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至对于国种生不甚爱惜之念与深恶痛疾之意，而惟求一变以为快，则其救国保种之热忱既失，而所以为变者，亦不可问矣。“三民主义”之精神，始终在于救国，而尤以“民族主义”为之纲领。民权、民生，皆为吾中华民族而言。使民族精神既失，则民权、民生，皆无可附丽以自存。所谓民有、民治、民享者，亦惟为吾民族自身而要求，亦惟在吾民族自身之努力。舍吾中华民族自身之意识，则一切无可言者。此中山先生革命精神之所在，不可不深切认明者也。其于中山学说为透辟的发挥者，有戴季陶氏。戴氏极言中国国民自信力之消失，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山先生说：‘中国国民的自信力消失了。’照现在这一个思想界的情形，正是证明中国国民自信力消失的真像。在一般反革命的顽固保守的人，他们固然不晓得文化的意义是什么，也不晓得孔子思想的本体是什么；而在一般革命的青年，虽然从科学的智识里面了解了多少文化的意义，但是并不能忠实地用科学方法来观察中国的文化，和中国固有思想的价值。一味认中国的文化，都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排斥。于是在思想上面，革命与反革命的分别，几乎变成中国的与非中国的区别。这是我所认为很痛心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现在要改革的是中国，如果中国的一切，直是毫无价值；中国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毫无存在的意义；中国的民族，也没有创造文化的能力。那么中国人只好束手待毙，就算完了，还要做什么革命呢？”

人的意义与做人的根本之忘却，

戴季陶《青年之路》：“前后三四十年当中，我们细细审查中国的国民，尤其是有改革中国志趣的青年，他们的思想上，有两个最彰著的特点。第一：对于指导中国革命救国的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主张，只是在向欧洲文化前进的一点，盲目地追随着。第二：我们看这几个时期当中，中国人对于欧洲文化的认识，对于救国方法的认识，除了孙先生一贯的‘三民主义’而外，一般都是忘却了人的意义，忘却了作人的根本。第一个时期，只看见枪炮兵舰，不看见人。第二个时期，只看见政治法律制度，而不曾看见人。第三个时期，把一切唾弃干净，连作人的必要，也一气抛却。第四个时期，几乎要看见人了，又被一个社会的假面遮住，于是只看见了社会的幻影。中山先生说：‘国者，人之积也。而人者，心之器也。’既不曾看见人，自然失了心。连人心尚且失却，还从何处建国，何处救国？

而谓“三民主义”之原始的目的，在于恢复民族的自信力。

《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三民主义之原始的目的，在于恢复民族的自信力。因为民族的自信力不能恢复，则此弱而且大之古文化民族，其老衰病不可救，一切新活动，俱无从发生。即发生亦不脱病理的状态，不能救民族的危亡。”

又《青年之路》第一编《过去的回顾》：“我们要晓得一个民族的强盛，他的原因，绝不在于一切人身以外之物质的条件。枪炮兵舰的制造，是由于人的发明。军队是由人组织，靠人训练。农工生产，是由人来工作。生产工具，是由人来制造推使。一切科学技能，是生活经验的结晶。文学美术，是文化组织和遗传的果实。政治法律、社会组织，是人类集团生活的条理。离却了人的努力活动，绝不会产生文明。没有能努力活动的人，更何从造成世界。我们不要只看见欧洲民族所造成的文明，我们还要切实认清楚造成文明的欧洲民族。回过来说，我们不要只想模仿欧洲的文明，我们须得要造成能支配文明的力量。中山先生说：‘民族主义，就是要中国先恢复中国民族的能力，要恢复中国民族的能力，先要恢复中国民族的自信心。’”

又《日本论·昨天的田中中将》：“我们看出一个民族的生命，最要紧是他的统一性和独立性。而这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生成，最要紧的是在于他的自信力。日本民族之所以强，与中国民族之所以弱，完全以此为分际。总理此四十年的努力，要点在何处呢？就是要唤起中国民族的自信心，造成中国民族的统一性和独立性。中国人不能彻底接受‘三民主义’，就是因为不自信的原故。任何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能够操纵，都是利用中国人的这种弱点。不单是帝国主义者，一切外面的势力，能够侵入中国，来压迫中国的民众，捣乱中国的政局，或是拆散中国的社会，其根本的原因，都是在内而不在外的。袁世凯以下，若冯若段若张若岑，乃至吴佩孚、孙传芳一切等等，他们的特质在那里？就是在原是一个中国人，而没有中国人的自信。只能倒向外国人的怀里去。……我们把日本的维新来看，在思想上，中国人普通总晓得日本人是受西洋很大的感化。但是始终日本的重心是日本，日本的基础是建设在日本。巴黎、柏林并没有一天能够指挥日本。我们再看俄国的革命，德国的思想在任何方面都供给俄国以很重大而紧要的资料，并且俄国一九一九年革命的发动，还是起自柏林。然而一旦成为俄国革命的时候，俄国的一切，都是自己支配。土耳其的革命，更是明显了。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打破外国的支配。从倒袁运动起，直到今天，除了总理孙中山先生和真实是他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势力而外，在中国一切政治的势力，都是受东京的支配，听东京的指挥的。……这一种亡国的精神状态，真是可伤呵！”又同书《信仰的真实性》：“一个民族如果失却了信仰力，任何主义都不能救得他起来。要救中国，要把中国的自信力恢复起来。这一个伟大而深刻的精神教育，在今天总应该有人明白了罢！”

惟有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然后可以复兴中国之民族。

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留心研究先生思想行为的人，都能看出先生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随时随地都尽力鼓吹中国固有道德的文化的真义，赞美中国固有道德的文化的价值。说明我们要复兴中国民族，先要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民族的自信力，才能把全中国的人组织起来，努力于革命的事业。”又谓：“民族盛衰，是在民族对于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民族的自信力，才能创造文化。要能够不断继续创造文化，发展文化，才有民族的生命，才有民族生命的发展。”

亦惟中国文化之复兴，然后世界人类才能得真正的和平。

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先生是最热烈的主张中国文化复兴的人，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全世界文明史上最有价值的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要求全人类的真正解放，必须要以中国固有的仁爱思想为道德基础，把一切科学的文化都建设在这一种仁爱的道德基础上面，然后世界人类才能得真正的和平，而文明的进化也才有真实的意义。”又：“先生的国民革命，是立脚在中国国民文化的复兴上面，是中国创制力的复活。是要把中国文化之世界的价值高抬起来，为世界大同的基础。”

戴氏又谓今中国之乱源，静的方面，在于物质文明之不兴；动的方面，在于道德之堕落。

《青年之路序》：“今天中国的乱源，静的方面是在物质文明的不兴，动的方面是在道德的堕落。道德问题的重要点，这几年来，简直没有人讲究了。要晓得这是作人的根本。先要把自己作成一个好人，然后才可以说到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作革命的事业。如果一肚皮藏着私心，而个人的欲望，由着感情的冲动，胡行乱为，自己的本身是一天比一天衰弱，一天比一天腐败，社会的病态，只有随着加重起来，那里建设得什么事业来呢？”

故求达三民主义之目的，第一在恢复民族的道德，第二在努力学西洋的科学。

见《青年之路序》。

而民族的结合，则有赖于一种意识的力量与信仰，而不能单靠理智。

《日本论·信仰的真实性》：“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单靠理智的。单靠理智的生活，人生便会变成解剖室里的死尸，失却生存的意义。而尤其是一个国民，一个民族的生活，绝不能单靠理智。民族的结合，是靠一种意识的力量。这一种意识力量，当然由种种客观的事实而来。但是种种客观事实的观察和判断，不变成一种主观的意识时，绝不发生动力。”又云：“人生是不是可以打算的？如果人生是不可打算的，我们何必要科学？如果人生是可以专靠打算的，人们的打算，自古来没有完全通了的时候。我们如果知道人生是力的作用时，便晓得信仰是生活当中最不可少的条件。只有信仰才能永生，才能合众。人的生活，是时时在死灭的当中。如果人人专靠着一个打算时，何处去生出死里求生的威力？”

至于最近数年间思想知识界之成绩，只是不明确的精神、物质之争，无气力的东、西洋哲学之辨，盲目的守旧，失心的趋新而已。

见《青年之路》第一编《过去的回顾》。今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激进派之言论，大抵如戴氏所谓一味认中国的文化都是反科学的，加以排斥。在思想方面，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几乎成中国与非中国的区别之概。遂致形成东西文化、精神物质之争。然亦至最近三四年内，吴稚晖、胡适之等始一意提倡科学，走归一路。而一方如梁任公、梁漱溟诸人，于民族道德之提倡，亦不为无力。其人生不能专恃打算的一层，已先戴氏言之。而梁任公《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及《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又《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诸篇，尤能着眼于民族的整个性，根据历史事实，为客观的认识。戴氏之论，盖能兼融两派，而加以革命的活力，诚足为一种健全之主张也。

此戴氏持论之大旨也。今者北伐告成，全国统一，军事将次结束，政治渐入轨道。学术思想，重人光明之途。则戴氏所论，其将为今后之南针欤？要而言之，则此十七年之学术思想，有可以一言尽者曰：出于“救国保种”是已。故救国保种者，十七年学术思想之出发点，亦即十七年学术思想之归宿处也。而言夫其所争，则多有所不必争者。而所以起争之端，则不出两病：一曰好为概括的断制。见一事之敝，一习之陋，则曰吾四万万国民之根性然也；一制之坏，一说之误，则曰吾二千年民族思想之积叠然也。而不悟其受病所在，特在局部，在一时，不能若是其笼统以为说也。一曰好为传统之争。言救国则曰当若是不当若彼，言治学则曰当若是不当若彼，惟求打归一路，惟我是遵。不悟此特自古学者道统成见之遗毒，学固不患夫多门，而保种救国之道亦不尽于一途也。舍其所以为争者而观之，则今日学问界所共趋而齐赴者，亦可以一言尽之，夫亦曰：“吾民族以前之回顾与认识者为何如”，与夫“吾民族此后所希望与努力者将何如”而已。尝试论之：皇古以还，吾民族文化真相，今犹无得而详矣。要之成周以降，则中国古代文化学术一结集综整之期也。如风之郁而动，如食之积而消，先秦之际，诸子争兴，是为学术之始变。秦人一炬，古籍皆烬，至于汉室，国力既盈，又得为结集综整之事。至晚汉、三国、两晋以往，则又学术之一变也。隋唐盛世，上媲周、汉，则又为一结集综整之期。至于十国扰攘，宋人积弱，迄于元明，则又学术之一变也。满清入主，康、雍、乾、嘉之际，又一结集综整之期。至于今世变日亟，国难方殷，则又学术将变之候也。而其为变之兆，有已得而见者。余尝论先秦诸子为“阶级之觉醒”，魏晋清谈为“个人之发现”，宋明理学为“大我之寻证”。则自此以往，学术思想之所趋，夫亦曰“民族精神之发扬”，与“物质科学之认识”是已。此二者，盖非背道而驰、不可并进之说也。至于融通会合，发挥光大，以蔚成一时代之学风，则正有俟乎今后之努力耳。夫古人往矣，其是非得失之迹，与夫可镜可鉴之资，则昭然具在。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继自今发皇蹈厉，拨荆棘，开康庄，释回增美，以跻吾民族于无疆之休，正吾历古先民灵爽之所托凭也。学术不熄，则民族不亡。凡我华胄，尚其勉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