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九日，当哥舒翰的部下来长安告急时，玄宗赶忙召见，情绪十分紧张，一时手足无措，只能派李福德等将监牧兵赴潼关增援。然而杯水车薪，焉能浇熄叛军熊熊烈焰。到黄昏时分，报平安的信息也未传来。玄宗知道潼关已失，叛军指日便可至长安。这位君临天下四十五年，不知恐惧为何物的皇帝，这下也为自己的安危担忧起来了。

六月十日，玄宗召宰相来商议对策。杨国忠“首唱幸蜀之策”,建议玄宗逃往蜀中避难。这是杨国忠蓄谋已久的安排。还在安禄山起兵叛乱之初，杨国忠即令留守蜀中的剑南节度副使崔圆“阴具储待，以备有急投之”。

杨国忠发迹于四川，自己又曾身领剑南节度使，不仅蜀中的情况熟悉，而且为他的势力所控制。玄宗如逃往蜀中，对巩固他的地位十分有利，甚至还可“挟天子以令天下”。

从军事方面来说，蜀中物产富饶，周围有崇山险关屏障，易守难攻，历来是躲避战乱的安全地带。然而，蜀中远离关中、中原地区，不利于组织领导收复关中、中原的军事反攻。

因此，杨国忠提出的避难蜀中，意味着丧失了反攻的信心，这是一条露骨的逃跑路线。六神无主的玄宗只是想着等逃到了蜀中再做打算，因而同意了杨国忠的主张。杨国忠生怕玄宗变卦，回家后又赶忙要韩国夫人、虢国夫人进宫，劝玄宗入蜀，杨贵妃当然也喜欢幸蜀。

六月十一日，杨国忠召集百官，先是装模作样，“惶遽流涕”,痛哭

一场，然后要大家献策救急，这时百官也乱了方寸，“皆唯唯不对”。杨国忠并不透露幸蜀之谋，反而为开脱自己的罪责道“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玄宗)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将责任推在玄宗身上。

玄宗这时忙于逃亡，对杨国忠的话也无暇追究。罢朝后，百官行至长安街中，见“士民惊扰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萧条”,一片恐慌景象。

逃跑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为了掩人耳目，玄宗耍了一些花招。

六月十二日，玄宗御勤政楼，百官上朝者十无一二，朝堂冷清凄凉，玄宗下诏声称要领兵“亲征”。但兵从何来?人们听了没有一个相信。

接着，玄宗命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名义上是为“亲征”做后勤安排),以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京兆尹，充西京(长安)留守，以宦官边令诚掌管宫闱管钥，还借口剑南节度大使颍王墩将赴镇上任，令剑南道做迎接的准备。

一切匆忙安排停当。夜幕降临，玄宗命长期护卫自己的亲信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还选好了九百余匹良马。这些“外人皆莫之知”,都瞒着百官和宫廷内嫔妃们秘密进行。

六月十三日黎明，玄宗悄悄地与贵妃及其姊妹、皇子、妃嫔、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从禁苑的西门延秋门仓皇出走。其他住在别宫的妃嫔、公主、皇孙等，顾不得通知，皆一抛了之。玄宗一行经过左藏库时，杨国忠请放火烧掉，理由是“无为贼守”。玄宗愀然说：“贼来不得，必更敛于百姓；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史称玄宗在其时犹存怜民之情。其实若大火一起，必惊扰百官及城中百姓，他们怎么能悄悄出逃呢?

待天大亮，人们还不知道这位老皇帝带着一伙人已出走了，有的官员依然按照惯例一早去上朝。进了宫门，仍见“三卫立仗俨然”,还能听见计时用的滴漏器静静的滴漏声。当向阳宫宫门一打开，宫人纷乱拥出，玄宗出走的消息这才四散传开，“中外扰攘”。但是谁也不知道玄宗逃往何方，于是王公、百官及百姓纷纷逃窜山谷。

有些人则趁火打劫，争入宫内及王公第宅搜取金宝，有的甚至骑驴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库，京城中一片混乱。负责留守长安的崔光远和宦官边令诚，则派人东见安禄山，并献出皇宫的管钥。

同日，玄宗放弃长安，离哥舒翰奉诏引军出潼关仅九天时间；而距安禄山的范阳起兵，也只有八个月零四天。由于玄宗主观、轻率的错误决策，他已受到并将继续受到严厉的惩罚。

崔乾祐攻陷潼关时，安禄山令他暂时按兵不动，等待进一步的部署。也许这时安禄山担心关中兵力尚强，也许是因为他对玄宗不免怀有畏惧，也可能是内部的或其他不可言状的原因。但他没有想到玄宗会如此之快地逃离长安，整整过了十日，安禄山才部署妥当，派亲信大将孙孝哲统率叛军进占长安。

任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崔光远为京兆尹；使部将安忠顺将兵屯苑中，以镇关中。孙孝哲为禄山所宠任，其地位与严庄不相上下，常与严庄争权。孙孝哲奉安禄山命负责统率关中诸将，连张通儒也受他节制。他生活奢侈，杀人成性，又贪权用事，同党中皆“畏之”。

孙孝哲进入长安后，便按安禄山的命令，在长安施行惨无人道的屠杀政策。他派兵搜捕未及出逃的唐廷百官、宦官、嫔妃、公主、宫女等，每抓获百人，即派兵押送洛阳。王侯将相凡随玄宗西逃而家留长安者，皆遭族灭，连婴孩也不放过。

当玄宗的妹妹霍国长公主被搜捕到时，安禄山便令孙孝哲进行残酷的报复。将她及其他王妃、驸马等残杀于崇仁坊，开胸刳心，以祭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杨国忠与高力士的党羽及安禄山过去所憎恶的人统被杀害，共八十三人，有的还被用铁棓揭其脑(指天灵盖),惨不忍睹。又杀死皇孙及郡主、县主二十余人。长安城内血流满街，一片恐怖气氛。

玄宗酷爱音乐舞蹈，当年在长安宫中宴饮时乐舞规模宏大，极尽奢侈，安禄山皆亲身经历，“见而悦之”。所有这些，安禄山都想全部攫获。所以叛军一进入长安，安禄山立即派人搜捕乐工、歌舞宫女，将宫廷中的乐器、舞衣及舞马、犀、象等等皆运至洛阳，供其享用。

在洛阳宫苑中的凝碧池，安禄山大宴群臣，仿效玄宗的排场，盛奏众乐。那些被强押来的梨园弟子，内心仇恨安禄山，在演奏时触景生情，“往往欷觑泣下"。安禄山便派武士拿着兵器，在旁“露刃睨之”,强迫他们演奏。乐工雷海清不胜怨愤，扔下乐器，西向痛哭。结果被安禄山绑在试马殿前，被肢解残杀。

安禄山还命孙孝哲借口宫中财物散失，在长安城中大搜三天，百姓家中财物被掠一空。又令伪郡县官吏借口追赃穷治，“连引搜捕，枝蔓无穷”,百姓们被折腾得不得安宁。

这时，也有一些无耻的唐廷官吏出来投顺安禄山，如曾遭杨国忠排挤的陈希烈和张曜、张均兄弟。张曜娶玄宗爱女宁亲公主，住于宫中，“宠渥无比”,颇受玄宗器重。

当玄宗欲罢陈希烈相职时，曾亲至张曜宅，问他谁可为相。张睡未答，玄宗大笑曰，“无若爱婿”。可是后来由于杨国忠的阻挠，玄宗并未兑现，张曜因此心怀不满。以后又因涉嫌泄露欲任安禄山为宰相的机密，遭杨国忠倾轧而贬官。

玄宗逃出长安时，张曜、张均兄弟及韦述等随房溃一起出城，本想去追赶玄宗的队伍，打算一起护驾入蜀。行至城南十数里的山庙。可能是考虑到不甘受制于杨国忠等原因，张氏兄弟两人便借口家属在城中而半途折返。安禄山见陈希烈、张曜等人来降，便任他们两人为宰相，其余朝士也分别授予伪官，以取得旧官僚集团的支持，借以迅速恢复统治秩序。

安禄山在短时期内轻而易举地夺得长安，军中士气大振。当时，崔乾祐乘潼关之捷，北攻河东，占领了河东南部的一半地盘；在南面方向，安禄山军队又正围逼南阳，只要得手，便可长驱直下江汉地区；在西面方向，孙孝哲进入关中后，直接威胁着玄宗入蜀人马的后路(孙孝哲率军入关中时，玄宗才离开长安五六天，大约刚过扶风一带)。可是，安禄山自己并没有亲入长安，也没有令孙孝哲发大军乘胜追击玄宗一行。

令人奇怪的是安禄山虽已攻占长安，其本人却直至身死，都没有进入长安。推测其原因，一是可能安禄山认为关中尚有唐军余部，不如洛阳安全，而且洛阳周围聚集着唐朝大量潢仓，粮食布帛等物资比关中殷实，特别是江淮地区未占领，漕运不通，久居长安供给难以保障。

加上洛阳较长安离他的河北后方更近，士卒又多渔阳子弟，未必乐于入关。二则，安禄山虽举兵叛国，但未必有君临天下的远图，在这位胡人的心目中，或许只想能盘踞洛阳、割据中原便心满意足了。

安禄山的亲信部将孙孝哲在统兵进入长安后的表现，颇能反映安禄山的这些思想。史载，“贼将皆粗猛无远略，既克长安，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

当然，时值六月盛夏，大兵不宜轻动，何况蓟北之兵不习惯于盛暑气候，这可能也是孙孝哲没有率兵穷追玄宗一行的原因。正因为这样，玄宗才得以安全西去，唐朝廷也获得了喘息机会。

八月，长安孙孝哲的军中忽然发生内讧，同罗、突厥部众发生兵变，其首领阿史那从礼率五千骑，偷出宫中厩马二千匹，逃归朔方，企图勾结诸胡盘踞边地，别树一帜。同罗、突厥兵变，一度使“长安大扰，官吏窜匿，狱囚自出”。京兆尹崔光远本是“身在胡营心在汉”,见此情景，“以为贼且遁矣”,便派吏卒围堵孙孝哲的住宅，企图攻杀孙孝哲。孙孝哲一面派人平乱，一面派人急报安禄山。

崔光远知道一时寡不敌众，便与长安县令苏震带领府、县官吏十余人逃出长安。安禄山遂以亲信日乾真为京兆尹。安禄山叛军虽然统治着长安，但他们的残暴肆虐，遂使“民间骚然，益思唐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