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治理好天下，就必须有一批能干的贤人志士，刘秀非常懂得这个道理。刘秀在他创业的过程中，对于礼贤下士始终予以高度的重视。不过，由于每个人价值取向的不同，所以对才能和德行的具体要求，或是对贤的具体理解还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

光武帝对贤士的政策，也就是处理群士关系的原则，如果简单一点来说的话，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擢贤良于众愚之中，崇礼义于交争之世。”光武帝“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若肯为己用，则高官厚禄，待之终身，延及后世。但如执意居隐，光武帝也不过分追究，必逼之死地而后快。从这个方面来说，光武帝远胜历史上若干杀戮对立的士大夫的开国群主多矣。

刘秀在建武元年(公元25),也就是说才当上皇帝不久，便请来了一个叫卓茂的七十多岁的老头儿，拜官封侯。卓茂是怎样的一位贤人，能让一国的皇帝刘秀如此对待。卓茂，字子康，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卓越出身于官宦家庭，曾就学长安，事博士江翁，学习《诗》《礼》及历算，“究极师法，称为通儒”。因他生性宽仁恭爱，恬**乐道，雅实不为华貌，初任丞相府史，就被丞相孔光称为长者。

卓茂一次驾车外出，有一个人拦卓茂对他讲驾车的马是他丢失的。卓茂有此奇怪就问：“子亡马几何时?”你的马丢了多长时间?对方答说：“月余日矣。"一个多月。卓茂养这匹马已经数年，因此他知道那个人把马认错了，但并没有因为这样而作分辩，默默把马给了那人，自己挽车而去，只是在走之前回过头来说：“若非公马，幸至丞相府归我。”如果不是您的马，希望到丞相府把马还我。时间过了不久，那人找回了所丢失的马，于是到丞相府还马认错，“叩头谢之”。

后来，卓茂因为儒术造非常高深迁升，官至密县(今属河南)县令。“劳心谆谆，视人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人亲爱。”在任县令其间曾有人控告部亭长收其米肉，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部亭长就犯了受贿罪。然而经他仔细了解情况，耐心开导，终于使上告者澄清了认识，这样就使亭长洗刷了赃名，还以清白。正所谓“人纳其训，吏怀其恩”。卓茂刚到任时，人们对他的一套做法不理解，笑其无能。不想数年后，“教化大行，道不拾遗”。

平帝朝，河南郡的二十多个县闹蝗灾，皆受其害，据说蝗虫“独不入密县界”。是时王莽秉政，置大司农六部丞，劝课农桑，卓茂被调任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随送”,由这里可以看出当地享有极高的威望。王莽居摄，茂以病免归郡。及更始立，他出任侍中祭酒，后以年老乞归。刘秀因为早就听说此人的名声，故“初即位，先访求茂”,请他出来做官。

不但如此，刘秀还在颁布的诏书中说：“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故武王伐纣，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今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赐几杖车马，衣一袭，絮五百斤。”这里，刘秀把自己访求卓茂，与当年周武王的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相提并论，在刘秀看来，这些行为的性质相同，都是新生政权对贤者的礼敬与表彰。按汉制，太傅位在三公之上，金印紫绶，掌以善导，无常职，这个官位完全是一种荣誉性官位。

很明显，刘秀对卓茂拜官封侯，主要具有象征与宣传方面的意义。尽管刘秀并非不争之徒(当然，他的“争”是很讲究策略的),但他却树立了一个完全不争的人做百官的榜样，这里面包含的意思倒也意味深长的。

刘秀礼贤敬贤的对象，除了像卓茂这样的忠厚长者外，另一种就是所谓的隐士逸民。《论语》里有“举逸民天下归心”的说法，君主们大概是受了此说的影响，所以就把征举隐逸看得特别重要。

史称“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大意是说，刘秀非常向往隐逸之人，唯恐寻求他们找不到，因为这个原因刘秀派出迎接受征隐士逸民的专车，在偏僻的村野都可以互相望得见。在受征者之中有两个人最为有名气，那就是周党和严光了。周党，字伯况，太原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人，家产千金。少孤，虽被宗人收养，但却不以理相待；等周党长大成人以后，宗人贪其财，并没有因周党长大而归还。周党遂到乡县讼告，这样才把家产要回来。随后他把财产散与宗族，并释放了所有的奴婢，然后，独身一人到京师长安游学。

当初，乡佐曾在大庭广众之中侮辱周党，周党因此怀恨已久。后来他读《春秋》,明白了复仇的真义，便辍讲而还，回到乡里与乡佐相约，确定了决斗的日期。双方交手后，周党为乡佐所伤，陷于困顿之中。乡佐因为佩服周的侠义，把他带回家中将养，数日才苏醒过来，但当他搞清事情的原委后，立即就离开了。“自是敕身修志，州里称其高。”新莽时，他托病不仕。新莽末年天下大乱，但各路人马闻知他的贤名，均过广武而不入城。刘秀即位后，征拜议郎，旋以病去职，与妻子居黾池(今河南渑池西)。后再次被征，使者三聘，在这种情况下，周党没有办法，才穿着短布单衣，着谷皮绡头，去待见尚书。当刘秀引见时，他“伏而不谒”,自我表白“愿守所志”,就是说不愿为官，只为民。刘秀当场答应了他的要求。

博士范升因为看不惯周党那副傲慢的样子，上奏道“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臣愿与坐云台之下，考试图国之道。不如臣言，伏虚妄之罪。而敢私窃虚名，夸上求高，皆大不敬”。言下之意就是要与周党在云台下进行一场考试比赛，看看他是否有真才实学，如果周失败，便判以虚妄的罪名，受法律制裁。不料刘秀把范的奏书传示公卿，并下诏说：“自古名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觉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意谓自古以来著名的帝王、圣明的君主必定都有不归顺的士人；伯夷、叔齐不吃周朝的粮食，太原周党不接受朕的俸禄，这也是人各有志；不能强求。赐予周党帛四十匹。

刘秀的这道诏书，无异给范升当头一棒。其实，气盛的范升哪里知道，刘秀借助范升奏文的机会这么做正是“千金市骨”,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敬贤礼贤的诚意，试图招揽更多的人才。后来，周党便隐居黾池，著书上下篇而终。邑人敬重这位超脱世俗的隐者，立祠以纪念之。

严光，字子陵，又名遵，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少年时就因其才华而有名气，曾与刘秀同游学。刘秀称帝后，他更姓改名，隐身不见。刘秀思念其贤，遂命令画出他的形貌按图察访，并命令一定要找到严光。后齐国上言，称“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与要察访之人有点像。刘秀怀疑此人可能就是老同学严光，于是备安车玄缥，派遣使者前往聘请。如此这样去了三次，才把他请到京师，安排住在北军的高档驿馆里，“太官朝夕进膳”。

司徒侯霸与严光很早就相识，闻知严来到洛阳，便派属吏侯子道奉书前往问候。谁知严光并不理睬，在**箕踞抱膝读书，当读完后，才问子道说：“君房(侯霸字)素痴，今为三公，宁小差否?”意谓侯霸一向傻乎乎的，没想到竟做三公，难道现在和以前有一点儿不同吗?子道回答：“位已鼎足，不痴也。”严光又问：“遣卿来何言?”子道转告了侯霸的话，无非讲侯霸公务如何繁忙，没能先来看望老朋友，因此遣吏来表示歉意，等等。严光听了后即反诘道：“卿言不痴，是非痴语也?因为天子征我三乃来。人主尚不见，当见人臣乎?”意谓你说侯霸不傻，他所说的难道是不傻的话吗?天子征聘三次，我才来到这里。主人还没有见，怎么能先见他这个做人臣的呢?子道听到这话无言可对，深感这个严光确非等闲之辈，只好搭讪着求他给侯霸写个回信。严光说：“我手不能书。”于是给子道札(一种供书写的简续),令其笔录，遂口授道：“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意思是让侯霸为官要怀仁辅义，不可阿谀顺旨。

子道因为嫌内容少，希望再增加一些。严光说道：“买菜乎?求益也。"意谓这难道是买菜吗?还要求再搭一点儿。侯霸收到信札，封奏刘秀。刘笑着说：“狂奴故态也。”“狂奴”指严光，“故态”即原来的样子。当天，刘秀便来到馆驿前去看望老同学。不想严光睡卧不起，刘秀见到这种情况干脆走进卧室，抚摸着严光的肚皮说：“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意思是讲，子陵呀子陵，难道你就不可以帮助我治理天下吗?严光还是睡着不应声，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张目熟视，说道：“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意谓过去唐尧那样卓著的功德，想让巢父做官，巢父认为这话脏了自己的耳朵，便去洗耳；士人各有志向，何必一定要相强迫呢!刘秀叹道：“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见到这种样子于是只好惋惜而去。复引严光入宫，刘秀与他“论道故旧，相对累日”。刘秀从容问严光：“朕何如昔时?”严回答：“陛下差增于往。”意谓刘秀比过去略有点长进。到了晚上，两人共睡一床，严光的脚竟然压在刘秀的肚子

上。到了第二天，太史上奏，称“客星犯御坐甚急”。刘秀笑着说：“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遂拜为谏议大夫，但严光坚辞不受，乃耕于富春山，后人把他垂钓的地方取名严陵獭。建武十七年(公元41),刘秀再次特征，仍不至。后活到八十岁，死于家中。刘秀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惋惜，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

因为刘秀的礼贤下士，还是有很多隐居之士都纷纷前来光武处报效，这样刘秀就赢得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信任与拥戴。

王莽时代受到迫害、隐居林薮的学者这时全都纷纷出而受职，一般的知识分子也都先后投奔新主。就这样光武一朝，很快形成文才济济的局面。

素称通儒世家的伏湛，在光武帝初即位时，就因为他“名儒旧臣”,被征拜主管朝廷内务的尚书，并让他专门负责为新朝“典定旧制”的重任。后来邓禹西征关中，光武帝又让他代行大司徒事，位居宰相。

光武帝每当出征之时，都令伏湛留守京师，“总摄群司”。伏湛因为特别注重礼教，任宰相期间，虽然那时还在战争期间，戎马佐您之际，他就已经考虑到“造次必于文德，以为礼乐政化之道，颠沛犹不可违”,在他主持下，恢复了许多儒教旧礼。伏湛为东汉一代名臣，当代杜诗曾上疏称赞他“经为人师，行为仪表”“容貌堂堂，国之光辉。智略谋虑，朝之渊薮”。

伏湛在建武十三年天下刚刚平定时去世，对光武朝初期的建设立下了大功。不但如此伏湛在武功上也对东汉王朝做出了一定贡献。这是因为他曾在更始朝任平原太守，在平原因为政清廉平和，并因此受到当地百姓拥护，后来平原一带发生获索军徐异卿等的叛乱，大军连攻不下，但徐异卿表示“愿降司徒伏公”。光武知道青徐二州向来服膺伏湛，于是把他派到平原，结果真降伏了这部人马。

两汉之际著名《谷梁春秋》专家侯霸，不但文采出众，同时也是有名的清官循吏，素有能名。在王莽时任随县县宰职，“县界旷远，滨带江湖，而亡命者多为寇盗”,侯霸任职期间，“案诛豪猾”,打击大族，“县中清静”。当地老百姓得知侯霸要离开原职位的时候，一郡“百姓老弱相携号哭，遮使者车，或当道而卧，皆曰：‘愿乞侯君复留期年’”。侯霸在建武初年被光武帝任命为尚书令，让他“收录遗文”,把前代善政和与法度有益者全部提取出来并与予时行。光武初年的“宽大之诏”,皆出自侯霸之手。史称他“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但让人感到惋惜的是，在建武十三年，侯霸即因病逝世。在光武帝时被帝罗致朝中为臣的有名节的士大夫，还有宋弘、赵熹、宣秉、张湛、王丹、王良、杜林、郭丹、鲍永、郭伋、杜诗、张堪、冯鲂、任延、王景、刘昆、欧阳歙、牟长、包咸、丁恭、周泽、甄宇、杜笃、王隆、夏恭、索卢放等诸人。他们这些人或以渊博和名望，为光武帝聘于中央任职，署理朝政，为百废待兴的东汉新王朝出力；或以杰出的才干，任职于郡县，为光武一朝的吏治清明尽职；或以儒学经术，弘扬先师孔子的礼教，致力于学术教育。

总而言之，建武初至中元年，光武帝在位三十二年间，在朝内朝外，形成了一个儒雅君子云集的知识昌明时期。在光武朝曾任职到大司空三公高位的宋弘，生性耿直清廉，甚重名节。赤眉军人长安时，拒绝不仕，“逼迫不得已”时，投水渭桥，以佯死获免。

光武帝建国之初，擢拜他为太中大夫，第二年又升任为大司空。他在位时推进贤士，“引荐名士冯翊、桓梁等三十余人，后皆位及卿相”。拒绝“不仕莽朝”的蔡茂和郭贺，蔡被光武拜为广汉太守，后任为司徒，位居三公；郭贺则任为尚书令，“在职六年，晓习故事，多所匡益”。

以“信义著名”的赵熹，光武帝也待之厚礼，命人专门征召面见，“赐鞍马，待诏公车”。赵熹先拜怀令，升迁平原太守，最后位至太尉。就是这个赵熹，在任怀令时，并不因赵琅的权势大而放松执法，收考犯法的大姓李子春。在王莽朝“隐遁深山”,称疾不仕的宣秉，光武即位伊始，就拜其为御史中丞。光武帝对宣秉特别礼遇，“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号称“三独座”。这对这位“少修高节，显名三辅”的知名学者来说，算得上是无上的殊荣。

他在光武朝政的建设中，也颇有建树。史称宣秉在位时，“务举大纲，简略苛细，百僚敬之”,光武帝得以中兴，这里面也有宣秉一份功劳。光武帝还任命了一位“矜严好礼，动止有则”的三辅“以为仪表”的张湛为臣。建武初年，张湛就任于左冯翊，他“在郡修典礼，设条教，政化大行”,后升任到中央先为光禄勋，后又升为太子太傅。张湛因为敢于谏诤，光武帝每“有惰容，湛辄陈谏其失”,弄得光武帝一见他来，就说“白马生且复谏矣”。

光武朝被任命为太子太傅的另一大臣王丹，在王莽时也是“连征不至”,但在民间甚有威信。由于他“资性方洁，疾恶强豪”,同时又“好施周急”,当致仕“隐居养老”时，“每当农时，辄载酒肴于田间，候勤者而劳之”,这一举动，让乡里懒惰者感到羞愧，如此十几年后，乡风大变，“其化大洽，风俗以笃”。

东海著名的《尚书》学者王良，王莽时寝病不仕，在家教授诸生达数千人，到建武三年，也被光武帝拜为谏议大夫，后升为大司徒司直。因战乱流落到河西的著名学者、誉为“通儒”的杜林，在王莽和隗嚣当政时，都拒不出仕，光武帝一听说他已还三辅，立刻征拜他做侍御史，以后又升至大司徒司直、光禄勋。

杜林深通周礼，光武帝经常向他“问以经书故旧及西州事”,并由他设计了一套郊祀制度。因为杜林的被重用，他所友善的范逡、赵秉、申屠刚、牛邯等名士也被擢用，一时，经学研究甚见兴盛，“郎有好学者，辄见诱进，朝夕满堂”。杜林也尽力尽职，任内“内奉宿卫，外总三署，周密敬慎，选举称平”。

知名于光武朝的名士，还有一个郭丹。他原来是一个贫苦的孤儿，立志在长安求学，慨然下了决心，“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后来更始政权终于用高车载他出关征为谏议大夫，他因此对更始感恩戴德。更始失败后，郭丹为更始衰绖发丧、并“敝衣间行，涉历险阻”,表示对故主之情。建武十三年(公元37),他被光武帝任命为并州牧，“有清平称”,到汉明帝时，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与侯霸、杜林、张湛、郭伋齐名相善”。

在王莽篡位后转徙河西、巴蜀“二十余年”的申屠刚，也在建武七年(公元31)被光武帝征召到洛阳，先拜侍御史，后转尚书令。在光武朝任职大司空的宋弘在一封上疏中，曾对光武帝说：“臣闻国之废兴，在于政事；

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理合事务。”在光武一朝，由于积极擢拔贤良，可谓“俊士充朝”而“辅佐贤明”了。光武帝在中央有这样一批良臣贤吏，所以才能在短短十几年里，就形成拨乱反正的中兴局面。

刘秀向宋弘询问通博之士，于是他推荐了才学出众的桓谭。桓谭因为弹得一手好琴，刘秀每逢宴饮，“辄令鼓琴，好其繁声”。宋弘了解这件事后很生气，便把桓谭找来，批评了一顿。过后不久大会群臣，刘秀又让桓谭鼓琴，谭见宋弘，失其常度。刘秀因此感到奇怪而询问原因。这时，宋弘离席免冠道谢说：“臣所以荐桓谭者，望能以忠直导主，而今朝廷耽悦郑声，臣之罪也。”意谓我之所以推荐桓谭，是希望他能以他的忠直引导君主，而如今让朝廷沉溺于靡靡的郑声，这些全是我荐人不当的过错。刘秀一听这话，立即“改容谢”,以后再也不让桓谭鼓琴了。

有一次，宋弘当宴见，御坐是画着美女的新屏风，刘秀这时忍不住多次回头看那美女像。宋弘见刘秀这个样子严肃地说：“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其意在批评刘秀好女色。刘秀听闻此言马上便把美女屏风撤掉，笑着对宋弘说：“闻义则服，可乎?”意谓听到正确意见立即就改，这样可以吗?宋弘答道：“陛下进德，臣不胜其喜。”意谓皇帝用道德规范行为，做臣子的因此高兴极了。

当时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新寡，要重新择婿，于是刘秀便当着姐姐的面议论大臣，看看有没有她的意中人。公主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言下之意是看中了宋弘。刘秀觉得姐姐的眼力不错，但他同时也深知宋弘难说话，想了一会儿便对姐姐说：“方且图之。”意思是容我慢慢来办这件事。其后宋弘被引见，刘秀让公主坐在屏风后面偷听。刘秀就对宋弘讲：“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意谓谚语说一个人显贵了就要换朋友，发财了就要换老婆，这是人之常情吗?宋回答：“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意思是讲，我听说贫贱时的知己朋友不可以忘记，结发的妻子永远都位居正堂。刘秀清楚宋弘是一个把原则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所以对姐姐说：“事不谐矣!”意谓美事办不成了。

在两汉这样一个官贵盛行多妻的时代，刘秀完全可以用皇帝的权力命令宋弘接受这桩婚姻，然而他刘秀没有这么做。与之相反，在这里他表现出了一种超常的宽容精神。刘秀之所以如此，应该说是基于他对贤者的礼敬。

当然刘秀在统一天下过程中，从敌对集团那里接受人才，自然也是他敬贤礼贤的具体反映。这当中，从隗嚣那里接纳的贤者从数目上说可以是最多的，像马援、申屠刚、杜林、郑兴等，都是适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