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祖籍安徽省徽州，生于上海大东门外。他原名洪骅、嗣糜，因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而改名适，字适之。

1910年，胡适考取官费留美学生资格，进入康奈尔大学读书。初学农学，后转入文学院，1915年又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攻读博士学位。

1917年回国后，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主张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他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文学观念，这一运动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化向现代阶段的发展，而且对促进民族意识的觉醒、促进民族思维方式的转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五四运动爆发后，知识界出现了研究评价中国文化的新思潮，胡适在评估中华文明的同时也进行着“整理国故”的工作，既有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有大量对文献的考证、训诂、校勘等工作，并提出了后来广为流传的治学方法“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地求证。”

1917年暑假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请胡适到北京大学做教授。蔡元培虽然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但实际上北京大学的学术气氛仍然笼罩在保守势力下。好多人对于从国外留学回来，特别是对于倡导白话文运动的胡适抱着极大的怀疑态度，甚至是瞧不起的。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字学、音韵学等课程的刘师培、黄侃等人，在教员中、学校内造成一种气氛，总是对新派的学人和学说极尽非议和轻蔑之能事。

胡适的白话诗中有“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的句子，黄侃等人就把胡适称为“黄蝴蝶”。那时桐城派古文已经衰微，代之而起的是章太炎一派的魏晋文。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北京大学有许多真真假假的关于他的逸闻轶事。比如说，他在北京住在吴承仕的一所房子中，他俩本来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

吴承仕叫他搬家，他在搬家的时候，爬到房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

第一凶宅"。又传说，他在堂上讲课，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靠北京大学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还传说，黄侃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他听见黄侃在隔壁一个房间说话就赶紧过去问好，不料黄侃对他批评起来。这个学生请的客人已经到齐了，黄侃还不让他走。这个学生心生一计，就把饭馆的人叫来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记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就对那个学生说，好了，你走吧。

胡适面对这样的保守势力毫不示弱，他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吸引了大量的具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学生去选听，形成了能够与旧派人物抗衡的气势。起初学生傅斯年和胡适的关系是有点对立的。傅斯年原是北京大学国文部的学生，他在文史哲方面具有深厚根底，本来是黄侃的得意门生。他才华横溢，知识渊博，对于留美归来的胡适居然讲授中国哲学史课，是以轻蔑的态度来看待的。但是，和他同住的顾颉刚听了胡适讲的哲学史大纲课后，感到非常满意，就拉傅斯年也去听课。傅斯年也同样感到非常满意，后来渐渐服膺胡适等新派人物的主张。

在这之前，陈独秀、胡适早已知道傅斯年是黄侃的得意门生。有一次国文部的学生上书陈独秀要驱走一位教师，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学生说是傅斯年所写，陈独秀则认为一定是另有教授在背后支使。他把傅斯年叫来，当面命题，令其应度。傅斯年把文章写成后，很得陈独秀、胡适的赏识。

当傅斯年从黄门转到陈独秀、胡适的门下时，他们经过缜密的观察，才深信他的这一转变确乎是出于思想的转变。傅斯年、罗家伦就成为学生中新派的代表人物，由他们主编的《新潮》杂志得到了鲁迅、周作人等人的支持，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成为“五四”时期传播新思潮最风行的刊物。胡适、傅斯年两人逐渐突破了师生关系，而成为交谊至深的师友关系。20世纪30年代初期，胡适、傅斯年、翁文灏、丁文江、蒋廷敝等人共同主办《独立评论》杂志，所需费用全由他们个人出资支付，刊物随时发表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

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季羡林就认识了胡适，听过他做的演讲。那是在1932年10月3日，胡适讲的题目是《文化冲突的问题》。胡适说中国文明是唯物的，不能胜过物质环境。西洋文明是精神的，能够胜过物质环境。普通所谓西洋物质，东洋精神是错的。西洋文明侵入中国，有的被接受了，有的不被接受，是部分的冲突。

中国虽然享受西洋文明，但是总觉得自己背后的精神文明可以自傲，老是觉着自己足够好，其实并不是这样。这次讲演胡适的态度、声音都是很好的，但季羡林觉得他为时间所限，帽子太大，匆匆收场，没有深入进去。对胡适的感觉是觉得他浅，无论读他的文字还是听他的演说都是这样。但是他也承认胡适的眼光远大，常常能站在时代的前面。《新月》杂志上载有胡适的《四十自述·我怎样到外国去》,季羡林读了以后，才知道他做学生的时候，家境也是很拮据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适做了驻美大使。他在美国的一些外交活动，国民党政府许多上层人物是不满的。后来蒋介石便派宋子文去美国做特使，致使大使的职权被剥夺了大半。

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子文任行政院长，把原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也拉进了行政院。教育部公布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虽早已卸任驻美大使，但仍留居美国纽约，在华美协进社作学术研究。教育部在公布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同时，也公布傅斯年担任代校长。傅斯年代理校长时，向人们表示只做代理校长，等到胡适回国之日，就顺利地把校长职务交予胡先生。

蒋梦麟于1930年12月来北大走马上任，除校长一职外还兼任文学院长。因为实在忙不过来，蒋梦麟几次恳请胡适出任文学院院长，胡适再三推却不了，最后只得答应，遂从这时起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胡适还是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董事，他利用这层关系极力为北大化缘拉赞助，由中基会与北大每年各出20万元作为合作特别款项，专门设立研究讲座、聘请专任教授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不过，因为他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下属“编译委员会”的工作，所以向蒋梦麟校长声明他不在北大领取薪俸。

除了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北大还聘请周炳琳任法学院院长，刘树杞任理学院院长，这样就组成了一校之长下面新的“三驾马车”。蒋梦麟和胡适他们以“中兴北大”为己任，将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升级为“院”,将原先的校评议会改设为校务委员会，并提出了十六个字的办学方针：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

名校有赖于名师，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师资力量是否雄厚。胡适、周炳琳、刘树杞，加上出自北大、关心北大的傅斯年，分别利用各自的关系和影响为北大聘请了许多出类拔萃、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首批入选的“研究教授”人数就达15名，他们是：丁文江、李四光、王守竞、汪敬熙、曾昭抡、冯祖荀、许骧(以上为理学院，院长刘树杞也为“研究教授”);周作人、汤用彤、陈受颐、刘复、徐志摩(以上为文学院);刘志扬、赵乃搏(以上为法学院)。

“研究教授”职位是胡适创立的，待遇比一般教授高出四分之一，授课时数亦比一般教授少。出于中兴北大的需要，同时也出于对徐志摩的同情与帮助，他聘请徐志摩到北京大学任研究教授。徐志摩是诗人，但不是学者，教书也只是玩票，所以接到胡适的聘请后不免“自视阙然，觉得愧不敢当”。胡适虽然也觉得“志摩之与选，也颇勉强。但平心论之，文学一门中，志摩当然可与此选。”这样，徐志摩就名列在了北大与中基会合作研究特款顾问委员会第一次聘请的15位研究教授之中，时间为1931年8月5日。

徐志摩到北平后，就住在胡适家里。那是坐落于米粮库胡同四号的一所小洋楼，进门有一个称为“百松园”的长方形的小院子，顾名思义有许多松树。胡适将楼上一大间向阳的房子让给徐志摩住，徐志摩在这里备课，写诗，写信，每天下午由罗尔纲陪着到北海公园散散步，权当休息。胡适的夫人江冬秀酷爱方城之戏，胡家晚上常有人来打麻将，但徐志摩从不参与。

亚东图书馆标点重印《醒世姻缘》,请胡适作序，但胡适因为没有考证出作者“西周生”究竟是谁，所以拖了六七年序言一直未写。胡适有意与徐志摩合作，由徐志摩对这部小说做文学的批评，由他做历史的考据，所以便利用徐志摩住在他家里的机会，把这位作诗的诗人在小楼上“关”了四天，“逼”徐志摩写了一篇《醒世姻缘》的长序，足有九千字，是徐志摩生平最长、最谨严的议论文字。

胡适这时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钱穆虽无大学学历却有大学问，虽仅为燕京大学讲师，却有惊世文章令学界瞩目。胡适本人是“海归”教授，拥有的博士头衔多达三十余个，但他重学历而不唯学历，根据“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原则，聘任钱穆为北京大学副教授。钱穆被燕大解聘之后，意外地得到了北大的聘书，而且由讲师升为副教授，自然喜出望外，对胡适满怀感激之心。

胡适继承蔡元培开创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努力在北大营造学术上切磋辩论的氛围，教授们各抒己见，学生们各取所需。这既给了教授们压力，也给了教授们动力。钱穆在北大讲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感觉到“在北大上课，几于登辩论场”。钱穆还开了一门《中国政治制度史》的选修课。法学院院长周炳琳让政治系的全体学生都选修这门课，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胡适早就主张北大应注重于提高，向研究院方向发展。后来又进一步主张“为国家打长久算盘，注重国家的基本需要，不必亟亟图谋适应眼前的需要"。在他看来，“我们所应提倡的，似仍在社会不注意的纯粹理论科学及领袖人才的方面。中央研究院、北大、中基会一类的机关此时还应该继续注重为国家培养基本需要的人才，不必赶在人前面去求眼前的‘实用’。无用之用，知之者希。若吾辈不图，国家将来必蒙其祸。”

在成为学校的一名主要决策者以后，他的这个设想逐步得以实行，“北大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为职志”,成了北大中兴的指导思想与重要目的之一。

关于北大研究院的设想，最早脱胎于当年胡适等人拟定的《北京大学大学院规程草案》,但限于条件一直未能实现。1932年北大正式成立了研究院，院长由校长兼任。研究院下设文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个部，后改为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分别由文、理、法三个学院的院长兼任主任。研究院的成立与逐步扩大，为本科毕业的学生继续深造、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平台，许多青年学子经过进一步深造成长为各方面的专家。

胡适本人除担任文学院院长以外，还先后在文学院六个学系中兼任过五个学系的主任，即哲学系主任、外国文学系主任、英国文学系主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教育系主任。文科研究所主任一职自然也非胡适莫属。出版、财务、图书馆乃至学生事务等委员会的委员名单中更少不了他这位名人名教授名学者。他每天处理校务十分繁忙，除春节外很少回家用晚餐，多是在外面应酬。晚十一点归家并不休息，还要钻进书房工作到凌晨两点。胡适自己说：“只有夜深人静伏案治学之时，始感觉人生最愉快的境界。”尽管校务工作繁忙，但胡适仍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教书育人。

20世纪30年代前一半时间，即从1931年至1936年，在北大历史上是一个“中兴”的时期。胡适在回忆这一时期时动情地说：“我们在那个时候，都感觉一种新的兴奋，都打定主意，不顾一切，要努力把这个学校办好，努力给北大打下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所以北大在那最初六年的国难之中，工作最勤，从没有间断。现在的地质馆，图书馆，女生宿舍都是那个时期里建筑的。现在北大的许多白发教授，都是那个时期埋头苦干的少壮教授。”

胡适为北大的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公认为是中兴北大的有功之人。

北京大学小百科

191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以及鲁迅、胡适等一批杰出人才都曾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不久，临时大学又迁到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大学于1946年10月在北平复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高校于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成为一所以文理基础教学和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大学的校友和教师有四百多位两院院士，中国人文社科界相当多有影响的人士也出自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