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麦收交完公粮，公社放映队走村串队放起一部《闪闪的红星》的电影。

伙伴们都看疯了。我心里也被电影里的潘冬子，和他头顶军帽上那颗红五星搅得痒痒的。

一天早上，一支解放军队伍，唱着嘹亮的军歌，驻扎在村东的柳林里，一会儿功夫就搭起数个草绿色的帐篷。村里顿时热闹起来，伙伴们更是欢得跟雨后的蛤蟆一样。

部队野营拉练，大概要驻扎一个月。其中炊事班离我家最近，七八个战士时常来我家打水扫院子。其中有个苏北口音的高个子最勤快，还会编柳筐，柳条到了手中不出半晌，就成了一个结实耐看的背筐，连平日轻易不夸人的父亲都翘大拇指说好手艺。

战士们都喊他杨班长，我喊他叔叔。杨班长个头长相跟《渡江侦查记》里的李连长一样。我大姐先端详出来，偷偷对我说的。随后，一帮伙伴也都跟着起哄，像，太像了！

我发现杨班长见了我大姐，总是个关公脸，而大姐对他显得格外亲近。

我大姐是村小学的代课老师，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甩着两条乌黑油亮的麻花长辫，人们都夸她跟《红灯记》里的李铁梅一个模子刻出来一样，有好多人家上门提亲，可大姐都不应。

那天，我跟几个伙伴偷了队里几个甜瓜，留给大姐一个，她当时竟没有责备我，也没舍得立既吃掉，而是将那甜瓜洗的干干净净，包在了她的白手绢里。不过，到了夜里，我发现杨班长给学生们讲完战斗故事，大姐送他离开学校的时候，悄悄地将那个甜瓜裹着白手绢塞给了杨班长。可杨班长红着脸说部队有纪律，他不能拿。最后，大姐变着脸硬塞给了他。杨班长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将那甜瓜一掰两，递给大姐一块。两人边吃边聊，好像去了河边。大姐很晚才幸福地哼着歌曲回家。娘问她，也没吱声。

我当时小，还不知道男女之间的感情是个啥东西。只知道杨班长对大姐好像比我还要好的多。特别是在我翻弄大姐书桌时，发现在她一本红色日记本里夹藏着一枚闪闪发光的红五星时，我忿忿不已地将其窃为己有。大姐很快发现，气冲冲地追问我，我便掏出杀手锏，说我知道杨叔叔跟你好，这红五星一定是他给你的。大姐一听，脸色马上就变得紧张起来，说，臭嘴，不需胡说！随后大姐想拼命夺回，我急眼了，忙说，不给，我就说出去。大姐终还是屈服了，将那枚红五星忍痛割舍给我。不过，她还是不放心地叮嘱我一定保护好。并再三要求我把她跟杨班长的事保密。

红五星到手，我自然不管大姐跟杨班长的事进展如何了。我开始拿着那颗红五星在伙伴中四处炫耀，他们都眼馋的要命。借助红五星的威力，我身价倍增，从小兵一下子成了他们的最高长官，个个变得俯首听令。

独有牛小壮不服气。他哥牛大壮是大队的民兵连长，平日见了我大姐，两眼总是瞪得跟牛蛋似的，死皮赖脸，大姐很反感他。牛小壮把我有红五星的事，告诉他，他随后就跟特务似的，连着盯了几夜梢，最终还是发现了我姐跟杨班长的那点苗头。这小子立马心怀叵测地反映给部队。

杨班长再也没踏我家半步，而且在路上跟大姐碰个对面，也匆匆低头躲开。大姐起初跟丢了魂似的，得空就一个人躲在柳林里，朝营房呆望。后来，大姐不知是怎么知道牛大壮从中作的梗，她舞着一把镰刀，吓得他哭爹叫娘，就跟一条狼狈不堪的丧家犬一样。

雨季到来，上游水库又开始泄洪了，昔日平缓的河面顿时变得汹涌湍急。那天近午战士们在远处的上游举行强渡演习。大姐带着一帮孩子放学回家，往日过河的石墩都漫在河水里，大姐只好一个一个的背孩子过河。当最后咬紧牙关颤颤巍巍地背着牛小壮，走到河中间时，大姐体力不支，脚下发软，一下子被河水冲倒了。

当时，杨班长刚巧挑着两桶姜汤，给战友们送去。他见此情景，连忙放下桶，疾步赶到河边，衣服也没顾得脱，就纵身跳进河中。

我至今都难以忘却杨班长舍身救人的场景。他在激流中搏斗了许久，先把牛小壮救上岸，又奋力找到大姐，艰难地游到岸边，用头将大姐顶上岸，而他已是精疲力竭。最后，眼睁睁看着杨班长像一片旋涡里绿叶被无情的洪水慢慢卷走。

洪水退后，四下寻找的人们在十几里的下游找到了杨班长。大姐不顾一切地扑到杨班长的遗体上，一边放声悲泣，一边用那块白手绢细细地擦拭尽他脸面上的淤泥。

据说，在杨班长的内衣口袋里有一封没有寄出的信，可惜那封信被部队里的人收走了。不过大姐后来还是知道了信的内容，是部队离开时，杨班长要好的一位战友透露给她的。我看到大姐一个人偷偷跑到杨班长出事的河边，痛哭了整整一个晚上。最后，将那两条乌黑的麻花长辫齐根剪下，送到部队领导手里，苦求把它跟杨班长一块陪葬。

几年后，大姐才从临村找了一个对象，是个立过功的伤残退伍军人。结婚后有了个男孩取名叫红星。而我也一直将那颗红五星珍藏至今。

（此文被《小小说月刊》2013年第11期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