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1911一2009),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中科院院士。其著作已江编成《季羡林全集》。

季羡林1911年8月2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季羡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学习。一年后，进济南一师附小念书，后转入新育小学插入高一。10岁开始学英文。1926年，在正谊中学毕业，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1929年，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是鲁迅的朋友，他也是著名翻译家，懂多国语言，有南斯拉夫语、印度语、阿拉伯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梵语，吐火罗语、斯拉夫语、巴利语、吠陀语。

“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季羡林如是说。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大一随叶公超学英文。旁听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吴宓的“中西诗之比较和英国浪漫诗人",并另外旁听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人的课。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客”。

季羡林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因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季羡林在阿根廷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

季羡林所研究的艰深学问梵文、吐火罗文、东方学已走出象牙之塔成为世纪“显学”。他那煌煌数百万言充满人生哲理的散文，畅销国内外，影响着几代读者。“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是国人对季羡林先生的赞誉。然而，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杂记》一书中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先生以九十八高龄遽归道山，身后留下上千万字学术著作，堪称季老最宝贵的学术遗产，有待于后人承继遗绪，薪火相传。而作为一位民国时期留学德国，归国后致力于东方学研究，教书育人数十载的现代知识分子，季老的精神遗产同样值得重视。

特别是数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于1949年前历经战火纷乱、时局变迁，后来又几经折腾，元气大伤；像季羡林先生这样经历了近百年岁月的学者，个人遭遇与所处时代紧密关联，不失为洞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与精神历程的典型人物。

有学者给季羡林先生作传，为他的一生提炼出八个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将他看作清华、北大两所著名学府的精神象征。还有人认为，季羡林是北大精神亦即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

1946年，时年35岁的季羡林从德国归来。陈寅恪先生把他推荐给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代理校长傅斯年及文学院长汤用彤，先是按惯例担任副教授一职，约一周后即转为正教授并兼任东方语言学系的系主任，如此破格“升迁”实为当时所仅见。其后，季羡林在北大度过了三年“毕生难忘的岁月”。

在这期间，由于工作和学术上的关系，季羡林和胡适之过从甚密，常有当面交流请益的机会。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专程前往拜谒胡适的陵墓。他后来回忆道：“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又说：“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离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看来，彼时彼刻的季羡林心情万分复杂，欲言又止。

季老内心的秘密并不难解读。1949年以后，季羡林主持的北大东语系虽然一度十分红火，然而随着社会激**，多位知识分子先后遭遇“华盖运”,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批完俞平伯批胡适，最后批到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陈寅恪头上。在一系列批斗面前，季羡林保持沉默(必须说，这在当时已属非常不易之举),“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晚年忆及，他说：“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但是，仅仅保持沉默而不能为这些他所熟悉的师长们辩白，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有所愧疚。这大概就是他站在胡适墓前，感到自己的心情“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一个缘故。

保持沉默，既是不妥协，却也是一种容忍的态度。季老的后半生，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走过的——在频繁的“政治运动”面前如此，对发生于身边的人事亦如此。比如“藏画盗卖风波”,季老事前并非不知情，后来也称“丢画两三年了”,可他刚开始并不愿积极寻求答案；对于“身边人”的一些“小动作”,他甚至有时还刻意装作没看见。

季老曾经这么说：“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毫无疑问，容忍精神确乎季老所践行的一大人生哲学。

季羡林先生早年求学于清华，后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回国后又在北大教书数十载，清华、北大的人文精神自然在他大脑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但这几所大学对他人格和精神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三言两语恐怕说不清楚。不过季老曾讲过，自己一生中碰到了六位对他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在国外的有两个人，即他的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在国内的有四个人，即冯友兰、胡适之、汤用彤和陈寅恪。概而论之，国外两位恩师对季羡林的学术研究帮助最大，冯友兰、汤用彤是在关键时刻(留学和到北大任教)对他有提携之恩，而对他的治学方式和人格精神均具深刻影响的，则非陈寅恪和胡适之莫属。

陈寅恪先生是季羡林学术和人生道路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榜样人物。由于在清华期间旁听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才会动了主修梵文课的念头。(值得一提的是，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的导师瓦尔德施米特也是陈寅恪的导师亨利希·吕德斯的嫡传弟子，二人为柏林大学的同学)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道：“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正因如此，陈寅恪所汲汲追求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可能不对季羡林产生人格感召作用。

季羡林得以在北大展开学术和教书之旅，也和时任北大校长胡适的大力提携不无关系。胡适对季羡林的学术水平颇为欣赏，直至晚年还曾评价：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这让季羡林“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北大期间，在这位大学者面前，季羡林“经常如坐春风中”,胡适之的人格魅力，也为季羡林所津津乐道。胡适曾云：“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晚年胡适又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于追求自由的同时保持容忍的精神，这也正是季羡林重要的人生写照。

但总的来说，这种容忍精神超越了季羡林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这乃时代使然，也是个性使然——却不知这和季羡林平生致力于佛学研究有无关系。当然，季羡林总是在容忍，有时候却也遏制不住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在动**年代，他对批判知识分子的行为保持沉默，对加诸自己头上的不公平待遇保持沉默；到了晚年，当历史的教训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他勇敢地站了出来，愤然写出《牛棚杂忆》,对那段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还有，季老晚年对戴在自己头上那些莫名其妙的高帽表示极度反感，多次提出要还自己“一个自由自在身”,这同样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清醒认识。

这或者还表明，季羡林先生从来就没有忘却前辈学者、师长们的教诲，不敢丢掉清华、北大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只是出于时代和个性缘故，他更多是以一种容忍的姿态走完自己的一生。还应当指出，季老本人对这种容忍精神并非持悲观态度，甚而含有积极主动的意味。大概季老总是相信“这个世界会好的”,所以对于社会天翻地覆以及个人荣辱起伏，方才能够保持一种宽容和忍耐的乐观精神。而这恰和胡适之先生晚年提出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思想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真是何其巧也。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语见诸胡适发表于1959年的《容忍与自由》一文(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刊第20卷第6期),原话乃他的老师布尔教授所讲过的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接着表述：“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他还指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

季羡林所持容忍精神的境界，或没有达到胡适先生所言的地步。他只是在单方面地容忍时代加诸个人身上的种种不幸，同时期待着，这种容忍最终能够等到和换来社会的进步。就此而言，季羡林先生的容忍精神客观上多少有些消极和无奈，而其积极的一面在于，这表达了他的一种心声：对这个时代多一些容忍和耐心，社会总会朝着更好的方向渐进发展。说到底，这种容忍精神是一种温和的改良主义。这就是季老留给这个世界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

季羡林生平简介

1923年，考入济南正谊中学。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系，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1934年获得清华大学文学学士学位，任山东济南中学高中语文教师。1935年，被德国哥廷根大学录取，师从印度学、梵语学家恩斯特·瓦尔德施米特学梵文、巴利文和佛学。

1937年，开始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获博士学位。从艾密尔·西克学吐火罗语、《十王子传》《大疏》《梨俱吠陀》。

1946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1949年后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参加教授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担任北京大学工会主席。

1956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65年秋，在京郊南口村任该村社教队副队长，分管整党工作。

1966年“文革”初期，未被打倒，属于逍遥派。

1967年夏秋之交，加入周培源等为首反对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的北大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被推选为东语系勤务员。同年11月30日深夜被抄家，找到“反革命”证据，被打倒。

1968年春，在北大劳动改造。5月4日，在煤厂大批斗。次日与一百多个“黑帮分子”被拉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劳动改造。不久关入牛棚。1969年春节前，半解放，回家。同年在延庆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70年春节回校，担任门房工作。

1973年-1977年翻译完成《罗摩衍那》。

1978年复出，续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

1984年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1999年，应圣严法师之邀，赴台访问，并祭拜胡适墓园，撰写《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

2003年起，因病入住301医院。

2004年，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2004(甲申)年9月在北京举行"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作家)五位发起人领衔、七十二名文化人士共同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于会后发布。该宣言强调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情况下文化多样性共存的必要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平等权利。

2008年1月，季羡林获印度公民荣誉奖。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病逝于301医院，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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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是学术的圣殿，是科学家与学者的摇篮。从“新人口论"的提出，到牛胰岛素的首次人工全合成；从我国第一台百万次电子数字计算机的设计，到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革命；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到微分动力系统稳定性研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北大开辟的是一条奋进之路。2000年，北大纳米中心“长江学者”彭练矛研究组发现了0.33nm级别的单壁碳纳米管，突破了日本科学家所给出的理论极限。这一成果与北大承担的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关键技术研究一起，双双入选2000年“高校十大科技进展”,北大是唯——所有两项成果入选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