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从道、咸以后，满洲政权开始崩溃，思想界又渐萌生机。但那时已是西力东渐，鸦片战争之后，继以太平天国，中国陷入一长时期的外来压迫与内在**。直到今天，已逾一百年，思想上却依然没有一新生。在这长时期中，思想新生之迟未到来，也有几个理由。
在思想史上，某一时期的思想到达了**，其后必然要继续一段时期的停滞与酝酿，而转变，然后接着是第二个新思想时代之来临。中国思想史上，轮得上最**的共有三期。最先是先秦诸子，两汉则在停滞酝酿转变中。第二是佛学传入，直到隋唐始达最**。晚唐、五代、北宋前期，又在停滞酝酿转变中。宋、明理学可算第三**，晚明诸遗老，正如先秦末期之荀卿、老子、韩非，以及《易系》、《中庸》、《大学》、《礼运》一辈作者，又如佛学之有禅宗、华严，指示出这一**之盛极而衰。清代又是一停滞酝酿转变期。就以往过程论，此一时期亦不得谓甚长。
西方思想之传入，应该与近代中国思想之新生一大刺激，但与佛学传人有甚大之不同。佛学是纯宗教的，专偏出世，不牵涉政治社会一切现实问题。因此南北朝、隋、唐，一面是佛学思想广泛流播，一面在政治社会一切现实措施上，却大体因袭两汉旧规模，不致有根本上的翻动。近代西方思想，其关于宗教教理者，在中国始终未发生深沉之影响。而其关涉政治社会现实人生之种种理论与措施，则更为近代中国人所注意。惟此种种理论与措施之底里，或说源头处，则另有一更深远更内在的历史文化之整体精神作背景。在我们没有把握到西方此一历史文化之整体精神而真切了解之以前，专从其浮显在外层，或流漫到末梢处的种种现实问题上来作枝节之认识与模仿，则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见其貌未见其心，而匆遽硬插进中国思想之原有体系中来，更易引生波折，增添混乱。此其一。
佛教传入，因当时交通艰难，经典传播与翻译不易，其流人之速度极迟缓。因此转使此方得以慢慢咀嚼，逐步消化。近代西学东来，如洪流汹涌而至。性质既复杂，容量又广大，而流速又猛。遂使中国思想界产生一种生吞活剥，贪食不化之病象。此其二。
佛教之来，大体是彼来而此受。当时中国高僧们在国内，多已先有一番教育根柢，文化修养。自己先有一作底的准备，再求兼通，故双方异同有比较，有会通。近代吸收西化，大体是我往而彼教。出国留学的，多属青年，对本国传统历史文化，未有真实基础。学成归国，转成知彼而不知己，易于引起新旧冲突。把西方立场来回看中国，固不易得中国自己之真相。而把对东方一无了解的人骤进西方，等于赤手入闹市，没有资货，无从审细挑选鉴别，亦只有随手捡拾一些零碎不相干的新奇东西而止。此其三。
以前中、印交通，是纯思想的，纯理论的，又带一种宗教情绪。因此当时中国高僧们，都带一种个人牺牲的求真精神。近代中西交通，夹杂进商业与军事。彼方是一种帝国主义之殖民侵略，此方是力求富强，救危图存。最先动机，本不在文化与真理上，种种流弊，由此漫衍。此其四。
晚汉之季，中国思想界，由儒转道，走向消极。佛学在此时传入，更易投契。而且正为其态度是消极的，大家都想从实际人生圈子里抽身退出，来寻求另一种的真理。这一态度，在消极方面，可以解消当时实际人生中的许多纠结与矛盾。在积极方面，却给与当时人精神上另一种的兴奋与寄托。如是则消极又转成积极。晚清道、咸以下，满洲的高压政权开始崩溃，中国思想界开始想从古经典的研究中转向积极，重新注意到实际人生政治社会的各方面。而此时西方思想亦开始传入，似乎亦易相投契。但消极出世，只具一态度即够，积极人世，应该在智识上、理想上有更多准备。而道、咸以下的思想界，在此准备上实嫌不充分。根本自己没有一坚明确定的立脚点，急剧感受到西方那番精力弥满、横厉无前的积极领导，遂如盲人瞎马，干柴烈火。实干的意向超过了研寻，破坏的情绪超过了建设。事实上发生了种种阻碍与冲突，反而由此激起思想上的悲观，而转向极端与过激。于是正面向外的接受反少，反面向内的攻击转多。这一百年来的思想界，并不曾在外面引进了许多新的，却永远在内部不断破坏了一切旧的。此其五。
佛教教理，亦有种种派别，种种转变，但其派别中之共同点，较易认取。其转变过程，亦不甚急剧。近代西方文化，本身在五花八门，派别纷歧中，突飞猛进，急剧变动。尤其最近五十年，形成一大分裂，大震**。急切不易把捉其中心精神与鲜明蕲向。中国人在绝无主观态度下一意追随，更易出主人奴，望尘莫及。此其六。
吸收外面另一传统的新文化来改造自己，本不是容易事。由于上述种种因缘，更使近百年来中国此一工作，更见艰难。而且中国已往思想界，对人文真理之探索，实有其甚深圆之见解。无怪近代中国人初与西方接触，还只肯承认他们的船坚炮利，国富兵强。当时的普通意见，都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二语由梁启超、张之洞提出。可惜当时，实在也并不知中学之体是什么的一个体。自己认识不足，在空洞无把柄的心理状态中，如何运用得别人家的文化成绩？到底逐步陷入，由造船造炮转到变法维新，又转到一连串的破坏与革命。最先是政治革命，继之是文化革命，又继之是社会革命。模仿别人不见效，总认是自己本身作梗，不断把自己斲丧。斲丧愈深，模仿更低能。最近共产主义在中国之泛滥横决，不能不说是由中国近五十年思想界之共业所促成。
严格言之，近五十年来，中国亦并无所谓思想界。只有孙中山一人，他终身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固不该专以思想家目之。但中山先生实有他独特一套的思想，他不仅堪当这一百年来近代中国惟一的一个思想家，而且无疑地他仍将是此后中国思想新生首先第一个领导人。我们此下将只举中山先生一人，来代表这一时期之中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