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经常泛滥为患，据统计共达一千五百多次，这给沿河地区的居民带来巨大灾害，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因此，古代帝王，从夏代的大禹起，大多数重视治河，康熙皇帝是其中比较杰出的一位。

黄河易于泛滥为患，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它自巴颜喀拉山北麓发源，全长五千四百六十公里，中游流经内蒙、山西、陕西和河南西部，不仅容纳晋、陕之间数十条支流的水量，而且夹带大量黄土高原的泥沙。平均每立方米含沙量达三十七公斤，暴雨时最多超过六百公斤。“一碗水、半碗泥”之说，形象地反映了黄河含沙量之大。黄河从河南孟津进入下游，河道宽阔，水流缓慢，中游带来的约十六亿吨泥沙，有四分之一左右淤积在河床中，每年河床平均升高约十厘米。这样年复一年，泥沙不断淤积，以致下游河道成为高出两岸平地的“地上河”,一般高出地面数米，乃至十余米，全靠人工筑堤束水。一旦年久失修，遇到雨季、汛期，极易冲决改道。

元朝定都北京(时称大都),明清继之。纵贯南北的大运河穿过黄河，延伸至北京附近的通州。黄河和运河交汇，更增加了泛滥的可能性。此后，治黄已不单纯是疏导通流、防止泛滥，还要使黄河保持相当的水位，以便蓄黄济运。对此，康熙皇帝曾说：“前代治河皆以为宜疏决而放之海，则永无河患；但今运道自淮以北，必由黄河一百八十里而后达于运河，与古形势不同，则古说亦何可尽行也?”尤其是明朝万历初年河臣潘季驯治河功成，尽断旁出诸道，把金、元以来黄河东出徐州由泗夺淮经云梯关入海之路线固定下来，此后二百八十年间(至1855年改道前),一直以此为唯一入海河道。这固然能使人们免受改道之苦，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主要是洪泽湖以东的清口，不仅是黄淮交汇之地，也是大运河出入的咽喉，成了最容易出事的地区。如果黄淮势均力敌，尚能相安无事，而实际上经常是黄河强、淮河弱，因为“黄水荟萃众流，来自万里，力大而势强；淮源近出豫州，北御黄、南资运，力分而势弱”。淮不敌黄，经常发生黄水倒灌。“倒灌之弊，小则扪塞河口，大则淤垫河身”。甚至黄、淮二水，一起涌入运河，冲决堤坝，泛滥成灾。

除此而外，清初战乱不息，河道年久失修，致使河患十分频繁。受害最重的是淮安、扬州二府所属的高邮、江都、山阴、盐城、宝应、泰州、兴化七州县之地。

康熙初年，地方秩序尚未恢复正常，有些“奸民”和地方官为了私利，擅自决口，加重了水患。工科给事中李宗孔在康熙七年十月上疏说，安徽泗州(今泗县)、盱眙的“奸民”,“自古沟镇，至夏家桥等处，新开沟路，共有八条”,使淮水由盱眙之周桥闸、翟家坝决口，以致高邮等处地方俱被淹没。当政府派人前往堵塞决口时，“奸民”竟“聚众驱逐夫役，不容修筑”。州县官不仅未加禁约，反而出示令修筑“暂停”。

康熙六年(1667)七月，康熙皇帝刚刚亲政，就遇到一场大水，河道、运道进一步敝坏。当时每年通过运河挽运七省漕粮四万石至京城，供应官兵俸饷，运道受阻，事关重大。因此，康熙皇帝亲政之初，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定为国家的首要任务。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古治河之法，朕自十四岁，即反复详考”。每次发生水灾，他都派人巡视河工，绘图以进，及时掌握情况，采取对策。

但康熙皇帝亲政之初国库存银不多，尚不能进行全面治理，仅为保证运道而搞一点儿应急的小型项日；开支稍大的工程便不能进行。因此，虽然国家每年投入大约几十万两白银，收效仍然甚微，“河患之深，日甚一日”。

几年之后，国家财政状况逐渐好转，康熙皇帝在治河方面表现了一定的主动精神，颇有未雨绸缪之意。康熙十一年(1672)六月，康熙皇帝根据差往巡视决口的侍卫吴丹、学士郭廷祚所呈绘图和汇报，令工部会同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共同商酌，“应否于遥堤之外，再筑遥堤”,“所需钱粮，逐一详确议奏”。次年十月，又批准工部议复河道总督王光裕奏疏，令于清口筑坝，“以遏浊流”;并于“水势平缓”的七里墩建闸，“挑浚新河”“使湖水自七里墩闸进口，即由新河文华寺入运”,以使“黄流可遏，运道无虞”。这年年底，爆发了吴三桂等人的叛乱。康熙必须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支持平叛战争，治河一事又无暇顾及。

至康熙十五年(1676),各处连发大水，黄河、淮河再次并涨，其灾情远远超过以往。古沟、翟家坝、高家堰清水潭等各大坝口冲决严重，淮河、扬州七州县已成泽国。河道敝坏已极，再不全面修治，不仅江南被淹、运道受阻，甚至河南、山东也将成为泽国。因此，尽管平叛战争正在进行，国家财政仍然比较困难，康熙皇帝还是下决心对黄河、淮河进行全面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