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以前，大清定制，皇帝生前不立皇太子。这是由八旗制度下的八旗旗主联合议政体制决定的。八旗制度是后金和清初的国体。在中央，八旗旗主拥有较大的权势。旗主们联合议政的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由于努尔哈赤缔造八旗，德高望重，辈分高，得到子侄等的一致拥戴，稳居汗位。此外，所有旗主都是兄弟，权势均等，谁的权势高过众人，违背“共议”和“均分”原则，谁就遭到反对。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不能预立太子，只有皇帝死后，由八旗旗主公推新君。

康熙皇帝的曾祖父努尔哈赤，生前两次试图立太子，均遭失败。第一次是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在组建八旗过程中，他任命长子褚英代己执政。褚英以嗣子身份帮助父亲主持国政，裁处政务，权力高出于五大臣和众兄弟。他又坚决反对重新瓜分人口、牧群和财物，也就是反对扩编八旗，因而遭到众人反对，努尔哈赤只好废掉他的嗣子身份，并加以监禁。因其不肯认罪，最后不得不处死。第二次是万历四十八年，后金天命五年(1620),建立八旗之后，立次子代善为嗣汗。因有人向嗣汗谄媚，引起诸弟不满，努尔哈赤又将立代善为嗣汗一事作罢。此后即未预立太子。

老汗死后，由诸王、大臣议立新汗。随着各旗实力均势的破坏，诸王、大臣议立新汗往往受实力的左右。也就是说，争夺汗位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实力的较量，优胜劣败。努尔哈赤死后，四贝勒皇太极因独掌两白旗(后改两黄旗),并得到其兄大贝勒代善的支持，在汗位争夺中获得胜利，被立为汗(1636年称帝)。皇太极死后，其弟多尔衮本有条件继立。但两黄旗大臣坚持新帝必须由太宗诸子中选择，最后达成妥协，拥立太宗幼子福临为皇帝，皇叔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摄政。

到了顺治朝，由诸王、大臣议立新君的制度开始发生变化，因为顺治皇帝福临生前已经掌握了上三旗，在八旗中居绝对优势，故临终时以遗诏指定其三子玄烨为太子，继承帝位。由此可见，这时随着皇权的加强，八旗旗主联合议政的分权制向中央集权过渡，皇嗣制度也发生变化，出现预立太子的趋势。

康熙皇帝第一次完全打破清朝皇嗣制度，预立储君，有其必然性。首先，此时中央集权制大体已经巩固，皇帝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在皇帝看来，国家就是他家的天下，为了保持皇帝家族的统治千秋万代，就要在自己的儿子中选择和培养他能够完全信任的继承人。其次，在清朝早期皇嗣制度下，因皇位争夺而引起的斗争，曾经使清王朝政权濒于分裂的危险，顺治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康熙皇帝对历史经验一贯重视。他即位之初，由于年纪小，辅臣一度专横跋扈，使皇权遭到严重侵犯，切身感受，痛楚尤深。这不能不促使他进一步考虑最高权力更迭之际的授受制度问题。与其将一位不会治理朝政的皇子交给上三旗大臣去辅佐，慢慢成长起来，再冒着危险收回皇权，不如事先亲手选择、培养起一个接班人，在自己离开人世之后，江山仍可以稳稳当当地握在爱新觉罗氏家族手中。再次，也是尤其重要之点，康熙皇帝学习儒家经典，接触儒学名臣，研究中国历朝统治经验，深悉预立储君有利于皇权的连续与稳固，把它看成巩固清王朝统治的头等大事。“三藩”叛乱，更使他看到太子威力之大，不仅在未来，而且现实就有维系天下人心的巨大作用。明朝已亡，明帝后裔相继消逝之后，吴三桂居然伪托“朱三太子”蛊惑人心，以之为号召，煽动起叛乱，不正说明“太子”在未继位之前也是一块政治招牌，标志着一个政权后继有人吗?于是，康熙皇帝杀掉吴三桂唯一的儿子吴应熊，以丧其志，寒其心，绝其望；同时，立自己的太子，除了为身后预做准备外，也有壮大声势、稳定人心、巩固统治的作用。

康熙十四年(1675)十二月十三日，只有二十二岁的年轻皇帝亲御太和殿，按照汉族立嫡立长的原则，册立方满周岁的皇二子、嫡长子胤仍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同时，设立为太子服务的詹事府衙门，配备官员。升内阁侍读学士孔郭岱、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廷敬，并为詹事府满、汉詹事。

康熙皇帝特别关心皇太子的成长，比对众皇子的教育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太子还幼小的时候，康熙皇帝就开始亲自为他讲授“四书五经”。太子六岁拜师入学，教师经过慎选，先后有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等名儒任太子的老师。康熙皇帝令负责太子教育的人如实报告太子各方面的情况。太子稍长，康熙皇帝便向他传授治国之道，告以祖宗创业功绩，守成当如何，用兵当如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无巨细地加以指示。并带他外出巡视。皇太子天资聪颖，学业进步很快，八岁即娴骑射，能左右开弓，并能背诵四书，通满、汉文字，随从皇父外出巡视，言行举止均受到称赞。而且身体健壮，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康熙皇帝非常喜爱。太子二十岁刚过，就能代皇父处理朝政。康熙三十五(1696)年，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命二十二岁的皇太子代行郊祀礼；各部院奏章，听太子处理；事重要者，诸大臣议定，报告太子。次年，康熙皇帝行兵宁夏，仍命太子居守。由于皇太子不负众望，克尽职守，举朝称善。

与此同时，由于立太子而产生的皇帝与太子间、太子与皇子之间、皇帝与皇子之间的矛盾也一天天尖锐起来。

康熙十四年立太子，之后的十几年，皇储之间相安无事。康熙三十五年，康熙皇帝率军亲征噶尔丹，令皇太子坐镇京师处理朝政，表明康熙皇帝仍信任太子，并寄予莫大的希望。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皇帝决定废太子。从立到废，这三十几年间发生了什么变故，是什么原因使康熙皇帝对太子由宠爱到不满，由不满到废黜呢?

首先，康熙皇帝认为太子不孝不仁，不堪重用。康熙皇帝对太子的才智始终是满意的。认为太子骑射、言辞、文学无不及人之处。问题先发生在太子的品德，即不孝不仁。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乌兰布通之战前夕，康熙皇帝出塞，途中生病，命皇太子与皇三子前去迎接。胤仍到行宫给皇父请安，看到病中的父亲，竟毫无忧戚的感情和慰藉的语言。这当然使其父十分伤心，认为这位太子绝无忠孝君父之念，令其先回京师。后来康熙废太子时说已包容了二十年，是把这件事作为起点，可见这件事给康熙皇帝留下的印象之深。后来，又发现皇太子暴戾不仁，也使康熙皇帝难以容忍。康熙一生主张宽和仁慈，太子则任意凌虐恣行捶挞诸王、贝勒、大臣、官员，如：殴打平郡王讷尔素、贝勒海善、公普奇、大臣官员，以至兵丁很少不遭受他的虐待；仇视检举他行为不端的人，横加鞭笞。康熙一生十分注意节俭、不扰民，而太子及其属下人则任意勒索地方官员。随父南巡江宁时，因知府陈鹏年供奉简单，险些被太子处死。他还派人截留蒙古王公进贡的驼马；放纵奶妈的丈夫、内务府总管凌普敲诈勒索属下之人。这不孝不仁，都是康熙所无法容忍的。

其次，皇子之间的党争促使皇帝与太子之间矛盾激化。立太子之后，朝中就出现了拥护太子与反对太子的势力。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是太子生母诚孝仁皇后的叔父、太子的外祖父。胤仍出生的当天，诚孝仁皇后去世。索额图作为外祖父对他格外疼爱和关怀。胤仍立为太子，索额图当然支持，而且成为太子党的首脑人物。朝中反对立太子的势力，也各拥戴一个皇子与太子党对立。皇子长大成人，政治上不甘寂寞，为争储位，各结私党。这样，朝中的平静局面逐渐被打破。康熙皇帝最初坚持立太子，对反太子者不论资格地位如何，概不迁就。大学士明珠，是惠妃的哥哥、皇长子的舅父，为支持皇长子，他联合大学士余国柱、户部尚书佛伦、刑部尚书徐乾学等，与太子党对立。康熙二十七年(1688)二月，御史郭琇纠参明珠、余国柱背公结党罪行后，康熙皇帝罢斥明珠、余国柱等人，使党争暂时告一段落。

康熙三十七年(1698)三月，康熙皇帝分别册封成年诸皇子为郡王、贝勒。其中，封皇长子胤褪为多罗直郡王，皇三子胤祉为多罗诚郡王，皇四子胤祺、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裸，均为多罗贝勒。受封诸子参与国家政务，并分拨佐领，各有属下之人，有权有势。其中一些皇子纠结私党，争夺储位，使矛盾进一步恶化。在皇帝与储君矛盾之外，又加剧了皇子与太子的矛盾、皇子之间的矛盾。争夺储位诸皇子及其党羽的共同打击目标是太子及其太子党。这样，太子被置于四面围攻的不利地位。他们对太子，有的造谣诽谤，有的用巫术镇魇，有的预谋杀害。而康熙皇帝不知真相，听信谗言，对太子越来越反感和失望。

再次，太子权势的增长侵犯和威胁了皇权。皇太子成长起来之后，康熙令其参与朝政，以便受到锻炼。太子有权有势，身边集结的人也日渐增多。太子党处处抬高太子的地位，索额图怀私倡议，凡皇太子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注，几与皇帝相似。随着康熙皇帝年事日高，注重势力的人物更加亲近太子。无形中朝廷里出现了两个中心，使统一的皇权受到侵犯。这方面的矛盾由小到大，日益尖锐。康熙三十三年(1694)三月，礼部拟奏祭祀奉先殿仪注，太子拜褥与皇帝一样置于槛内。康熙皇帝谕令尚书沙穆哈将其放在槛外，以示区别。沙穆哈竟怕负责任，请旨记档，因此被革职。康熙三十六年(1697)九月，康熙皇帝发现内务府所属膳房人花喇、额楚、男小厮德住、茶房人雅兴等，私自往来奔走于皇太子处，肆无忌惮，命将额楚交与其父圈禁家中，其他三人一律处死。三年后，即康熙三十九年(1700)九月，给太子派去首领太监，以加强对其手下人的监督、管辖。

索额图在康熙四十年(1701)以年老乞求退休，康熙皇帝批谁；翌年九月，御驾巡视南河，皇太子、皇四子、皇十三子随驾。十月，皇太子病于山东德州。康熙皇帝命召索额图前往侍奉。十一月，太子病愈回京。康熙皇帝发现索额图为太子失宠有怨言；和太子关系不正常，是太子骄纵的后台，并帮助太子“潜谋大事”。认为索额图是本朝第一罪人。次年，即康熙四十二

年(1703)五月，以“议论国事，结党妄行”之罪，令宗人府将其拘禁，不久死于幽所。索额图之罪在于结太子党。康熙皇帝把它当作一场未遂的宫廷政变加以处理，说索额图之党是个大党，以宽大为怀，不多株连，但也不能只处理索额图一人，故在拘禁索额图之后，又命捕其诸子，交索额图弟弟心裕、法保看管起来，以防别生事端。大臣麻尔图、额库礼、温代、邵甘、佟宝等人，也以党附索额图之罪，并被禁锢，诸臣同祖子孙在部院者，皆夺官。江潢以家有索额图私书，下刑部论死。

处理索额图之后，问题不但未解决，皇储之间隔阂日深。康熙皇帝甚至怀疑太子要替索额图报仇，而谋害他。事至于此，废太子已势不可免。

康熙四十七年(1708)五月十一日，康熙皇帝巡幸塞外，命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皇十七子、皇十八子随驾。第一次废太子就发生在这次出巡的返京途中。据康熙皇帝讲，他本打算回京告祭奉先殿之后再行罢斥，但因势不可待，故于行在拘执。因为在巡行期间，发生几件事，促使皇、储矛盾白热化。一是途中康熙皇帝最喜爱的皇十八子胤价患病，虽经百般疗治，不见好转，且日益恶化，心中十分焦急。随从官员因康熙皇帝年事已高，恐其无法承受，无不为之忧虑。但是皇太子可能将其看成潜在的皇位竞争者，所以不仅无动于衷，反而喜形于色。康熙皇帝以他这位亲兄，毫无友爱之意，加以责备，太子不仅不觉内疚，反而愤然发怒。这件事使康熙皇帝看到了太子的冷漠无情，既伤心，又担心。在他身边尚且如此，他日一手遮天又将如何?

另一件事是康熙皇帝听说皇子们常挞辱诸大臣侍卫，又每寻衅端，加苦毒于诸王、贝勒等，非常气愤。清朝自太祖太宗早有训旨，戒勿滥行捶楚，茶毒无辜。他本人也从无横加侮辱下属之事。即使臣仆有过，皇子也无权妄行捶挞，应当上奏，由皇帝依法处治。他认为皇子的行为，有伤国家大体，不遵国宪，横作威势，致令臣仆无以自存，是欲分皇帝威柄，以恣其行事。因而宣谕：此风断不可长。六天以后，康熙皇帝宣布的太子罪状中也有类似事情和同样言辞。证明上述谴责，也包括太子在内，尤其是其中“欲分朕威柄”之语，必指太子无疑。

第三件事，是康熙皇帝耳闻太子每当夜晚便逼近他的帐篷，从缝隙向里面窥视，因而怀疑太子将有弑逆之类的异动。这件事在康熙皇帝心目中分量很重，刺激他下决心立即废掉太子，因而将计划提前。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四日，在返京途中、距围场不远的布尔哈苏台，诸王、大臣、侍卫、文武官员等奉旨齐集行宫前，皇太子跪在地上。康熙皇帝垂泪宣布皇太子胤仍的罪状：“专擅权威，肆恶虐众，恣行捶挞诸王、贝勒、大臣、官员；穷奢极欲，吃穿所用，远过皇帝，犹以为不足，恣取于国库，遣使截留外藩入贡人，任意攘取进御马匹；对亲兄弟无情无义；纠聚党羽，窥伺探听皇父起居动作；每夜逼近皇帝帐篷，裂缝向内窃视；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被发现，索额图死后，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罗列罪状之后，康熙皇帝说：“如让皇太子干预政事，必致败坏我国家，残害我万民，因此，不能让这不孝不仁的人为君。”

谕毕，康熙皇帝老泪横流，伤心不已。

康熙皇帝让诸王、大臣、官员、兵民等发表意见。册立三十多年的太子就这样被废掉。如此重大的事件谁敢多言，只好称皇上所见至圣至明。

就在同一天，皇十八子胤价死。十八阿哥薨逝及废太子，是当年朝廷发生的两件大事。对康熙皇帝来说，也是祸不单行，感情上所受打击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在废太子的同一天，康熙皇帝为打击皇太子的政治势力，下令将索额图的两个儿子格尔芬、阿尔吉善及二格、苏尔特、哈什太、萨尔邦阿等人立行正法，杜默臣、阿进泰、苏赫陈、倪雅汉充发盛京，将胤祸即行拘执。

康熙皇帝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废掉太子。但废掉之后，又很难过，愤恨、失望、惋惜、怜爱，多种心情交织在一起，一连六日“未尝安寝”,对诸臣谈起，“涕泣不已”。

是年九月十六日，康熙皇帝回到京城。在上驷院旁设毡帷，临时安置胤初。特命皇四子胤祺与皇长子胤褪共同看守。当天，召诸王、贝勒等副都统以上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官员等于午门内，宣谕拘执太子胤初之事。康熙皇帝亲撰告祭文，于十八日告祭天地、太庙、社稷。将废皇太子幽禁咸安宫，二十四日颁诏天下。

废太子一事使康熙皇帝悲愤至极，心力交瘁。事已完结，他简直是哀求皇子们说：“在同一时间里发生皇十八子死和废皇太子两件事，伤心不已，你们仰体朕心不要再生事。”然而，皇子们竟未能使他省心。

太子被废，东宫无主，诸皇子立即为争夺储位而积极活动起来，首先是皇长子胤褪。他一心争夺储位，在外巡视期间，跟随在皇帝身边。从后来康熙所说“胤褪播扬诸事，其中多属虚诬”之语可知，皇长子在康熙皇帝面前没少说太子的坏话，拨弄是非，从而对废斥太子一事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废太子后，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其父立嫡不成，势必立长。殊不知，康熙皇帝对他的野心已有所察觉。九月四日，在宣布拘执胤仍的同时，即明确声明：朕前命直郡王胤褪善护朕躬，并无欲立胤褪为皇太子之意。胤褪禀性躁急、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这等于给他作出了定论。但胤褪却执迷不悟，见自己夺储无望，意欲推荐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皇八子，并利令智昏，为根除障碍，竟奏请杀掉胤初，对皇父说：“胤仍所行卑污，大失人心。相面人张明德曾相胤裸，说他后必大贵。今欲杀胤初，不必出自皇父之手。”意思是说可交由他办。

康熙皇帝听后大为惊异，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胤褪与胤裸结党谋储位，竟欲杀害亲兄弟胤仍，如得逞，后果不堪设想，为防止胤褪借看守之机谋害胤仍，在返京途中，特委任亲信侍卫加意防护；回京后，又加派皇四子同皇长子共同看守胤祸。九月十七日，专门叮嘱诸皇子及领侍卫内大臣、满洲大学士、尚书、侍郎、学士等说：“今胤初事已完结，诸阿哥中倘有借此邀结人心，树党相倾者，断不姑容。”在告天祭文中，康熙皇帝申明：“臣虽有众子，远不及臣。以示不再立储，使诸皇子断其争夺念头。”接着，康熙皇帝一再在诸皇子面前批评胤褪，指出他杀弟之念不谙君臣大义，不念父子至情，天理国法，皆所不容；擅自责打皇帝的侍卫执事人；看守胤初时，将其所有匠人收去，加以苦刑，致匠人逃遁或自杀等过错。同时，康熙派人追查张明德相面之事，结果查出：不仅相面，且有谋杀太子的企图，胤褪与胤裸都被牵连进去。皇三子胤祉于十月十五日向康熙揭发：皇长子与一个会巫术的人有来往，经审查，发现胤褪用巫术镇魇胤祸，并查出镇魇物件，证明胤褪确实阴谋暗害亲兄弟，残忍至极。其母惠妃向康熙皇帝奏称胤初不孝，请置正法，康熙皇帝不忍杀亲生儿子，令革其王爵，终身严加幽禁，所属包衣佐领及浑托和(管领)人口，均分给胤被及胤裸之子弘旺。

皇长子失势，皇八子胤撰势力大增，反皇太子势力便聚集于八爷门下。胤裸精明能干有威望，党羽多声势大，自以为很有希望当太子。但康熙皇帝从相面等事发现他野心勃勃，纠结党羽，对张明德等人谋刺太子事知情不举；又发现胤裸代理内务府总管时，到处拉拢，妄博虚名，将皇帝所赐恩泽，归功于己，侵欺皇权。因此对他深为戒备地说：是又出一皇太子矣!于是以柔奸性成，有野心、结党羽、谋害胤仍等罪名，决定锁拿胤裸，交与议政处审理。不久，革去其贝勒爵位。康熙皇帝最反对结党谋私，又唯我独尊。胤裸的党援势力和妄博虚名的作风，与康熙皇帝是之水火不相容的，以至于在胤裸被拘禁后，谁讲情，谁就被视为罪人。锁拿胤裸当时，皇十四子胤褪保奏胤裸无谋害太子之心，康熙皇帝为之大怒，拔刀欲杀胤褪，善良淳厚的皇五子跪在地上抱着皇父劝止，诸皇子叩头恳求，才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

宫中贵戚王公大臣等许多人涉足党争。张明德一案牵涉面很广。顺承郡王布穆巴等下五旗王公也与张明德交往密切。康熙皇帝一方面对张明德一案涉及的王公等作慎重处理，不便打击面过宽；另一方面对宫廷王公大臣妄结党援一事保持了高度警惕。

为掌握动向，于十一月十四日，召满汉文武大臣齐集畅春园，令从诸皇子(皇长子除外)中举奏一堪任太子之人。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散秩大臣鄂伦岱、侍郎揆叙、汉尚书王鸿绪等，私相计议，与诸大臣彼此串联、暗通消息，写“八阿哥”三字，交内侍梁九功、李玉转奏。康熙皇帝听后大为不满，指出皇八子未曾办理过政事；近又犯罪；其母出身微贱，故不宜立为太子。康熙皇帝不仅未从众议，而且进一步追查谋立胤裸之事。结果查清其策划者是舅父佟国维和大学士马齐。康熙皇帝怒不可遏，质问你们串通起来偏徇保奏胤裸为皇太子，不知何意!是不是因为胤裸庸劣无知，倘立为太子，则在你们掌握之中，可以多方摆布?这样，则立皇太子之事，都决定于你们，而不决定于我。

这件事的发生刺激了康熙皇帝复立太子的决心。后来他说，诸大臣保奏八阿哥，朕甚无奈，故将不可册立之胤仍放出。由于储位空缺，诸子纷争愈演愈烈，康熙皇帝考虑有必要把这个缺位补上，以堵塞诸子争储之路。其目标仍然是胤仍。鉴于朝中保奏胤裸的势力大、呼声高，康熙皇帝更认为唯有用嫡长子抵制一途可行。

康熙皇帝欲复立皇太子，也是由于他重新认识了胤初。在调查处理胤褪、胤裸问题的过程中，他发现废太子胤仍的罪名原多不实。当初，他最重视的胤仍企图谋杀他的疑团，经澄清业已消除。早在回京后，诸皇子转奏皇太子的申诉说：皇父若说我别样的不是，事事都有，只弑逆的事，我实无此心。康熙皇帝听了，不但未斥责皇太子的申诉，反而认为他做得对，令将胤仍项上的锁链取下来。说明是康熙皇帝原先掌握的情况不准确。其他罪过则多属可以救药之病；相反，倒是胤褪等人要陷害以致谋杀胤仍。相比之下，胤褪最狠毒，胤最危险，胤初并无大罪。

本来，自废太子后，康熙皇帝就痛惜不已，“无日不流涕”,既知冤枉了胤仍，更是万分追悔。他回想拘禁胤仍那天，天色忽昏；进京前一日大风旋绕驾前；夜间梦见已故祖母太皇太后，远坐不言，颜色殊不乐，与平时不同，皇后也以皇太子被冤在梦中出现。因而，寝食不宁。十月十九日去南苑行围，回忆起昔日皇太子及诸阿哥随行的情景，不禁伤怀，如此感伤致使他在十月二十三日病倒。回宫后，立即召见胤祸，并将召见胤仍事谕告臣下，说：自此以后，不要再提往事。此后经常召见，每召见一次，胸中疏快一次。十一月十四日，令诸臣推举太子之前，曾召见李光地，询问废太子的病情，如何医治方可痊好?他是在启发臣下，奏请复立胤初。很明显，胤初的病由其被废而引起，对症下药，只有复立。李光地其人机警、圆滑，笼统地回答：慢慢调治痊愈，天下之福。为少惹是非，未向任何人透露皇帝的意图，以致推举时诸臣将胤裸推举出来，而未提复立胤仍。康熙皇帝传谕李光地，提醒说：前召你入内，你曾有陈奏，今日你怎么一言不发?这时诸臣才恍然大悟。

十一月十五日，康熙皇帝召科尔沁达尔汉亲王额驸班第、领侍卫内大臣、都统、护军统领、满大学士、尚书等入宫，亲自向他们宣布：皇太子前因遭受巫术魇害，以至本性淹没。经召至左右，加意调治，今已痊愈。诸臣一致表示：皇上灼见废皇太子病源，治疗已痊，诚国家之福，天下之福。请皇上即赐乾断，颁示谕旨。再征求诸臣，皆同一心，无任何异议，于是命人当众宣读谕旨，内容为：“前拘胤仍时，未尝与人谋划。因理所应行，遂执而拘系之。举国皆以朕所行为是。今经一一细加体察，有相符合者，有全无风影者。况其所感心疾，已有渐愈之象，不但诸臣惜之，朕亦惜之。今得渐愈，是朕之福，也是诸臣之福。朕尝令人护视，仍令其在我身边，时加训诲。现不急于立胤仍为皇太子，只令诸大臣知之而已。胤初断不报复仇怨，朕可以力保。”

这是一份为太子平反昭雪文书，意向已极明白，将要复立胤仍为太子。康熙皇帝又召废皇太子、诸皇子及诸王、大臣、都统、护军统领等，进一步澄清事实，说胤初虽曾有暴怒捶挞伤人事，并未致人于死，也未干预国政，胤褪所播扬诸事，其中多属虚诬。接着，当众将胤初释放。胤初表示：“皇父谕旨，至圣至明。凡事皆我不善，别人才陷之杀之。若念人之仇，不改诸恶，天亦不容。”康熙皇帝又苦口地教导诸皇子辅助胤仍，谕胤初痛改前非。

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初九，以复立皇太子胤初，遣官告祭天地、宗庙、社稷。次日，分别将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祺、皇五子胤祺晋封为亲王，七子胤祐、十子胤械晋封为郡王，九子胤糖、十二子胤袍、十四子胤褪封为贝子，胤裸在此之前已被复封为贝勒。康熙皇帝试图以此缓和矛盾，促进太子与诸皇子以及诸子之间的团结。

复立太子三年之后，康熙皇帝第二次废太子胤祸，其原因仍然是皇帝与储君、皇太子与皇子之间争夺权位而产生矛盾的结果。康熙皇帝复立胤仍为太子，有观后效之意。但随着太子复立，太子党也复聚。这是不以康熙皇帝意志为转移的，甚至也不是太子主观意志所决定的。太子既然是未来的皇帝，就有人前来捧场、攀附，形成以太子为中心的政治势力，这是康熙皇帝所不能容忍的。他要求皇权必须绝对统一，所谓“国家唯有一主”,大权所在，不得分毫割裂。太子、诸皇子各结朋党，作为保护自身利益、抵制对方的工具。太子复立后，立即又成为众矢之的，皇子党人大肆攻击、诬蔑皇太子，对皇帝和朝廷舆论施加影响。朝廷内外已有人预感到皇太子地位不稳，说：东宫虽复，将来恐也难定。越是如此，太子越感到恐慌，担心再出现变故，更加希望早日即位。以太子复位的康熙四十八年(1709)计算，胤祸三十五岁，康熙皇帝五十六岁。太子曾怨言：“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的太子?"但太子即位，皇帝就需退位，二者是互相排斥的。

新一轮皇储斗争，从抓以步军统领托合齐为首的太子党开始。托合齐出身卑微，原为安亲王家人，后转为内务府包衣，曾任广善库司库。因是定嫔之兄、皇十二子之舅，故受到康熙皇帝信任，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六月，继刚刚去世的凯音布出任步军统领。次年拘禁索额图时，他仍安然无恙。康熙四十七年(1708)七月，首次废黜皇太子前夕，刑科给事中王懿、户科给事中高遐昌，先后疏参托合齐“欺罔不法”,贪恶殃民，建议削减其权势。康熙皇帝因尚未发现他与太子有何瓜葛，所以不仅未予处罚，还为之辩护。直到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二十日，以托合齐有病为由，将其解职，同时任命表兄弟兼姻兄弟隆科多为步军统领。托合齐被解职七天后，即十月二十七日，康熙皇帝在畅春园大西门内箭厅召见诸王、贝勒、文武大臣等，宣称：今国家大臣，有为皇太子而援结朋党的，诸大臣都是我擢用的人，受恩五十年，依附皇太子，想怎么样?于是当场逐个质问都统鄂缮、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和副都统宗室悟礼。众人矢口否认结党，只承认彼此宴请过。康熙皇帝令锁拿候审。另外，他还怀疑原步军统领托合齐，也令拘禁宗人府。至次年四月，议处户部书办沈天生等串通户部员外郎伊尔赛等，包揽湖滩河朔事例额外多索银两一案，问连齐世武、托合齐等人。康熙皇帝令宗人府、内阁会同刑部详审。结果查出齐世武受贿三千两，托合齐受贿两千四百两，耿额受贿一千两。这在贪污案中本是微不足道的数额，但因有太子党一事，处罚特重，与主犯沈天生、伊尔赛等人一样，都一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齐世武改发遣伯都纳，雍正二年卒)。并在此基础上对托合齐等结党会饮一案审结。康熙皇帝看过口供之后，终于弄清“会饮”的实质是胤仍买嘱这些人，暗中通信息；求托合齐等人，借助手中的权势，保奏他尽早即帝位。换句话说，是太子在策划催促皇父尽早让位。

皇帝与储君之间的矛盾终于又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于是康熙皇帝决定再废皇太子。康熙五十一年(1712)九月三十日，康熙皇帝巡视塞外返京的当天，向诸皇子宣布：皇太子胤仍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已奏闻皇太后，将胤仍拘执看守。十月初一，以御笔朱书向诸王、贝勒、大臣等宣谕重新废黜胤仍的理由，主要是：前因胤仍行事乖戾，曾经禁锢，继而朕躬抱疾，念父子之恩从宽处理。本以为他能痛改前非，岂知从释放之日，乖戾之心即行显露；数年以来，狂易之疾仍然未除；是非莫辨，大失人心；禀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倘于朕躬有不测之事，则关系朕一世声名。前释放时，有言在先，善则为皇太子，否则复行禁锢，已详载档册。今毫无可望，故仍行废黜禁锢。并要求诸臣：各当绝念，倾心向主，共享太平。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十一月十六日，将废太子事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

康熙皇帝第二次废黜太子，圣体虽然也曾“少有违和”,但比较冷静，未像前次那样痛苦和愤懑。因为他总结历史经验，从制度上认识问题，发现立太子就难免有矛盾，不立太子可能更好。二次废太子之后数月，因汉左都御史赵申乔奏请册立皇太子，康熙对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等说：

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预立皇太子。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今众皇子学问、见识，不后于人，但年俱长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将来无事乎?

由此可见，康熙皇帝已找到了预立太子矛盾特别尖锐的原因在于制度。一是这种制度本身就必然导致太子与皇帝分势分权，使皇权不能绝对统一，而且导致太子与诸皇子之间矛盾尖锐；一是由于清代存在以封建领主制为其特点的八旗制度。诸皇子成人之后，照下五旗诸王一样，分封世爵，分拨人口，建立府第，设置官署。各自的所属人员又“各庇护其主”。这就容易与皇权产生某种矛盾。再预立太子，更极易结党。太子的地位、待遇高于诸王，近于皇帝，因而必然侵犯皇权，并使矛盾更趋复杂。所以，当诸王权势尚待削减之时，不宜再树一权势更高于诸王的皇太子。

康熙皇帝再废太子后，已不想再立储君。但诸子并不全理解皇父的决定，仍在争夺。尤其是皇八子胤裸，得知太子再次被废的消息，得意忘形，溢于言表，结聚党羽，加紧活动，大有储君舍我其谁之势，使康熙感受到巨大压力。他深恶痛绝，严厉批评，曾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一月，向诸皇子说：胤裸仍望遂其初念，与乱臣贼子等结成党羽，密行险奸。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他曾为人所保，没人敢争。胤裸因不得立为皇太子，恨朕切骨，他的党羽也如此。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胤裸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与此同时，废皇太子也不甘寂寞，用矾水写密书，各处探听，幻想有释放信息，并妄图得到皇帝褒奖，或被保举为大将军。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一再表示不立太子，强调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对奏请立皇太子者断然拒绝，直至批评、处分，有的竟被正法。

康熙立储君，是对清朝旧制的改革，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给后人留下了经验。雍正皇帝即位之后，总结其父晚年立废太子的历史经验，深知明立太子必然引发皇、储矛盾，而不立太子又容易导致诸皇子间的觊觎和纷争。并且没有太子，众大臣总难免有国本不固之感。因而在雍正元年(1723)八月创立秘密建储制度。亲书太子之名藏在匣内，置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又另书密旨一道，藏于内府。皇帝逝世，如取出勘对无疑，便按先帝遗命拥立新君。是康熙皇帝立储失败指引了雍正皇帝另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