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開始寫新解，是在西元一九五二年〔一〕之春末。那時學校在桂林街。我開始講論語一課，講堂上有許多旁聽的，此刻我們圖書館館長沈燕謀老先生也是其中之一。沈先生攜有一本美國新出版某氏的論語譯本作參考。他說：他將逐條筆記下我所講與此譯本不同處，將來彙齊寄與原譯人資其改正。但聽過幾月，沈先生的筆記停了。他說：相異處太多，除非從頭另譯。我為此，打動了我作新解的念頭。

普通讀論語，總是讀朱注。但朱子集注成書，距今已過七百年，有些我們應該用現時代的語言和觀念來為論語作新解，好使人讀了親切有味，易於體會，此其一。清代漢學盛興，校勘、訓詁、考據各方面，超越前代甚遠，朱注誤處經改正的也不少，我們不應仍墨守朱注，此其二。各家改訂朱注，亦復異說紛歧，我們應折衷調和以歸一是，此其三。我立意作新解，主要用心，不外此三點。

〔一〕原文为「民国纪年」。下同。——編者注我刻意想寫一通俗本，用最淺近的白話來寫，好使初中以上學生人人能讀。為求簡要，把漢學家緊稱博引的舊格套擺脫了，雖亦博綜諸家，兼釆羣說，但只把結論寫出，沒有枝葉煩瑣。我又模仿西方人繙譯新舊約，把論語各章全用白話繙出，好使讀者看了一目暸然，更無疑義。這是我寫新解的體例。先列論語原文，其次逐字逐句分釋，又其次總述一章大義，最後是論語本文的白白白話繙譯。

王貫之先生知道我草創新解，每兩週便來把我寫出的幾章要去，分期刊載在他主編的人生雜誌上。但我寫了些時便停止了。一則沒有整段的閒暇供我撰寫，時作時輟，精力浪費，亦甚苦痛。二則我開始感到此書要力求通俗，也有弊病。遇義理精微處，定要用通俗白話來寫，勢難簡潔，而且亦勢難恰當。文字冗長，反不能開人思路，引人入勝，又不能把精微處扼要確切地表達。我想不如改用平易淺近的文言，收效會更好些。好在能讀論語，其人瞭解文字之水準，必有相當基礎，我不應在力求通俗上著意。因此我想待把捉得一段假期清閑，竟體改寫。這一擱卻擱下幾年，我的冗雜有增無減，始終沒有一段清閒的假期。

二

直到西元一九六○年，我有機會去美國，在耶魯講學半年。我事先計畫，這半年，或許能使我繼續撰寫論語新解，但事前没有把握。我想若不能繼續此一工作，我正好乘此機會學習說英語和看英文書。

我在一月二十六日抵達新港。隔一日，二十八日，正是陰曆除夕，但在國外，全沒有過年氣氛。我和內人當天上街去逛書舖，選到一本現代歷史哲學的論文選集，我匆匆看其序文和目錄，深感興趣，便買了。在二月六日上午開始閱讀，八日開始授課。在十分冗忙不安定的生活中，到二月二十日，把那本現代歷史哲學讀完了。我又續看西方哲學書，從頭順著次序擇要閱覽。又到書舖買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兩集，絡續翻看。但我感到生活已逐漸上軌道，與其當小學生學讀西書，還不如改變計畫完成我的論語新解，對己對人，或許較有意義，較有貢獻。如此心中往返打算，終於把這一問題決定下來。從三月一日起，把閱讀西書的計畫全放棄了，來繼續論語新解的撰述。

論語全書二十篇，共四百九十八章。我先計算：儻每天能最低限度寫出新解六章，每週以五天計；因週末和星期日，一則多應酬，二則我要撥出時間出門到處遊覽；如是每一月作四星期算，每星期作五天算，每天寫新解六章，一月當可寫出新解一百二十章。我預計在新港尚有四個月停留，到六月底，豈不把全部工作可告一結來了！但我又怕事先預定，並不能如此般樂觀，因把在西元一九五二年所成舊稿共一百零二章，儘快先校讀一過，略事修改，即直從第一百零三章開始。如是一面可以逐漸集中精神，把我的興趣和注意力引起一頭緒，一面又可減輕我工作份量四分之一，那就準不致有失敗。

我在三月一號和二號兩天，打開舊稿，一面讀，一面改，儘兩日夜之力，把此一百零二章約略改過。三月三日起，正式繼續寫新稿。那天正逢大雪，竟日徹夜没有停。我已整整十二個年頭沒見過下雪了，只有西元一九五四年在日本東京臨走前的一下午，寒雨中夾著下過些微薄雪片。

今天見此大雪，心情十分愉快。窗外隔一馬路，是一大停車場，到薄暮時分，近百輛汽車全沒入大雪堆裏去。近窗有兩枝矮樹，到深夜也全給大雪淹没了。自晨至夜，門外冷清清沒見人過。我夜間，學校本有兩堂課，也藉此告了假。那是我開始寫此新稿，最值得紀念的第一天。

那天，我上午寫成新解六章，下午續成四章，夜後又續成一章，一整天共得十一章，已超出我預定計畫幾乎一倍。此後我在日記裏，把每天所寫新解，上午幾章，下午幾章，夜幾章，必詳細記下。每週一結算，本週共寫新解幾章，來督促我自己莫把此工作懈怠了。自然也有一天寫不到六章的，也有整整一天或連續幾天不寫的。但我越往後，精神越集中，時間安排越能活潑有條理。有因當天有事，趕一清晨，在早餐前寫出一兩章；有因應酬，或出門遊覽，而歸後尚有餘力熬一深夜，補寫上一兩章的。最多的一週，寫過六十二章。最少的一週，只寫九章。到五月二十八日起程去哈佛，我已只剩堯曰一篇，但無論如何是趕不完了。待哈佛歸來，在六月十三那天，算把堯曰篇也補完了。但我把上論鄉黨一篇跳過沒有解。十四日起，再補解鄉黨篇，到十八日竟體完畢。合計新舊稿共得一千四十三頁。以篇幅計，當得二十五萬字。在新港所成，當合二十萬字。實算字數，全部應該不超出二十萬字。新港所成，約合十五萬字上下。幸而我的全稿到此完成，此下在離新港前，又是一大段忙亂，實也再無從下筆了。

我在七月一號離新港，漫遊美國東西部，又去加拿大，再赴歐洲。於十月上旬，改變了全部遊程，逕返香港。我早知道，一返香港，生活又會冗雜。因此只有將新解的全部初稿，在美國一氣趕成，留待返港後再零碎絡續修訂。

三

我在是年十一月，卜居沙田，地僻較閒。到寒假，又把新解全稿拿出再整理。我寫新解，雖說是義理、考據、辭章三方兼顧，主要自以解釋義理為重。雖說不墨守朱注，主要還是以朱注為重。我此次補訂，先把朱子語類關於論語的幾卷，通體細讀一過。因語類在朱子注論語以後，有些處和他初注論語時見解有不同。有些見解不斷有改變。但可惜有許多重要異同，不能放進我的新解裏面去。這是為著書體例所限。我為論語作新解，只重在解釋論語原文之本義；其引伸義，發揮義，相通義，乃及其他問題，並非不重要，但不能攬入我新解中。我逢初稿應修改處逐條修改以外，其餘意見，曾寫了一篇從論語朱注論孔孟程朱思想異同一篇，刊載在美出版的清華學報上。

我讀完朱子語類論語之部，將我新解有關各章，再有所修改外，又將我新解全稿，逐篇逐章細讀一過。覺得我全稿前後文體尚有不純。尤其是最先完成的一百零二章，在美國只匆匆修改了兩天，顯與此下文體有不類。而一百零二章以下之最先幾十章，其文體也和前一百零二章較近。

較後則文體較為簡淨。因此又把全稿的前半部在文字上多加了一番刪潤。

據我經驗，著作草創固不易，而成稿後要自己修改則更難。因人有成見，總認為自己寫的又對又好，要發見自己的不對不好處，豈是容易之事！只有一法，且把自己成稿暫擱下，待時久淡忘，再取來，如看別人著作般平心細讀，庶可發現出自己一些毛病。我自將新解全稿通體閱讀一過之後，又把來擱在一旁。約莫過了半年多，我想再讀一過。此次再讀，我把王船山的四書大全說中論語的一部分先讀；因船山闡說義理，頗有能超出宋明儒之外的，而又為此下清儒所未見。

但可惜我讀船山四書大全說也如讀朱子語類般，所獲許多意見無法揷進我新解中。我只逢可修改處修改一些。我又乘興讀了船山四書大全說中孟子、大學、中庸之部，寫了一篇王船山的孟子性善義，刊載在香港大學金禧典禮東方文化研究所之論文集。

如是我又把新解全稿擱置，適逢楊聯陞先生自美國哈佛來。我在新港時，他早知道我在寫此稿，我到哈佛也曾和他暢談過。因此把全稿請他在旅館中為我看一遍，遇有意見，我囑他批注在眉端。那是去年四月五月間事。楊先生自香港去日本，我開一書單，託他在日本代買幾部日本學者的論語注作參考。

楊先生把書寄來了，正值暑假忙過了一陣，我又想再把我的新解全稿細細再讀一過。其時已值八月下旬。我把家中書房和客廳對調了一下，書房擴大了，我好靜下做工夫。那知九月一日大颶風來了，沙田受災最重。我家大門吹開了，大門旁的新客廳，風雨縱橫，受打擊最重；新書房的屋頂也掀破了，大雨直注。我冒着險，從走廊衝進書房，把我的新解全稿搶救了。幸而我事前把客廳和書房對調布置過，否則若我原先把此稿放在舊書房，可能風吹漫天飛，全散失了；可能雨打成爛紙，鋼筆原稿和原子筆的改稿，全模糊不易辨認了。

經此颶風為災，我家搬下樓去，在別院住。我放一大書桌在樓上原來臥室中，桌上只放我新解全稿，及從日本買來的幾部新的參考書。我只要不到學校辦公，便一人踱上樓，靜心做我對此稿最後一次的校閱。這是我年前離開新港後，又一次意外獲得了一個好環境。至今回想，西元一九六○年三月三日在新港的大雪，西元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在沙田的大颶風，和我從事撰著此書先後結不解緣，正好遙相映照，留作我私人的一番回想和紀念。

我從日本買回來的三部書，第一部是伊籐仁齋的論語古義，第二部是物茂卿的論語徵，第三部是安井息軒的論語集說。這三部書，正好代表著日本學者治論語學的三階段。東瀛學風，本和我大陸息息相通。伊籐仁齋的書，篤守程朱理學家言。物茂卿的書，則相當於我們自王船山下至毛奇齡與戴東原，有意批駁宋儒，力創新義。到安井息軒則受清代乾、嘉以下漢學家影響，實事求是，在訓詁考據上用力，而重返到漢唐注疏古學上去。我按着三書先後次序，逐章分看，正如把朱注論語下到近代此數百年來中國學術界漢、宋之爭的舊公案，重新在心頭溫一遍。我如此般讀過一章之後，在我心中對此一章自然會浮現出一番見解來。然後我再把自己原稿翻出再讀。有的是我此刻心上所浮現出的新見解，和原稿見解還是相同，那就算把我原稿通過了。也有的是新舊見解大體相近，只要在字句上稍加增刪便過去。也有時發現我原稿見解，或許因當時參考材料出此三書之外，或許我當時思索較之當前更細密，更周詳，而認為原稿意見實是勝過了我此刻的意見的；那真是一番喜悅，而且是喜出意外似的叫我高興。但也有時，我發覺原稿舊見解和我此刻的新見解正處在相反之兩端；那就為難了，不得不為此一章從頭再作深思。本來論語儘多異解，我以前是主從甲說的，現在又想從乙說；其間取捨抉擇，煞是不易。有的經過內心私下再三思辨，終於捨棄了舊見解改從新見解了。亦有的經過再三思辨，終於決定仍從舊見解，而放棄了新見解。但也有已從新解，再經幾天思考，又改從舊說的。也有已留舊說，再經幾天思考，又改從新見的。也有幾章，在自己新舊見解衝突，異說分歧，十分難解之際，而忽然悟出一番新義，自謂能超出以往舊見，更有新得的；那又是一番喜出意外的喜悅。直從九月十日到十一月，那三個月中，我常一人，或半天，或全天，獨坐空樓，已涼天氣未寒時，下簾寂寂，至今回味，仍感到樂趣無窮。

到十二月，破樓修理完竣，我們把家再遷回樓居。但那時我的新解全稿，早已校讀完畢了。

照理，我該可把全稿付排了。但我想，此稿付排，我仍有最後一次的校字工作可做，或許到那時又可能發現幾許錯誤應改正處。若此刻即去付排，我正滿懷歡喜，怕不易發現自己錯處。因此決定將此稿再壓幾個月，待我對此稿的心情冷一些。在西元一九六三年署假前開始發排。果然，仍發覺有許多文字義理未妥須修改。中間我去臺北一個半月，此稿的排樣亦郵寄臺北去。這一個半月，臺北天氣極熱，我在旅居生活中，又極忙亂；但校此稿，又有兩章，徹頭徹尾改動了。直至此刻，全稿已校過十分之八，尚餘十分之二未校。但因前面改動，牽涉到後面，至少後面有一章未校的；臨校時，我將添進兩句，而此兩句則是頗關重要的。默計全稿，我在此次最後校字時，又已改動了十章左右。可見過些時，說不定，又會發現需改動處。但對此稿，我總算已盡我心力。一待正式出版，我想再要由我自己來發現錯誤，其事當更不易。則只有希望讀我書的人多了，自會有好意見絡續來告訴我，我且留待此稿再版三版時，再有所訂正吧！

四

以上敘述論語新解完成之經過，以下略告讀者所應注意之一點。去年我寫論語讀法，已將讀論語應注意處約略提及，此下則專就一點言。

王貫之先生知道我新解已付排，他來要一份清樣，他說將擇要分期刊載於人生雜誌，為吾書作介紹。我想書已付排，出版在即，何必再浪費人生寶貴之篇幅！但貫之意極誠，來索再三，不得不應。待人生各期把新解擇錄刊出，我也按期翻閱。一面心佩貫之作事不苟，所摘錄的確也化了一番心。但另一方面，我卻別有感想，便是此下所欲申述者。

一般人總愛說「儒家思想」或「孔子哲學」，當然論語是關於此方面一部最重要的書。但我常感到中國思想，其從入之途及其表達方法，總與西方的有不同。西方一位大哲學家的思想，總見其有線索，有條理，有系統，有組織。他們提出一問題，關於其所用之名辭與觀念，必先有一番明確的界說。他們討論此問題，千廻百折，必有一項明確的結論。讀中國書便不然。即如論語，頗不見孔子有提出問題，反復思辨，而獲得結論的痕迹。若我們依著研究西方哲學的心習來向論語中尋求，往往會失望。

讀論語的，都認為孔子思想主要在講「仁」與「禮」。但孔子對此兩名辭根本不見有何明確的界說。直要待朱子作注，才為此兩名辭定下界說來。朱子說：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

又說：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

朱子是經千錘百鍊而始定下此兩個界說的。朱子所定下的界說，雖非無當於論語原文之本義，然而朱注所下界說，實比論語本文使讀者有更難體會之苦痛。若我們真要把此「愛之理，心之德」，「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十六字，細細咀嚼，便會發覺其中比論語本文所論遠為深廣。由此十六字，可以引生出更多問題。而此等問題，在我們讀論語時，實暫可不必理會。而且若非細讀朱子書，對此十六字之內涵意義，亦實難確切暸解。我們為一書作注，其用意本為使讀者對我所注書之本文增加其簡易明白之感，而朱注則有時卻似為論語增添出許多晦澀艱深反而難理解處。要之，在宋代理學盛行時，不能無朱注。在我們此時，時代變了，則不能不在朱注外來另作一新注。

我們若要問：論語中對「仁」字、「禮」字，究竟提出了何項問題？獲得了何項結論？那就更模糊了。似乎孔子平日講仁、講禮，根本上沒有提出什麼問題，因而也不見有什麼結論之獲得。我們讀論語，每章每句，都像是一種結論。試問在西方一個思想家，那有如此輕易獲得結論的？如此般的思想，又那得成為一套哲學的思想？

但上面這許多話，其實對論語是無傷的。我們把研究西方人哲學思想的頭腦來研究論語，則每易於論語中提出許多不成問題的問題來。主要在於中西雙方思想從入之途不同，因而其表達方法也不同。讀論語，應該依照孔子的思路來讀，才能於孔子有瞭解。今試問孔子思想究從何路入？這一問題，其實在論語裏是表現得明白可見的。思想從入之路不同，因此其表達方法也不同。孔子思想之表達方法，也即在論語裏明白可見。因此我們只該從論語本書來暸解孔子思想，不該先自束縛在西方哲學之格套中來尋求。

五

讓我們從最淺顯處看。論語中孔子論仁，有許多話只是就人就事論。孔子只就人與事來論仁，並不見有超越了人事而另提出一套近似於哲學玄思的「仁」的問題來。如云：「殷有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又說：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說：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即是管仲之「仁」。又有人問管仲，孔子說：

「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本章「人」字，亦有人說即是「仁」字。又如說令尹子文是「忠」不是「仁」，陳文子是「清」不是「仁」，子路、冉求、公西赤皆不得為「仁」，宰我欲短喪是「不仁」，凡此之類，皆專指某一人而分辨其仁與不仁。今若問何以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管仲都是仁？何以令尹子文、陳文子、子路、冉求、公西赤、宰我都不得謂是仁？我們要在此等處研究，便知對此諸人，至少該略有所知，不能說此等處只是孔子在批評人物，與其哲學思想無關，可以擱置不理。

又如孔子答弟子問仁。告顏淵則曰：「克己復禮」為仁，告仲弓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臨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為仁，告司馬牛則曰：「仁者其言也訓」，告樊遲則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又曰：「仁者愛人」，又曰：仁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則曰：能行「恭、寬、信、敏、惠」五者於天下為仁，告子貢則曰：「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為仁。這些處都是說，如此行事乃為仁，不如此行事，則非仁，或不是仁。就事而論，也如就人而論，義實相通，無大分別。在行事之背後必然有一人，孔子批評人，也只就其行事而批評。在此處，可見我們要瞭解孔子「仁」字真義，應該從那許多行事上去體會。如我亦能「愛人」，亦能「居處恭，執事敬」，那我也可依稀彷彿想像到孔子教人以此「仁」字的一番體段與境界。

又如孔子平日論仁，說：「能好人能惡人」為仁，又「仁者樂山」，「仁者靜」，「仁者壽」，「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不憂」。又說：「剛毅木訥近仁」。

「克伐怨欲不行」，不得即以為是仁。又說：「仁能守之」，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此等亦都是就事而論，只不是具體專指某一事而已。由上可知，我們總不能捨卻人生實際行事來求暸解孔子這許多話，乃及其所提「仁」字之涵義。

以上專舉「仁」字言，若「禮」字則不用更多舉。如何行事始是禮，如何行事即非禮？何人算能知禮守禮，何人便是不知禮不守禮？凡屬論語中講「禮」處，全從其體的實人實事來講，更是顯而易知。

我們再從此推說，便知全部論語，多是在講具體的實人和實事。若忽略了論語中所討論到的具體的實人實事，則全部論語所剩無幾。我們儘可說，全部論語都為討論這些具體的實人實事所包括了。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儒家思想主要是在其體的人和事，而孔子論語則為此下儒家思想之大本源所在。即如宋明儒言義理，其實也只緊扣於具體的人和事上而來討論其義理之所在。若抽離了具體的人和事，超越了具體的人和事，憑空來討論思索，那便近於西方哲學思想的格套。

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主要是從具體的實人實事上思入的。及其表達出來，亦仍大體不脫離於具體的實人實事。先秦如是，漢唐諸儒亦如是。後來宋明理學家言，大體還是如是。而大本大原則在孔子之論語。

我們若明白此意來讀論語，自應更多注意到論語中所提到的許多具體的實人實事，卻不應憑空思索去求瞭解。因此講求孔子思想，不宜脫離人事。我們自己思想，若要遵從孔子道路，也該從具體人事作出發點。近人都已說中國思想是一種人文思想，也便是此意了。

正因為如此，所以讀論語，若在解說義理或思想上有爭辨，勢必牽涉到考據。考據工夫，正為要確切明白得論語中那些實際的人事。此乃孔子思想及其所指示的義理之具體背境與主要對象。清儒刻意要來反對朱子的論語注，最先也是在義理上爭辨，但精而求之，便不得不轉入於考據。此亦是一種大勢所趨，自然會走上這條路。其實朱注論語也何嘗不經一種考據。如今硬要把考據、義理分作兩項，認為考據便無當於義理，那就又是一條差路，不可不辨。

六

現在再進一步說。既然孔子的思想和義理，都扣緊在人事上，因此讀論語，也並不能專注意「仁」字、「禮」字等許多字眼。換言之，論語中凡牽涉到具體人和事的，都有義理寓乎其間，都是孔子思想之著精神處。要懂得如此平舖用心，逐章逐句去讀論語之全部，才見孔子思想也有線索，有條理，有系統，有組織，只是其線索、條理、系統、組織與西方哲學有不同。

因此我的論語新解，逐章、逐句、逐字都要解，任何一字一句一章都不敢輕易放過。我作新解的用意，只在求能幫助讀者獲得些方便去暸解論語本文，並不是要自創一說，或自成一家言。

離閉了論語原文，我的新解便更無少許剩餘的獨立價值可言，那便是我的成功，那便是我作新解時所要到達的一個理想境界。當然我知道我還未能到達此境界。尤其在每一章後綜述大意，總難免有浮辭刪削未盡之感。但我總算是向此理想而努力的。

其實我此一種解論語的方法，乃完全遵依朱子成法。從來注論語，善言義理，亦莫過於朱子。但朱注中的剩餘獨立價值仍嫌太豐富。此亦不得怪朱子。因朱子時代，乃是一個理學盛行的時代。朱子之學，近承二程，乃由二程而追溯到孔孟。遇二程立說有與孔孟分歧處，好像朱子總不肯完全拋開二程來直解孔孟。其注論語，如「獲罪於天」，如「性相近」，如「孝弟為仁之本」諸條，本是極平易，而解成極艱深。又如「吾與點也」一語，本可不煩多解，而朱注化去了近四百字，發揮出一番大理論。後儒從此等處來批駁朱注是應該的。但朱注終是善言義理。朱子之善言義理，並不在乎此等憑空獨標新義處；也不在我上舉如其解「仁」字、「禮」字十六字之千錘百鍊處；朱注之所以為善言義理者，則在其凡遇論語所及實人實事，其中所涵義理，朱子最能闡發得細膩而熨貼。但朱子終是帶有宋代理學一番極濃厚的氣息。我不是說宋代理學無當於孔孟原意；我之作新解，乃是要冲淡宋代理學氣息來直白作解，好讓不研究宋代理學的人也能直白暸解論語；由此再研究到宋代理學，便可以迎刃而解，更易契悟。

朱注對論語所牽涉到的實人實事，也有些處考據不及清儒之細密，因此其所闡發的內涵義理也便不免有差失。但清儒說論語，究竟太求在考據上見長，而忽略了論語本文中所涵之義理。因此讀清儒說論語，乃只見有考據，不見有義理。既近買續還珠之誚，亦陷於歧途亡羊之失。

七

論語中最難讀者，有些處，雖亦是實人實事，而考據工夫則用不上，因此其內涵義理亦更雖把捉。臆測無準，異解歧說，多由此而起。我上半篇自述作新解，有改了再改，終難決奪的，亦以此等處為多。

今試舉數例略說之。如「射不主皮」章，此顯屬一實事。古注及清儒，都注意在考據上，惟朱子獨側重在義理上，再從義理來另作考據，遂使朱注對此一章獨為卓越。又如「魯人為長府」章，此又屬一實事。孔子盛讚閔子騫「言必有中」，可見此章中，必涵有一番義理。但朱子未曾將「魯人為長府」一事細考，則注文所闡發，近是望文生義，有類臆測。而清儒所以勝過朱注，有不可不加意採納者，則多在此等處。

又如「闕黨童子將命」章，究竟是孔子使此童子將命，抑是闕黨之他人使此童子將命？此屬一瑣事，無從考據。但孔子使此童子將命，與闕黨之他人使此童子將命，事終有別。事不同，而事中所蘊義理亦不同。故要闡述本章義理，勢必先肯定本章之事實。朱注說此章，乃肯定其為孔子使此童子將命。本此而闡說，其所說義理自佳。後儒遵朱注再加發揮的亦有。然亦有異說，認為乃闕黨他人使此童子將命。所以持此異說，亦有其一番理由。於是為求解說此章之真義，乃不得不由作注者胸中自有一番義理來作抉擇。此章雖屬小節，然他章有不是小節而與此章類似的，那就更費斟酌了。

又如「子路問成人」章，孔子意究謂是須兼有臧武仲、孟公綽、卞莊子、冉求此四人之長，而再加以「禮樂」之文，而始可以謂之「成人」否？朱注是如此說。然或說則從下文「亦可以為成人」之「亦可以」三字，謂可見只具一人之長已足，不是要兼四人之長。但朱注亦未嘗不注意到此「亦可以」三字，故曰：「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不足以語此。」此章實極關大義，非「童子將命」章可比。然欲定此章之真義，考據訓詁之為用皆有限，非作注者自有一番義理作抉擇不可。朱注之所以獨出古今者正在此。由此可知我們固是要讀論語來通義理，但亦要通了義理再來讀論語。讀了論語再來讀羣書，此是初學者的門路如此。但又要讀了羣書再來讀論語，此則是成學者之所當務。此層尤不可不知。

八

故知讀論語，每章各有一番義理可尋。不得謂遇孔子論「仁」、論「禮」諸章始有義理，其他各章可以擱置不問。而每章儘多異說，多見一異說，即多觸發自己一番義理見解，切不當暖暖姝姝於一先生之言。但異說終當定於一是。此所謂「一是」，即指論語原文之本義言。求論語本義，則主要須用考據訓詁功夫，否則儘說得義理高明，卻可與論語本義有背。然亦有時，考據訓詁無可用，非用讀者自己識見不可，否則終無以通論語之本義。故讀論語，有易讀處，有難讀處，學者貴能由易及難。但今為論語作解，則難處、易處全解了，此則貴學者之善自研尋。我作此新解，每多存異說，而於異說中必求抉擇一是。我之識見果足以勝此任否？惟有更待讀吾書者之再作辨認。我所謂讀論語必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兼顱，而義理則更其要者，其意亦在此。決非謂不顧考據、辭章而可以憑空求得其義理之所在。更不謂求義理者，只挑讀論語某幾章已足。

此意極關緊要，不得不在此鄭重提出。

今貫之先生為我選載於人生雜誌之諸章，似乎都選載些近似於憑空發論者，又多載我在此一章之後綜述其大義者。擇要誦讀，固亦是讀書之一法。專心先求大義，且置考據、辭章之瑣末，此亦未可謂非。但若專一從此路進，則又近於只要討究孔子所抱之一番哲學思想，而非研尋孔子所提示之人生義理。如是則仍似把孔子看成一西方哲學家般。此處差之毫釐，是會謬以千里的，讀論語者不可不戒。程子說：

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又說：

讀論語，有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此兩番話，只有從人生義理上去讀論語，始可暸解得。若真暸解得須從人生義理上去讀論語，則自然會遵從朱子所說，平舖讀，循序一章一句讀。且莫認為論語說到「仁」字處在講仁，不說到「仁」字處即與仁無關。更莫認為訓詁考據工夫，便就與義理無關。至於我之新解，則只求為讀論語者開一方便，一切全只是荃蹄，實不足重。我怕讀者把我的新解太重視了，那就罪過之極。因此特鄭重在此提及。

（一九六三年九月在香港新亞書院為慶祝孔誕校慶及教師節而作。原載新亞生活六卷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