”

胡雪岩的这一番话，确实讲透了机会在能不能最终办成一件事的过程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雪岩做成的第一桩军火生意，某种意义上看，就可以说实实在在是因了适逢其时、恰在其地的机会。当时正处于太平天国于南京开国之后全力向东南数省扩张之时，上海小刀会也乘势开始起事，一方面江浙未失之地正在积极筹办团练以抵御太平军的进攻，另一方面两江总督以及江苏巡抚也在想办法调动兵力以平息小刀会。战事在即，自然需要大批军火，而驻在上海的外国军火商也正在此时开始向太平军输出军火，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明目张胆在中国国内做军火生意。一边有人卖，一边又有人买，这不是适逢其时？当时的洋商大都集中在广州、上海两地，要与洋人谈生意自然在这两个地方最为方便。胡雪岩也正是此时为蚕丝生意来到上海，这岂不又是恰在其地？还不仅仅是如此的时、地相宜，因为是想销“洋庄”，胡雪岩一到上海就找到关系结识了在洋行做事的古应春，与洋人建立了联系，此前在帮王有龄解决漕米调运的公务时，他已经结识了漕帮首领尤五等人，与漕帮建立了两相托靠的“铁”关系，借助漕帮在内河航运上的势力，军火自上海运往杭州的安全也有了保障。在这桩生意上，胡雪岩真正是机缘巧合，古人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都让他占全了，于是他的第一桩军火生意也就几乎没费多少周折就顺利做成了。

的确，胡雪岩商业上巨大的成功，他的机遇意识起了重要的作用。

商场上确实特别讲究机会，一个生意人在商场上是否能够获得绝大的成功，要看客观形势是否提供了让他成功的一次性机遇，而具体到一笔生意的运作是否能够成功，也要看机会。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尽可能在合适的时间、适合的地点，再选以合适的方式去办那件可办的事情，我们才有把握办成那件事情。

《列子·说符》中有一则故事也说明了一次性机遇的重要性：

宋代叫兰子的人，是杂技艺人。第一个去宋元君面前献技，表演踩一人多高的高跷，行走如飞，同时还做抛掷七把宝剑的手技，看得君王目瞪口呆，得了厚赏。第二个听说有如此好事，也去献技，却给关了几个月，差点掉了脑袋。两个人技艺或许有高下，但决不是造成遭遇不同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就在这机遇的一次性中。

宋元君以前没有看过杂技，让他开开眼界，大惊之下会有重赏，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它对任何一个有能力有水平的卖艺人来说，都是一个机遇，都是一个潜在的市场。

故事和这里的论述都如此突出机遇的“一次性”。话说回来，机遇仍然是仅对少数人而存在的。机遇属于像胡雪岩这种渴望成功并不断努力的人。

的确，机遇只有一次。机遇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只有抓住机遇，才能成功。1905年正月初八，简照南的36岁生日那天，“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在香港正式成立了。公司以“南洋”为名，是为了表示要和当时中国人在天津创办的“北洋烟草公司”一致对外的意思。

在成立大会的会场上，挂着醒目的大标语：“肥水不落外人田，中国人吸中国烟！”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始人简照南，1871年生于广东佛山。13岁时父亲去世，他失学上山砍柴贴补家用。17岁时随叔父简铭石到了香港。

简铭石原来在香港朋友开设的巨隆瓷器店做事，主要工作是去日本收取账款。简照南来后，接替了叔父的这项工作。他往返于香港和日本之间，虽然旅途劳顿，但他不怕吃苦，办事严谨、细心，从未出过差错，很受老板的器重。不久，老板又派简铭石和简照南去越南处理客户的欠款。可是巨隆瓷器店却因为资金不足而倒闭了，叔侄俩只好在越南自己做生意谋生，先后经营过陶器、玉器和棉布店。几年下来，他们积累了一些资本。简铭石看侄儿确有经商才能，便拨出一笔资金，让他自立门户谋求发展。

简照南想到，他当年多次去日本收款，熟悉日本商业市场的情况，认识不少客户，加上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商业十分繁荣，便将生意转到了日本。他在海滨城市神户开设了东盛泰商号。

将日本海产品和布匹贩运到泰国、新加坡等地销售。业务扩大后，他一个人深感力不从心，便在1890年回广东佛山老家，将18岁的弟弟简玉阶接到日本，弟兄俩同心协力，就这样开始了事业。

当时，香港的商业已经非常发达。简照南便在香港开设了怡兴泰商号，从日本贩运瓷器等杂货，向东南亚各国推销。由于简氏兄弟在经营中尊重客户，讲究信誉，很得南洋商业界的好评，不久就在剧烈的竞争中站住了脚跟。

因为他们的业务始终与航运有关，所以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他们将眼光瞄准了航运业，创设了顺泰轮船公司。开始是租船跑运输，往来于越南、缅甸等地，后来买下了轮船。不幸的是，该轮船在航行中，遇到台风海潮而沉没，船上的旅客虽被抢救脱险，但顺泰轮船公司蒙受损失太大，不得不宣告破产。

就在这时，中国人民掀起了抵制洋货、收回利权的实业救国热潮。这对海外华人也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受到爱国精神感召的简照南兄弟，决心转向国内谋求发展，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回国之后究竟干什么呢？经过考察，简照南选定了香烟工业。17世纪初开始，烟草由国外传入中国，中国就有人吸食烟草，而且在很多地区种植烟叶。烟瘾大的人几乎是宁可少吃一顿饭，也不肯少吸一袋烟。但是中国人过去只习惯于用水烟袋吸水烟或用旱烟袋吸旱烟，并不生产香烟。19世纪末，外国香烟开始大量涌入中国。为了进一步垄断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1902年，英美烟商联合起来，成立了“驻华英美烟草有限公司”。

并很快在上海、香港、汉口、沈阳等地开设了烟厂，还建立了伸向全国城镇的销售组织。一时间，“哈德门”、“大英”、“老刀”等洋烟铺天盖地而来。

看到这个情况，简照南想，既然中国能种植烟叶，又有着广阔的香烟市场，为什么就不能自己生产香烟呢？他决定创办中国的民族香烟工业，抵制西方的“洋烟”，让中国人都吸中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