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本人在生活方面非常节俭，不但如此，对治理国家方面也同样如此。当然，这同刘秀的生活经历“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有直接关系的。

史载，刘秀“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所谓“大练”,指的是一种粗帛；“郑卫之音”本是春秋战国时郑、卫两国的俗乐，后被附会、演化，通指****的歌乐。这就是说，刘秀衣着朴素，生活检点。建武十三年(公元37)正月，刘秀下诏，严禁“郡国献异味”。在这以前朝廷就曾敕令郡国，不让敬献“异味”,即地方特产珍奇美味。可是地方官员都把这看成是巴结朝廷的大好机会，所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依然照献不误。其结果严重劳民伤财，造成巨大浪费。刘秀因此诏令严禁，无非是要节省民力。

就在这年，外国贡献来日行千里的名马，还有价值百金的宝剑。刘秀认为这些好东西应该让它们物尽其用，故而下令“马驾鼓车，剑赐骑士”。这一年，还由益州传送来公孙述的瞽师、郊庙乐器、葆车、舆辇，如此东汉朝廷的“法物(大驾卤簿仪式)始备”。一个政权建立之后，不刻意追求排场，不过分讲究形式，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值得肯定。史称：“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像这样简寡治政，在历史上的君王中实不多见。当时刘秀赐予方国的手迹，“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从这样的一件小事中，都体现出节俭的精神，以小见大，不难想象刘秀的节俭程度。

刘秀的恭从俭约，更集中反映在他力主薄葬的言行上。建武七年(公元31)正月，刘秀颁布诏令说：“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梯弟薄葬送终之义。”大意是讲，世俗重厚葬轻薄葬，造成富人奢侈僭越，穷人财产锐减，法令、礼义都不能禁止，只有丧乱之世那些厚葬的坟墓被发掘时才知道厚葬的弊病；现布告天下，让大家明白薄葬的意义，从而实行薄葬。

堂堂一国之君，对丧葬这类事，都如此这样关注，循循善诱，可谓用心良苦!刘秀提倡薄葬，并非只停留在口号或诏令上，而是身体力行，从自己做起。秦汉帝王，一般都是即位之后，立刻便为自己建造陵墓，称作寿陵。刘秀初作寿陵，则晚至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离其去世，不过六七年光景而已。当时负责建陵的官员将作大匠窦融上言，说“园陵广袤，无虑所用”。

刘秀听了以后不赞成这种意见，反而因此对陵的规格做了很严的限制。他说：“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送兴之后，与丘陇同体。”意谓远古帝王安葬，只使用陶人瓦器一类非常简单的葬具，使后人不知道墓的所在地；文帝看清了生死的意义，景帝遵从孝道，按父亲的意愿薄葬，后天下变乱，唯有霸陵保持完整未被挖掘，岂不是很好的事嘛!现今我的陵墓占地不要超过二三顷，墓上不建巨大的山陵，封上稍微隆起(破池),只要不停水也就可以了，待将来朝代更换之后，就让它像普通丘陇那样存在。

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刘秀的舅舅寿张侯樊宏去世。宏为人谦柔畏慎，在丧葬问题上，尤其是个明白事理的。在他病情严重的时候，明确遗令薄葬，“一无所用”“使与夫人同坟异藏”。他认为，“棺枢一藏，不宜复见，如有腐败，伤孝子之心”。刘秀对舅父大人的遗令，极为赞赏，因为这样以书示百官，并讲“今不顺寿张侯意，无以彰其德；且吾万岁之后，欲以为式”。意谓现今若不按寿张侯薄葬的意愿去做，就不能彰显他的德行；况且我死后，也要以他为榜样，实行薄葬。

一个皇帝，在众目睽睽之下，表示自己死后薄葬的决心，还是需要有些魄力和勇气的。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刘秀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诏说：“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遗吏及因邮奏。”意谓我没有给老百姓做什么有益的事情，死后丧事按照文帝的制度，一定要节俭；各地刺史、太守一律不许离开所在的城池，也不许派遣吏员或通过邮传上奏吊唁。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刘秀考虑问题是相当周全的。他既要求自己的丧事从简，又明确禁断各地的奔丧活动，以防止官员借机敛财拢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