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忠这个外戚新贵，“强辩而轻躁”,表现出一个暴发户的明显特征。当了宰相以后更是得意忘形，踌躇满志，自我标榜“以天下为己任”。他志大才疏，“裁决机务，果敢不疑”,草率了事，“事务鞅掌，但署一字，犹不能尽，皆责成胥吏”。杨国忠在朝廷，常常“攘袂扼腕”,“颐指气使”,表现出的霸道，比起李林甫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唐廷中央政府的台省官员中，凡有才行时名，不能为己用者皆被清除。真是“顺杨者昌，逆杨者亡”。
杨国忠不仅控制了唐廷中央，对地方也千方百计地加以控制，如派亲信司勋员外郎崔员任剑南留后，实际行使节度使的职权，以协助他管理西南的老窝；又任曾经投靠他的魏郡太守吉温为御史大夫，充京畿、关内采访等使，帮助他控制束畿地区。这样，杨国忠就在朝廷中枢，到京畿要地，又延伸到西南川蜀之地，形成了一个进退可据的势力网。
李林甫任相时的许多弊政，杨国忠皆承之不弃。按制度，宰相都以有功德声望者担任，不务威权，出入骑从皆简易行之。自李林甫任相开始，每次出入都车骑满街，高级文武大员，如节将、侍郎向宰相“有所关自，皆趋走辟易，有同属吏”。
按旧例，宰相上朝堂处理军国大事，要自早朝至午后六刻(约当下午二时二十六分)方始回家接待四方延见之士和宾客，一天的工作是很忙碌的。可是，李林甫借口国家太平无事，上午巳时(上午十一时)即回家，一切机要重务，皆决于私第，其他大臣无法参决。
杨国忠上任，也是依照这一办法，于是宰相商议政事的政事堂，被搬到了私家宅第，而宰相的私宅依然成了小朝廷。其贻误朝政，弊端百出是不言而喻的。
为笼络人心，扶植自己集团的势力，杨国忠首先在选官制度方面大做文章。他上台才一个月，即恰逢一年一度的吏部铨选。他提出：“文部(吏部)选人，无问贤不肖，选深者留之，依资据阙注官。"一班因为各种原因久久滞淹不能升级的人，按照杨国忠的建议都铨选上了，故“翕然称之”。
按惯例，兵部、吏部尚书知政事(任宰相),负责决策性的军国重务，至于铨选官吏的事悉委侍郎以下属吏办理。为慎重起见，规定的手续十分严格，必须经三注三唱，反复进行，杨国忠为自示精敏，先叫胥吏到自己家里来，预先定好名单。然后，把左相(侍中)陈希烈及给事中、诸司长官都叫到尚书都堂，唱注选人，读一名便定一名，一日而毕。
当全部结束后，杨国忠便当着大家的面说：“今左相、给事中俱在座，已过门下矣。”于是，选官大权通过这一过程便全由杨国忠一人垄断。而实际上，杨国忠根本不懂具体的铨选条例，自夸“一日而毕”,结果却谬误百出。然而百官也只好任其弄权，“无敢言者”。
第二年春天正式注册时，杨国忠又在私第大集选人，令杨氏诸姐妹在旁“垂帘观之，笑语之声，朗闻于外”。吏部侍郎韦见素和张侍郎皆衣紫高品官员，这一天，却与本司下属曹郎官一起，被杨国忠随意差使，“趋走于屏树之间”,弄得狼狈不堪。
事毕，他们告退后，杨国忠问诸妹：“两员紫袍主事何如人?”诸杨姐妹七嘴八舌挖苦一番，“相对大噱”。一国乌烟瘴气，视国家大事如儿戏。
另一方面，由于杨国忠“曲徇人欲”,使得一部分善于钻营的士大夫得到非分的好处，因而“颇得众誉”。杨国忠任宰相后施行的许多政策，大多如此，他就是靠这种办法来收买人心的。
选事告终，杨国忠的亲信京兆尹鲜于仲通和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之流授意选人，为杨国忠献了一块颂碑，立于省门，吹捧杨国忠的所谓“铨综之能”。玄宗知道此事后，命鲜于仲通撰其辞，玄宗又亲自动笔改定数字，鲜于仲通以金粉填之。
杨国忠一旦权在手，就肆无忌惮不择手段地攫取私利。他的儿子杨暄参加明经考试，因学业荒陋，没有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畏惧杨国忠的权势，便派儿子达奚抚去探杨国忠的口气。一天，达奚抚见杨国忠正准备上马入朝，急趋至马下，杨国忠还以为自己儿子已经中选，达奚抚是来讨好的。达奚抚说：“大人(指他父亲)白相公，郎君所试，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
杨国忠听了顿时转喜为怒，骂道：“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说完，策马而去。达奚抚碰了一鼻子灰，赶快写信劝父亲道：“彼恃挟贵势，令人惨嗟，安可复与论曲直。”达奚珣无奈，只好让杨暄中第。
后来，杨暄又被破格提拔，很快擢升至户部侍郎，而曾做过他主考官的达奚珣才刚从礼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郎。就是这样，杨暄还不满意，埋怨自己还不如达奚珣升迁得快。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杨国忠和李林甫一样，也是不择手段地排斥、打击异己。从天宝十二年(753)至十三年(754),关中水旱相继，致成饥荒。当时的京兆尹已换成李岘，李岘平时不愿依附杨国忠，杨国忠便将灾害的责任归咎于李岘的失政，乘机将他逐出京师，贬为长沙太守。
杨国忠在李林甫为相时即参与了陷害太子李亨集团的勾当，他担任宰相后，继续排斥太子亨。太子李亨自从天宝五年(746)受到严重打击后，政治上失势，身边羽翼几乎全被剪除，在朝廷中十分孤立。
天宝中，有一位嵩山隐士李泌，上书论当世时务，颇有见地，玄宗亲自召见，令他待诏翰林，并为东宫供奉，算是在太子身边安排了一位官员。
李泌，字长源，祖上是辽东襄平人，西魏太保、八柱国司徒何弼是他的六世祖。父亲李承休任吴房令，移居京师长安。
李泌少聪敏，博涉经史，特别是研究《易象》颇精，善属文，尤工于诗。他“以王佐自负”,志气不凡，颇有政治见解。曾受到张九龄、韦虚心、张廷珪等人的器重。
而李泌本人则“操尚不羁，耻随常格仕进”,不甘随波逐流，有一种孤芳自赏的脾气。所以，太子李亨对他优礼有加，视为自己的师友，李泌也颇为太子亨的遭遇抱不平。
一次，李泌赋《感遇诗》,讥讽了杨国忠等人。杨国忠知道后十分忌恨，亲自上奏弹劾，于是玄宗下令将李泌贬到蕲春郡去了。杨国忠打击李泌，目的是为了排斥太子李亨，不让他身边留下一个不利于自己的有用之才，使太子孤立无援，不能有所作为。
杨国忠在私生活上更是一个十分腐朽糜烂的人。他作为外戚，每次杨氏诸姐妹陪玄宗、贵妃游幸临潼温泉时，总是先在他家汇集，车马仆从，充溢数坊，锦绣珠玉，鲜花夺目。出行时，杨国忠还以剑南节度使的旌节(皇帝授予特使的权力象征)在前耀武扬威，喝道开路。
杨国忠初入京师时，住在昔日情人虢国夫人家里。而虢国夫人丧夫寡居，两兄妹公开在一起鬼混。后来杨国忠在长安兴造私宅，故意选在宣义里虢国夫人宅的西面，并使两宅相连通，极尽豪奢。既然两宅相连，两人的来往就更方便了，从此“昼会夜集、无复礼度”。有时两人坐车并辔入朝，甚至还在马车上戏谐调情，旁若无人，致使街上人观之，“无不骇叹”。
杨国忠还利用职权大肆搜括聚敛财物，“中外饷遗辐揍，积缣至三千万匹”。供他挥霍浪费。
杨国忠曾对人说：“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因为杨国忠明白，自己并没有什么才能，完全是靠着贵妃的关系，也不可能有什么好名声，倒不如尽情享乐了。杨国忠这番心里话，惟妙惟肖地勾画了他那副外戚新贵暴发户的丑恶嘴脸。
也正如杨国忠自己所预料的那样，在他执政以后很不得人心，遭到了朝野正派的官员和士大夫的鄙视和反对。还在他执政的第一年，有人劝陕郡进士张彖去拜谒杨国忠，说：“见之，富贵立可图。”张彖回答道：“君辈倚杨右相如泰山。吾以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辈得无失所恃乎!”于是，头脑清醒的张彖宁愿不去追求高官，跑到嵩山当隐士去了。
诗人杜甫也写过许多诗，讽刺杨国忠及杨氏诸姐妹。如《丽人行》写到杨氏兄妹车骑路过大街时，说：“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就刻画了杨国忠在百姓面前横行霸道的嘴脸，同时也宣泄了百姓的不满情绪。诗中还有一句“杨花雪落覆白萍，青鸟飞去衔红巾”,则是影射杨国忠与虢国夫人之间的暧昧关系的。
总之，杨国忠在担任宰相重任后的短短数年间，使天宝年间的政治更加腐败，统治集团中的许多官员离心离德，正直的士大夫更是愤懑不已，唐王朝的威望日落千丈，政治、军事方面的危机重重，大有山雨欲来风满城的味道。但是，唐玄宗仍然支持杨贵妃这位令兄。
天宝十年(751),杨国忠在关中、中原地区好不容易凑足了七万兵力，
派司马李宓为帅，第二次出动大兵进攻南诏。天宝十三年(754)六月，李宓率大军渡过泸水后深入冒进，中了南诏的诱兵之计，在大和城不战而败，李宓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杨国忠故技重演，又隐瞒败状，“以捷上闻”。这本是当时朝廷中一件大事，但是，玄宗却不闻不问。
纸里是包不住火的，连同上次鲜于仲通的两次出兵南诏的战争，发兵总数近二十万，多数是从关中和中原地区征调的，结果“弃之死地，只轮不还”。因此，“人衔冤毒，无敢言者”。但是，时间一久，尤其是一些幸免于难的败兵逃归关中，打败仗的消息也就纷纷传开，连居于深宫的高力士也听到了。
一天，玄宗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乘机将云南败报的实情奏告玄宗，说：“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大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玄宗沉思许久，觉得高力士的话也有一定道理，但这时的玄宗年老力衰，暮气沉沉，没有再振作起来励精图治的锐气，只是搪塞一下，回答说“卿勿言，朕徐思之”。
这年的九月，关中大雨，玄宗很不放心，担忧久雨不晴，有害秋稼，杨国忠便挑选了些长势稍好的庄稼给玄宗看，说，“雨虽多，不害稼也”,以此蒙骗玄宗。
另一方面，他又压制地方官吏不准报灾，如扶风太守房琯奏报所管地区的灾情，杨国忠立即派御史去整治，结果地方官吏吓得“无敢言灾者”。可是，天气偏偏久雨不停，杨国忠本事再大，也难以一手遮天。玄宗内心很着急，对高力士说：“**雨不已，卿可尽言。”高力士对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玄宗听后也默然无语。
尽管这两次对话以后，玄宗并未责备杨国忠，然而对于杨国忠的乱政，内心是比较清楚了。以高力士来说，自从建议玄宗不要委政于权相李林甫碰了钉子以后，再也不敢过问军国大事。
只是在宫内尽心为玄宗服务，而和执掌大权的李林甫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后来他倾心侍奉杨贵妃，那也只是为了满足唐玄宗的欢心，对于杨国忠仍然采取保持一定距离的做法。只是在玄宗急急乎连续两次(仅相隔三个月)主动要高力士对朝政发表意见时，他体会到玄宗是有感而问，也许在筹谋对策，这才敢于直言相告。
高力士作为一个宦官，没有什么可称道的，然而他反映的实情及所提意见，的确是击中要害。可惜的是，玄宗听了虽有所动心，但也无可奈何，拿不出良策来对付。因为他心中明白，目前这种局面的造成，无论是李林甫或杨国忠的乱政，还是边镇节将的权盛(包括安禄山的坐大),等等，都是自己一手直接和间接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再说，唐玄宗这时已年届古稀，唯一的办法就是墨守成规，硬撑门面，以维持现状。他似乎有一种模糊的感觉或希望，当时执掌军政大权的新贵都是自己用恩宠扶植起来的，自己只要继续示以厚恩，在人情上或许能换来自己屈指可数的晚年的太平。当然，想用所谓恩宠的办法来弭乱，只能是玄宗个人的意愿。事态的发展，怎会以玄宗的意志为转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