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尔丹虽然反复立誓,表示“不犯中华皇帝属下喀尔喀以及众民”,但是康熙皇帝认为噶尔丹“其人狡诈,不可深信”,对他仍保持着高度警惕。于是部署兵力于张家口、独石口、大同和宣府等地,准备随时出征。同时命边防将领不时派人探听噶尔丹的行踪,并不失时机地继续用和谈的方式与噶尔丹周旋。
噶尔丹自乌兰布通惨败后,“牲畜已尽,无以为食,极其穷困,人被疾疫,死亡相继”,而“劫掠无所获”。为生计所逼,他不得不向清廷乞赐白银,以救燃眉之急。清廷理藩院和议政王大臣等因“无赐白金之例”,一口回绝。为了羁縻噶尔丹,康熙皇帝赠予白银千两,同时,多次派遣大臣前往噶尔丹处,劝谕归降,许诺“从优抚养,断不致失所”。
噶尔丹也使用两面手法,继续同清廷对抗。他以“请安进贡”为幌子,派遣官员率领男女二千余人来到清军防地,“阳为修好,潜留人为细作,各处窥探”。他还狂妄地要清廷将“喀尔喀七旗发回故土”,并继续向清廷索取土谢图汗与泽(哲)卜尊丹巴。这些无理的要求,都受到康熙皇帝的严厉叱责,并告诫他“嗣后仍怙非不悛,蔑视前谕,永勿上疏、遣使贸易”。
噶尔丹却置若罔闻,不断挑起事端。清员外郎马迪奉旨往策妄阿拉布坦处通好,到了离哈密城五里的地方,突然遭到噶尔丹部属袭击,马迪及笔帖式和拨什库等被杀,马驼行李全被劫去。噶尔丹还派厄尔德尼倬尔济等唆使科尔沁土谢图汗亲王沙津叛离清朝,阻止班禅胡土克图赴京。康熙三十四年
(1695)秋,噶尔丹亲率领三万骑兵沿克鲁伦河,潜入巴颜乌兰,劫掠喀尔喀部纳木札尔陀音。鉴于前次乌兰布通惨败的教训,他不敢贸然再犯漠南,只是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六万,将大举内犯”。
康熙皇帝深知要远征漠北,困难重重。但是,噶尔丹“违背誓约,恣行狂逞”,这股分裂势力“一日不灭,则边陲一日不宁”。为此,他“诏武臣三田以上,咸陈灭贼方略,会同详议,举朝皆以为难”。康熙皇帝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再次亲征。
康熙三十五年(1696)春,康熙皇帝下诏亲征。他调集士兵十万,分东、西、中三路,出师剿灭噶尔丹。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东三省之兵沿克鲁伦河进征;西路军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统帅振武将军孙思克、扬威将军舒恕、安西将军傅霁等领陕甘官兵出宁夏,向土拉(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进发;康熙皇帝自统禁旅为中路,出独石口北进,同费扬古约期会师于土拉。
在行军途中,事无巨细,康熙皇帝都亲自过问,做到细心体察,具体指示。出征塞北,寻觅水草,至关重要,这全靠掘井来解决。康熙遣副都统阿迪去汛界视察水草情况,阿迪回奏说“冰雪凝冻,未能掘井”。康熙以为“用兵之道,以速为贵,大兵行期,断不可缓”,如果一旦缺水,势必拖延行军速度,他暗自忖度,出师正当春季,地脉将融,即使冰冻也可以疏凿井水。于是另遣副都统阿毓玺急赴汛界外试掘水井,阿毓玺等赶到巴尔乌兰河朔哨口,“掘井数处,去冰尺许,清泉涌出,疏凿甚易”,全军皆大欢喜。为了方便人马饮水,康熙皇帝还特地交代议政王大臣等,军队扎营,井必须居中,大营并镶黄旗两营呈掎角之势,士兵从不同方向取水饮马,不会拥挤,这样可以避免因取水发生争吵。而且每口井都应该派官兵看守,前队兵拔营,就交付后队兵接替,严防水井汗坏。掘井事务特命前锋统领硕鼐专门负责。
在无边无际的沙漠草原的征途中,康熙皇帝写下了《瀚海》一诗:“四月天山路,今朝瀚海行。积沙流绝塞,落日度连营;战伐因声罪,驰驱为息兵,敢云黄屋重?辛苦事亲征。”这首诗表达了康熙皇帝为了实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和平,不辞辛苦亲征漠北,声讨破坏民族和睦的罪人的大无畏气概与战斗精神。
大军渐渐逼近噶尔丹驻地。这时,西路军因进入戈壁沙漠后,人畜相继死亡,尤其是原有水草的地方已被噶尔丹烧断,延袤数百里,全是一片灰烬,清军不得不绕道行进,去另觅水草地,因此行期延误,不能同中路军如约会师于土拉。这引起近侍大臣们的意见分歧,有的认为中路军宜缓进,等待西路兵到来,两方夹击,于事有益。有的以为待西路兵至,必将拖延时日,恐噶尔丹闻讯逃窜,即以中路大兵剿灭敌寇未为不足,似应一面移文催西路之兵;一面乘敌不备,前往袭击。
康熙皇帝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后,经过深思熟虑,遣人传谕费扬古急速赶赴土拉,同时明谕大臣们说:“噶尔丹原系行劫小寇,数无远识,信人诳言,侵略喀尔喀,以为我军不能即至,故敢窜伏克鲁伦。今我军已近噶尔丹,西路兵亦将至土喇(拉),俟我军离彼稍近,遣使邀噶尔丹前来约盟,噶尔丹只要知悉我亲自前来,必连夜奔逃,那时,我军即行追杀。如噶尔丹向土喇(拉)退去,必遇费扬古,如此,噶尔丹必然殄灭,拒则糜烂,窜则逃亡。”
随后,康熙皇帝命公主长史多禅、中书阿必达等人带了敕书及暖帽、蟒袍、妆缎褂、纯金钩,并巾缨带一条、帛十端和银二百两等赐物及四个厄鲁特人前往噶尔丹驻地巴颜乌兰。在敕书中,康熙皇帝十分清楚地告诉噶尔丹“朕大军已与尔逼近,西路兵俱已到土拉,东路兵俱已溯克鲁伦河而来……朕乃不忍生灵横被锋镝,是以抒诚遣使,朕与尔等靓面定议,指示边界,尔照旧贡献贸易,则尔国安生,而我边民亦安”。
同年五月初,多禅、阿必达等一行至克鲁伦河,遇到厄鲁特丹济拉带领千余人来截取马群,清侍读学士殷扎纳偕同带来的厄鲁特人等迎上前去,殷扎纳叱责丹济拉道:“尔等何得无礼,上率师亲至矣!西路大军费扬古自土拉且来”。厄鲁特人俄齐尔也随即告诉丹济拉“圣上亲来”。丹济拉顿时惊骇失色,急忙领了敕书和四个厄鲁特人,匆匆收兵,飞快地去转告噶尔丹。噶尔丹恐惧万分。这时,大军已抵克鲁伦河,噶尔丹亲自到孟纳尔山遥望,瞥见御营中挂着龙旗,放着皇帝乘坐的车子,御营四周有帷幕围起来的皇城,其外又有网城,军容山立,噶尔丹不禁失声惊呼:“是兵从天而降耶!”随即传令部队,尽弃其庐帐器械、甲胄及羸病幼小,拔营宵遁。
康熙皇帝得悉噶尔丹逃窜,立刻命领侍卫内大臣马思哈为平北大将军,率领轻骑飞速向巴颜乌兰急进穷追,又密谕费扬古领兵速进,截其归路,自统大军直追至拖诺山下,不及而回。
噶尔丹奔驰五昼夜,窜至特勒尔济口,清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所率西路军也到了昭莫多(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图拉河上游南岸)。昭莫多蒙古语“大森林也”,即明成祖破阿鲁台的地方,该地处于肯特岭之南,土拉河之北,汗山之东,这里有一片广阔数里的大草原,回望大岭,千仞如屏,为自古以来漠北的著名战场。
康熙
费扬古在距敌三十里的地方安营,其地有小山,三面临河,林木茂盛,可设伏兵。他先遣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阿南达等领兵四百,奔赴敌阵挑战,且战且退,诱敌骑到了昭莫多。费扬古率左右翼步骑先踞小山上,列阵于东,余军沿土拉河列阵于西,将军孙思克带领绿营兵抢先登上小山顶峰。
这时,噶尔丹率精骑万余,奔驰山上,想去抢占顶峰。清军踞险俯击。噶尔丹军被逼退到东崖下,以崖为蔽,举铳上击,清兵弩铳迭发,藤牌兵随后继进,并以拒马木列前,阻挡敌骑冲突。噶尔丹和他的妻子阿努同全部骑兵一起下马,冒着炮火向前猛冲,锋势甚锐,清师也“遵上所受方略”,以一兵并牵五马,“各兵皆下马步战”。两军死拼,伤亡相当,敌军至暮不退。
这时,费扬古遥望敌后人马不动,估计必是妇女驼畜,他急速指挥沿河伏兵分成两路出击,“一横冲入阵;一袭其辎重”。山上清军见伏兵分别出动,乘势呼啸奋进,上下夹击,声震天地,敌兵仓皇溃遁,一时噶尔丹军兵“其颠坠崖下者,河沟皆满,所弃仗如蓬麻”。清军乘胜跟踪追击,遇所弃驼马辎重、甲械一概勿取,边射边逐,戴星月追三十余里而回。
在这次战役中,噶尔丹军被斩杀二千余人,被生擒男妇三千余人,清军获马驼、牛羊、庐帐、器械不计其数。噶尔丹的妻子阿努也被炮击死,噶尔丹仅以数十骑逃遁。昭莫多之战,全歼噶尔丹精骑,是清廷平定噶尔丹之乱的决定性战役。
捷报奏至御营,康熙皇帝命费扬古留防科图,保护喀尔喀游牧地。同时,亲自撰文刻石立碑于拖诺山及昭莫多,碑文云:“天心洪佑,剪逆推(摧)凶,困兽西窜,膏我军锋,一鼓而歼,漠庭遂空,磨崖刻石,丕振武功”。
康熙班师回到归化城,亲自犒劳西路凯旋大军。六月,康熙皇帝返回京城。
“昭莫多之战”是由康熙皇帝亲自领导和指挥的一次极为成功的围歼战。这一战,全歼噶尔丹主力,给噶尔丹以致命的打击,对统一北方、稳定边疆局势意义十分重大。蒙古王公、百姓对这次胜利都十分重视,他们感激皇帝御驾亲征,说:“皇上念我外藩蒙古,不辞劳苦,七旬之内立奏肤功,诚世所罕有,功德如此,谁不倾心归服?"康熙皇帝回銮,自入汛界至独石口,每天都有蒙古汗、王公、贝勒及众蒙古男女老幼,纷纷至行宫庆贺朝谒,贡献驼马牛羊不可胜计。康熙皇帝充分肯定诸蒙古的功绩,他说:“尔等于引路、探信、牧马、掘井诸事,甚为效力,诚属可嘉,朕必重加赏赍”。喀尔喀郡王善巴、贝子盆楚克、一等台吉车陵达什、多尔济清台吉等人,皆以供应马匹、侦探敌情、行间效力等军功,被分别授予亲王、郡王、辅国公、扎萨克一等台吉等爵位。
击败噶尔丹,使得被其监禁十四年的回回国王阿卜都里什特获释,阿卜都里什特降清。康熙皇帝派人将他送归故土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地方,并通知策妄阿拉布坦“勿致虐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