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无论从他的日常生活，还是撰文的风采，还是外表气质，都可以称之为儒者。自少年时期，刘秀就是一位和他兄长刘縯不一样的士人。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鼻，日角”,隆鼻是高鼻梁，日角是大脑门，可谓一表人才。

他自幼是十分安分的少年，不像他的兄长一样“好侠养士”。王莽天凤中即公元十六、十七年前后，光武二十岁左右时，到当时的首都长安入太学，“受《尚书》,略通大义”。从此成为正经的儒生。因光武是学《尚书》出身的，所以在东汉一朝，“政治上最得意的要算《今文尚书》的儒者了”。

在乡亲的眼里，光武帝一直是儒者形象，所以当他居然也参加了由兄长刘縯挑头的反莽起兵时，大家都为此很惊讶，“及见光武绛衣大冠，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所以纷纷加入到起义军中来。自小把刘秀兄弟抚养成人的叔父刘良，可以说是最了解光武的为人，看到他也参加了刘縯的起兵，责怪光武说“汝与伯升志操不同”,为什么也参加这冒险事业。所谓“志操不同”,当是说光武帝平日的儒家气派和刘縯平时的表现不一样。

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战后的时期，光武帝保留其儒者气质不变。建武

十七年(公元41)与“宗室诸母”谈论“柔道治天下”时，诸母长辈对他的评价是“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所谓“柔”,实际也应是儒家“和为贵”“中和”思想、“中庸之道”的一种表现。在昆阳之战前后，光武帝所领一军从来“不取财物”,对百姓毫无骚扰，以至王莽的大将严尤不禁赞叹说“是美须眉者邪?何为乃如是”。这说明刘秀作战时，其部下纪律和装扮都和农民将领全都不同，自有一番古风。

史称更始政权时，绿林诸军开进洛阳，衣衫不整，五花八门，群众或有“畏而走者”,但是当光武所部进城，洛阳民众都表示特加欢迎，有老吏甚至垂涕曰：“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特别合乎儒家礼节仪表。由这些都可见，光武帝自少年到青年，不管家人、乡人、群众，甚至敌人，都将他看成是一种非常有风度的人物，和一般的粗俗武将都很不相同，他的儒者气质是很浓的。

在战后，光武帝对儒学更为重视，到了十分爱好的程度。他统治的晚年，“每旦视朝，日昃乃罢”,不但如此到了晚上，还“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他还对儿子刘庄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前面我们说过，在光武帝晚年，身边经常有儒家学者跟随左右，随时备问，桓荣、第五伦、宋弘等人都是经常在光武朝中、宫中受到接待的。

到了若干年以后，当和帝时邓太后临朝时，樊宏的曾孙辈樊准还赞扬光武帝“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的儒君风度。在他看来正由于光武帝和明帝的大力提倡，东汉一朝才能形成“朝多皤皤之良，华首之老，每燕会，则论难衍，共求政化，详览群言，声如振玉”的文明气象。这都应当都是儒者皇帝光武所一手创办的一朝朝风。

光武帝在诏书中也常常浓厚地表现出他的儒家风采。光武帝给司徒邓禹下的诏中“司徒尧也，亡贼桀也”的语言，立阴皇后的诏书中有“贵人乡里良家，归处微贱，‘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的话，光武帝给侯霸的诏书中“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试法耶，将杀身成仁耶”等等，他认为“此等文词，亦必非臣下所代作者”。这些诏中的语言，不仅可以证明是光武帝平时的语气，而且无论从文采和语言中，还可看出他的儒者特点。

比如建武二年(公元26)正月，光武帝曾给大司马吴汉等功臣封侯，诏文中有“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义”,又有“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等语，“慎罚”等词借用《尚书》“罔不明德慎罚”“如临深渊”等句几乎全抄古兵书《太公金匮》。同年，大赦天下诏有云“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联多愍之。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所措手足’”。孔子的话出自《论语》,是孔子“仁”思想的重要名句。

建武六年(公元30)十月因日食下诏自责，诏文中又引用了《诗经·小雅》中句“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光武帝对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回答说“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此典故出自《论语》“卫灵公向陈于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这些就可以了解光武帝平时常读儒经，儒家经典的名句格言都铭记在心，所以发言书写时才有可能做到信手拈来，顺理成章。光武帝运用儒家语言，有时在诏文中恰到好处，非常妥帖，就像赵翼所举的“阴贵人乡里良家，归自微贱，‘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后两句出自《诗经·豳风·东山》,用在此处，很自然地表达出光武帝对阴丽华的挚爱之情。在同一诏文中，还用“既无《关睢》之德，而有吕、霍之风”来责备郭圣通，这里我们且不去追究夫妻恩怨责任，就用文遣字的儒家学术功底来看，光武帝可以说是很有才华的。

除了这些以外，在追认阴丽华父、弟为侯的诏文中，用了《诗经·小雅》“将恐将惧，惟予与汝。将安将乐，汝转弃予”的句子，都是很恰当的。赵翼所引光武帝的警戒侯霸的另一诏书所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试法邪?将杀身以成仁邪?”第一句是用了《尚书》中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的典故，第四句“杀身以成仁”则是儒家的名句格言。这一玺书，短小精悍，而很有分量，用典就有两处，真不愧为儒者皇帝。

大司空宋弘给光武帝推荐了名士桓谭到皇帝身边当议郎、给事中，没有想到的是光武帝却把他当作弄臣对待，每有宴会，必召桓谭鼓琴助兴。这件事惹起了宋弘很大不满，便用儒家正统思想给光武帝进谏说“臣所以荐桓谭者，望能以忠正导主”,没想到他令朝廷悦郑卫之声，这真是臣之罪也。光武帝对宋弘的谏言十分重视，自那次以后再也不用桓谭鼓琴，而且也不再用他当给事中。

又一次，宋弘前去参加光武帝举行的宴会，见到光武帝所坐的后屏风上画着许多美女，而且光武帝“数顾视之”。宋弘又谏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这又是孔子的一句名言。光武帝听了以后立即命人撤去屏风，而且笑着对宋弘说“闻义则服，可乎”。这“义”,当然是儒家之义。

建武十四年，在朝廷上对用严刑还是宽刑的问题引发了一战场争论，光禄勋杜林用儒家的道理说服光武帝，“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光武帝听了以后大为赞赏，最后同意了杜林一派的意见。后来皇太子刘疆自求免去太子而去做东海王时，光武帝想到了杜林，任命他作为东海王傅。史称为“故重选官属，以林为王傅”。为诸王“重选官属”的标准，就是儒家的思想标准。

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光武帝郑重地对大臣们说：“欲置傅者，以辅太子也。今博士不难正联，况太子乎?”这里“傅”是指太子傅，即太子的老师。这一年，太子已经是后来成为明帝的刘庄，光武帝“大会百官”,征求选聘太子傅的人选，有的人想阿谀奉承，于是就违心地推选太子舅父阴识，博士张佚正色进谏说：“今陛下立太子，为阴氏乎?为天下乎?即为阴氏，则阴侯可；为天下，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结果，选用了当时最知名的大儒桓荣。

光武帝的太子立嗣，自己身后的葬礼，也都严格以儒家的大义为准，和儒经的记载联系上。建武十九年(公元43),他废刘疆立刘庄，诏书是以《春秋》大义开头的：“《春秋》之义，立子以贵。”建武二十六年(公元

50),为自己百年之后操作陵墓时，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太广袤，无所用场，光武帝听了这话对他说：“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不用过于张扬奢费。这都是光武帝遵从儒家古训的范例。至于国家大的制度，太学规模的设计，朝廷仪礼之设，全遵儒道。

光武帝既有才多识，同时又爱惜人才。

光武帝很爱好音乐，曾不止一次地让桓谭在御坐前鼓琴，当然后来被宋弘所正色谏止。但他在太学的正式场合，命“诸生雅吹击磬”,却可以称得上是一次盛举。当然在太学的神圣场合，所吹所奏肯定是儒家所提倡的“雅乐”,这一天光武帝玩得很是尽兴，“尽日乃罢”。

光武帝很有才气，有时简直出口成章，光武帝曾拜何汤为虎贲中郎将，又用汤以明经教太子，能文能武，光武帝因为这样对他十分赞赏，脱口说“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何汤之谓也”。

建武二年(公元26),光武帝封大将景丹为丹栎侯，丹栎就是景丹的故乡，光武帝对他说：“‘夫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耳。”从这里可以看出光武帝十分关怀部下，了解他们的心情，同时“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也确实是一句绝妙的比喻，这里人表现出光武帝的语言才能。至于在诸雄混战中，光武帝为离间说服，麻痹敌方，纵横捭阖，来往给隗嚣、公孙述，窦融等的玺书手令，都是写得十分流畅、说理相当，可以说有震慑力的历史名文，说明光武帝的笔下功夫和思路的敏捷。这些玺书手令，光武帝是很着力写的。

复杂的政治形势，因此也就造就了光武帝各方面的才能。

光武帝比较爱才。从他那样求才若渴地礼请优容严子陵，就充分表现了他爱才之心切。当时著名赋家杜笃，生性不拘小节，因为这样的原因得罪了县令，被逮进狱中，押送京师。这个时候恰巧大司马吴汉逝世，光武帝召集诸文士为吴汉写诛文。

杜笃在狱中听说此事，在狱中写了一篇诛辞，送到光武帝处，比较之下，他的文辞最高。光武帝因此免了他的罪，并赐帛奖励。后来他又写了一篇《论都赋》,任为郡文学掾。光武帝时期富有文采的文学家，如王隆、夏恭等，也都因文采的出众任命为官。

而史称“能弹雅琴，知清角之操”的当时兼有儒学和音乐之才的刘昆，最后官至光武朝的光禄勋，著名的一代史学名家班固的父亲班彪，也是光武朝著名文学家兼史学家，曾受到光武帝赏识。

班彪原为河西窦融从事，窦融给光武帝所上奏章差不多全是班彪写成。当窦融调任京师时，光武帝问他：“所上章奏，谁与参之?”窦融告诉都是从事班彪所为，光武帝听了以后立即把班彪召到宫中接见，通过司隶举为茂才，任为徐令，后来几次聘用他，终在司徒府就任，最后终于望都县令任上。

桓谭最后因对谶纬的看法不一致而遭到摈弃，但就其才能来说，光武帝还是很赏识的。最初他由宋弘的推荐而被任用：“帝尝问弘通博之士，弘乃荐沛国桓谭才学洽闻，几能及扬雄、刘向父子。于是召拜议郎，给事中”。后来因鼓琴事件和反对图谶所以数次被光武帝贬于外。但桓谭所著《新论》,后来呈给光武帝，还是受到重视的。史称桓谭的著作“上书献之，世祖(光武)善焉”。

在对待群臣上，光武帝是一位基本上谦和的平易近人的君主。有时候，和群臣亦庄亦谐，关系很融洽。有一段记载很能说明光武帝和群臣的和谐的关系：

帝后与功臣诸侯燕语，从容言曰：“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高密侯邓禹先对曰：“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帝曰：“何言之谦乎，卿邓氏子，志行修整，何为不执法功曹?"余各以次对，至(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盗贼。”帝笑曰：“且勿为盗贼，自致亭长，斯可矣。”

这段对话，生动地说明了光武帝和群臣无隙无间的关系。当面笑说马武“且勿为盗贼”,若非互相知根知底，相互十分融洽理解，绝不可能说出这样的笑话。光武帝与邓晨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既是战友，又是亲故，少年时邓晨和刘秀曾和懂图谶的蔡少公笑谈，那时少公说“刘秀当为天子”。当时有两个刘秀，于是有人问：“是国师公刘秀乎?”光武淡笑戏说：“安知不是我邪?”后来，邓晨单独和光武谈话时暗示他应乘天下大乱，去应验那句谶语。

以后当刘秀真做了皇帝时，光武帝和他经常聚会，“说故旧平生为欢”,邓晨高兴地对他说“仆竟办之”,即是说邓晨在当时是很有慧眼的，识得刘秀这位英雄。由这件事，也说明了他们之间关系之和谐融洽。

光武帝对他的涑臣张湛，不仅十分尊重，而且有时态度也很幽默。史称张湛被拜为光禄勋，“光武临朝，或有惰容，湛辄陈谏其失。常乘白马，帝每见湛，辄言：‘白马生且复谏矣’”。最有趣的是他和第五伦的一段对

话。第五伦十分佩服光武帝的才华，曾叹息“此圣主也，一见决矣”。光武帝也很赏识第五伦的才情；“帝问以政事，伦因此酬对政道，帝大悦”。他们进一步常常谈笑风生，至夕方罢。有一次，光武帝和第五伦开玩笑说：“听说你曾经在为吏时榜打妇公，过从兄家时不在他家吃饭。有这样不近情理的事情吗?"第五伦回答得也很巧妙：“臣三娶妻都无父；少年虽遭遇过饥荒，但实在从不敢妄食人饭。”双方因此大笑不止。君臣关系到这般无拘无束的程度，在当时来说是很难得的。

光武帝的搜罗人才、重用儒生知识分子，对发展文化教育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不但如此，光武帝对于图书经籍的收集，也有很大贡献。史称“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干余辆，自此以后，三倍于前”,这在我国图书事业发展史上可以说有刘秀的一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