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我记事起，爸爸就杵着双拐走路。两根木棍，夹着一条半脚，一踮一迈地在地上挪动，谁都想象得出那该是何等痛苦，何等艰难，又是何等吃力。

爸爸为什么只有一条半腿呢？我背着花色书包上学了，心里常常这样思忖。有时候，悄悄问妈妈，妈妈总是垂下眼帘，摇头回答：你还小，说了你不懂。求我不要再追问爸爸的腿了。直到读小学三年级，一天老校长突然请我爸爸给同学们讲抗美援朝的战斗故事，我才知道，爸爸的那半只腿，是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国佬的重型炮弹炸掉的。回到家里，我哭了，我拽着妈妈，忿忿地说：我怎么不懂？爸爸的腿，是高鼻子，凸眼睛的美国佬炸的，是残酷无情的战争造成的。

从此，我幼小的心田里，深深埋下了一颗复仇的种子；决心长大去当兵，打到美国去，为爸爸报仇，为战殉的志愿军叔叔报仇。我等呀，等呀，等满了十八岁。我的愿望实现了，我穿上了绿军装，戴上了五星帽。为苦练杀敌本领，我画了一张又一张高鼻子，凸眼睛的美国佬，压在床铺下，放进挂包里。累了，渴了我就拿出来看一眼，看到它我就想起爸爸的腿，心里又充满敌意，连起来又忘记了疲倦，饥渴。三年过后，我练出了一拳嫩砸断五块砖的铁掌。一天能行走一百八十里路的飞毛腿。当上了侦查班长。我天天盼呀，我天天盼打仗，盼望打到美国华盛顿去。可是，我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美国不仅没有侵略，报纸上经常登出中美友好往来，中美互相协助的消息，好像再永远也不会发生战争，我永远也见不上高鼻子，凸眼睛的美国人。

做梦也不会梦到，初夏的这一天，我练攀登侦查，竟在中原风景区，群峦叠翠的邙山上，看见了美国人——一个落崖的美国人，他穿着一身黄色皮夹克，高鼻子、凸眼睛、黄头发，腰上吊着一只照相机，脸上正流着血。他在半崖的一棵古柏上晃悠着，挣扎着。这古柏离崖顶约有七米多高，底下却是百丈深渊。中国的一撮黄土，在外国人眼里都是珍珠。我马上猜想到，这位冒险家一定是看中了这崖中的古柏，为摄下这珍贵镜头不幸落身崖中的。果然，崖顶上有刚滑落的石头痕迹作证。好啊，狂妄的冒险家，要不是崖中古柏阻挡，你早就粉身碎骨。中国的山山水水，忘不了曾经遭受美国人的**。中国的每一块石头，历来都是打击侵略者的巨雷，这就是报应。我见到了这个美国人，高鼻子，凸眼睛就想起了爸爸的那半只腿，仿佛听见阴雨天爸爸的呻吟声，妈妈的愁叹声。这不就是我多年要寻找的敌人吗？想不到在这里相遇，我顿时热血涌流，怒气冲腾，身边正好又一大块多棱角的石头。

那位落崖的冒险家发现了我，鬼哭狼嚎地向我招手。我看清了他的面容，他很年轻，好像和我一般年龄。啊！忽然，我的心冷静了下来，犹豫起来。难道是他抛下炸弹炸坏我爸爸的腿吗？难道他就是当初战争的祸首吗？不！不会，在那硝烟滚滚的峥嵘岁月，我和他都还没来到人世间。那一定是他的爸爸炸的吧？啊，这有可能。那么，他的爸爸会不会也是一只半腿，或者只剩下半只腿呢？在电影镜头里美国佬从中国滚出去的标语前，我曾多次看到有无数头裹白纱，手杵竹竿，瘸瘸拐拐，龟爬鳌走，四处逃命的美国伤兵败将。我想那里面也许就有他的爷爷，他的爸爸。我不明白，那时候中美为什么不友好？为什么要像那样两败俱伤。这也许就是妈妈说我不懂的地方吧！我渐渐明白了，这是战争，爸爸的腿是残酷的战争造成的恶果，这罪过也不能全归于他的爸爸，他的爷爷，应归于残酷战争的制造者。

我终于熄灭了搬起石头复仇的念头。向那位正在绝望中挣扎的美国人，抛出了救命的绳索。他像猴一样精明，知道把绳索拴在身上，我一边用力向上拉；他一边扒着石缝往上爬。爬到大半腰，我已经大汗淋漓。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我扪心自问，我救的会不会是一条蛇？将来会不会恢复它的本性，再咬伤救过它的人？我国不是有农夫与蛇的传说吗？曾记否？我国不也有过农夫救蛇般的历史？只要我一丢手，他就会跌进百丈深渊。但是，人民渴望和平，人民需要安宁，我们正年轻，我们是世界的未来，我们要做安宁的维护人。当然，和平的同时，并不能麻痹，不能忘记过去，忘记战争的危险性一旦背信弃义，我们将用自己捕蛇的高超本领，捏住蛇的七寸（致命部位）。自卫还击战就是印证，让世人去公论。我忘不了我国素有舍己救人的传统美德，我终于没有丢手，忍受着内心的折磨，忍受着子不报父仇的疚痛，拼尽全力，将他救了上来。他感动得哭了，向我久久地鞠着躬。淌着热泪给我留下了一行中国字：我要把这件事告诉美国人，中美团结友好万岁。

啊！邙山，中原上瑰丽的山。邙山上我遇到了敌人。不，他不是敌人，他是致爸爸残废者的后代，是我的同龄人。不能把上辈的罪孽强加在他的头上，他是来中国游览的和平使者。但愿他真的把这个故事告诉美国人，告诉爸爸，妈妈，告诉美国青年朋友们；告诉我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的中国年轻战士，虚怀若谷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