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上，如何达到“国家凝成”“民族融和”的世界大统一的五个阶程，已在上节说过，现在让我们转一视向，来看一看古代人的各种观念及其生活情况。

一

第一：先讲到他们的“民族观念”。

古代的中国人，似乎彼此间根本便没有一种很清楚的民族界线。至少在有史记载以后是如此的或者他们因同姓不通婚的风俗，使异血统的各部族间，经长时期的互通婚媾而感情益臻融和。一面由于地理关系，因生活方式互相一致，故文化亦相类似。更古的不能洋说了，只看西周部族，在其尚未与商卫朝决裂之前，双方亦常互通婚姻。周文王的母亲太任，从殷王朝畿内挚国远嫁而来。周武王的母亲太姒，是莘国的女儿。姒姓属夏部族，任姓属商部族。我们只看周文王、武王两代的母亲，便见那时夏、商、周三部族是互通婚姻的。商、周之际兵争的前后，周王室对周族及商族人种种文告，亦并没有根据民族观点的说话，他们只说商王室不够再做天之元子，不配再为天下之共主而已。并不丝毫有商、周之间相互为异民族的意识之流露。到春秋时代，齐桓公创霸业，宋国首先赞助，宋襄公因此继齐称霸。那时许多姬、姜两族的国家，并不把宋国当作异族看，宋国人亦丝毫不像有民族仇恨的痕迹可以推寻。孔子先代是宋国贵族，但绝对看不出在孔子生平有一点商、周之间的民族疆界的观念与意识。当时政治界乃至学术界所称的诸夏中间，兼包有夏、商、周三代的后裔，是绝无可疑的。

我们再进一步考察当时对于蛮、夷、戎、狄的称呼，则更见当时所谓诸夏与蛮夷的分别，并不纯是一种血统上种姓上的分别，换言之，即并不是一种民族界线。据《左传》《史记》的记载，晋献公一夫人为晋文公母亲的，叫大戎狐姬，晋献公另一夫人骊姬，乃骊戎之女。可见狐戎、骊戎，若论血统皆属姬姓，与晋同宗，但当时却都称作戎。又晋献公另一夫人为晋惠公母亲的，叫小戎子，子姓为商代后裔，而当时亦称为戎。其他尚有姜氏之戎，则与齐国同宗。再看《史记》，又称晋文公母亲乃翟之狐氏女，乂说晋文公奔狄，狄其母国，可见这里的狐戎乂称狄，戎、狄二名有时可以互用，在当时并非纯指两种血统不同的异族。狐家如狐突、狐毛、狐偃、狐射姑，（即贾季）一门三世为晋名臣，晋卿赵盾亦是狄女所牛，赤狄、白狄终春秋世常与晋室通婚。我们只看一晋同，便知当时盘踞山西、陝西两省许多的戎狄，根本上并不像全是与诸夏绝然不同的两种民族。

秦为周代侯国，又是晋国的婚姻之邦，赵乃晋之贵卿，以后秦、赵为战国七强之二，秦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但其同宗的徐（在今安徽省泗县），《尚书》里称之为淮夷、徐戎，则在当时是被目为东夷的。春秋时齐国晏平仲为名大夫，曾与孔子有交，但晏子是莱人，莱在当时亦被目为莱夷。孟子生于邹，春秋时为邾，邾在春秋时人目光中亦常视为东夷。楚国自称蛮夷，但春秋中叶，晋、楚互为诸夏盟主，到战国时，楚国也常为盟主。据古史传说，秦、楚皆帝颛顼之后，皆是黄帝子孙。此层现在无可详证。要之到春秋战国时，所谓南蛮与东夷，无疑的亦皆与诸夏融和，确然成为中华民族之一体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诸夏是以农耕生活为基础的城市国家之通称，凡非农耕社会，又非城市国家，则不为诸夏而为夷狄。在当时黄河两岸，陕西、山西、河南、河北诸省，尤其是太行山、霍山、龙门山、嵩山等诸山脉间，很多不务农耕的游牧社会。此诸社会，若论种姓，有的多与中原诸夏同宗同祖。但因他们生活习惯不同，他们并未完全走上耕作方式，或全不采用耕作方式，因此亦无诸夏城郭、宫室、宗庙、社稷、衣冠、车马、礼乐、文物等诸规模，诸夏间便目之谓戎狄或蛮夷。此等戎狄或蛮夷，其生活方式，既与城市国家不同，因此双方自易发生冲突。其他亦有虽是农业社会，虽亦同样为城市国家，但因他们抱有武力兼并的野心，不肯加入诸夏和平同盟的，此在同盟国看来，这样的国家，其性质亦与山中戎狄河滨蛮夷相差不远，因亦常以戎、狄、蛮、夷呼之。如春秋初期及中期的楚国，即其一例。又如吴国，他是西周王室宗亲，但因僻在长江下游，距离当时文化中心过远，其社会生活国家规模都赶不上中原诸夏，遂亦被目为蛮夷。以后他与中原诸夏交通渐密，渐渐学到诸夏一切规模文物之后，诸夏间亦即仍以同文同种之礼待之。更可见的，如春秋时的秦国，僻居陕西凤翔，他的一切社会生活本远不及东方诸夏，但东方诸夏却并不以夷狄呼之。逮及战国时，秦孝公东迁咸阳，国内变法，其一切政制与社会生活，较春秋时代进步得多，但那时的东方人却反而常称他为蛮夷，越到后期越更如此。此正因为秦国在战国后期，独对东方各国采取强硬的侵略态度之故。所以战国时代之秦国，其地位正如春秋时代之楚国，只因为他是一个侵略国，所以东方诸夏斥之为蛮夷。

可见古人所谓蛮、夷、戎、狄，其重要的分别，不外两个标准。

一：是他的“生活方式”不同，非农业社会，又非城市国家。

二：则因其未参加“和平同盟”，自居于侵略国的地位。

这在那时便都叫做蛮、夷、戎、狄。直到秦始皇时代，中国统一，全中国只有一个政府，而各地方亦都变为农业社会了。国家统一而民族亦统一，凡属国民，即全为诸夏，便更无蛮、夷、戎、狄的存在了。

我们现在若把秦、汉时代的中国人，加以民族上的分析，应该可有如下之诸系。

第一：是华夏系，此为中国民族最要之主干。夏、周两代属之。

第二：是东夷系，殷人或当属此系。此外如东方徐国、西方秦国等皆是。

第三：是荆蛮系，如楚国、吴国等属之。

第四：是百越（同粤）系，越国及南粤、闽粤等属之。

第五：是三苗系，三苗本神农之后，其一部分姜姓诸族并入诸夏系统，其一部分称戎称羌，则犹之姬姓诸族有称戎称狄的，也一样摒在诸夏之外了。

中国疆土至大，远在有史以前，此诸族系，早已分布散居在中国各地。无论他们最先的远祖，是否同出一源，但因山川之隔阂，风土之相异，他们相互间经历长时期之演变，生活习惯乃至语言风俗一切都相悬绝。若非中国的古人，尤其为之主干的华夏诸系，能抱甚为宽大的民族观念，不以狭义的血统界线自封自限，则民族融和一时不易完成，而国家凝成亦无法实现；势必在中国疆土上：永远有许多民族和许多国家彼此斗争互相残杀，而此后的中国文化史也将全部改观。因此中国古代人对于民族观念之融通宽大，实在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在西方历史里，同一雅利安民族，随着历史进展，而相互间日见分歧，结果形成许多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的小支派。直到现在，若非先认识此各支派的界线，便无从了解西洋史。但在中国，则上古时代，虽然有许多关于民族或民族间的分别名称，常使读史的人感觉麻烦，但越到后来，越融和越混化而成一体。秦、汉以后的中国，其内部便很少有民族界线之存在。这不可不说亦是中西文化演进一绝不同之点。因此在西洋历史里，开始便见到许多极显明极清楚的民族界线。在中国史里，则只说每一部族都成为黄帝子孙，这正是中国古代人心中民族观念之反映。

二

其次：要说到“宗教观念”。

根据殷墟甲骨文，当时人已有“上帝”观念，上帝能兴雨，能作旱，禾黍成败皆由于上帝。上帝是此世间一个最高无上的主宰。但甲骨文里并没有直接祭享上帝的证据。他们对上帝所有吁请，多仰赖祖先之神灵为媒介。他们的观念，似乎信为他们一族的祖先，乃由上帝而降生，死后依然回到上帝左右。周代人“祖先配天”的观念，在商代甲文里早已有了。他们既自把他们的祖先来配上帝，他们自应有下面的理论，即他们自认为他们一族乃代表着上帝意旨而统治此世。下界的王朝，即为上帝之代表。一切私人，并不能直接向上帝有所吁请，有所蕲求。上帝尊严，不管人世间的私事。因此祭天大礼，只有王室可以奉行。商代是一个宗教性极浓厚的时代，故说：“殷人尚鬼。”但似乎那时他们，已把宗教范围在政治圈里了。上帝并不直接与下界小民相接触，而要经过王室为下界之总代表，才能将下界小民的吁请与蕲求，经过王室祖先的神灵以传达于上帝之前。这是中国民族的才性，在其将来发展上，政治成绩胜过宗教之最先朕兆。

待到周代崛起，依然采用商代人信念而略略变换之。他们认为上帝并不始终眷顾一部族，使其常为下界的统治人。若此一部族统治不佳，失却上帝欢心，上帝将临时撤消他们的代表资格，而另行挑选别一部族来担任。这便是周王室所以代替殷王室而为天子的理论。在《尚书》与《诗经》的《大雅》里，都有很透彻很明白的发挥。周代的祭天大礼，规定只有天子奉行，诸侯卿大夫以下，均不许私自祭天。这一种制度，亦应该是沿着商代人的理论与观念而来的。殷、周两代的政治力量，无疑的已是超于宗教之上了。那时虽亦有一种僧侣掌司祭祀，但只相当于政府的一种官吏而已。至于社会私人，并非说他们不信上帝，只在理论上认为上帝既是尊严无上，他决不来预闻每一人的私事，他只注意在全个下界的公共事业上，而应由此下界的一个公共代表来向上帝吁请与蕲求，这便是所谓天子了。

配合于这个“祭天”制度（即郊祀制度）的，同时又制定下“祭祖”的制度（即宗庙制度）。一族的始祖，其身分是配天的，常在上帝左右，因此亦与上帝一般，只许天子祭，而不许诸侯卿大夫们祭。如鲁国的君主，只许祭周公，不许祭文王。这明明是宗教已为政治所吸收融和的明证。换辞言之，亦可说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很早便为政治观念所包围而消化了。相传此种制度，大体由周公所制定，此即中国此下传统的所谓“礼治”。礼治只是政治对于宗教吸收融和以后所产生的一种治体。

但我们不能由此误会，以谓中国古代的宗教，只是一种政治性的，为上层统治阶级所利用。当知中国人观念里的上帝，实在是人类大群体所公共的，一面不与小我私人直接相感通，此连最高统治者的帝王也包括在内。只要此最高统治者脱离大群立场，失却代表民众的精神，他也只成为一个小我私人，他也并无直接感通上帝之权能。而另一方面，上帝也决不为一姓一族所私有。换辞言之，上帝并无意志，即以地上群体的意志为意志。上帝并无态度，即以地上群体的态度为态度。因此说：“天命靡常”，“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夏、商、周三代王统更迭，这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若说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念吸收融和了宗教观念；我们也可说，中国古代的人道观念，也已同样的吸收融和了政治观念。我们可以说，中国宗教是一种浑全的“大群教”而非个别的小我教。当知个人小我可以有罪恶，大群全体则无所谓罪恶，因此中国宗教里并无罪恶观念，由此发展引伸，便成为将来儒、道两家之“性善论”。“性”是指的大群之“共通性”，不是指的小我之“个别性”。其次小我私人可以出世，大群全体则并无所谓出世。充塞于宇宙全体的一个人生境界，是并无出世可言的。

因此中国宗教，很富于现实性。但此所谓现实，并非眼光短浅，兴味狭窄，只限于尘俗的现状生活之谓。中国人的现实，只是“浑全一整休”，他看“宇宙”与“人生”都融成一片了。融成一片，则并无“内外”，并无“彼我”，因此也并无所谓“出世与入世”。此即是中国人之所谓“天人合一”。上帝与人类全体大群之合一。将来的儒家思想，便由此发挥进展，直从人生问题打通到宇宙问题，直从人道观念打通到宗教观念。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人的人生观，根本便是一个浑全的宇宙观。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根本便是一种宗教。这一个源头，远从中国古代人的宗教观念里已可看出来了。

三

第三：说到“国家观念”。

中国古代人，一面并不存着极清楚极显明的民族界线，一面又信有一个昭赫在上的上帝，他关心于整个下界整个人类之大群全体，而不为一部一族所私有。从此两点上，我们可以推想出他们对于国家观念之平淡或薄弱。因此他们常有一个“天下观念”超乎国家观念之上。他们常愿超越国家的疆界，来行道于天下，来求天下太平。周初封建时代，虽同时有一两百个国家存在，但此一两百国家，各各向着一个中心，即周天子。正如天空的群星，围拱一个北斗，地面的诸川，全都朝宗于大海。国家并非最高最后的，这在很早已成为中国人观念之一了。因此在春秋时代，列国卿大夫间，他们莫不热心于网际的和平运动。诸夏同盟的完成，证明他们多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

一到春秋末年，平民学者兴起，这个趋势更为昭著。孔子、墨子以及此下的先秦百家，很少抱狭义的国家观念的。即当时一辈游士，专在国际政治方面活动，他们自结徒党，造成一个国际外交阵容，分别在某几个政府里掌握到政权，而互相联结。另一批集团，则在另几个政府里活动，他们一旦把捉到政权，即把那几个国家联结起来。因此他们的政治地位，并不专靠在国内，而多分却靠在国外。往往某一政府任用一游士，可以立即转换国际阵容之离合。此等游士，当时谓之纵横家。从某一方面看，战国的纵横家，还是沿着春秋时代的霸业运动而来。他们的性质，一样是国际性的，是世界性的，并非抱狭义的国家观念者所能有。

在战国时代的学者中间，真可看为抱狭义国家观念者，似乎只有两人。一是楚国的屈原，一是韩国的韩非。他们都是贵族，因此与同时一辈平民游上的态度不同。但韩非是否始终保持狭义的国家观念，其事尚属疑问。则其时始终坚抱狭义国家观念的，可以说只有屈原一人了。但从另一方面看，屈原之忠于楚怀王，只是君臣间之一种友谊，或许屈原以为我如此忠心于怀王，而犹遭谗间，纵使再往他国，也一样可受冤屈，因此投江而死。这只是文学家的一种极端恳挚的感情作用，也不好说他抱的是狭义的国家观念。如此说来，战国时代有名的智识分子，便绝少抱着狭义国家观念的了。

一辈智识分子的态度如此，平民农工社会更是如此。一国行仁政，别国民众即相率襁负而往。此在《孟子》书里，记载得很明显。到后来秦果广招三晋移民，为他垦地，三晋民众也便闻风而集。可见战国时代除却各国贵族世袭阶级，为自身地位打算，因而或有采取狭义的国家观念以外，其他民众，无论是士大夫智识分子，或农工劳动分子，他们全不束缚在狭义的国家观念里。他们全都有一超越国家的国际观念，或可说是世界观念，即天下观念之存在。这便是秦国所以能统一东方各国的一个大原因。否则那些国家，传统都相当久远，鲁、卫、宋、楚、燕等国，从西周时代算起，至少都在八百年以上，即从春秋时代算起，亦多超过五百年。即如齐、赵、韩、魏诸国，从战国时代算起，亦各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秦国人何能很快地把他们吞灭，正因他们的国家并不建筑在民众的观念上。民众心目中，并无齐国人、楚国人等明确的观念。他们想望的是天下或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因此秦国用的文臣，如吕不韦、李斯等，武臣如蒙毅、蒙恬等，都是东方客卿，但都肯真心为秦国用。而东方民众亦不坚强爱同抵抗秦兵的侵略。秦国的统一，只能算是当时中国人天下太平世界一统的观念之实现，而并不是某一同家战胜而毁灭了另外的某几个国家。

四

上面约略叙述了中国古代人对于“民族”、“宗教”与“国家”的三项观念。这三项观念的内部，又是互相关联，有他们共通融成一整体的意义。这一种观念与意义，始终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之主要泉源，促成了秦、汉以下中国之大一统。但这三项观念，还只是外层的，消极方面的，我们现在需再说到一种内层主动而积极方面的，便是中国人的“人道观念”。

中国文化是一种现实人生的和平文化，这一种文化的主要泉源，便是中国民族从古相传一种极深厚的人道观念。此所谓人道观念，并不指消极性的怜悯与饶恕，乃指其积极方面的像后来孔子所说的“忠恕”，与孟子所说的“爱敬”。人与人之间，全以诚挚恳悫的忠恕与爱敬相待，这才是真的人道。

中国人的人道观念，却另有其根本，便是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人道应该由家族始，若父子兄弟夫妇间，尚不能忠恕相待，爱敬相与，乃谓对于家族以外更疏远的人，转能忠恕爱敬，这是中国人所绝不相信的。“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中国人所以不很看重民族界线与国家疆域，又不很看重另外一世界的上帝，可以说全由他们看重人道观念而来。人道观念的核心是家族不是个人。因此中国文化里的家族观念，并不是把中国人的心胸狭窄了、闭塞了，乃是把中国人的心胸开放了、宽大了。

中国的家族观念，更有一个特征，是“父子观”之重要性更超过了“夫妇观”。夫妇结合，本于双方之爱情，可合亦可离。父母子女，则是自然生命之绵延。由人生融入了大自然，中国人所谓“天人合一”，正要在父母子女之一线绵延上认识。因此中国人看夫妇缔结之家庭，尚非终极目标。家庭缔结之终极目标应该是父母子女之永恒联属，使人生绵延不绝。短生命融入于长生命，家族传袭，几乎是中国人的宗教安慰。中国古史上的王朝，便是由家族传袭。夏朝王统，传袭了四百多年，商王统传袭了五六百年，夏朝王统是父子相传的，商朝王统是兄弟相及的，父子相传便是后世之所谓“孝”，兄弟相及便是后世之所谓“弟”。孝是时间性的“人道之直通”，弟是空间性的“人道之横通”。孝弟之心便是人道之“核心”，可以从此推扩直通百世，横通万物。中国人这种内心精神，早已由夏、商时代萌育胚胎了。

再说到周王统，即便算到春秋末年为止，亦已传袭了五百年。而且中国古史里，一个家族有四五百年以上历史的，也并不限于王室。最著的像孔子的家世，孔子的祖上本是宋国贵族，自他的五世祖，由宋避难，迁到鲁国。虽到孔子时，家世略略衰微了，但其传统是还可指述清楚的。自孔家迁鲁以前，他的家世，可以直溯到宋国的一位君主愍公，再由那位君主直溯到宋国的始封，这是在《史记》上都明白记载着的。由宋国的始封便可直溯到商代，因为宋国第一世微子，便是商代末一世纣王的庶兄。如此我们便可直从孔子追溯到商汤。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从商汤上推，直到与夏代开国约略相等的时间，这是在《史记》的《商本纪》里明白记载，而且有近代出土的甲骨文可做旁证的。如此说来，孔子的家世，岂不很清楚已有一千五百年的绵延吗？自孔子到现在，孔家传统不绝，此已为举世所知，这无怪乎孔子要提倡孝道，要看重家族观念。但孔子却并不抱狭义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孔子讲政治常是尊周，羡慕周公。孔子作春秋，叙述当时历史，也以鲁国为主。这正可证明我所说，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并不把中国人的心胸狭窄了，闭塞了。正因中国人由家族观念过渡到人道观念，因此把狭义的民族观念与国家观念转而超脱解放了。

中国古代除却孔家而外，尚有很多绵历很古的家族。如晋国世卿范氏，他们己说，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这亦绵延到千五百年以上，与孔家相仿佛，且更过之。其他春秋列国，如齐为太公之后，鲁为周公之后，都已绵历有五六百年以上。一个家族，枝叶扶疏，天子诸侯下面，还有公卿大夫，从大家族演出小家族，一样的各自绵延数百年。不仅如此，那时的百工、技艺、商贾，亦都食于官府，以职为氏，世代传袭，那亦便是各各有其数百年以上的家世了。无怪中国人对于历史观念，很早便发达得如此清楚，这亦应与家族传袭有相互关系的。而且家族与家族间，又因长时期互通婚姻之故，而亦亲密联系如一家，此如姬、姜两姓之在周代，至少是有此观感的。

因此我们要考量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不仅要注意他时间绵延的直通方面（孝），还应该注意他空间展扩的横通方面（弟）。横通直通便把整个人类织成一片：因此中国人很轻易由“家族观”而过渡到“世界观”。上面说过，中国古代是一个封建社会，而这个封建，照理论上说，应该由夏朝时代早已存在。“封建社会”与“家族制度”，是不可分析的两件事，宜乎中国古代人的家族观念要有他根深柢固的渊源了。

但我们切莫误会，以为封建制度可以造成家族观念。当知制度多从观念产生，却未必能规定观念。我们要讨论中国古代人的家族观念，还应向内观察到中国古代的“家族道德”与“家族情感”。不能单从外面看，单从当时的封建形式，便武断中国古代人的家族观念，以谓只在封土受爵等等世袭权益上。

要考察到中国古代人的家族道德与家族情感，最好亦最详而最可信的史料，莫如一部《诗经》和一部《左传》。《诗经》保留了当时人的内心情感，《左传》则保留了当时人的具体生活。《诗经》三百首里，极多关涉到家族情感与家族道德方面的，无论父子、兄弟、夫妇，一切家族哀、乐、变、常之情，莫不忠诚恻怛，温柔敦厚。惟有此类内心情感与真实道德，始可以维系中国古代的家族生命，乃至数百年以及一千数百年以上之久。傥我们要怀疑到《诗经》里的情感之真伪，则不妨以《左传》里所记载当时一般家族生活之实际状况做比较，做证验。《诗经》和《左传》，大体是西周下及东周与春秋时代的，我们由此可以上推夏、商时代。他们应该早有像《诗经》里的家族情感与家族道德，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忠诚恻怛，温柔敦厚。这便是中国民族人道观念之胚胎，这便是中国现实人生和平文化之真源。傥不懂得这些，将永不会懂得中国文化。

上面一章里已说过，中国文化是发生在黄河流域的寒冷空气里的。让我们想像中国文化之产生，应该是劳作之余在屋内之深思下而产生的。这一个家庭集体的劳作与其屋内深思，对于注重家庭情感之一点，亦应有深切的关系罢。

五

以下要约略说到一些中国古代人的生活状况。第一要说的是农耕”与“游牧”生活之消涨。在中国古代，农耕与游牧两种生活方式，共同存在。据古史传说，神农部族是一个农业部族，黄帝部族则是一个游牧部族。他们的居地，神农部族较在西偏。当时中原的西偏，恰当所谓黄土区，适宜于农事的发展。黄帝部族较在东偏。当时中原的东偏，已是沼泽地带，如《左传》里的逢泽，在今开封；《穆天子传》里的渐泽，在今宛陵；《诗经》里的甫草，与《周官·职方》及《尔雅》里的圃田泽，在今中牟，亦即《左传》里的原圃；《禹贡》里的荥波，及《左传》里的荧泽，在今荥泽；《左传》里的制田，在今新郑；《战国策》里的沙海，在今开封，《穆天子传》里的大沼，在今宛陵，都在黄帝部族居地之附近。这些沼泽，直到西周及春秋时代，依然还是著名的狩猎地。在黄帝时代，这一地带，一定尚在渔猎游牧的生活方式下。《史记》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可见他是一个武装移动的游牧部族。大抵中国古代在大地面上，一定是农耕与佃渔游牧各种生活方式同时并在的，但稍后姬、姜两部族便一样成为农耕部族了。或许中国古代的农业文化，有渐渐由西部黄土地区向东部沼泽地区而发展的趋势。

商部族的开始，亦在东方沼泽地带，但据殷墟甲文，他们定都安阳的时代，农业显已成为主要的生产了。甲文里有“黍、稷、稻、麦、蚕、桑”诸字，又有用黍酿造的“酒”字，有耕种用的“耒、耜”诸字。虽则那时也有盛大的渔猎与畜牧，这些仅成为一种副业，或贵族和王室娱乐而已。那时不仅黄河北岸，安阳一带，已进入耕稼社会，即河南商丘，今归德附近，商代故国所在，也已渐渐进入为耕稼的社会了。这里可以看出从黄帝下来直到商代，中国黄河下游，东方沼泽地带，正在渐渐地转入农耕事业了。这里是否与大禹治水的故事有关，现在无法详知，但现存的《诗经·商颂》里，明明说到大禹治水，使民得安居耕作，则可见禹的故事，不仅限于西方夏部族，即东方商部族里，也一致尊奉的了。因此我们不妨设想，中国古代东方平原沼泽地带的农耕事业，或是随着夏王朝之势力东伸而渐渐传播的：

但我们莫错想为古代中国，已有了阡陌相连，农田相接，鸡犬之声相闻的境界。这须直到战国时代，在齐、魏境内始有的景况。古时的农耕区域，只如海洋中的岛屿，沙漠里的沃洲，一块块隔绝分散，在旷大的地面上。又如下棋般，开始是零零落落几颗子，下在棋盘的各处，互不连接，渐渐愈下愈密，遂造成整片的局势。中国古代的农耕事业，直到春秋时代，还是东一块，两一块，没有下成整片，依然是耕作与游牧两种社会到处错杂相间。这一层要求我们转移目光说到西周的封建形态上。

周代的封建，本是一种集团的武装移民，一面垦殖，一面屯戍。一队队的西方人，周部族及其亲附部族，也有贵族，也有平民，由中央镐京选定了一个军事据点而兼可耕作自给的地面，派他们迁徙去驻扎下来。内部核心，筑着坚同的城圈，外围簇聚着许多耕地更远的外围，再筑一带防御用的或断或连的土墙，这叫做封疆。封疆之内，是他们的国土，封疆之外，则依然是茫茫一片荒地，尽有草泽、森林、山陵、原陆，却如孤岛外的大海，沃洲外的沙漠，并不为封疆以内的人们所注意。那些分散各地的封疆区域，相互间也常通声息，对周天子中央王室，亦常有往来。这里便需要不断的道路工程之修整。周王室便凭籍着这几条通路，和几十处农业自给的军事据点，来维系他当时整个天下之统治。周代的封建制度，不啻是张罗着一个严密的军事要塞网。在此网的内外，亦有许多原来存在的农耕区域，亦逐渐采取同样的规模，取得周天子之承许，各各划定封疆，保留其封疆以内之处理自由权。西周以来的封建，便以这种点和线条的姿态而存在。

若论广大地面上，还有不少停滞在游牧而兼狩猎为生的社会，他们为封建武力所驱迫，只能远远的退居于较为高瘠的，或较为低湿的，山丘地带或湖泽地带，过他们较原始的生活。他们没有城郭、宫室、宗庙、社稷、衣冠、车马，一切农耕社会所有的文物制度。他们既没有这些，他们也不能遵奉周天子所定下的各种礼乐仪文。他们亦时或向周天子，或其踞地附近的大诸侯进贡，甚至互通婚姻，但以不在整个封建制度之内，因此当时人观念中，不认他们为诸夏，而只当是四裔，“裔”便是边外之意。所谓蛮、夷、戎、狄，只是在各个农业封疆之外围的。我们只要明白得此种情形，始知蛮、夷、戎、狄并不是指一种或几种异族盘踞在中国之内地。他们有许多一样是中国人，一样是诸夏，而且全错杂夹居在中国诸侯间。只因他们的生活，即他们的文化较原始，较野蛮，并不像当时诸夏般，进步到同一的水准而已。一到周室中央势力崩溃，诸侯相互间失其联系，又各有内乱，则此分错杂居在各封建中间的蛮、夷、戎、狄，自然也要乘机窃发。春秋时代之四夷交侵，并非全是外国异族向内侵入，有些是中国内部秩序之失却平衡而引起的纷扰。

我们再进一层来稍稍叙述当时封建诸侯封疆以内的大体情形，这些便是将来秦、汉时代新中国的胚胎。通常的城圈，大概不过方五里左右的大小。里面的贵族，掌握着政治、经济、武力、文化各项大权，“宗庙”是他们一切的中心。最尊的宗庙，祭奉他们的始迁祖，即始封此土的第一代。根据对此始祖血统上的亲疏，而定其政治上地位之高下，及其应得经济权益之多少。这始迁祖的直属嫡支长子，世袭为此城的君主。依次而有的各个分支，则为卿、大夫、士，有其各分支的家庙。临祭同一庙宇的同宗，常是出征同一旗帜的同族。同宗是指同一庙宇同一神。“宗”字是一座庙与一个神。同族是指同一队伍作战。“族”字是一面旗与一支箭。一切贵族子弟，皆是武装的战士。战车甲胄藏在宗庙，临时分发。出战和凯旋，都要到庙里虔祭。有职掌一切礼器、乐谱、祈祷、文件，以及天文、历法、占卜、医药种种世袭的专官，都附属于宗庙，成为一个贵族家庭特有的学术集团。其他尚有社稷、宫室、仓廪、府库诸建筑，以及一批为这城圈里的贵族所特用的各种工商人，亦皆世袭其事，住在为他们所指定的区域里。其次便是平民的陋巷，和指定的市场。

城外的土地，可以分为“耕地”与“非耕地”两种。耕地由贵族依血统亲疏分割，各自领到分土后，再分割与各自的农民。大体均等划分，每一农户，以壮丁成年者为单位，领耕地百亩，缴什一之税，年老和死亡退还。这是一种均等授田制，即所谓“井田”。耕地以外，则为非耕地，又分山林、池塘、牧场等等，大体由贵族自己派人管辖，不再分给。寻常农民不得擅入伐木、捕鱼、猎兽、弋禽，违者以盗贼论。贵族在特定的节令，施行大围猎或大捕龟等，其直属农民亦得相随参加，籍以练习作战或供娱乐。渔猎所得，贵族以祭享的名义使用外，亦颇赐赍农民，各沾余润。那些农民亦各筑土功，聚室为居。有小至十室为邑的，也有百家以上的。照周初制度，最大的封国，不过方百里。大抵离城郊五六十里以外，便是此封国的边疆，在此则另有一套防御建筑，只是宽宽的，高高的，堆成土堤岸，上面多栽树木，作为疆界，择交通要口则设关守护。这是一个国和一个文化社会。外面便是游牧社会戎狄出没迁徙之所。

上述的封建制度，直到春秋时代，依然还在进展。各个封国自己涨破了他原来方百里方七十里的封疆，像蜜蜂分房般，更向四围近旁展伸。西周时代是天子封建诸侯，春秋时代则变成诸侯封建大夫。春秋时代的大诸侯，他也如西周天子般的王畿千里，由他们分封的大夫，则如西周天子的畿内诸侯一样。如此各诸侯封疆日扩，农耕社会及城郭文化的区域日辟，游牧部落以前散漫杂居在平原草泽地带的，现在渐渐驱迫渐渐榨紧而退入山岳地带。直到战国，大强国只有九个乃至七个，七国加宋与中山为九。他们还沿袭西周乃至春秋以来封疆的旧观念，在相互国境上，各自筑成几条长围墙。而在他们的内部，几乎到了鸡犬相闻、农田相接的规模。游牧部族逐步退避，才慢慢变成“内中国而外四夷”的局面。将来秦始皇帝统一六国，把北方三国秦、赵、燕的向北围墙连接起来，便成中国史上之所谓万里长城。其在中国内部的一切围墙，则全都撤毁。而一切游牧部落逗留在长城以外的，同时也成立了一个匈奴国，与长城内农耕社会城郭文化相对抗。这几乎又是上古黄帝、神农东西相抵的形势，只不过现在是换成南北相抗而已。

若论匈奴部族之祖先，《史记》上说他是夏后氏之苗裔，又说他原是上古史上的山戎、猃狁、荤粥，以及春秋时代的赤狄、白狄之类。并非由其种族血统与中国人不同，实因其生活文化上与中国人差异，因此而判划两分，这是未必不可信靠的。我们很难说匈奴族的远祖，定与中国华夏系的远祖中间没有血统上的关系。只因后代人不懂古代的生活和观念，因而反觉太史公的话离奇了。

六

现在再要说到封建崩溃后之新社会。封建社会在春秋时代继续发展，同时也即继续走上了崩溃的路子。封建社会是各有封疆的，各各关闭在各自的格子里面。上面说到诸侯们各自涨破了他们的格子，如蜜蜂分房般各自分封，此种形势虽可说是封建形势之继续发展，其实也即是封建形势之开始崩溃。尤其是几个本来建立在外围的诸侯，如南方的楚，在今湖北北部；西方的秦，在今陕西东部；北方的晋，在今山西南部；东方的齐，在今山东东北部，他们处境特别优越，他们的封疆可以无限展扩。更如楚国，专心兼并汉水流域的姬姓封国，大为春秋时代诸夏所不满，因此相互摈之为蛮夷。其他如秦国则西并诸戎，晋则北并诸狄，齐则东并诸夷，楚亦并南方诸蛮，只为他们侵占的是游牧部族的疆土，而并非封建诸侯，因此较不为当时国际道义所指摘。他们扩地日大，未必一一分封子弟宗族，而往往暂时派一大夫去管理。这样一来，郡县的新国家，便逐渐形成，其姿态与性质，与旧的封建国家绝然不同。到战国时，七个乃至九个大强国，几乎全是郡县的新国家了。所以到秦始皇帝统一，只要不再封建，全国便成一郡县系统。

诸侯、卿、大夫贵族阶级的势力，各自涨破封建格子，向外发展，这是历史上记载得很明显的。而同时平民社会，农耕村落的势力，亦同样的涨破封建格子，向外伸展。此层较不显著，然其影响之大，或者犹在前一事实之上。农民授田百亩，这是他的格子。井田地区以外的非耕地，包括山林薮泽广大地面，乃贵族私有的禁地，并不在授受分配之列，一般农民不得享用。但农民社会到底也要涨破他原有的格子。那时的封建律令，禁不住农民们私自走进贵族的禁地，即“非耕地”去，烧炭伐木，捕鱼猎兽，寻找他们的新生活。这一种趋势，在春秋中叶已逐渐见端，尤其在土狭人稠，田亩不敷分配的国家如郑如晋，最先出现。那种凭藉贵族禁地作新生活的农民，在贵族眼光中看来，是犯法的盗贼。所以那时的盗贼，是不在城市而在薮泽的。封疆外戎狄的劫掠，逐步少了，封骢内盗贼的攘窃，却逐步的多了。直到贵族阶级感到禁无可禁，只好让一步开放禁地，无论树木鸟兽，都允许农民捕捉斩伐，只在携出变卖经过禁戒线的时候，贵族向他们抽收相当于地租般的一笔额定的款项。这一种游离耕地的新生活，遂渐渐成为新世界中自由的新工人与新商人。而此种抽收，本来是带有惩罚意思的，如《孟子》书里的所谓“征商”的“征”字，便是这个来源了。直到汉代，一般见解仍以农业为法定的本业，而看非农业的工商杂业为一种不法事业，称为“奸利”，其渊源正自封建社会而来。战国时代的“废井田开阡陌封疆”，也是涨破封建格子之一例，此下再有详说。

农民涨破井田格子，而侵入贵族禁地，找寻新生活，便渐渐有工商职业之产生。同时相随于国家规模扩大，而战争规模同时扩大，车战渐变为步兵战，军队以贵族为主体的渐变成以平民为主体。大量农民开始服兵役，有因军功而成为新贵族的。如此农民渐渐转化成工人、商人与军人，农民经济繁荣，学术亦流到平民社会，遂成秦、汉以下士、农、工、商、兵的新社会。大抵在东方采较自由的态度，工商事业活泼，因而游士激增，社会知识与文化一般水准易于提高，此以齐国为代表。西方则比较接近统制的态度，厉行兵农配合，积极奖励耕战，压抑工商自由，因而社会私家经济不活泼，知识文化一般水准较低，游士亦少，此以秦国为代表。秦国游士皆由东方去。最后西方武力战胜东方，但东方文化亦战胜西方。汉代仍有“东方出相西方出将”的情形，那已完全是平民社会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