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只是魏、晋新思想的陈涉、吴广，若论开国元勋，该轮到王弼。王弼在这一时期思想史上的大勋绩，在其能确切指出前一时期思想界所运用的方法上之主要病根，而在正面提出另一新观点，好作此下一时期新思想之主要泉源。

王弼是一个卓绝天才，在他短短的生命过程中，弼卒时斗二十四。注了一部《周易》，一部《老子》。他注《周易》提出两个极重要的观点。他说：

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存言非得象者也。存象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周易略例·明象》）

“象”之一字由老子首先提出，《易传》本之大加发挥，汉儒沿此入迷，认为天地间一切之象莫不有甚深甚秘之意义，于是说符瑞，说灾异，好像真有一天帝在显象诏告人，而《易经》遂变成一部发现天地奇秘的、可以前知一切人事的圣书。其实《易经》里的卦象，只是作《易》者凭以说出其心中作意的一项工具。我们研究《易经》，所贵在透过此种卦象来明了作《易》者之本意。所以王弼说：

《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义也。（《易·乾卦·文言》）

即就天地间自然之象言，其本身亦并无意义存在。天地只是一自然，其所具之意义，乃由观象者心意中生出，而賦予之于外象。即如老子所云天地间之种种对立，其实也是人心中有此一对立的观念，再指点出许多外象来借为说明。详在易传中庸章。因此天地间一切事理，实皆出在人心意中而不在外面的象上。若昧却心意，而循象求之，则成为王充之所谓“虚象”。王弼说：

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复或值，而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周易略例·明象》）

以上引的是王弼论《易》象，下面再引王弼论《易》数的一节话。王弼说：

变者，情伪之所为也。夫情伪之动，非数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与体相乖。形躁好静，质柔爱刚，体与情反，质与愿违。巧历不能定其算数，圣明不能为之典要，法制所不能齐，度量所不能均也。故苟识其情，不忧乖远，苟明其趣，不烦强武。能说诸心，能研诸虑，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故有善迩而远至，命宫而商应，修下而高者降，与彼而取此者服矣。是故情伪相感，远近相追，爱恶相攻，屈伸相推，见情者获，直往则违。（《周易略例·明支通变》）

这是说人生界一切变动，其主因在乎人之情伪。此种情伪之变，决非数理所能穷，算法所能得。用近代语说，数理只能发明物理，不能推算人情。而人事变动，则主要在人情，不在物理。汉儒误认人事决定于天心，于是希望从自然界一切表象中，运用数理来推算出种种的预兆。汉儒都好用天文、历法、音乐以及其他一切数字来推验人生之变。这本是一大错误。两汉学风，总想根据宇宙界来推验人生界，于是运用象数之学来推验宇宙，《易经》便成为他们前知的圣书，为他们的最高哲理。现在王弼把人生本身的出发点情、意二字来替换出象数。若要推究人生界一切变化，树立人生界一切义理，应该从认识了解人生本身内部之情意入手，不该在天地自然界外面的象数上空摸索。这是何等直截了当，亲切而明快的意见？只此两节话，不仅把汉儒全部的《易》学研究法变换了，而且把当时整个关于人生界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根据都彻底翻转了。这焉能不说是王弼的大贡献？从先秦以来，像名、墨两家，用名辨演绎来推定真理，像邹衍、董仲舒用天地法象来窥探真理，就中国传统思想言，都靠不住，都该纠正。王弼在此方面，可说是站在中国传统思想里的正宗地位的人。西方哲学界，也曾有人想把象数之理来抉发宇宙秘奥，再由之启示出人生真理的，而且亦不在少数。王弼的理论，实该可以提供作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呀！

在王弼思想里，想把宇宙观回归到庄、老，而把人生观则回归到孔孟。《易·乾卦·象》曰：“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王弼《注》：

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

此处简捷肯定地说，天只是形之名，便把邹、董以来两汉阴阳、儒家杂揉的五天帝说一笔勾销了。天只是一“形”，而用形者是“健”，“健”是一种德性。德性为主，故能用形。形体为从，故只被用。这是深合于儒家德性一元论的观念的。

《晋书》王衍传。说：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

其实何晏、王弼之所谓“无”，皆本老子，即指“道”言，即指“自然”言。乃指此道之自然，在道外更无一主宰运使此道者。如天帝。何晏、王弼只针对当时的思想界而提出他们的一种新宇宙论，一种无天帝主宰的自然宇宙论，并非虚无主义。王弼云：静非对动，寂然至无，是指“无为”言，不指“无有”言。但牵涉到人生论，则何晏、王弼意见又异。何晏尝谓“圣人无喜怒哀乐”，王弼则与晏持异见。他说：

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

何晏主圣人无情，近道家。王弼主圣人有情，近儒家。德性正从情见。有情而不害其无累，故王弼常盛赞刚德。其注《易》有曰：

成大事者必在刚。

阳，刚直之物也。夫能全用刚直，放远善柔，非天下至理，未之能也。（《乾卦·文言传·注》）

又曰：

用纯刚以观天，天则可见矣。

孔子尝说“枨也欲，焉得刚”，又说“刚毅木讷近仁”。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儒尚刚，道尚柔。王弼谓圣人有情无累，累由欲生，不由情起。应物非有为。此等处发挥儒理极精辟。裴徽谓王弼曰：“无者，诚万物之所资，然圣人莫有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王弼曰：

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

此处评老子“是有”，可谓中肯破的之语。老子实是一精于打算的人，他以有为为目的，以无为为手段。孔子始是无所为而为，绝无作为作用存其心中，才始是一个刚者。王弼并不认老子为圣人，其注《老子》，颇持异见，凡《老子》书中权谋术数之意，弼《注》皆不取。

中国思想史在后代所常用的“体用”二字，其先亦起于弼之《老子注》。其说曰：

大之极也，其唯道乎！自此以往，岂足尊哉。故虽盛业大富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不能舍无以为体，下不能二字疑衍。则失其为大矣。所谓失道而后德也。（《老子》三十八章《注》）

此言虽天地圣王，盛业大富有，然不害其下万物之各得其德。老子言“以无为用”，王弼则言亦“不能舍无以为体”。此即后人所谓体用一源也。王弼意，孔子能以无为体，而老子是有者，则岂不将舍无以为体乎？以无为用故有得，然舍无为体，则成为失道而德矣。老子曰：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是老子言无之用也。然不能舍弃其凭借无以为用之一观念，是其不能“体无”也。弼《注》又曰：

载之以大道，镇之以无名，则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老子》三十八幸《注》）

则在弼之意，固非不主有仁德行义礼敬也。其用“贞”字“诚”字，皆从《易传》、《中庸》来。是弼虽注《老》〉，仍本儒义。其答裴徽之问，非姑焉苟焉而已也。

故弼之注《老》，常见有申儒义而违《老》书之原旨者。如《老子》曰：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元德。（《老子》十幸）

王弼《注》说之曰：

不塞其原，则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则物自济，何为之恃。物自长足，不吾宰成，有德无主，非元而何。凡言元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

此注实用儒家义，即是一种德性一元论。谓一切物之生与为与长，皆出物之自性自德也。而《老子》书之原义，则言圣人以道治国，生之、为之、长之。双方意见绝不同。后人释《老子》此条，亦绝少用王弼义。《老子》又曰：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五章）

王弼《注》说之曰：

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载矣。

又曰：

弃己任物，则莫不理。

此皆王弼自申其“以无为体”之义。以无为体，故能弃己任物也。其实弃己任物非不仁，此是王弼义，非《老子》义。惜乎后人乃少能辨之者。王弼又注“上德不德”数语云：

天地虽广，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故曰：以复而视，则天地之心见。至日而思之，则先王之至睹也。故灭其私而无其身，则四海莫不瞻，远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其心，则一体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无执无用，故能有德而无不为。不求而得，不为而成，故虽有德而无德名也。（《老子》三十八章《注》）

此云“灭其私而无其身”，即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之旨也。其曰“不德其德，无执无用”，即孔子之称舜禹“有天下而不与”，又曰“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堯则之，****乎民无能名”之义也。其引《易·复卦》，弼之注《易》详言之，曰：

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

老子讲对立，为王弼所不取。老子讲“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而王弼讲“无用”，“无用”非“以无为用”也。老子讲道，言用不言体，而王弼则曰“道体无”。老子言“道生一”，而王弼必曰：“何由致一，由于无。”王弼必提出一“无”字在“道”字之上，此乃针对两汉儒生采阴阳家言五天帝之谬妄而特加以纠矫。而其注《老子》，则往往润色之以儒义。宋儒晃说之谓弼深于《老子》，“其于《易》，多假诸《老子》之旨，而《老子》无资于《易》者”，此恐为皮相之见。因《易传》本出《老子》后，故有假《老子》之旨者。至王弼注《老》，实多采其注《易》之义，换言之，乃是以儒家言注《老》也。惜早死，未见其学之所止。