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要和许多内在人物沟通，每个人还需要和许多外在人物沟通。通常这些关键人物都不再联系得上了。在这些不再联系得上的人物当中，有已经去世的人，有已经搬走的人，有看上去不再有意思的人、另一个时代的朋友们、偶尔遇见的人，甚至一个在人群中猛撞过你的陌生人。尽管不再可能有延续的关系，这些人可能还会是进行未完成的沟通的有效的目标。例如，你可能觉得当那个不认识的人猛推你的时候你应该推回他，而且可能需要对那个人说点儿什么。对于那些还联系得上的人，外部对话会变得太困难了——你可能并不想和忽略过你的八十五岁老母亲，或者一个小心眼的同事、朋友或者老板去对质。

当这类未完成的沟通存在时，可以通过想象把这些相关的外部人士放到“空椅子”上来使他们在场。患者对着椅子说话，就好像另一个人真的坐在椅子上。这种做法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扩大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以直接沟通的人的范围。

小说家们不断地给他们自己提供这种机会，靠想象创造出种种人物，并且随着人物的发展扩充紧张气氛。不过，小说家想象出来的人物可能与他的现实世界并没有清晰的连接，而在心理治疗中，坐在空椅子上的人却是被清楚确认为患者与之有未完成事项的某个人。

在与简妮的一节治疗中用到了这种想象出来的存在。简妮恨男人，她有充分的理由。继在童年期被父亲抛弃和青春期被强奸后，她嫁过一个她认为是蠢货的男人。最近几年她在自己与男人们之间筑起一道墙，因为对她来说，在太爱他们和把他们从她生活中隔绝之间不存在中间地带。尽管如此，她和我相处倒没什么问题，她将我更多视为一个例外，而不是男性中的一员。如果她意识到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她可能已经有直接机会面对她所憎恨的人类的一员。由于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空椅子给了她一个机会去尝试让她自己与整个男人群体相处。我请她想象一个典型的男人坐在椅子上。她一开始便把椅子使劲往后挪，摆到她想要的距离外，然后她继续跟我说她已经跟我说过的话，“我认为你们中间绝大部分都是混蛋，总的来说。总的来说，你们对待女人太坏了。”

那是个措辞强烈但老调重弹的开始。我们需要更多内容。利用空椅子的好处是不会有人马上感到受伤而突然离开。空椅子练习使简妮很快体验到她的力量和她的愤怒，否则两样感受都会变淡。将戏剧性展示出来有助于我们直达任何体验的本质。

随后，我想要往沟通中加入内容和不可预测性，于是请简妮坐到另一张椅子上扮演那个典型男人。她表现出一丝惊慌，并且说我严重触及了她的底线。我猜她这会儿一定觉得仿佛被迫加入到了敌人阵营里，不过我这么做只是想让双方的交流更明显一些。尽管简妮对此有所保留，她还是坐到了另一张椅子上。作为典型男人，她说“我们只是做你允许我们侥幸做成的事。”那是她之前没有提出过的要点，于是沟通有了新意。随后她回到她的椅子上回答道：“我们没有你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么说着她已经准备好放手了，不过她的话里有对女性可能从未战胜过的不公平的暗指，这有待详细阐述出来。我说她看上去似乎还有话想说，她继续说道：“你们一出生就具有我们出生时所不具有的权力，而这权力需要我们花很长时间去获得。你们又该死地认定你们不会放弃太多这种权力。”此刻她不仅仅讲清楚了男人们的文化优势，还有他们对紧紧抓住权力的贪婪。她也在确定他们会对他们的贪婪负责。

显然我将简妮引向了一个比她本来可能会创造出来的对话更具体的对话。像任何作家和编辑一样，我判定这个对话还需要某些她尚未注入的内容。当她的确注入更多内容后，追加的对话就有助于使她的引言性陈述（总体来说男人们都是混蛋）充实而具体起来，并且唤起了她更深刻的自信。

随后我请简妮回到典型男人的椅子上。当时她看起来似乎没什么想说的，我便问她：“作为典型男人，你对简妮说的话有什么看法？”她说：“我们没办法。如果我们生来如此，我们也没办法。”这是个差劲的回答——不过在练习演反派的这一刻，不必苛求最好的回答，能突出他的傲慢和漠视已经足够了，这两点符合简妮对典型男人的看法。

她回到她自己的椅子上，带着点儿别扭的认可：“你们为什么不想点办法呢？”她又坐到他的椅子上说：“我们不应该想什么办法。我曾经对你做过什么吗？”在真实遭遇中，她对男人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可能早已经认了，他们只要简单地不予理会就会令她觉得自己站不住脚。不过她心里已经生上闷气了。在这个无拘无束的环境中，她自己的作者身份占了主导地位，她觉得够胆量说：“就是对我做过的每一件事。”再一次，正如一个好的编辑会需要她具体说明，于是我说：“详细说说。”“我父亲，还有在我十六岁时强**的家伙，”她继续说，“还有我嫁的那个混蛋，他一直对我拳打脚踢。”然后她对我说，“我认为他不想谈那个。”对于把这些男人和他们推诿的手段逼到了墙角，她很是幸灾乐祸。

这段对话对于简妮来说是个重大的进步。我还是请她看看他是否想要谈论此事然后挪到另外一张椅子上去看他要说什么。他说：“我真的感到遗憾。不过那些事情我一件也没干过。”她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固执己见，说：“你干了。”我看见她咬牙切齿，便问她是否能感受到她脸上的感觉。这点很重要，因为感受会给她说的话增加现实感。她能感受到。我提醒她让那些感受成为她要说的内容的一部分。由于她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脸颊的感受上，说出来的话变成了：“我真想一拳把你打出去。不过我对总是生气感到厌烦了。”

此刻，简妮将目光从典型男人身上转向我。我直视回她。当她直接对他说话时，她一直在回避什么就会变得很清楚。她开始放声大哭，绝望地说：“我就猜到是这样。我不想哭。”我解释说这是治疗的一部分，不管怎样她都可以继续。不过她停住了。由于她需要一些支持，我问道：“你的眼泪阻止了你告诉他你有多愤怒吗？如果你在哭，如果你很愤怒，说出来。”

这是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就在体验她深切表达她自己的可能性的时候，她面临了可怕的矛盾，一方面要坚强，另一方面，哭泣，意味着软弱。她必须明白，她可以哭而仍然拥有她的力量和她的正确性。事实上，这会变成一种温润的力量，而不是她从男人们那里看到的枯燥和呆板的力量。然后她说：“你们谁也不会再那样对我了，我知道。我知道怎么不再成为你们的受害者。我拥有了和你们一样多的权力。”毫无疑问她字字当真，并且她不再在一个低人一等的位置说话。这时她的眼泪对她来说不再是软弱的表现。但她说完一些粗暴的话后她会感到难过。即使她不想要留在疏离的状态，她还是害怕放弃她的愤怒，唯恐她会再度变得易受伤害。事实上，一旦她认识到她不再感觉易受伤害，她就会无拘无束地开玩笑和大笑，充满自信。她心目中认定的典型男人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