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文化进展，根据上述，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是先秦时代。

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基本理想，即在此期建立，而同时完成了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的大规模，为后来文化衍进之根据。

第二：是汉、唐时代。

在此期内，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次第实现，这是安放理想文化共通的大间架，栽培理想文化共通的大园地。

第三：是宋、元、明、清时代。

在此期内，个性伸展在不背融和大全的条件下尽量成熟了。文学、美术、工艺一切如春花怒放般光明畅茂。

若照中国文化的自然趋向，继续向前，没有外力摧残阻抑，他的前程是很鲜明的，他将不会有崇尚权力的独裁与专制的政府，他将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经济上之畸形发展。他将没有民族界线与国际斗争，他将没有宗教信仰上不相容忍之冲突与现世厌倦。他将是一个现实人生之继续扩大与终极融和。

但在这最近一千年来，其文化自身亦有不少弱征暴露，这在前章里已叙述过。正当他弱征暴露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个纯然新鲜的异文化，欧、美文化，挟持其精力弥满富强逼人的态势突然来临。这一个接触，从明代末年西历十六世纪开始，到今已逾四个半世纪了，越到后来，中国越觉得相形见绌。最近一百年内，中国表现得处处不如人。中国愈来愈穷，愈来愈弱，在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狂潮正值高涨的时代，几乎无以自存。

中国一向是一个农业文化的国家，他一切以“安足”为目的，现在他骤然遇见了西欧一个以“富强”为冃的之商业文化，相形见绌了。因西方的富强，推翻了我们自己的安足，中国文化要开始在不安足的环境中失败而毁灭。如是中国人当前遇到了两个问题。

第一：如何赶快学到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好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撑住。

第二：是如何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之精神斲丧或戕伐了。换言之，即是如何再吸收融和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

若第一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国家民族将根本不存在；若第二问题不解决，则中国国家民族虽得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仍将失其存在。世界上关心中国文化的人，都将注意到这两个问题。

二

让我们从中西交通的历史上先约略叙述起。

中国在世界上，是比较算得一个文化孤立的国家。但中国实不断与其四邻异族相交通相接触。中国的对西交通，有西北的陆线与两南的海线两条大路。尤其是汉、唐以下，中国那两条路线之交通频繁，是历历有史可征的。而且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举其最著的例，自然是东汉以下对于印度文明与佛教思想的那种态度，是值得我们赞佩与惊叹的。那时中国自己传统文化，至少已绵历了三千年，在那时虽说政治动摇，社会衰乱，到底并未到文化破产的征象，但那时的中国人，对印度佛教那种热忱追求与虚心接纳的心理，这全是一种纯真理的渴慕，真可说绝无丝毫我见存在的。

此下到唐代，印度思想之流人，虽逐渐枯绝，但中国对其更西方的大食、波斯一带的通商，却大大繁盛起来。那时中国各地，几乎全都有大食、波斯商人的足迹。只广州一埠，在唐代末年，就有大食、波斯商人集麇达十万人之多。那时中国除却佛教外，还有景教、祆教、摩尼教、回教等传入，这些宗教，虽在中国并不能如佛教般影响之大，但中国人对于外族宗教态度之开放，是很可注意的。

而且除却宗教信仰以外，其他一切，如衣服、饮食、游戏、礼俗，以及美术、工艺各方面，中国接受西方新花样的，还是不可胜举。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不论在盛时如唐，或衰时如魏晋南北朝，对于外族异文化，不论精神方面如宗教信仰，或物质方面如美术工艺等，中国人的心胸是一样开放而热忱的。因此中国文化，虽则是一种孤立而自成的，但他对外来文化，还是不断接触到。中国人虽对自己传统文化，十分自信与爱护，但对外来文化，又同时宽大肯接纳。

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西方文化是印度，第二次是波斯、阿剌伯，第三次始是欧洲。欧洲文化开始到东方来，那已在晚明时期了。中国人在南洋的文化势力，是儿乎与有史时期俱来的。安南占城，秦时即隶象郡，这早在中国疆土以内了。真腊俗称柬埔寨，至隋时始通中国。暹罗亦到隋时始通，缅甸则汉通西南夷时，已见于中国典籍了，那时称之为掸。爪哇在西元一三二东汉阳嘉时通中国，苏门答腊之三佛齐在南朝时代来贡，婆罗洲在西元六六九唐初来贡，只爪哇一处，自西历二世纪迄十五世纪，前后贡使，见于中国史乘的已有三十余次。

大抵秦、汉到南朝，中国对南洋交通，早已极活跃了，唐、宋时代尤其旺盛，而更活跃的时期则在明代。当明成祖时，郑和奉使海外，修造二千料大海舶，明史称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据近人考订，应该是长十六丈多，阔二丈多的船，共六十二艘，随行将士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自此先后奉使达七次之多，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暹罗、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等凡三十余国。其第三次出使，越过印度南境而抵波斯湾。其第四、第五次，并横跨印度洋而达非洲东岸，那时尚在葡萄牙人甘马发现好望角之前数十年。可见中国虽是一个传统大陆农业文化的国家，他对海上活动，亦未尝没有相当的兴趣与能力。但因中国在上的政府，既无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野心，倘使有，亦常为下面和平民众所反对。在下的民众，又没有畸形的资本势力之推动，倘使有，亦常为上面的主持经济平衡主义的政府所抑制。因此中国的海上事业，在下只是些和平民众小规模的商贩活动，在上只是政府藉以表示中国文化远播之一种光荣礼节而已。而那些南方热带的海岛居民，他们的生活习惯到底与中国大陆农业相差过远，因此中国文化急切也不获在这些处生根结实。因此自秦以下直迄明代，几乎两千年的时期里，中国与南洋的交通，虽永远展开，但中国既不以武力占领之，而文化传播亦未达十分满意之程度，只是彼此间常保一种亲善的睦谊而止。但一到西洋势力东渐，那些南洋岛民的命运，便急剧恶化，而中国恰亦走上衰运，自经倭寇肆扰，对海事常抱戒心。当西元一六二三利玛窦初到中国之岁，那时明代万历盛运已过，政治社会一切动摇。此下恰恰二十年，便就亡国。满洲入主，那时一辈士大夫，还有什么心绪，能注意到西方的文化方面去呢？

满清入关以后，中国学术全在不正常状态下发展。那时一批第一流的学者，都抱着亡国之痛，对清政权不肯屈服。他们的行动，毕生都不自由，只有闭户埋头，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一番彻底从头检讨的工作，他们自无心于旁骛。第二流以下的因应变局已感不易，更说不上什么贡献。清代自削平中国各地的叛变之后，又继续兴着好几次文字大狱，把中国学者的内心自由精神，痛切膺惩，待到乾隆时代，那时正当西方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直到十八世纪之末梢，中国社会亦算勉强地和平而繁荣了，一般学者，全都死心塌地，驱束到古经籍的校勘、训诂方面去，不问世事。而那时的西方，正是近代文化开始上路突飞猛进的时候，只可惜中国人又如此地白白糟蹋蹉跎过了。

嘉庆、道光以下，正当西方十九世纪开始时期，中国社会终于要昂起头来反抗满洲人私心狭意的部族政权之统治，但那时中西双方国力，便显著的不相平衡了，中国人要开始尝到南洋诸民族所遭逢的恶劣命运了。那时的中国人，内部尚未能摆脱满清部族政权之羁軛，外面又要招架西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压迫与侵略。中国人在此双重影响下，开始觉悟到要从头调整他的全部文化机构，来应付这一个几千年历史上从未遇到的大变局，那真是一件十分吃力的事。自西元一八四二鸦片战争，直到现在一百年内，中国人便在此情况下挣扎奋斗。我们若看清这三百年来中国人之处境，与其内心情绪之激扰与不安定，则在此时期内，中国人之不能好好接纳西方文化而加以消化，是不足深怪的。

三

而且当利玛窦等初来中国时，他们的一腔热忱，只在传教。但在中国传统文化机构上，宗教早不占重要的地位。耶稣教偏重对外信仰，不能像佛教般偏重自心修悟，较近中国人的脾胃。因此明代的中国人，不免要对西方传教士抱几分轻蔑心理，这亦是很自然的。利玛窦等想把他们天文、舆地、历法、算数等知识炫耀于中国人之前，因此来推行他们所信仰的教义。但在中国人看来，他们天文、舆地、历法、算数等知识是值得欣羡的，他们的教义，则是值不得信从的。利玛窦等想把中国人从天算、舆地方面引上宗教去，但中国人则因怀疑他们的宗教信仰而牵连把他们天算、舆地之学也一并冷淡了。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起初利玛窦等因感在中国传教不易，因之对于中国固有的礼俗，一切采取容忍态度，在中国的基督徒也许祀孔祭祖，这是当时耶稣会一种不得已的策略。但在西方的教会，则始终反对是项策略。而在中国也同样激起了康熙时代，除却利玛窦派之外，一概不得在中国传教的诏令。我们大体上可以说，近三百年来的中西接触，前半时期，是西方教士的时期，他们在中国是没有播下许多好成绩的。

一到十八世纪终了，十九世纪开始，西方情形大变了，西力东渐的急先锋，显然不是教士而是商人了。那时西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力量，正如初生之虎，其锋不可当。但在中国人心里，是一向看不起富强侵略的。中国人经过儿次挫折，也都知道自己力量不如人了，但还敌不过他内心中的一股义愤与鄙夷。因此在中国人眼光里，又不免要误会到西方只是些贪利与恃强的勾当，而忽略了在他后面策动的西方文化的真力量与真性质。在那时的日本，他虽说是中国文化之附庸，但到底薰陶不深，他受西洋势力的压迫，便翻然变计，一心一意慕效富强，学习侵略，在不久的时期内，日本早已现代化了，他也就变成一个富强而能发动侵略的国家了。但在中国则不然。日本人之学西洋，是举国一致，兴趣集中的；在中国则是随伴着一种鄙夷之心，由于不得已而学之的。在中国人看来，误谓西方一切，全是供作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吞噬攫夺用的一种爪牙，以及欺骗引诱人的一种假面具而已。在日本人则只要这一副爪牙假面具而已足，在中国人则内心实在讨厌这一些，而又不得不勉强学习他。中、日两国效法西化之一成一败，是有他双方心理上甚微妙的一种因缘的。我们亦可以说，西力东渐的第二期，他的商人先锋队，在中国所留下的影响，并不比教士们好些，而且是更坏了。

四

话虽如此说，这三百年来的中国人，对此西方异文化的态度，到底还是热忱注意虚心接纳。利玛窦初来，便得中国名儒徐光启与李之藻之笃信与拥护。清代经学家，对于天文、历法、算数、舆地、音韵诸学，他们一样注意到西方的新说而尽量利用。一到晚清末叶，中国士大夫潜心西方理化制造之学的也多了，后来越发扩大，对于西方政法、经济、社会组织、文、史、哲学，其他一切文化方面，在中国全都有人注意研究。一到双方接触渐深，中国人知道西方社会并不尽是些教堂与公司，牧师与商人，也不完全就是一个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富强侵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兴趣便突然浓厚。中国人那种追求纯真理的渴忱，又在向西方世界五体投地的倾倒备至了。

在不久以前，中国知识界里颇有一辈人主张把中国传统全部文化机构都彻底放弃了，如此始好使中国切实学得像西方。但这一种见解流行不久，便为中国人民所厌弃。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渐渐懂得把全部西方文化分析解剖，再来与中国固有文化相比量。现在的中国人，他们渐渐觉得西方文化所最超出于中国，而为中国固有文化机构里所最感欠缺的，是他们的自然科学一方面。自然科学亦是一种纯粹真理，并非只为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做爪牙。中国人学习科学，并非即是学习富强侵凌。而且这一次世界大战争，中国又身当其冲，中国人深感到自己传统的一套和平哲学与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文化理想，实在对人类将来太有价值了。而中国的现状，又是太贫太弱。除非学到西方人的科学方法，中国终将无法自存，而中国那套传统的文化理想，亦将无法广播于世界而为人类造幸福。中国人在此两重观念下，始从内心真诚处发出一种觉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负最大使命之觉悟。此下的中国，必需急激的西方化。换辞言之，即是急激的自然科学化。而科学化了的中国，依然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使命里尽其责任，这几乎是成为目前中国人的一般见解了。

五

现在有一个新问题急待提出，即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机构里，为何没有科学的地位呢？中国传统文化机构里傥无科学的地位，中国要学习西方科学是否可能呢？中国学得科学而把新中国科学化了，那时是否将把中国固有文化机构损伤或折毁呢？这些问题是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预期中国新文化前途的人所共同要遇到的，本书作者愿在下面约略申述一些个人的意见。

严格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并非没有科学。天文、历法、算数、医药、水利工程、工艺制造各方面，中闰发达甚早，其所到达的境界亦甚高，这些不能说他全都非科学。若把东方文物输入西方的重要项目而言，如蚕丝在两汉时代已不断由中国传入罗马，其后到西元五五〇南朝梁简文帝时，波斯人又将中国蚕种传至东罗马都城君士坦丁。造纸法在中国东汉时已发明，直至唐玄宗时，大食人始在西域获得纸匠，因在撒马尔罕设立纸厂，为大食人造纸之始。大食专利数百年，直到西历十二世纪，造纸法始入欧洲。如罗盘早见于南北朝时代之《宋书》，称为周公所作，西历三世纪初年马钧，西历五世纪中叶祖冲之，都造过指南车。此后到西历十一世纪中叶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里又记载到此种制造。欧洲用磁针盘供航海用，始于西元一三〇二年，那已在元成宗大德六年，尚在沈括所记之后二百五十年。这也是由阿剌伯人从中国传入欧洲的。雕版印刷术，中国发明尚在西历九世纪以前，前章已叙述过。到西历十一世纪前半期宋仁宗时，毕昇又发明活版印书。至欧洲方面德国创始活字版，已在西元一四三八明英宗正统三年，后中国四百年。又如火药，中国古时已有。据《三朝北盟会编》，西元一一二六北宋靖康时，已见火炮。南宋虞允文造霹雳炮，以纸包石灰硫黄为之。孝宗时，魏胜造炮车，火药用硝石、硫磺、柳炭，这些都在西历十二世纪内。至欧洲德人初造火药，已在西元一三五〇元顺帝至正十年，那已是十四世纪之中叶了。至于发射火药之炮，在欧洲使用，则已在十五世纪了。又如清代北京的天文观象台，建造始于西元一二七六年元代之郭守敬，较之欧洲最早西元一五七六年丹麦人所建天文台，尚早三百年。而郭守敬所造仪器，还都是模仿宋人的。至若明代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十八卷，书成于西元一六三七，中间所载一事一物，何莫非中国人从科学经验中得来的可宝贵的知识。谁又能在近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工艺技巧之间，分划出一条截然的鸿沟来呢？

所以我们若说，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科学地位，这是一句冤枉话，不合历史情实。平心论之，在西历十八世纪以前，中国的物质文明，一般计量，还是在西方之上。只在西历十九世纪之开始，西方近代科学突飞猛进，这一百五十年来，西方社会之日异月新是至可惊异的，而中国在此时期里，反而步步落后。我们若专把这一段切线来衡量中国文化，是要陷于短视与偏见之诮的。

六

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虽说未尝没有科学，究竟其地位并不甚高。中国全部文化机构言之，科学占的是不顶重要的部位，这亦是事实。到底科学在中国不好算得很发达，这又为什么呢？现在试再举要论列。第一：中西双方的思想习惯确有不同。东方人好向内看，而西方人则好向外看。这一层上面已约略说过。因此太抽象的偏于逻辑的思想与理论，在中国不甚发展，中国人常爱在活的直接的亲身经验里去领悟。

科学与宗教，在西方历史上虽像是绝相反对的两件事，但在中国人眼光看来，他们还是同根同源，他们一样是抽象的逻辑的向外推寻。在中国既没有西方人那种宗教理论与兴趣，因此西方人那样的科学兴味在中国也同时减少了。譬如哥白尼的“地动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西方是一种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因其与他们的宗教理论宗教信仰恰相反对之故。但在中国，根本便没有西方般上帝创世一套的宗教，虽则在社会上亦有天地开辟等传说，但在整个学术思想上，本来没有地位。佛教思想亦不重这方面。因此中国人听到哥白尼地动说，达尔文进化论等，只觉其是一番证据确凿的新知识，并不觉得他有惊天动地的伟大开辟。因此中国人对于此等科学新说之反应，反而好像是有些平淡与落莫了。这是说的科学思想方面。

再说到科学应用方面。科学发展，多少是伴随着一种向外征服的权力意识而来的，那种意识又并不为中国人所重视。在国际政治上反对帝国侵略，在社会经济上反对资本剥削。科学发明，在此两方面的应用，遂不为中国人所奖励，有时把他冷淡搁置，有时尚要加以压迫摧残，如此则西方般的科学发明自然要中途停顿。即如上述火药、罗盘、雕版印刷三项大发明，只有印刷术一项，在中国社会上始终为人看重。火药则用来做花爆，放在空中，变成一种佳时令节的娱乐品。这早已十足的艺术化了。元、明、清三代，每遇战事，便要感到大炮威力之需要，他们只向西方临时取法。一到战事消弭，大炮的重视也冷淡了，再不关心了。如此则中国的军用火器，便永远停滞，落人之后，不再进步了。又如罗盘，一般社会用来定方向，测日晷，建屋筑墓，应用到鬼神迷信方面去了。中国虽很早便有相当的造船术，相当的航海技能，但中国人没有一种远渡重洋发展资本势力的野心，因此罗盘应用也不能像西方般发挥尽致。

在西方的名言说：“知识即是权力”，中国人决不如此想。尤其是近代的科学知识，这真是人类最高最大的权力表现，但中国人心目中不重视权力，故而西方般的科学发明又少了许多鼓励与鞭策。

七

现在再进一步言，自然科学在中国文化进程里不很发达的第二原因。

似乎每一种文化，只要他在进展，他自然要用力向他缺陷处努力克服与弥补。上面说过，中国文化是先在一个广大规模上逐步充实其内容，而西方文化则常由一较小较狭的中心点向外伸扩，此亦由于双方自然环境所影响。因为西方的地势，本自分裂破碎，不易融凝合一，因此在西方世界里常见其相互冲突与不稳定。西方人的心里，因此常爱寻求一个超现实的、抽象的、为一般共通的、一种绝对的概念来作弥补。这一概念，如古代希腊悲剧里的“命运观”，哲学上的“理性观”，罗马人的“法律观”，耶稣教的“上帝观”，近世科学界对于自然界之“秩序观”与“机械观”，皆可谓其同根共源，都根源于一种超现实的、概括的、抽象的、逻辑的、理性的、和谐之要求。此种“和谐”却全是“外力的”，西方人即以此种外力的和谐之想像，来弥补克服他们内在世界之缺陷。但到底他们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法律、科学诸部门，依然还是相互分割，各有疆界，亦如西方的自然环境般不易调协，到底不免要各自独立，相互对抗。

中国文化则自始即在一个广大和协的环境下产生成长，因此中国方面的缺憾并不在一种共通与秩序，这一方面，早已为中国文化所具有了。中国方面的缺陷，则在此种共通与秩序之下的一种“变通与解放”。因此中国人的命运观，并不注重在自然界必然的秩序上，而转反注意到必然秩序里面一些偶然的例外。中国人的法律观，亦不注重在那种铁面无私的刻板固定的法律条文上，而转反注意到斟情酌理的，在法律条文以外的变例。中国人的上帝观念，亦没有像西方般对于理性之坚执。西方人的上帝是逻辑的，中国的上帝，则比较是情感的，可谓接近于经验的。中国人的兴趣，对于绝对的、抽象的、逻辑的、一般的理性方面比较淡，而对于活的、直接而具体的、经验的个别情感方面则比较浓。这亦是中国文化系统上一种必然应有的弥缝。因为中国世界早已是一个共通的世界了，中国社会早已是一种和谐而有秩序的社会了，若再如西方般专走抽象与逻辑的路，将使中国文化更偏到一般性的与概括性的方面去，如此则将窒塞了各自内部的个性伸展。

中国哲学上有一句话，叫做“理一分殊”，中国人认为“理一”是不成问题了，应该侧重的转在“分殊”方面。如此科学思想便不易发展。科学思想的精髓，正在抽象理性的深信与坚执，正应侧重在其“理一”方面，而不在侧重其“分殊”方面。西方科学家因刻意寻求“理一”，此正西方文化之所缺，故不惜隔绝事实，从任何实体中抽离，来完成他的试验与理论。中国人不爱如此做，中国人常视其现状为融和圆通的，实际上中国人生活正已在理性之中，因此却反要从理性外寻求解放。但虽如此，在中国人观念里，像西方般的宗教、法律、文学、哲学、科学、艺术诸部门，仍然是融和调协的。他们在实际上只是一体，此即所谓“理一”，他们相互间不需要亦不允许界限与分别。这是中国文化不求和谐而早已和谐处。

若用西方眼光来看中国，不仅中国没有科学，即哲学、宗教等，亦都像没有完全长成。中国思想好像一片模糊，尚未走上条理分明的境界。但我们若从中国方面回看西欧，则此等壁垒森严，彼此分別隔绝的情形，亦不过一种不近情理的冷硬而无生趣的强为分割而已。双方的学术思想界，正如双方自然环境般，一边只见破碎分离，一边只见完整凝一，这是中西的大分別所在。

八

我们再从第三方面言，我们尽管可以说中国科学不发达，却不能说中国人没有科学才能，傥使中国人真的没有科学才能，则他们历史上，也不会有如许般的发现和发明。不过中国人科学才能之表现，也有和西方人不同处。中国人对物常不喜从外面作分析，而长于把捉物性直入其内里。这因中国人常爱把物界和人类同一看待，常把自然界看成一有生机的完整体，因此好谈“物之性”，而不喜欢谈“物质构造”。同时中国人观察的眼光是极灵敏的，他既透过物体外层之构造，而向内深入直接掴捉住物性，因此中国人一样能利用物界，只在西方人看来，好像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还未到理性分析的境界。中国人也常说：“可以神遇，而不可以目视；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便是说的这个道理。中国人在他“神遇”“意会”的一番灵感之后，他也有本领把外物来作试验和证明。中国人对于试验和证明的手腕和心思，又是非常精细而极活泼的，否则中国人的灵感，将永远在神秘中，不能有许多实际的发明和制造。但因中国人观念中不重分析，因此也没有理论上的说明，一切发现，遂只变成像是技术般的在社会传布，缺乏了学理的解释与再探讨，如此则像是使后起的人仅能心领神会，不易继续模仿前进，这亦像是造成了中国科学界一极大的缺憾。

九

以上所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不能像似西方般的科学发展之原因。但中国文化其本身内里亦自有其一套特殊性的科学，只不能如西方般的科学同等发展。最多亦只是不易在自己手里发生出如西方般的近代科学来，却不能说他连接受西方科学的可能亦没有。则何以近百年来，西方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大量输入，而中国方面还是迟迟不进，老见落后赶不上去呢？这里面亦有其他的原因，最主要的，由于最近当前的中国人，只依照着西方人的“功利”眼光去看他们的科学，而没有把“纯真理”的眼光来看。日本人也同样以功利眼光看科学，但日本人中心歆羡功利，因此学成了。中国人心里则实在菲薄功利，只逼于事势，不得不勉强学习，因此学不深入。又一原因则在中国政治、社会全部变动，非到国内得一相当安定的局面，西方科学也无从生根滋长。此后的中国，国内国外的和平秩序恢复了，对科学的观念也正确了，我想科学在中国，一定还有极高速度的发展。

十

让我们再谈到最后一问题，科学在中国一如在西方般发展以后，是否将损害或拆毁中国原来的文化传统呢？这一问题颇是重要，但据本书作者之意见，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将决不以近代西方科学之传入发达而受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是高兴接受外来新原素而仍可无害其原有的旧组织的。这不仅在中国国民性之宽大，实亦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中和”性格，使其可以多方面的吸收与融和。

姑让我们具体而浅近的说一些。即以儒家思想与耶稣教义论之，在儒家思想的系统下，尽可接受耶教教理。耶教最高教理在“信仰上帝创世”，儒家思想之主要中心则为“性善论”。在人性皆善的理论上加上一个人类由上帝创造的学说是无伤大体的。因为人类悦由上帝创造，亦未必便见人性皆恶。但反过来，在耶教教理方面，却不能轻易接受儒家思想，因为你若真相信人性皆善，则不得不接受如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及禅宗所谓“自性自佛”的话，从此发展引伸，便要对耶教一切仰赖上帝的宗教理论，加以无形的打击了。循此而下，耶稣教势非亦变成一变相的儒家不止。因此儒家思想可以容忍耶稣教，耶稣教却不能容忍儒家思想。在晚明及清初，中国人可以接纳利玛窦，但西方教会则必须排斥利玛窦，便为此故。这里面并非全为中西双方民族性之不同，而双方教义性质之不同，实更为重要。

再以儒家思想与佛教教理言之，儒家思想之终极目标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家的终极目标为“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在儒家思想的系统下，尽可容受此种“无余涅槃”之观念，无论大乘教义的或小乘教义的。宋、明新儒家便常有此种理论，这无异于成了“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境界。因此儒家尽可谈佛参禅，在儒家的功业上，再加以佛家的胸襟是不相妨的。依然不害其为儒。但佛家却不能轻易接受儒理，若佛家亦来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必蓄发回俗，不成其为佛，而转变为儒了。我们若明得此理，便知中国社会上有所谓“三教合流”乃至对于一切宗教之容忍，是不足为奇的了。

“科学”与“宗教”在西方是显相敌对的。信了科学便不能再信宗教，因此双方水火，互相排斥。但在中国固有文化的机构下，是既可容受宗教，亦同样可以容受科学的。就思想系统而说，西方近代科学界之新理论，他们所针对的是他们的宗教教理，并非针对着中国思想。在中国思想里加进西方科学成分，只是有益无损。《中庸》上说：

尽己之性，而后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尽物之性而后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承认有“天地之化育”是宗教精神，要求“尽物之性”是科学精神，而归本在“尽己之性”与“尽人之性”两项下面，则是儒家精神了。儒家承认有天地之化育，但必需用“己”和“人”去赞助他。宋儒说：“为天地立心”，便是此旨，如此则便非纯宗教的了。儒家亦要尽物之性，但必着重在尽人性上下手，则便非偏科学的了。因此西方人的科学与宗教之相互敌对，一到儒家的思想范围串，便须失其壁垒。宗教与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下，都可有他们的地位，只不是互相敌对，也不是各霸一方，他们将融和一气而以懦家思想为中心。

近代西方科学的趋势，已有些“尽物性而损及人性”的倾向了。《中庸》上所谓“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一句话，我们可从两方面分别讲述。先从浅一层向外方面言之，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衡的“自由社会”，是尽人性的共通大骨干，必先在这种政府和社会的控制下来发展科学，才是合于“尽人性而后可以尽物性”的意义。像西方科学界这样为人无控制的利用，在中国人观念下是不甚同情的。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一切失却轨道，无怪中国人对于西方科学的兴趣，要老是趦趄徬徨了。

《左传》上曾说过：“正德、利用、厚生。”中国人一向重视现实人生，“利用”“厚生”自然要讲究，但中国人观念里认为非先“正德”，则利用、厚生到底不可能。西方科学似乎仅注意在利用上，傥使专从利用的目标走去，是走不到正德的境界的，不能正德亦将不能厚生。“正德”便是“尽人性”，“利用”便是“尽物性”。

十一

再从深一层向内方面言之，中国人向来主张“天人合一”与“心物合一”，这在上面已说过。因此中国人的对物观念，常和对人观念般，认为他们中间也有融和一致的共通相似点。常认为“物性”与“人性”，一样是一种“天地之性”，应该不相违异。因此中国人的对物态度，与其说是“科学的”，毋宁说是“艺术的”。其实在中国人观念下，根本便不情愿把科学、艺术、宗教、哲学一样样分开，使之各立门户，不相闻问。中国人常愿将此种种差别同样的融和一气，不加区分。因此中国人常说：

技而进乎道。

又说：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技”与“器”应该属艺术还该属科学，是分辨不清的。“道”应该属宗教还该属哲学，一样分辨不清。“形上”“形下”，一气贯注，才是中国人的理想。我们若把西方通行语说之，他须是一个“宗教与哲学家”，他才可做一“理想的艺术家与科学家”，“与”字义，不同“或”字。

《易经》里面把中国古代一切关于人事方面之制造与发明，即艺术与科学，统统归之圣人的功绩。圣人略犹如西方之哲学家。而圣人所以能制造发明这些东西，则全由于他能“法则天象”，所谓：“天垂象，圣人则之”，此即宗教。正为“天”“人”“物”三者中间，有一个共通一贯的道理。也可说是一种共同相似的倾向。天、人、物三者间，因有这一种共通的道理和倾向，所以才能形成这一个共同生息的宇宙。这一种道理或倾向，儒家称之为“性”。物之性太杂碎，天之性太渺茫，莫切于先了解人之性。要了解人之性，自然莫切于从己之性推去。因为“己”亦是一“人”，“人”亦是一“物”。合却天、地、人、物，才见造化神明之大全。这是中国思想整个的一套。在此一套思想里，尽可有科学家的地位。

上面说过，中国人的科学天才，是偏长于对有机完整的全体作一种“直透内部心物共鸣的体察”。这是宗教、哲学、艺术、科学同根共源之点。若使科学在中国获得长足进展，一定在这一方面有他惊人的异采。本节所用“宗教”、“哲学”等名词，皆就西方术语用之。在西方文化系统上，宗教与科学为两大壁垒，而哲学则依违两可于其间。在中国根本无哲学，在西方人眼光下，中国仅有一种“伦理学”而已。中国亦无严格的宗教，中国宗教亦已伦理化了。故中国即以伦理学，或称“人生哲学”，便可包括了西方的宗教与哲学。而西方哲学中之宇宙论、形上学、知识论等，中国亦只在伦理学中。西方学术重区分，中国则重融通，故西方科学必另自区分为一大类，中国科学则仍必融通于此一大全体之内。西方科学家观察外物，全从一种区分精神。中国有科学家，亦仍必以完整的全体的情味来体会外物。此虽非绝对如此，然双方畸轻畸重之间，则必有如此的趋势无疑。

十二

上文所说的科学，乃专指“自然科学”而言。我们若再进一步深细言之，则自然科学之外还该有“人文科学”。近代的西方，自然科学突飞猛进，而人文科学落后赶不上，两者间脱了节，遂致形成近代西方文化上种种的病态。

但人文科学毕竟与自然科学对象不同，质性相异，我们不能用同一的心习，或同一的方法来驾驭来探究。若“就性质言”，自然科学是重在“抽象”方面的，而人文科学则重在“具体”方曲。若“就方法言”，自然科学是“推概”的，而人文科学则是“综括”的。

让我们粗略地把各项学科依次作一序列。数学与几何学，是最抽象最推概的，他是自然科学之柱石，若无数学，即不能有自然科学。但物理、化学，较之数学与几何学，已不能全重抽象，全用推概的方法了。天文学、气象学乃至地质学等，更具体了，既属具体，则便须综括，不能推概。如二加二等于四，三角形内之三角等于两直角，如此之类是最抽象的，可以推一概万的。力学中之杠杆，以及化学中之氢二氧为水之类，便渐由形式而落到实体，渐从推概中稍带有综括的意味了。若至天文、气象、地质，你决不能专据一隅而推概万方，你只有在各地方的具体事象中综括出一通则来。以上都说的物质科学。若依次轮到生命科学，如生物学，虽亦属于自然科学之一边，然因其有了生命，便不能不有相互间之变异。既有变异，便不能推概，更须综括。若由生物学转到人类学，再转到社会学、历史、文化学之各部门，那距离自然科学更远了，其相互生命间，各有个性，变异更大，更不能抽象地推概。

人文科学是有生命的，有个性的，有变异的，只有具体的综括，始可得一近是的真理。若用抽象的推概方法，则无不失败。经济学较政治学可推概些，何以故？因经济学中还多含自然物质的成分，而政治学则人文的意味更偏重了。你说：“凡人皆有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亦有死”，这不属人文科学的范围，这依然在自然科学的围墙里面，因此虽像说的是人事，而依然可以推概，可以成一逻辑。但你不能说：“凡人皆怕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亦怕死”，这不是一推概的命题，而应该是一综括的命题。你须先问苏格拉底是否怕死，再可确立凡人是否怕死之一辞。因为这是属于人文科学的园地了。人文科学的对象是最富个性最多变异的，因此是最具体最切实，最宜综括的。不比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个性，无变异，只是些抽象的形式，可以推概。

我们若明白得这点，我们亦可说，西方人的心习，和其惯用的方法，使他在自然科学方面更有成就，更见成绩。中国文化是一向偏重在人文科学的，他注重具体的综括，不注重抽象的推概。惟其注重综括，所以常留着余地，好容新的事象与新的物变之随时参加。中国人一向心习之长处在此，所以能宽廓，能圆融，能吸收，能变通。若我们认为人文科学演进可以利用自然科学，可以驾驭自然科学，则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容得进近代西方之科学文明，这是不成问题的。不仅可以容受，应该还能融化能开新。这是我们对于面临的最近中国新文化时期之前途的希望。

十三

现在我们将结束本书，不妨把中国文化演进分成几个阶段的观念在此重新提掇一遍。

第一：是先秦时代，那时中国人把人生大群的共同理想和信念确定下来了，这是中国文化演进的大方针，即中国文化之终极目标所在，在此时期明白提出，以下则遵循此路向而前进。

第二：是汉、唐时期，那时的中国人把政治、社会一切规模与制度亦规划出一个大体的轮廓了。这是人生的共通境界，必先把这一个共通境界安顿妥贴，始说得上各人的个别发展。

第三：是宋、元、明、清时期，那时的中国人，更显著的发展，是在文学与艺术方面。人生的共通境界安定了，个性的自由伸展也开始了。

第四：是我们当前面临着的最近将来的时期，人事上的共通方面与个別方面都已安排照顾到了，下面应该注意到四围的物质环境上来尽量的改善与利用。

概括言之，第一时期，可说像是两方的“宗教与哲学时期”，此处所用宗教与哲学两词之含义已释在前，即对人生之理想与信仰。第二时期，可称“政治与经济时期”，政治采用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主张财富平衡的自由社会。第三时期可称“文学与艺术时期”，文学艺术偏于现实人生，而又能代表一部分共同的宗教性能者。第四时期可称为“科学与工业时期”，科学在理论方面，必然将发挥圆成第一时期之理想与信仰。科学在实用方面，必然受第二时期政治与经济理论之控制与督导。

但此种区分，并非说中国文化在变异与转换，只是说中国文化在推扩与充实。中国文化依然是这一个大趋向，只逐次推扩到各方面，又充实了各部门。更此以往，乃始为中国人真到达他终极理想的“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