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之着重点，第一在指出中山思想确实在中国思想史之一贯统系里，有其承先启后的很重要、很高卓的地位。这一层须读者从头读了这一本《中国思想史》之全书后，始能真实了悟。本篇并非一单独的论文，而仅是全书中之一节目，因此有许多涵义，都像是引而未发。第二在指出中山思想确实在近五十年的中国思想界，有其独特的创辟与启示。这一层其实与前一层相连带。近五十年来中国思想界之大毛病，一面是专知剽窃与稗贩西洋的，而配合不上中国之国情与传统；一面是抱残守缺，一鱗片爪地捃摭一些中国旧材料、旧智识，而配合不上世界新潮流与中国之新环境。因此，此双方面同样够不上有领导中国走向新生之时代要求的一番大任务。中山思想实在能有贯通中西、融会古今之大气魄、大眼光。本篇只提纲挈领地求能摘举出此一思想体系中之上述的两个要点来。虽则本篇所摘举的都是人人尽知的，然而实在则并未深知。读者若果细心玩诵我此篇中所摘举的中山先生的几许话，来和这五十年内在中国思想界、言论界所习常流行的一般见解作一对比，便知中山思想实在未能在近代中国发挥出更真切而更伟大的影响。若读者怀疑我此篇所举未尽恰当于中山思想之真意义，则请读者们再回头细读中山原集，再自作思量，且看中山思想是否有其更综合、更扼要的立场和体系，确为作者此篇所未经顾及。否则若认作者此篇所举，确是中山思想之比较近真的叙述，则请读者们就此更作较深的研寻，究竟中山先生所对中国之崇扬，对西方之批评，是否靠得住？是否有其真知灼见？纵使读者认为中山先生之所崇扬与其所批评有未到十分处，然我要试问读者们，中国是否有值得崇扬处？西方是否没有经得批评处？中国将来思想之新生，是否要了解自己，要了解别人，要在此两种了解下调和折衷，自辟新路？若我们真能了解自己，则自己方面必然有值得崇扬处。若我们真能了解别人，则别人方面必然有可以批评处。我们且不论中山思想之具体内容，即就这一个态度上论，他已可作为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伟大的思想家。惜乎中山先生也仅止是中国近五十年来一伟大的思想家，而并未真实成为近五十年来中国思想界之一伟大领导者。近代中国，实在并未深切了解中山思想之真精神与真意义，因此也说不上信仰，而且也并未追随中山思想之态度与路向，依然在盲目地崇扬西方，盲目地鄙弃自己。依然在人云亦云，不切痛痒地自作聪明；依然并未能真切认识到知之难与行之易。换言之，是并未能真切认识到中山先生所指“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之三种人之如何深切地配合而求发生出一种大力量。中山先生实不愧是近代中国一先知先觉者，我深信在他的思想里，终于要发生出一种大力量。

首先该指出的，中山先生的思想，实在能融会旧传统，开创新局面。第二是他对西方思想不仅能接受，还能批评。他能在自己的思想系统里来接受，来批评。第三，是他的思想态度，实在能承续近代中国思想所必然趋向的客观路向。自晚明以下，思想界早有由宋明返先秦之蕲向。宋明思想比较太偏于个人内心的格、致、诚、正，而轻忽了人类共业之修、齐、治、平。又总不免多量夹杂进佛、老之虚与静的想象。晚明诸老，始竭力要挽回到动与实，挽回到修齐治平之大共业的实际措施。这一倾向，为满洲二百多年的高压政权所摧残。直到中山先生，才始重行上路，而又汇进了世界新潮流，来形成他博大无比的思想系统。

中山先生说：

予之革命也，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中国革命史》）

这是近代中国思想界所应有而且是唯一的出路。

本书限于篇幅，关于已往各时代各家派的政治思想，社会经济思想等，都未遑及。但叙述中山思想，则不能不从此着眼。实际上，就中国思想之旧传统言，此是修齐治平的大理论，而同时又是此下中国思想新生之大路向，这便是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大体系。但中山先生在提倡《三民主义》之前，有一套开宗明义的哲学根据，这即是《孙文学说》所主张的“知难行易”论，我们该先加叙述。

中山先生说：

中国事向来之不振，非坐于不能行，实坐于不能知。及其既知而又不能行，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倘能证明知非易而行非难，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事大可为矣。（《孙文学说》）

中山先生为要证明他“知难行易”的主张，共举了十种浅显的事例。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其实这类事例，举不胜举。即如行路说话，岂非尽人所能，然如何举步移动，如何开口发音，即近代物理学、生理学专家，亦未能细加说明。故中山先生说：“不知亦能行，能知必能行。”实是一颠扑不破的真理。他又说：

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民权主义》第一讲）

这也同样的真确。这是中山先生思想之基本出发点，我们应该首先注意。

中山先生据此把人类进化过程，分成三个阶段：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的时期。二是文明渐进，为“行而后知”的时期。三是近代科学发达以后，为“知而后行”的时期。

中山先生又把人类分为三系：“先知先觉者”，创造发明。二“后知后觉者”，仿效推行。三“不知不觉者”，竭力乐成。他说：

此三系人相互为用，协力进行，然后人类文明进步，才能一日千里。（《民权主义》第三讲）

又说：

此三系人相需为用，则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长城能筑。（《孙文学说》）

以上是《孙文学说》中提出知难行易论的主要论点。即此可见中山思想实是十足代表中国思想中之传统特征，即所谓人文精神的。人文精神是专从人类历史文化进展以及人类社会之日常人生大群共业为出发，而依然即此为归宿的。因此中山思想，并不像西方一宗教家、哲学家或科学家，有其偏倾与专注。而博大宏括，同时又是平易浅近，十足代表一个中国思想家之本色。

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论，在中国传统思想之两大派别间，足可提示一调和的针向。先秦儒以孟、荀为两派。孟子道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侧重在行之易。荀卿分人类为大儒、小儒、庶民，重学重教，重礼重法，侧重在知之难。就孟子言，人类是平等的。就荀子言，人类是有等级的。在宋、明，朱、王为两派。朱子近荀卿，阳明似孟子。良知良能侧重行易，格物穷理侧重知难。论此两派思想之本质内含，也并非截然相反。故荀卿亦说“涂之人皆可以为禹”，阳明则有黄金成色与分量不同之譬。若就近儒言，行易论，很接近颜习斋。知难论，很接近戴东原。其实中山先生并非一学究，并不在掉书袋，但因他发挥了中国思想之固有本质，他能不受西方宗教、哲学、科学种种分门别类的专家意见之牢笼与束缚，他能直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独放慧眼。我们中国思想史，自可把中国古先往哲来和他比拟。

中国传统思想之更大分野是儒与道。庄、老看重在不知亦能行，“行而后知”的人类文化演进之更早阶段，所以他们常主回返自然，鄙薄文化。孔孟看重在“知而后行”的人类文化演进之较后阶段，所以他们看重文化更甚于自然，但亦并没有鄙薄自然之意。文化即从自然栽根。文化发展，依然脱离不了自然之大范围。中山先生所谓的先知先觉，应该知觉了不知不觉们所要知觉的。这即是章实斋所谓“学于众人斯为圣人”的理论。必如此，此三种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与不知不觉。始能相互为用，协力进行。然后先知先觉者之思想与理论，才不致如戴东原所谓杀人的意见。而文化亦不会与自然相脱节。

下面继续讲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是近三十年来，中国一部家弦户诵的书。但书中精义，仍未为国人所共晓。我们再该重加叙述。

中山先生说：

什么是民族主义呢？按中国历史上，社会习惯诸情形讲，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山先生能按中国历史讲，按中国社会习惯讲，此即其人文精神，亦即其思想之真实伟大处。（《民族主义》第一讲）

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外国有一个民族造成几个国家的，有一个国家之内有几个民族的。这亦是中山先生一绝大发现。拙著中国文化史导论对此有详细的阐述。从这里，可以透露出中国文化之绝大价值，我们该深切注意。（同上）

民族由天然力造成，国家用武力造成。近代西方人的国家定义，为土地、民众、主权三要素，实在涵义未赅，而且把国家在人类整体文化中、道义上的责任忽略了。从中山先生此一分别，可以发掘出中国传统政治理想之最高精神。（同上）

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是国家。此两处所指的国家，实应专指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的民族是国族。中国的国家則是民族国家，亦可说是族国，此乃由民族文化形成，非由霸道武力形成。（同上）

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失去，而且已经失去了几百年。这是中山先生对近代中国史一种最透切的看法。近代中国大病正在此。拙著近三百年学米史详叙此一经过，非深切了解此三百年来思想上最大病根，即不易救中国。（《民族主义》第三讲）

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一面反对帝国主义，一面亦反对世界主义。正为中国民族主义早已失去，所以晚清末年，像谭嗣同《仁学》、康有为《大同书》一类思想，都滑进世界主义去。中山先生说：

这个主义，照理讲，不能说不好。从前中国智识阶级，因为有了世界主义的思想，所以满清入关，全国就亡。王船山对此一点阐论甚详。（《民族主义》第三讲）

康熙就是讲世界主义的人。他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都可来中国做皇帝。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便提倡世界主义。今天的史太休，便想做康熙，但康熙只要借用中国文化中之世界主义来统治中国，史太林則要把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来毁灭中国。只中国人误认为亦算是一种世界主义而已。所以世界主义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讲。（同上）

中山先生所讲的民族主义，是更着重民族文化精神的。他说：

欧洲所以驾乎中国之上，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此一点，近代中国如康有为、梁启超诸人都忽略了，经中山先生再三提出，但国人了此者仍鮮。（《民族主义》第四讲）

欧洲科学发达，物质文明进步，不过是近来二百多年的事。（同上）

我们学欧洲，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同上）

但为何近代中国，连政治也不如西方呢？中山先生说：

因为失了民族主义，所以固有的道德文明都不能表彰，到现在便退步。（《民族主义》第四讲）

什么是中国民族的固有道德呢？中山先生说：

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民族主义》第六讲）

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中山先生这些话，只对三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而言，他也没料到共产党今天在中国的情形。当时一辈醉心新文化的人，必然觉得中山先生的话太守旧了。一个思想家的真价值，往往要经历几十年才显，所以先觉先知，实难能可贵。（同上）

中山先生又说：

我们旧有的道德，应该恢复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该恢复。（同上）

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像《大学》中所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没有说出。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他放在智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我们祖宗对于这些道德上的工夫，从前虽是做过，但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后，这些智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同上）

中山先生这一番话，有甚深涵义。他曾说：

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民族主义》第一讲）

反言之，无信仰即无力量。目前的中国人，因对自己民族失却信仰，因此也就失却了力量。不仅道德实践的力量没有了，即智识上开悟与了解的力量亦没有。因此要主张推翻一切旧道德、旧伦理、旧传统、旧文化，来全盘西化。我们要恢复固有道德，便该同时恢复固有的智能。即像《大学》里的话，我们该把近代人的目光、近代人的智识来重新研讨，再加发挥。我们该懂得许多过去的道理，一样还可以是今天的道理。如近代的西方，也何尝把希腊、罗马以及中古时期一切思想理论智识教训全推翻了？中山先生对此有详细发挥，此处不具引。只因近代中国失却了民族精神，所以西洋的无古无今都对，自己的无古无今都不对，那只是一种可耻的无知。

以下再说到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中山先生对西方近代民权主义兴起之历史背景，以及现行民权政治之实际成绩，及其利弊得失之分限，分析得极详尽。更主要的是在切就国情，来为中国推行民权政治定下一具体轮廓。他说：

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一面说没有结合能力，又一面说中国人不懂自由。这样的批评，是自相矛盾。（《民权主义》第二讲）

近年欧美革命风潮，传播到中国，中国新学生及许多志士都起来提倡自由，他们以为欧洲革命，像从前法国，都是争自由，我们现在革命，也应该学欧洲人争自由，这可说是人云亦云。我们革命党向来主张《三民主义》去革命，不主张以革命去争自由。（同上）

提出一个目标，要大家去奋斗，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肤之痛，人民才热心来附和。（同上）

中国革命目的，与外国不同。我们是各人的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所以要革命。实行民族主义，是为国家争自由。按中山先生此段理论，实有甚深义据。非透辟看准中国文化政治传统，非真切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病痛者，不能说，亦不敢说。然今天的中共，則又对中国另加上一重痼疾与死症，却不能把中山先生此番话来替他们摆脱。这真所谓盲人骑瞎马，扶得醉人东来西又倒，总之没有思想的真切领导，徒知向人抄袭，共产党去了，还可有其他偏差。（同上）

他又说：

天生人类，本是不平等的。各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结果当然不同。如果一定要把有造就高的地位压下去，成了平头的平等，至于立脚点还是弯曲线，还是不能平等。这种平等是假平等。世界没有进步。说到社会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点的地位平等。（《民权主义》第三讲）

中国政治进化，早过欧洲。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欧洲就是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在两三百年前，才知道不平等的坏处。欧洲人革命，都集中到自由、平等两件事。中国人向来不懂甚么是争自由、平等，就因中国的专制，和欧洲比较，实在没甚利害。中国人民直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中国今日的毛病，不在不自由、不平等。如果专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离事实太远，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他们便没有感觉，一定不来附和。（同上）

天之生人，虽有聪明才力之不平等，但人心则必欲使之平等，斯为道德上之最高目的。要达到这个最高目的，可把人类两种思想来对比。一种是利己，一种是利人。利己思想发达，则聪明才力之人，专用彼之才力去夺取人家利益，渐积成专制阶级，生出政治上之不平等。重利人者，每每牺牲自己亦乐为之。人人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才力，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至于全无聪明才力者，亦当尽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这就是平等之精义。（同上）

中山先生曾说：

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孙文学说·自序》）

有人问他，先生革命思想的基础是什么。他说：

中国有一个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答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语）

我们此刻若要来追问这一个道统和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基础之间的具体关联，莫如充分注重上引的一番话。即“服务”与“夺取”之两种心理，由此可以上参孔子论仁、孟子论性善，直到阳明拔本塞源之论。

由于上述，可见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实在涵有甚深极厚之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并不是盲目追随西方。但中山先生同时及其以后人，纵使信仰《三民主义》，亦实在不了解中山先生之真意义。这里中山先生有他极深刻极沉痛的指示。他说：

自义和团以后，一般中国人的思想，时时刻刻，件件东西，总是要学外国。（《民权主义》第五讲）

外国在物质文明的进步，真是日新月异，一天比一天不同。至于在政治上，外国比较中国，又进步多少呢？我们要学外国，便要把这些情形，分别清楚。外国对于民权的根本办法，没有解决。我们提倡民权，便不可完全仿效欧美。（同上）

他说：

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中国几千年来，社会上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大不相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和欧美不同。（同上）

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还不能完全学欧美。（同上）

欧美对于机器，有很完全的发明，但是他们对于政治，还是没有很完全的发明。我们现在要有很完全的改革，无从学起，便要自己想出一个新办法。（《民权主义》第六讲）

但中国人经过了义和团之后，完全失掉了自信力，一般人的心理，总是信仰外国，不敢信仰自己。无论什么事，以为要自己去做成，单独来发明，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步欧美后尘，要仿效欧美的办法。（同上）

这真是中国民族命运此后一死生绝续的最要关键。若中国人永远不肯相信自己能想办法，永远要仿效他人，这真是死路一条。此刻信仰中山先生的，还是比附上西洋思想来信仰。反对中山先生的，也是援据着西洋思想来反对。中国人自义和团以来之五十年，已经不敢自己用思想，不肯自己用思想，也不信还有别个中国人能有思想。连中山先生却在内。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起先是学德、日，其次是学美、法，再其次又想学德、意，又想学英、美，最后则学苏联。民族主义丧失了，又尚未到甘愿做殖民地亡国奴的心地，则必然要转向世界主义。但中山先生早说过：

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义发达之后，我们就不能存在，就要被人淘汰。（《民族主义》第三讲）

而且中国若真个自己不能产生先知先觉，中国的后知后觉们，若永远只信仰先知先觉只在外国有，若他们永远只肯接受外国先知先觉者的指导，则他们也将永远得不到中国的不知不觉的老百姓们的合作。革命再革命，仿效再仿效，中国如何能不被淘汰？

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他《三民主义》中最用心最精采的一部分。他确实把握到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之真意义，再会通之于中国传统文化之真精神，要想切就国情来建设起一个近代中国的新民主政治。其思想境界，极广大，极开通，极平实，又极深微，实在值得我们再细研寻。至于他在民权主义中所发明的权能分职的理论，以及四政权与五治权分配并立的许多具体意见，则此处不拟详述。

以下讲到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

我们要了解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应该时刻不忘他所指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与不知不觉的人类三分系。若无民族主义，将永远不会产生中国自己的先知先觉。若无民生主义，将永远得不到中国绝大多数不知不觉的老百姓们之附和与参加。民权主义之权能分职，则是为要谋此三种人巧妙地通力合作而设计的一架新机器。

中山先生说：

现在对中国人说要他去争自由，他们便不明白，不情愿来附和。但是对他说要请他去发财，便很欢迎。（《民权主义》第二讲）

我们的《三民主义》，便是很像发财主义。我们为甚么不直接讲发财呢？因为发财不能包括《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才可以包括发财。（同上）

这是中山先生最深入而又最浅出的话。惜乎后来一辈讲《三民主义》的人，从没有从其内心深处真切的想为中国大多数人谋求发财。《三民主义》里包括不进发财主义，那《三民主义》自然该失败了。

民生主义便是要替人发财，然此话有更深涵义。中山先生说：

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是不对的。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中，又以生存为重心。民生问题就是生存问题。（《民生主义》第一讲）

他又说：

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同上）

我们也可套用中山先生的话，说：民生主义里可以包括了物质，物质包括不了民生。民生主义里亦包括了发财，发财包括不了民生。中山先生又说：

社会进化，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所以要调和，就是因为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是社会当进化时所发生的一种病征。这种病征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是一社生理家。（《民生主义》第一讲）

这又是中山先生一针见血之论。我们应该知道，只有生理可以克治病理，病理却永远代替不了生理。若使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早获在中国实行，则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绝对不会在中国蔓延和猖獗。

但我们有一点，该在此处指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虽在上层智识分子们即后知后觉者。之脑筋里是早已失去了。但在一般民众即不知不觉者。中间，是依然存在的。义和团即是一好例。直从义和团以来之五十年，中国智识分子，从未为一般民众打算到他们的实际福利问题上去，却天天把自己从西方学到的许多对中国民众并非切肤之痛的思想和理论来无条件地向他们炫耀夸扬。外国的件件对，中国的件件不对。他们天天以宣传灌输外国先知先觉者的道理自负，他们并不觉到在中国一般民众之犹存有民族主义者的心情上，是会发生很大反感的。

可惜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讲演稿，是未完成的。他在讲了衣、食、住、行诸问题之后，本来预定要讲育、乐两题，而骤然停了。据今推想，“育”是发育成长之义，“乐”是快乐满足之义。民生主义不是解决了衣、食、住、行四项物质生活即告终了的，一面该要求大家人格上之发育成长，一面该求大家内心上之快乐满足。这些都不是唯物的理论所能包括和解决。中国传统思想，一向专重人文精神，因此也一向注意到民生问题。教育与礼乐，是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所特别看重的两大题目。想来中山先生若继续讲出此两题，必然有更精湛的发挥。必然要发挥到这两点，才始发挥出历史文化发展是以民生为中心的真实涵义。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必然不仅限于物质生活的，必然对中国的传统人文精神有其甚深的渊源，甚大的创辟。这是有志发挥中山先生思想的人应该特别留心的。

现在我们可以总括说一句，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应该是近代中国新生唯一的启示。若我们把一个人的生命作譬，民族主义是其人之精神与灵魂，民权主义是骨骼，民生主义是血肉。三者不可缺一。此刻在中国蔓延与猖獗的共产主义，纵使能有一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没有民族主义，即不能有灵魂，不能有真生命。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要有民族的先觉先知。若我们能真切感觉到需要有民族的先觉先知，我们自有兴趣来仔细研究中国的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