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却各有各的好片段。

《沙家浜》中正反两组主要演员的唱腔都尽量保持了京剧味道，用心良苦，效果颇佳。《智斗》一场，当得起现代京剧之“样板”二字。虽然，以史学家的眼来看，当时的“忠义救国军”与胡传魁、刁德一们是很不同的两类人。

《红灯记》之唱段的京剧味道明显多于《智取威虎山》。

杨子荣“打虎上山”的片段，可谓全剧中的华彩唱腔。但一加入洋乐器的元素，问题来了——美声歌剧耶？现代歌舞剧耶？好比重点保护之建筑改造——是修旧如旧呢？还是部分地以新代旧？古建筑改造是要求修旧如旧的，坚决反对钢梁、水泥预制板、铝合金建材的使用。否则，不伦不类也。

京剧与当代题材相结合的过程面临同样两难的抉择——布景可以由抽象而具象；服装可以由古代而当代；脸谱也就只能不予考虑了；动作同样必须生活化；唱词也得顺着当代语感来创作；为了照顾唱词的当代韵律，唱腔则无法不改；唱腔一改，传统乐器的伴奏空间小了，引入新乐器遂成上策……

如此去这去那、改东改西的京剧，它还是京剧吗？不仅京剧难破此囿，昆曲亦然，甚至难乎其上。很难想象，当代的题材，以昆曲来表演是种什么样子。其他剧种如评剧、豫剧、川剧、粤剧、沪剧，也都不同程度存在传统形式与当代题材怎样相结合的实际问题——说来话长，且待后叙。

关于电视、电视文化

电视产生于电影之后。

电视这物件甫一问世，几年后就在美国普及到大多数城市家庭了——那时，房子、汽车、电视成为十之七八的美国人可贷款购买的“三大件”。仅十年后，全欧洲各国一半以上的人家都有电视了。

现在，地球上没有电视的人家已很少。

电视每天播出的内容，基本囊括了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我看来，即使电脑出现了，手机具有了小电脑的功能，那也还是如此。

如果，将每天电视中播出的全部内容删除，电脑和手机上的时事内容将少多了。而反过来，电视报道时事的功能并不会受巨大影响，无非速度会慢一点儿，细节会少一点儿。手机使任何值得报道的时事的在场者，不仅仅是目击者，同时也完全可以成为第一时间的配有声像的报道者，即所谓自媒体。电视报道根本做不到这么快，也根本捕捉不到现场转瞬即逝的那种细节。但之后的追踪报道、全面报道、究根溯源水落石出性的报道，目前而言，主要还是电视的长项。电视台是一个由多部门组成、专业人士集中的行业单位，其协同运作的能量，任何个人无论多么神通广大，亦无法匹敌。若将全世界所有电视台每天播出的内容汇总起来分门别类，便是全人类那一天主动关注或被动接受的全部文化现象的总和。

当然，这里谈的是包括时事在内的大文化概念——即从人类局部战争、外交斡旋、国家首脑改选到文艺演出活动到科技消息到奇人异事到八卦绯闻、丑闻等包罗万象的呈现。

而前几方面也是当今人类通过电脑和手机所见的主要内容。若删除主要内容，仅剩后一方面，所谓自媒体的呈现，在文化品质上总体次之。但也应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有影响的电视台，对网络传播方式皆不敢小觑，纷纷主动占领网络传播空间，开通了网络传播通道。

故可以这样说——自从有了电脑，接着手机迅速普及以后，看电视的人肯定少了，看电视新闻的人却没少到哪去。

在许多别的国家，电视功能是社会公器功能，比任何自媒体更有公信度；电视台造谣的恶劣性质比利用自媒体造谣的恶劣性质要严重得多，最严重时会引起示威游行、国家动**。

电脑也罢，手机也罢，最主要的功能是服务功能。而在服务功能中，无可取代的是信息索引、知识共享；而在知识共享中，不仅已有知识全面储存，新知识也能在第一时间得以提供，几近于人类主要语言汇总成的字典、主要知识的智库、主要科技成果的博览会。这种功能，电视望尘莫及。电视所报道过的新闻，从前播过就播过，倘再核实，是很麻烦的事，但对于电脑和手机，只不过是分分钟的事。

故在西方，电脑和手机又统称服务器。

中国是将此种功能应用得最广泛的国家之一。

人类是地球上玩心最强的动物。玩心最强也是人类高级于别的物种的方面。人类在满足玩心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发明创造。一类发明创造止于满足玩心的层面，另一类超越了这一层面，形成了人类独有的活动现象，如体育、旅游、某类文艺；最有价值的一类，归入了科技成果，如航天技术、航海技术、潜水技术——往最头上说，起于古老的玩心想象。

故服务器便也有满足当代人玩心的功能。

当代人类还能否在玩心的驱动之下产生了不起的发明创造呢？

也许还能吧，谁敢断言肯定不能了呢？

但我觉得，几率大约很小了。

现代的人类社会之所以不同于古代的人类社会，主要区别乃是——再很难玩出什么发明创造了。发明创造基本上与玩心切割开了，独立为科学的专门领域了。

在中国，将服务器的服务功能用得很纯粹的，是一些农村的留守老人。手机对于他们只不过是随身电话，他们的手机一般不会设有游戏功能，他们也都不会成为八卦信息的接收者和传播者。

将服务器的服务功能用得很纯粹的人，是玩心已泯之人。

中国还有一些人也将电脑、手机的服务功能应用得很纯粹——即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及文艺范畴、商企领域四大方面所包括的各行各业积极进取，以图实现最大作为的人；他们被视为精英，中青年越来越多，越来越成为主力，成果也越来越获得公认。

身为中青年特别是青年而不经常甚至根本不被手机服务器的娱乐功能所**，需要具有超常的意识定力。在此点上，鱼与熊掌，难以得兼。精英之所以为精英，是拿得起一方面，放得下另一方面的人。他们深谙甘蔗没有两头甜的常识。但他们既为人，且正当中青年，不可能像农村的留守老人们那样成为自泯了玩心的人。他们另有玩法，另有娱乐方式，并且从小有意引导他们的下一代，使之不成为吃货加玩主的“二元复合型人”——他们视手机的娱乐功能为毁掉原本可能优秀的人的慢性毒药。

于是以我的眼分明看到这样的情况，手机将排除农村留守老人之外的中国人分成了三类——将手机当成较纯粹的服务器的人和既当成服务器又当成玩具以及主要当成玩具的人。

第一种人基本上是成功的或较成功的人士。

第二种人是受过大学教育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要求他们经常应用电脑、手机两种服务器的工作服务功能，此种应用往往到了离不开的程度。他们偶尔也玩一下电脑或手机的娱乐游戏，为了缓解大脑疲惫。

第三种人已基本不用电脑。手机既已完全具备了电脑功能，对于他们，拥有手机也就够了。他们应用手机购物、付款、自拍、社交；除了这四方面应用，手机对于他们就是随身玩具而已。乐在其中，乐而不疲。他们大抵学历较低，因而也无专业知识。无专业知识不等于无专业技能，有专业技能的普通劳动者也并不像他们那样。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自然便也是几无技术含量的一类，工资低，不稳定，付出简单劳动即可的那类。他们多是独生子女，虽家境不佳，但父母也都愿为他们作出最大的牺牲。故他们也啃老没商量，所啃的是父母的老骨头，所花常是父母的血汗钱。

以上三种人，因自己和手机游戏功能、娱乐内容的不同关系而影响着下一代，故各自的下一代，将来大抵像自己。

对于下一代的人生怎样，常听到输在起跑线上的说法，指受教育的起点不同。也有说输在终点的，指出生于权贵之家或贫寒之家。

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这是宿命。古今中外，一切关于人的道理一面对人的宿命，基本没了意义。

受教育的起点不同，这是事实。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教育资源的公平方面已做到了绝对公平。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底线公平，体现于国家义务教育。但义务教育在大部分国家都终止于高中，在大学体现于助学金。中国在义务教育方面虽不是做得最好的国家，目前而言，客观来看，已不是做得最差的国家。中国正在向好努力奋斗，这也是事实。

但我似乎没听谁说过，下一代的人生也可能由人和手机娱乐功能的关系怎样而分出高下。

美国有一个人却看到了这一点，便是前国务卿希拉里。她在美国某大学演讲时曾以瞧不起的口吻说：“我根本不担心中国会超过美国，那意味着他们的下一代将普遍超过美国的下一代。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了解一下他们的下一代都应用电脑和手机在干什么，便不难得出预见性的结论。”

她这段话的意思是指——美国将电脑和手机当成服务器的人多，当成玩具的人少；而中国相反。

这是没有统计数字证明的。

希拉里的依据，源于中国成人舆论场某一时期所表现的忧虑。

如今，在美国，沉迷于手机游戏和娱乐内容的低头族更少了，那样的青年会被视为不成熟。在多数欧洲国家，那样的青年也少了。国家的进步程度最终体现于人的进化程度。有节制的玩心符合人类的进化方向，反之是返祖现象。手机是人类最重要的科技成果之一，用它干什么却决定着人的进化或返祖。

在中国，将手机当成随身玩具的人是否更多了呢？

我认为不是更多了。

似乎已在明显减少——对于希拉里肯定不是好结论，对中国却是幸事。

在我买东西的一处个体小店，我曾见到三十五六岁的母亲和十二三岁的女儿同时玩手机的情形。

我买完东西要走时，听到那母亲苦口婆心地说：“听妈的劝，别再玩了，快写作业去吧。你不要跟妈似的整天玩手机，妈这辈子能开成这么个小店就不错了，但你的将来起码应该比妈有点出息啊，对不对呀好女儿？”

她女儿于是不玩了。

在我听来，那位母亲对女儿说的话，具有进化箴言的意味。

出生在什么人家谁都无法选择，起跑线定终生已被事实证明不是绝对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却是相对规律——在同样的好年龄，某人沉迷于手机游戏，某人充分利用手机的知识服务功能；十年后二人的素质差异会有多大，这还用说吗？而对青年，那一差异确实可成为终生也拉不齐的贫富差距。

缩小贫富差距一直是国家层面的重点议题，国家对此责无旁贷。但人是不是也要对自己有责任呢？一个对自己有责任的人，如果还处在学生时期，是不是起码应该明白，电脑、手机对人主要是什么而不是什么呢？

在我所住的居民楼的电梯对面悬挂着电子广告屏，某一时期，其上经常播放电子游戏广告，可在电脑上玩，可在手机上玩。广告词特忽悠，仿佛谁不赶快付钱玩个痛快，今生今世枉为人似的。

而中国，直到今年，仍将电子游戏产品的开发归在电子科技成果的范围来说道。我们都知道，那没多少技术含量。某些部门也仍喜欢夸夸其谈电子产品的创收喜悦和纳税额数的增长，我们又知道，其中电子游戏产品税额数也在增长。

如果，一个国家不应以销售香烟的收税额度只增不减为高兴之事的话，那么我认为，也不应以电子游戏行业的快速发展为荣。我听到过读到过一些关于玩电子游戏有助于提高孩子智力的言论，我的总体感觉是在为电子游戏行业做广告。

如前所述，在中国，电视文化仍是影响很广泛的文化现象。

电视文化的困扰是如何处理好文化与娱乐的比重关系。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没有哪一个国家敢说自己处理得最好。

在此方面，在中国，我的感觉是——中央电视台做得最好，其努力做好的精神，体现在某些别的电视台所没有的栏目和节目中，难能可贵。如——纪录频道、科教频道、农业频道、中文国际频道、戏曲频道、音乐频道等。央视在弘扬中国戏剧、民歌、诗词方面；在推广农业科技常识，鼓励农民的发明实践方面；在制作体现大视野、大情怀的专题片方面，几乎每年都有不愧为央视的真诚奉献。

娱乐文艺现象是人类文化现象古往今来的组成部分。

电视台是面向全球受众最广泛的文化平台，若没有娱乐节目，其存在的基础是难以稳定的。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当代人类中，对娱乐如同对饮食一般没够的那部分人类，数量庞大地集中于中国。

中国的电视文化，必须满足他们对娱乐的不间断性的渴望需求，而且要当成文化的任务之一来完成。

娱乐需求是一种心理依赖性的精神需求，如同烟、酒、毒品对成瘾的人那样。

娱乐需求的规律是一种最容易向下、向俗、向劣，直至导致胡闹，并由胡闹很容易导致恶俗的规律。一言以蔽之，是一种黑色规律。

它的终极节目其实便是罗马斗兽场上表演过的“节目”，外加上在某些国家仍存在着的“性表演”。

从罗马斗兽场上表演过的“节目”到现在全世界各地每每上演的文艺表演，人类被文化所化，经历了几千年的进化过程。

但谁都不得不承认，像财富拥有的巨大差别一样，人类的进化是有差别的。在欣赏和娱乐之间，后者更是某些人类心根的成分，甚至可能是相当主要的成分。在古罗马，有的平民为了看一场据说将是最残酷最血腥的角斗“节目”，甘愿以为奴数日而换取一张离角斗场近的门票。

在当代人类中，具体说，在中国，有多少人的心根中，仍保留着古罗马人的嗜好的基因呢？

须知，在一部分人类的心根中，存在着拒绝进化的习性返祖现象。

如果电视文化一味迎合，电视台就将是可怕的机构，文化犯罪的机构；它将导致下一代下几代人类倒退为古罗马斗兽场上的看客。

美国的某些电影表现了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过程。

所以文艺的一个任务才不仅仅是满足，更不可以由满足而迎合。它所肩负的任务之一必须是引导。

但引导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要使欣赏取代娱乐成为一部分生来便对娱乐需求强烈的人类之心根的主要倾向，谈何容易——特别是在娱乐比欣赏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更可观的历史时期。

故我觉得，在以后二三十年中，“紧一下，好一些，松一下，又糟起来”的电视文艺现象，将是常态现象。

在一紧一松的过程中，电视文艺会积累更多的引导经验；生来便对娱乐需求强烈的一部分国人，也会渐渐习惯于一紧一松，并在此过程中调适文艺需求的趣味。

是培养起文艺欣赏的心根，还是宁愿沉湎于娱乐文艺的泡沫之中，这在别国是纯粹个人的事。并且，在许多国家，娱乐文艺的成色也首先是文艺。

但在中国，一松再松，娱乐文艺就很可能只是娱乐，与文艺不沾边，并且进而低俗下去的现象——对于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这将是令人悲观的文艺前景。

中国文艺现象管理，特别是电视文艺现象管理方面的“一紧一松，一松一紧”，乃是中国文艺特殊时代的策略性、权宜性管理的必然方式。

关于电视剧

在电视内容中，电视剧曾是收视率极高的节目。说曾是，乃因以世界眼光来看，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如此，在经济发达国家近几年已并非如此——电视剧在欧美国家对人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英、法、德、意、澳、加以及一些人口少经济却较发达的小国家如比利时、挪威、瑞典、瑞士、芬兰、荷兰等国，三十集或以上集数的国产电视剧，已久违了。

美国是电视剧的原产地之一，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起初叫“肥皂剧”。

电视台与电视机并蒂产生后，为了满足人们的娱乐愿望（那正是美国人陶醉于美国梦似乎已开始实现的年代，大批农民进入规模骤然扩大的城市，成为各行各业的工人，他们的娱乐愿望分外强烈，说是渴望更恰当。）——大量提供娱乐内容；初期的电视内容除了重要时事报道和党派论争以及五花八门的新闻，再就是林林总总的广告，及各教会的传教宣讲和娱乐节目。当时的教会相当开化，毫不排斥电视平台。而娱乐节目基本是搞笑作怪，穿插马戏录像和喜剧小品。喜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喜剧，而是卓别林式哑剧和憨豆先生的滑稽表演的结合，没什么文艺价值，搞笑即意义。电视的吞吐量甚大，节目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肥皂剧应运而生。肥皂剧的好处是——留悬念，可持续。只要受欢迎，集数不限，完全迎合观众口味，揣摩其所好，投其所好，跟着观众喜好编演。风格也基本上是嬉闹搞笑的，电影默片中互相往脸上摔蛋糕的情节，在肥皂剧中经常出现。

既然是剧，遂引起了有水准的“编导演”的关注。当时一批话剧界、歌剧界人士正因受到电影的冲击而丧失了演出机会，于是纷纷加盟。专业人士的参与，使肥皂剧逐渐有了品位，后来逐渐名为电视连续剧，或直接称电视剧。

与电影相比，电视剧的发展路径相反。电影的发展路径是由几分钟到几个小时、几十个小时，又逐渐稳定在两小时左右；电视剧则以长取胜，情节容量要大得多。因为可在家中看，于是反过来形成了对电影的冲击。在电视剧的黄金时期，其“编导演”比电影的“编导演”出名还快，知名度还高。而且人们普遍认为，电视剧编剧比电影编剧更有才华，因为所编的内容量大。“电影是导演的艺术，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这种说法，当年在美国盛行。

但电视剧对电影的冲击，并不像电影对话剧的冲击那么致命。电影发扬其短的优势，尽量对社会现实矛盾和重大事件作出快速反应；尽量发挥拍摄场面的外景优势；尽量用足电影明星以往的院线号召力，用了数年时间，终于稳住了阵脚——那一时期，美国电影总体上走的是正剧路线、文艺片路线；西部题材、人物传记题材、歌舞片、战争（包括谍战）和探案题材都产生了一批可谓经典的电影。

那是“二战”后的情况。

而电视剧仍以嬉闹剧为主。电影则有一定规则，任尔娱乐花样翻新，我要将文艺范坚持到底。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视开始进入中国人家。起初是十二寸的、十四寸的，皆黑白的，凭票，各单位实行抓阄儿的办法——那时，彩电在欧美国家已经普及，黑白电视不生产了。算来，在电视文化方面，中国比欧美国家晚发育了三四十年。

中国随之有了电视台。

当年电影学院毕业的第一二批学生，一门心思想要进入的是电影制片厂，对电视台投向自己的青睐目光反应冷淡。不得不成了“电视人”，还觉得生不逢时。

国产电视剧却没被娱乐的鼻环牵着走，蹒跚学步也是循着艺术的追求在学。如今回顾中国当年最初的一批电视剧成果，水平稚嫩自不待言，却多是真诚之作。用“真诚”来评价当年的电视剧，与今天某些电视剧自诩的“真诚”是两码事——当年拍电视剧的都是影视单位的人，还无“个体”一说，所挣基本是单位工资，外加补助，同时也为单位挣一份劳务。由于个人没有什么钞票利益方面的考虑（考虑也是白考虑），心思便只能集中在如何将剧拍好，获得界内佳评和观众的认可了。

《姿三四郎》《排球女将》《血疑》等日本电视剧来了；《加里森敢死队》《神探亨特》《成长的烦恼》《草原小屋》等美国电视剧也来了；澳大利亚、巴西电视剧也来了；在动画片方面，日本的《铁臂阿童木》《花仙子》《聪明的一休》等与美国的《米老鼠和唐老鸭》《猫和老鼠》《蓝精灵》《毛虫凯蒂》使中国的“80后”从小大饱眼福。

而中国的电视剧和动画片，是在以上多重夹击的态势下日渐发展的。压力来势过猛，就明智地避一下；待荧屏冷清了，则不失时机地亮相。

我们中国人当年的心态是极其包容的。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国人的心态与国家的国际姿态相当一致，对美国电视剧的心态好于对日本电视剧的心态。以当时引进的剧目而论，美国电视剧也的确比日本电视剧更吸引人。日本电视剧有情节进展缓慢、拖沓、注水的问题，美国电视剧基本没这毛病。

不论国产电视剧还是美国电视剧、日本电视剧，既好，人们便给以好的评价。如同体育场内有教养的观众，对本国运动员和外国运动员的看法一碗水端得很平。

纵观日本、美国、中国之电视剧的发展路线大致情况如下：

日本电视剧基本没有以搞笑为能事的阶段，以现实题材为主，家庭生活剧偏多（虽然当年引入的剧目并非如此），价值观导向也基本顺应日本社会传统价值观的主张。

日本电视剧也是将社会效益摆放在第一位的，韩国电视剧也是如此。

美国电视剧最初时期的表现是唯收视率的，是以搞笑为能事的，泛娱乐化的。这一时期有五六年之久；后来改弦更张，主体上确定了文艺路线，这一时期最长，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十年后的美国电视剧，基本放弃了现实题材，非现实题材成为主体——异形、僵尸、吸血鬼、狼人、变种人、各类犯罪题材等热闹的电影题材逐渐成为电视剧题材，重新与电影展开了题材争夺战——绕回到了唯收视率的老路上。

这一时期一个有趣的美国影视现象是——在电视剧中，电影界的丑闻、黑幕、潜规则每每成为重要情节。而电视行业唯利是图，为了追求高收视率之卑劣的甚至犯罪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病态现象，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电影内容。双方都大肆进行编造——不能作为评说实际情况的依据，只能作为卖点现象看待。

中国电视剧在开局年代并没经过美国电视剧初期唯收视率的阶段，走得很文艺，很沉着，气质很庄重。

近些年，情况发生了改变——现实题材边缘化、稀少化；古装题材扎堆、跟风；“抗日神剧”泛滥、谍战题材大行其道等现象齐头并进，很快成为中国电视剧的主体形态。间或有好剧，却代表不了主体。

这乃因为，有规模的电视台太多了，买方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现实题材比之于其他题材，故事性不可能占优势。

不知怎么，忽然的，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故事为王的时期。

首先是电视台营造了此风——那一时期的文化采访记者、文艺节目主持人，不论面对何种年龄的采访对象、哪一业界人士，三句话之后几乎都会说：“请讲几段故事吧！”

仿佛，都成了蒲松龄或毛姆。

他们或她们大抵是“80后”。其表现，也许与成长背景有关，中外动画片看多了，电影看多了，电视综艺节目看多了——总之作为新一代具有大学文凭的媒体人，与书籍的关系不如前几代同行那么密切，与声像文化的关系则比前几代同行密切得多。在他们或她们的成长期，声像业格外发达，传播给他们或她们的主要内容是故事。于是在他们或她们那儿，文化≈文艺≈影视≈故事≈有意思的故事≈能使人一乐的故事，倘能使人乐不可支、乐得开怀，则甚好。

他们或她们，其实应写成她们和他们；因大学中文系学子十之七八是女生，后来到了十之八九的程度，故后来的“娱记”也主要是她们。

此风迅速弥漫向文艺类报刊，氲氤一片。

当然，这里所谈的“故事”，与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讲好中国故事”一语中的故事，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讲好中国故事”一语，乃指讲好中国故事所体现的中国文化，以具有文化意义的方式讲中国故事，如《舌尖上的中国》《乡愁》；而当时的中国，一度陷于去文化的泛故事的旋涡，似乎娱乐本身即中国故事的核心价值，唯一意义。也可以说，后来“讲好中国故事”一语，正是对几乎完全没有文化意义和去文化讲法的拨乱反正。

以上都是使中国电视剧之现实题材边缘化、稀少化的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

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评到明清市井小说时有言，所谓诲**诲盗一类，内容大抵无意义，价值完全不能与冯梦龙小说所代表的成就相提并论，总体粗制滥造，无非将趋低媚俗的种种内容进行展览，冠以“诲”的旗号……

当时及后来的中国电视剧，一度也有类似情况，制作倒也不是多么的粗多么的滥，但内容无意义，一看就知是套路的产物，却要打着“抗日”主题或“红色”主题的招牌。

蔡元培在为《鲁迅全集》所作序中有言，“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无数法门”是形容，强调多种多样而已。

好比赛马场的情形，开设多条跑道，正是为了不发生扎堆现象。若跑道少，跑道门再锁死几扇，骑手必然争先恐后驱马挤向没上锁的几道门，有数的几条跑道上即使万马齐奔，绝大多数必然是互相挤踩罢了。

从今天回顾过去，中国电视剧毕竟留下了一些经典，以非现实题材为多。既是现实题材又是经典的电视剧少之又少——某类现实题材的跑道门上锁，跑道设有栏杆，不能不说也是少而又少的原因。

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电视剧总体比例上现实题材既少，跨年代的现实题材便少之又少。某些以往年代的特征，成为年代剧跨不过去的坎。

对现实题材的多重限制，达到了文艺要引导人们往前看之目的。但凡事利弊相伴，仅用其利，其弊后至。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各方面成就举世瞩目。但对于“80后”“90后”“00后”三代而言，感触相比于上几代人要少得多。因为，上几代人有亲历者的切身体会；而他们对于中国的前三十年，却连一点间接的影视文艺所给予的印象都缺乏——缺乏比较，当然缺乏主观认知和感想。

话说回来——是否当年对现实题材所设的禁区少些，中国电视之类型比就会大为不同，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因而会占多数呢？情况自然会不同，却不可能大为不同。只要不是硬性规定，只要题材选择是一种自由，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包括电影，就根本不可能成为多数。这是世界性的现象，并非仅仅是中国现象。此现象与当代人类对文艺的接受心理有关——古代人类对文艺的接受心理倾向于看新题材，新题材中往往蕴含着对未来的预示，这也是古代哲学受人尊崇的真相。现今保存下来的古代文艺，单独看，只不过是文艺；总体看，则会洞察到近似哲学之未来学派的意味。这也是文艺复兴、文艺启蒙得以风生水起的真相，它对未来的预示比以往任何世纪都显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当时欧美国家的脚步已经迈入了工业时代，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刚刚摆脱清朝的统治，各方面其实仍与古代人类没有明显区别。工业时代以后的人类，对文艺的接受心理倾向于看当下题材。工业时代虽然会打造出富庶社会，但在打造的过程，国内国外矛盾更加突出，社会问题更芜杂，当下题材必有及时反映，人们普遍关注文艺的反映。从“一战”后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不论在小说、戏剧，还是电影、电视剧方面，古代题材在欧美国家是不吃香的，受众不广泛。当代的人类，对文艺的接受心理总体上倾向于看古代，这乃因为，社会透明度成为人们对国家进步的起码要求，知识化了的人口多了，普遍的人们对当代社会问题的解读水平都比较高了，与文艺家的解读水平难分上下了。而对历史的解读，则是普通人的短板，是文艺家的专长。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欧美国家，当代题材的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获得成功的难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了——主要指以思想认知价值为意义的作品。

中国的情况特殊。在以社会透明度为国家进步标志这一点上，比欧美国家的经历短，不透明的时期长——近十几年，增强社会透明度才一年比一年成为治国理念之一。故国人对于历史题材的文艺的兴趣，一定程度上有借古喻今、以古鉴今、看古悟今的心理倾向……

关于电影

1997年香港回归前，香港电影业处于低谷。与之相反，恰是这一时期，香港一批中青年演员、编剧、导演进入了艺术成熟阶段，显示出了各种具有魅力的票房吸引力。他们与前辈电影人很不同，兴趣不再胶着于武打片，于是产生了一系列港版“黑帮片”和警匪片，为香港电影在题材方面开拓了一片新天地，水平多属上乘。

但香港的电影市场毕竟太小，即使与台湾进行市场互动，观众群体也还是多不到哪去。不论香港、台湾还是东南亚诸国的电影市场，同时受到美国电影的强势占领，本地电影业的发展都很不易。当时的美国电影，正在高投入、大制作、大场面的商业大片的道路上阔步迈进，三维特技已被引入了制作。而香港电影的特技，基本靠“威亚”；大陆电影的特技，连“威亚”也还不能用到得心应手的程度。故可以这么说，香港电影面临低谷，不是水平问题，是外因的空前挤压所致。

香港之回归，使香港电影人集体受益——内地电影市场的潜力，比他们估计的大得多。另外，他们加盟于内地电影业，也为当时正蓄势待发的内地电影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带来了新题材、新片种、新理念、新风格；特别是在电影的商业运作方面，比之于内地电影人，他们的经验要丰富得多。

也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电影能取得今天的成就，香港电影人功不可没。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进口美国大片一年比一年多了。

当年有“狼来了”的叹息之声。

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不完全是坏事——压力之下，反而会刺激中国电影努力崛起的能动性。

事实验证了后一种说法。

今天，中国已是世界上电影银幕最多的国家。

不论是香港电影人注入的新鲜血液，还是美国商业大片造成的刺激，都不是中国电影崛起局面形成的主因。

主因是中国经济强劲而持续地向好。从1997年到2007年十年间，民企资本积累成果巨大，这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投资支持的前提——随着电影投资政策的放宽，民企投资逐渐成为了主体投资。

对于中国民企，要挣快钱还要挣得多的话，目光一度只瞄准房地产业和股市。

房地产业所需投资巨大，审批过程漫长复杂，倘涉及动迁，每每有头疼之事发生。政府对楼市的调控，也往往影响售楼预期。资金链一旦断裂，后果严峻。

股市虽是赚快钱的最便捷的渠道，但风险却高得多。

在电影业曙光乍现之时，投资电影遂成明智选择。

比之于房地产，电影投资额相对较小，几千万可以拍一部电影，几百万可以入股——由专业人士把关，风险可以降到最低。即使失败，一般也不至于血本无归，只不过是赔了而已。与赔了相对应的是，不乏“四两拨千斤”的机会，即一部低成本的电影，市场运气若好，有可能赚得盆满钵满。

十年间，各路资本源源不断投向电影界，连各大网站、上市的出版公司都争先恐后成立了“影视投资公司”——顾名思义，以专业之眼寻找可投资的影视项目。财大气粗的矿业个体老板们，也往往到处探问——有没有好的影视投资项目？甚切。

以上方是中国电影市场年度总票房节节攀升、不断刷新的要素——而“80后”“90后”是自幼看动画片、电视剧长大的，对于影像文艺有着比对于书籍更大的兴趣，且自幼不同程度地受到媒体多年来所鼓噪的追星氛围的熏染，长大后成为特别关注电影报道、经常光顾影院的人，也属预料中事。

中国电影的年度总票房要靠以下先决条件持续拉动——一、民企不减的投资热度；二、“80后”“90后”不减的观影热度；三、每年的电影中有吸引力不减的佳片。

单凭华语电影而实现第三点显然力有不逮，进口好莱坞大片的助力作用不可忽视。

依我看来，尽管好莱坞制片商们已十分倚重中国市场，商业大片刻意加入中国元素，但彼们过分仰仗三维技术的制作方式，分明已造成了不少中国观众的审美疲劳，显出了强弩之末的迹象。

而国产电影似乎也达到了井喷式生产的高峰期。从网上搜索一下便知，中国也有了灵异片、怪兽片、惊悚寻宝片、心理犯罪片、灾难片——好莱坞有过的片种，中国电影差不多全有了。

故我又认为，中国电影像美国电影一样，实际上也进入了题材难以出新的瓶颈期。并且，像美国电影那般，也显出了亢奋后的疲惫状态。

而每年若缺少足够量的佳片，影院常客们的观影热度将减。

而电影年度票房若呈下滑之势，且给人以拉起乏力的印象，投资热度也会减。

于是中国电影的雄心壮志必在高歌猛进之时受挫。

我并非怀着阴暗心理在中国电影形势一片大好之际泼冷水，蓄意唱衰曲颓调。而是觉得迹象已在，坦率道来罢了。

但我也并不认为中国电影的下滑之势会来得多么迅猛。

估计，即使情况发生了，年度总票房也会在一个时期内维持住一定的业绩。这乃因为，影迷进入影院，目的不仅在于看电影，还每每体现为社交行为、恋爱方式、家庭集体活动。

中国股市不是低到一定程度也就止而稳住了吗？

那是由股民总数所决定的。

中国电影也会如此，也是由影迷总数所决定的。

影迷之所以谓影迷，乃在于不管有无佳片，定期看电影是必须的；恰如资深股民，不管股市是牛市还是熊市，都是要炒股的。

只不过那时的中国电影，自然会由不断创出新业绩而转入尽量守绩的时期……

关于文学

1980年结束以后，中国“新时期文学”似乎也就降下了帷幕。“新时期文学”是老中青三代从事小说、散文、诗和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们的作品共同形成的文学繁荣期，1977年初见端倪，1979年开始“井喷”，此后十余年间，佳作纷呈，几乎年年都是丰收年。

1990年以降，文学逐渐进入了常态阶段。前十余年的繁荣，对老中青三代作家的生活积累和文学底蕴都是相当大的消耗，都需要再充实。而作家们的写作计划也皆进行调整——老作家们各自着手为出文集，写回忆录做准备；中青年作家大抵打算暂时告别意犹未尽的中短篇创作，转而致力于长篇。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家的目光，开始从“文革”母题收敛，望向“改革开放”所引起的新的社会矛盾及现象；或超过“文革”母题，望向更具有历史性的人、事。

就在那时，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第一次冲击；不是多么的猛烈，但来得有些使文坛意外——便是港台散文潮的翩然而至。

在前十年，散文非是文学成果主体，主体一向是小说。

忽然，港台散文潮来了。不要说与“新时期文学”中主题大抵沉重忧伤的小说相比，就是与内地散文相比，港台散文的总貌也显得特别清新，温情脉脉。并且，带来了一种内地读者以前少见的文质彬彬、娓娓道来、恬然沉静的文风。不曾中断过的传统文化的营养在修辞方面的体现，与港台两地的校园歌曲、乡愁歌曲的歌风同出一源。

港台散文吸引去了一大批读者，以青年读者为多。

那是短阅读时代来临的信号。

“改革开放”使内地国人的生活节奏全都加快了。港台散文较短，长的也就三四千字而已，短的才一千字左右，这是内地文学青年对之青睐的原因之一。

那是传统文化不论在修辞方面还是在思维角度方面与内地文学的一次“访问式”碰撞，使内地作家尤其青年作家意识到——1949年以后的内地文学，在语言风格方面，不经意地已与一种相对呆板的新国语纠缠得太久太久。实际上大多数青年作家此前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像我这样的青年作家，当然热衷于从翻译小说中吸收语言营养，从没想到传统文化中亦有宝贵的语言营养，大可转化为当代文学语言为己所用。

港台散文中形容词已不多见，比喻颇为用得见长，也善用白描写法；于今想来，肯定与胡适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主张白话美学，反对炫耀辞藻，特别反对用典。

港台散文将白话之美呈现得不错。

港台散文在内地的畅销，带动了出版界的第一波民国散文之出版热。

然而内地作家毕竟都已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的十余年历练，总体定力未受影响。受影响的只不过是读者群、出版业。

当年有台湾记者采访我，问及对两地文学现象的感觉。

我言：“论散文，港台作家略占优势；论小说，不在一个层级上，内地小说内容厚实，非港台小说可比，而这是由时代特征决定的。”

现在我也还是这种看法。

1990年至2000年，是内地长篇小说的繁荣期。写长篇小说不同于写散文，写内地题材的长篇小说，港台散文那种风格水土不服。这十年，也是内地文学在语言方面总体上明显提升的十年——内地作家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吸收并消化了多种营养，与“新时期文学”的语言风格已迥然不同。

至2000年左右，内地文学又经历了第二次冲击，便是网络文学的悄然兴起。

那时鲁迅文学院请我去办过一次讲座，我面对的是几十位年轻的网络作家。“鲁院”的同志告诉我，他们都是月收入近百万，年收入近千万逾千万的著名的网络作家。我不信，亲问，皆言确实。

他们中有人每天要在电脑上敲出几万字来；有人的小说长达四五百万字仍在继续创作下去；有人在网上吸引了一两千万读者。

网络小说究竟算不算小说？网络作家究竟算不算作家呢？

我想，当然算。不，得承认根本就是。

明明是在网上发表小说，而且明明有海量的读者在当成小说读啊。

网上间或有好作品，每每被报刊选载，多为短小说、散文、随笔、杂文、小品文、言论，我每每在报刊上读到——特别是言论，其高水平的一针见血和辛辣幽默，往往具有语言大师级的智慧，使我这样的作家经常自叹弗如，惭愧之至。

很长的网络小说，我只听到过几次——某些日子里我因颈椎病重，连续到街头按摩店按摩。每次去，一位盲人按摩师都在听同一部小说。我躺下后，他将手机放床头柜上，一边为我按摩一边听。他说是从网上下载的，已听了半个多月。网上下载的，与收音机里广播的不同，除了每半小时报一下书名、播讲者，也除了手机没电了，可一直不停地听下去。

我问：“快完了吧？”

他说：“早呢，情节刚展开。”

其内容是当代故事——一位“白富美”小姐，父亲死了，继承了偌大家产和几十亿存款，在保镖们的保护之下，深入长白山，要寻找到什么洞，替父亲还什么生前之愿。至天池附近，遭遇数蒙面人袭击，显然中了埋伏。她的保镖个个是武功高手，身怀绝技。对方的武功则比高手还高，皆如蝙蝠侠、蜘蛛侠，未几时，已将保镖尽数诛杀。危急之际，出现了一位武功更高者，如雷神下凡，如《功夫》中的“火云邪神”……

我问：“都听了半个多月了，没听烦吗？”

他说：“刚听进去，所以要听完，不听更烦。”

我问：“网上节目很多，为什么非听这个呢？”

他说：“别的节目没这个经听啊，选来选去的，麻烦。这个只要一选中了，一两个月里就听它了，免了经常选的麻烦。我一个盲人，没客人来时，我再不听点什么，多寂寞呢？这个起码比相声文艺好点儿吧？”

于是那日我明白，中国人口多，像盲人按摩师傅那样只身在外的寂寞人，便是一个庞大群体。那类小说的市场，比一般小说的受众多得多。即使不是盲人，买一部小说四十几元，几天就读完了。而四十几元的下载费，据盲人按摩师说，能听一年。

总而言之，这种冲击加上那种冲击，致使文学刊物四面楚歌，维持住一个较体面的印数已实属不易，增加印数更如奇迹。许多出版社也举步维艰，倘无地方各类教材发行的保护措施，一小半出版社大约是要关门的。即使上市了的出版集团，单靠书籍出版也必入不敷出。它们都是另外创收的，方式包括投资于影视和房地产。中等规模的出版社，一百几十名编辑和员工辛苦一年的经济业绩，可能还比不上一个炒房者转手卖两三套房子挣的钱多。若是炒得起别墅的人，据说出手一套四五年前的独栋别墅，便可轻轻松松地囊入两三千万，更会使出版界人士瞠目结舌，成就感极大受挫。

但相对应的另一种现象是——出版界人士包括入行五年以上的年轻编辑，总体在坚守，如同义不容辞的守城军团，而背后便是家国。刚入行的年轻人缺少那份定力，他们的流动性很大，怕自己的人生被“夕阳业界”所误。

出版业人士的工作能动性反而比从前更积极了，被危机逼出的一种积极性。全赖他们的努力，每年仍有好书问世。他们最希望做到的事是，由自己任责编的一部什么书，纳入了国家或某一级政府的推荐书目——中小学生及大学生必读、公务员必读、党员必读、干部必读等。那样一来，一部书发行到几百万册是可能的。近年，各级党和政府部门对提高公务员和干部队伍的人文素质很重视，少数文学类书籍也会出现在推荐书目中。

而各文学期刊，基本上有专人负责拉赞助。他们特敬业，经常全国各地四处跑，争取与商企界建立良好而持久的关系——倘无赞助，则搞不起评奖活动。连评奖活动也不搞了，存在感就没了。

而在某些省份的地级市、县里，渴望加入作家协会的人非但没少，在那几年里，反而多了。他们在网上一再发作品，为的也是或被报刊转载，进而引起各级作协关注。若两年内连续被《读者》这样的刊物选载了作品，加入省作协也顺理成章。

在他们心目中，文学刊物仍具有正宗的文学尺度（基本是事实），逐级审稿制仍具有专业的水平鉴定性。故能在较有品质公认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也仍是他们或她们孜孜不倦的追求。

中国作家协会每年吸引的新会员并未减少。新会员都有足以证明自己水平的作品作为资格；普遍创作经验的成熟性，并不低于“新时期文学”十年的总况——只不过内容分量变轻了（时代不同了），价值每每被各种冲击的泡沫掩埋了……

站在2017年来看文学，不但看中国的，还看世界的——那么几乎难以否认，文学和全人类的关系，分明已经疏远到了空前冷淡的地步。在中国，曾经的文学热早已作为一种非常态的文学现象，被夹在二三十年前的史页中了。

并且，非常态已成普遍共识，连文学界人士也都坦然承认的。

而若以清醒之眼回望历史，不仅回望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亦回望向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回望向民国时期；回望向清、明、元、宋、唐各朝代；则又不得不承认，文学一向只与少数中国人发生过亲密关系。所谓“洛阳纸贵”之说，从来都是“圈子内”现象。即使在唐诗宋词极其繁荣的朝代，也主要是城市现象和士林现象。其在民间的影响，往往通过学堂和歌榭两种平台而已。经常出现在那两种地方的人口，估计仅占总人口的几百分之几。在全世界，情况也大致如此。

文学与人类的关系变得密切了，是现代印刷术发明以后的事；更加密切了，是报社、电台、电视台、电影产生以后的事——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非文学的文学现象——虽然一些人并未读过某作家、诗人的小说或诗，甚至以后也不会读，一生也不会读，但对某作家或诗人的名字却不陌生。

这种现象，往往会使文学界人士产生误解，以为只要一朝成名，往后则“天下谁人不识君”了。

出名与作品的亦即文学本身之影响的广泛性，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是两码事。

劳伦斯在英国的知名度，肯定不低于雨果、托尔斯泰在法国和俄国的知名度；但其文学影响，远不能与后二者相提并论。

文学与人类的关系，从不曾像歌与人类的关系那么密切。但，若以对人类社会的总体影响而论，远大于歌。

文学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作用，绝对非歌所能相比，如托尔斯泰、萨特、车尔尼雪夫斯基、雨果等，由各自的作品和文学主张而产生了“托尔斯泰主义”“存在主义”，或推动了近代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运动。

也可以这样说，文学曾经是人类社会进程的助推器，是人类社会科学的孪生姊妹。对人类社会进步的贡献（近代以来，贡献尤大），非其他艺术所能做到，曾做到。

按理说，文学应排在第一位。

但以近三十年而论，文学与人类的关系，或言普遍的人类对文学的态度，确乎冷淡极了。

所以，文学只能屈居第三位了。

却也不可以再往后排了——第三位是文学在当代世界与人类之关系的适宜位置。

但我并不认为文学没落了，也不相信文学将亡，更不相信文学必亡。

依我看来，文学只不过分化了，“解体”了——好比一大片长满蒲公英的原野，人类社会的季风年复一年地将蒲公英的种子吹向世界各地；忽然现代的飓风来了，迅速地使那一片曾经生机盎然的原野变得衰败了，不再构成风景了。

风不是火，也不是滔天洪水。再猛烈的风，都不至于消灭种子，使种子死亡。风只能将植物的种子刮走，吹散——对于蒲公英尤其是这样。

曾经的文学原野上的蒲公英种子，都落到哪里去了呢？

落在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了。

在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字现象和语言现象中，文学的影响大焉。

甚至可以说，文学对人类的影响从未如此广泛过。

所谓“外交辞令”，文学性表达而已。

从各国元首的政治报告、名人演讲到小学生作文中，都可见到文学元素的应用性、善用性。

今天若一个人被认为“没文化”，其实是指他或她的文字应用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两方面毫无文学功底。文字表达也罢，语言表达也罢，其精准性、**性、理智性、逻辑性、幽默性、诚恳性、生动性、乐观性等应用和表达的特点，说到底都是文学特点的体现。

在《圣经》中，上帝曾这样说：我无处不在；我可化身万物；只要人想见我，我必现。

我觉得文学也这样了。

当今之世界，仿佛是文学日薄西山的世界。

当今之世界，其实是文学色彩空前浓厚的世界。

人们常抱怨广告的无孔不入的泛滥；每一条广告语，其实都是在文学性方面搜肠刮肚的结果——只不过有的高妙，有的适得其反。

即使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想向亲爱者发一条感情饱满的短信，也往往引诗用词——或来自于流行歌；或来自于网络热词、广告语等自认为特文学的表白。

而在别国，主要是美、英、法、德四国，某些自然科学类书籍如《宇宙简史》《地球简史》《万物简史》《人类简史》以及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科学技术简史等专著，也写得通晓易懂、趣味盎然、修辞优美、文学性极强，深受读者喜欢——作者却大抵非是文学家，而是科学家。

科学知识的文学性普及，乃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文化的一个亮点——或更直接地说，文学的特色，在近半个世纪内，被自然科学领域在知识的普及方面所用足。

文学在“人文知识”的概念中已不再占从前的主体位置。

文学书籍也早已不再≈书籍。

读书也不再≈读文学作品。

确实，文学蒲公英的种子，已被人类社会的现代之风吹散到另外的许多领域中去了，并且在另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始了“转基因”式的另一种生命现象。

这种“转基因”对于人类是绝对无害的，安全的，益处良多的。

当然，对于文学本身，并非福音。正如数学的重要法则一旦被计算机所采用，数学对于数学家的要求更高了。

文学在现有的一切经验之外，是否还能拓展对人类社会更广阔的关注视野，是否还能呈现更多的风格——这是一个问题。

但我相信文学可以突破它。

我相信文学突破它的机会，肯定存在于某种关于人类社会的新哲学的产生之际——那时，文学将与之结合，使自己面貌一新；甚或，新哲学就是由新文学所催生出来的也完全可能。

那时文学又将迎来一次复兴，令人类刮目相看。

网络文艺

几年前，网络平台本身所产生的文艺节目主要是综艺节目。综艺节目需要主持人，于是产生了一批在网络上显示出非凡主持能力的主持人，以年轻人为主。中年的网络主持人，大抵是电视台的跨界主持人。采访节目、对谈节目、时事评论节目，是网络节目主持人主持能力的延伸——这三类节目本是电台、电视台的传统节目，被网站采取“拿来主义”照搬了过去。在此三类节目中，网站主持人与电台、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的风格截然不同。后者们所接受的学院派的律条是——被采访者是主角，主持人的作用只不过是掌控预定的内容不使走题；而前者往往总在显示我才是主角，被采访人是烘托自己魅力的特邀配角。之所以发生这种关系倒错，乃因比之于电台、电视台，网站主持人的收入不但与收视率，与广告挂钩关系更直接、更紧密，而且很可能下一个月与上一个月就发生变化。在电台、电视台，一档节目由立项到开播要经过层层审批。一经播出，即使收视率欠佳，也不会轻易停播，因为还有社会效益方面的考虑，再短的命运也不会短于三个月。而网站则不同，大抵不会因为社会效益的考虑而坚持一档节目的存在。倘广告效益失望，才播出几期的节目就断然停了是常事——这使节目主持人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将节目主持得吸引眼球。而在网站和节目主持人双重经济利益的引力之下，不论访谈节目、对谈节目还是时事评论节目，从内容到风格必然蒙上了程度不同的娱乐色彩。他们在内容方面是刻意选择的，以本身具有娱乐性的内容为主。内容本身已经具有娱乐性了，再辅以插科打诨、搞笑耍贫的风格，其节目往往显得嘻嘻哈哈。并非所有网站的所有这类节目都如此，也并不是说嘻嘻哈哈的节目就一定不是好节目；但此风蔓延，争相效仿，则肯定是对娱乐文艺泡沫现象的推波助澜。并且这是曾经现象，目前已大为不同。

中国没有民办电台、电视台；全部电台、电视台都是具有国属性质的社会公器。而在网络的无限空间，民办网站的数量占极大比例。不能要求它们也具有国属意识，这在属权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但可要求它们也具有社会传媒公器的自律意识——实际上一向也是如此要求的；并且，较大网站的自律意识近年来提高明显，违背社会公德、危害社会文明的传播现象少而又少了。

但网络的空间，也是自媒体的空间——情形仿佛成了这样——在无限大的地盘内，国属的、民办的、个体的“贸易”终日海量存在，管理部门的声音如同悬挂在几处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发出告诫之声时，摆摊叫卖违禁之物的现象自会收敛；而高音喇叭一息声，不久又会垃圾遍地。

此种网络文艺现象是由人口众多所导致的。在将近十四亿人口中，具有文艺才情的人；虽不具有文艺才情但迷恋文艺的人；只不过一心想要引起关注进而试图走“捷径”名利双收的人，组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群体——这个庞大的群体不但全天候地在网络空间传播旨在引起高度关注的信息，也以自认为最佳的方式进行个人才艺呈现。

要界定哪些表演是才艺，而哪些表演只不过是哗众取宠，甚至是“恶搞”、垃圾性表演，是一件相当费思量的事——比查处假冒伪劣商品困难得多。

因为，什么是“庸俗”，全世界至今尚未形成具有共识性的评判尺度。

并且，“庸俗”若体现于个人表演，还是在非现实的空间内，这种现象在全世界并不违法。

既然憨豆先生的表演是表演艺术家级别的表演，那么我们的某位同胞的表演只不过比“憨豆”更“憨豆”一些，可究竟该拿其怎么办呢？

关于是否涉嫌兜售“色情”的尺度也将莫衷一是——某些“色情”片段在电影中、文学作品中既已出现，并且罩着“艺术表现需要”的“铁布衫”，那么禁止在网络空间出现实际上就缺少了硬道理。

“擦边球”现象在网络空间产生的次数远多于现实社会中产生的次数——这使网络文艺的形态特别芜杂。

故网络传播平台确实存在着是否符合“精神环保”的问题——对于青少年尤其如此。

仅仅靠有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是鞭长莫及、力有不逮的。

网民选择意识的改变，对于网络之文化的文艺生态怎样，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网民的选择意识改变了没有呢？

据我了解，是有所改变的——中国网民的数量还在增加，但沉湎于网络游戏、八卦新闻、垃圾信息、低俗表演的人相对少了。对于大多数网民，手机和电脑的服务器功能，正越来越体现为利用行为——这意味着，中国网民已开始反过来牵着网络文化和文艺走了。服务性体现得怎样，良好的文化和文艺呈现得如何，越来越成为大小网站和“自媒体”或存或亡的分水岭。靠制造垃圾内容以博眼球的伎俩，越来越失灵了。

有根据认为——中国网民接受网络文化和文艺的素质，提高的速度比预想的要快。依我看来，以后几年内，还会产生一次飞跃性的提高。

那时，不论网络文化还是文艺还是网民，将会共同构成全世界景象最宏大的文化的、文艺的受众良性互动现象。

关于文艺和中国人的关系

不同的文艺门类，在不同的国家，与普遍之人们的关系颇为不同。若按关系的近远程度排序，则我觉得，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任何一个别的局面稳定的国家——歌应列于首位。

歌与人类的关系实在是太悠久太密切了。简直也可以说，歌是人类文化的母体。在人类还以树叶与兽皮遮身时，肯定便经常集体地歌唱了——古人类独自歌唱的时候必然是少而又少的，因为独自生存并活动的他们少之又少。想来，在那时，歌唱自然而然地会成为凝聚古人类族群亲密关系的方式。至于他们出于何种目的集体地歌唱，没人能说明白。估计，某时完全无目的，仅仅为了表达共同的喜悦或忧伤，他们也是会情不自禁地歌唱的。

“唱歌”二字，细品味，似有古意。对于古人类，在无歌的情况下而唱，则歌即唱，唱即歌，“唱歌”有合唱之意。

倒是“歌唱”二字更有近代字性——证明许多歌存在着了，不论一个人或一些人，尽可以如愿而选地唱。

有选择地吃穿是物质发展带给人类的幸运。

有选择地唱歌是文艺发展带给人类的幸运，不啻也是精神幸福。

每一个国家都有国歌；大多数国家的军队有军歌；某些小学、中学、大学还有校歌；各民族都有流传久远的民歌——世界上没有任何另外的一种文艺享此殊荣。

举凡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全都体现在歌中了，而且是以唱的方式体现的——以最少的字数表达人类对世界上大事小情的最富有感情的态度；可以独自轻哼低唱，也可以众人合唱，唱出宏伟雄壮的声势——其他一切艺术无法企及。

中国曾是诗的国度，便也曾是歌的国度。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歌风格；汉民族人口最多，东西南北中各地区汉族，也都有各具特色的歌调。自古歌、曲一体，歌又派生出了无词之曲，进而派生出了各式各样的乐器。

中国不但是世界上民歌种类丰富多彩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乐器种类很多的国家。某类乐器的材质和造型，显示了古代先民敏感的发现力和就地取材以自娱以悦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