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内在各部分之间创造对话，首要的任务是提高接触的质量。被疏离的各个部分一开始不会直接与另一部分说话。每个部分都了解剧本，都不想改变，只会扮演他们熟悉的已经成型的角色。只有当各种思想汇合到一起时，每个部分才会变成其他部分要求的某种样子。

疏离的各部分成为无连接的决定性原因，是它们害怕它们会受到其他部分有害的影响。要害怕的东西真够多的。如果不喜欢打架的你和你内在想要加入黑帮的部分说话，那你就陷入了危险；如果你深深地笃信宗教，你会避开你内在无神论的一面。要对抗这些绝境，治疗师必须认识到各种各样对内在对话的妨碍，比如跑题、筑起防护墙、在需要反对时无法反对、误解了所说的话、乏味的反应以及其他无连接的来源。一旦建立起新连接，你会发现只要进取一些就会令人兴奋，而不需要加入一个帮派。你可能发现宗教一个更广阔的视角，而不需要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对话中的每个部分冒险承担其他部分的某些方面。虽然这些部分在一开始似乎并不相容，实际上这些不相容比想象的要少很多。不过，那是场输赢皆有可能的赌博。

一个人维护自己地位的纯洁性而反对反作用力入侵的斗争不仅在个人层面上，在社会甚至国际层面上都是显而易见的。这点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中获得了例证。通过她的女主角，一个加拿大人的声音，她发表了对进入加拿大的美国猎人们的看法：

“他们是商店里为我们准备的，是我们将要变成的样子。他们像病毒一样让自己扩散，他们侵入大脑并且接管了细胞，而细胞由内而外改变，可那些带病的细胞并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就像夜场科幻电影里从外太空来的生物，将他们自己注入你体内，绑架你的身体，剥夺你的大脑，他们的眼睛在墨镜后隐约可见。如果你长得像他们说话像他们连思考也像他们，那你就是他们……”

真是一针见血，我们这些恐惧表现在许多父母在他们的孩子挑选朋友时给予的小心关注上。如果父母们担心他们的孩子可能从某些接触——毒品、疾病或者反社会价值观中做出选择，他们会心烦意乱并且对这些接触格外小心。与此同时，年轻人的生活由于接触与他们自己不同的风俗与习惯而开阔与丰富起来。要从可能只是关乎势利的——好像交些吃意大利香肠而不是吃肉酱的朋友——这样无足轻重的事儿中分辨出高度危险的威胁，如毒品，需要有明辨是非的觉察力。

当立场存在分化时，来自有影响力的部分最大的危险感就出现了。爱与恨看上去对立得无法调和，在他们极端的形式下他们可能一方面召唤着终身的、专注的投入，而另一方面，召唤的可能是谋杀。减少情绪的负担，比如，爱与恨，有助于令两样都可以接受。微笑不需要过分的投入，而做鬼脸并不会导致谋杀。而许多人错误地在更温和的情感中加入了爱与恨。内在对话可以帮助他们做出必要的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